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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萬壽宮到城西鶴嶺

一九四九年春, 我剛六歲, 就發蒙了。

我就讀于江西旅平同鄉會辦的豫章小學, 校董劉顯猷, 開齋鋪(副食品加工店), 江西安福人。

校址萬壽宮, 離我家只有三百來米。 啟蒙老師姓鄧, 一位年輕的女教師, 那時還沒有結婚。 她的父母就在萬壽宮的隔壁開縫衣店。 新學期的第一課:“來來來, 來上學, 去去去, 去遊戲。 ”繁體字, 也不標拼音, 筆劃又多, 老師教的是地道的平江土音。 可是, 至今我記得一清二楚。

萬壽宮, 供的是什麼神, 我不知道。 江西人崇尚這尊大神;在各省, 凡是有江西人的地方, 就有萬壽宮。

神通真廣, 這神!又是聽說, 某處建萬壽宮, 少一根殿堂的正柱, 神仙竟附著工匠, 讓匠人用刨花和(hùo)著木屑合成了。 真奇!我只在《濟公》的電視劇中見著。

雖然是學堂, 也儘管到了民國晚期, 但神殿依然如故, 殿堂正中端坐著高大的神像, 兩側是從殿頂直垂而下的暗紅色的幃幕,

幃幕上一層厚厚的灰塵。 是信士們進香時的香灰, 還是頑童們追逐打鬧時揚起的泥塵?不管它, 反正這幃幕增添了殿堂的神秘。 殿堂坐北朝南, 東、南、西三向是高過三米的木柵欄, 也是暗紅色。 敬神的人不多, 但殿堂內日夜亮著長明燈, 點的是清油(茶油)。 是誰在照料, 我不知道, 也許是校工。 無論如何, 在稚童的眼中, 這神是威嚴的。

然而, 有了數月半載, 這威嚴似乎已經減退, 孩子們的好奇心居然占了上風, 攀過木柵欄, 爬上神壇, 拍拍菩薩的頭, 摸摸它的鬚眉。 有時, 我們也鑽入神壇的底基下去捉迷藏。 學兄們不知道我是一個乖巧的孩童, 一個勁地按住我, 逼著我給神像磕頭。 我呢?也傻乎乎的, 逞能似地真磕, 而且磕得響, 博得大家高興。

學堂內, 沒有操場, 也沒有正式的娛樂場所和設施, 向東穿過一條十來米的弄道就是街道, 對門是洋人做禮拜的地方“循道公會”(我們叫它“福音堂”)。 那弄道是學堂唯一的出口, 臨街的正上方有“萬壽宮”的青石匾額。 其它三向, 全是高牆, 隔牆全是店鋪。

這神殿自然成了我們的樂園。 一下課, 我們就湧入這寬二十來米、進深約四米的處所。

我的成績不錯, 和長沙佬劉清山、細叔劉建民一道, 總是霸著班上的前三名, 被人稱作“三劉”。

劉清山家在學校對門的老當鋪開皮匠鋪, 自製牛皮皮革, 做皮鞋。 我的細叔建民家在學校南邊隔幾個鋪面開“庚記”文具店。 我們三人至今還有著聯繫。

我們那時不用擔心上學路上的安全, 一是近,

二是城內根本沒有任何機動車(汽車、摩托……), 就連單車也少有。 汽車站在河背的三陽街, 河上沒有橋, 孩童們只有星期天由家長帶領, 坐渡船過三陽街, 去看那一天一班開往長沙的班車, 比現在到機場看飛機還要新奇。 只是, 雨天, 我們每人用木板捆在腳上代替套鞋, 背個斗笠上學。 諸多情形, 不是現在的青少年學生能夠瞭解的。

我們用小石筆在一種特製的小石板上練字算算, 用毛筆練習書法。 用的是最便宜的墨, 要在硯池內磨呀磨。 一不小心, 臉上粘上墨, 個個都成了“三花”(戲子)。

家人儘管疼愛我, 用精肉剁碎蒸雞蛋給我當飯吃(因為我吃多了零食不肯吃飯), 卻不知道“智力投資”的重要, 甚至不願意花錢買一支鋼筆給我。 一次,

我偷了父親一點錢, 在“庚記”裡買了一支最便宜的鋼筆, 父親發現了, 竟洗乾淨給退了。

不知道讀了幾個學期, 豫章、培元, 還有彭姓的一所什麼小學合併成“三聯”小學(就是現在城北學校的前身), 細叔和我就到新設童家祠堂的北街小學去了。 長沙佬去沒去?我下次見到他再問。

這個地方比萬壽宮好玩多了!

雖然同樣沒有操場, 也沒有正式的娛樂場所和設施, 但是活動場地寬多了。 祠堂比萬壽宮占地面積大, 而且出門右邊靠著一個小山包, 頂上有一座用杉樹搭成的鐘樓, 大約兩層房屋高, 逢中掛一口大型鐵鐘, 是“二戰”中日本戰機來襲時報警用的。 我們爬上山去, 盡情地玩。 但是, 誰也不去敲鐘, 因為曉得這鐘的用途。 往西, 下個小坡, 有座廟,比萬壽宮小而又小,只能供一人進去跪拜。但是,中午休息,我們也偶爾光顧這裡,摸摸菩薩的頭,捋捋菩薩的須。

那時,中文拼音還沒有推廣,老師還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教學生讀音,地道的平江土話。不記得哪個學期,好多老師在我們學校培訓,還不是拼音,是注音。我們處於好奇,拿著自己的姓名請老師注音,但三個字裡至少有一個標錯。也難怪,一是注音基礎差,二是老師一色的平江話。

一九五二年年底,我們就畢業了。因改為秋季始業,我無法接著升入高小。

父親把我送到一個班去補習,私人辦的,在聖廟側上的一間樓房內。只記得靠木板樓梯上下,我們整天狂蹦亂跳,樓梯板幾乎被跳爛。老師經常遲到,我們就破窗而入。這是我學生時代最荒唐的半年,什麼也沒有學到。

一九五三年的秋季,第一次報考,因新教材上“先乘除,後加減,有括弧,先算括弧”的法則我們沒學過,我名落孫山了。

沒法,只得改報十九完小,其校址在縣城西郊的鶴嶺。有了第一次的教訓,這次筆試總算過關了。接著是面試:

“你打架嗎?”

“打!”我逞能地說(其實我不打架)。

“打不贏怎麼辦?”

“用mǎgòng(“馬貢”,石頭)!”

結果,我又給刷下來了。

後來,經過求情和解釋,班主任余立英老師接納了我。入學後,她才發現我是一個好學生。

她是一位中國傳統的慈母式的女性,對我特別的關愛。

我一直懷著對她深深的敬意!

而且,到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我有幸與她的丈夫德高望重的淩尚武老師同校教書,還共同經歷了“文化革命”那段非常的歲月,我與他們家建立了可貴的友誼。

還是說說“鶴嶺”吧!

這是一處文化寶地。早在一九〇七年,淩容眾、李樵松夫婦毀家興學,創辦“啟明女校”於城西的鶴齡,開創了平江近代民主風氣之先河。一九四九年,解放後,政府在這裡建辦十九完小。七十多年後的今天,規模宏大的“啟明文化廣場”正在緊鑼密鼓施工中,有望明年竣工。

我就讀時節,這裡基本上保持著女校時的格局。共有好幾棟教室,有小禮堂,有可容三四百人做操的操場,還有兩三張乒乓球桌子。

操場就在鶴嶺腳下,它的西側一排參天的大樹,每年春暖花開之際都引來成群的“白老仙”(候鳥,成鳥一只有一斤左右重)棲息。它們成雙成對在樹上築巢、產卵、孵化小鳥。

除此之外,操場南側有一株“槐抱榆”,樹齡應該十多年了。大約是榆樹的種子落入槐樹的幹隙內長成的。這也許是啟明的又一道獨特的景觀了。

鶴嶺半腰,有淩容眾、李樵松夫婦的合葬墓,石砌。“文化革命”中自然被毀了。

這裡比萬壽宮、童家祠堂都好玩。只是,我老不愛活動,只愛看書。特別是愛聽余公傑老師念杜鵬程的《保衛延安》。該是完小的第二學年了,班主任換成了張珂鳴老師。但是,有時讀報班主任不來,余公傑老師就給我們念《保衛延安》。余老師教我們算術,會講課,念小說更加吸引我。彭大將軍英勇善戰的形象感染著我,一到讀報就想余老師來。若干年後,我同樣有幸與余老師同事,再次領略了他的魅力。

可惜,到今天,我的老師們都已經先後作古,不在這人世了!

唉!我的文章也該結尾了。

親愛的青少年學生們,如果你們能見到這篇不像樣的東西,除了對將近七十年前的社會陌生外,應該覺得幸福,因為你們擁有優越於我們這一代千萬倍的成長環境和就學條件。我呢?同樣也是幸福的。因為,儘管早已是“白頭翁”了,我猶記“少年竹馬時”。白駒過隙,從萬壽宮到城西鶴齡的生活卻是我人生中的朵朵浪花,光明閃爍,繁星般鑲嵌在我心靈的天空裡。

(作者系 城關鎮人,平江二中退休教師)

有座廟,比萬壽宮小而又小,只能供一人進去跪拜。但是,中午休息,我們也偶爾光顧這裡,摸摸菩薩的頭,捋捋菩薩的須。

那時,中文拼音還沒有推廣,老師還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教學生讀音,地道的平江土話。不記得哪個學期,好多老師在我們學校培訓,還不是拼音,是注音。我們處於好奇,拿著自己的姓名請老師注音,但三個字裡至少有一個標錯。也難怪,一是注音基礎差,二是老師一色的平江話。

一九五二年年底,我們就畢業了。因改為秋季始業,我無法接著升入高小。

父親把我送到一個班去補習,私人辦的,在聖廟側上的一間樓房內。只記得靠木板樓梯上下,我們整天狂蹦亂跳,樓梯板幾乎被跳爛。老師經常遲到,我們就破窗而入。這是我學生時代最荒唐的半年,什麼也沒有學到。

一九五三年的秋季,第一次報考,因新教材上“先乘除,後加減,有括弧,先算括弧”的法則我們沒學過,我名落孫山了。

沒法,只得改報十九完小,其校址在縣城西郊的鶴嶺。有了第一次的教訓,這次筆試總算過關了。接著是面試:

“你打架嗎?”

“打!”我逞能地說(其實我不打架)。

“打不贏怎麼辦?”

“用mǎgòng(“馬貢”,石頭)!”

結果,我又給刷下來了。

後來,經過求情和解釋,班主任余立英老師接納了我。入學後,她才發現我是一個好學生。

她是一位中國傳統的慈母式的女性,對我特別的關愛。

我一直懷著對她深深的敬意!

而且,到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我有幸與她的丈夫德高望重的淩尚武老師同校教書,還共同經歷了“文化革命”那段非常的歲月,我與他們家建立了可貴的友誼。

還是說說“鶴嶺”吧!

這是一處文化寶地。早在一九〇七年,淩容眾、李樵松夫婦毀家興學,創辦“啟明女校”於城西的鶴齡,開創了平江近代民主風氣之先河。一九四九年,解放後,政府在這裡建辦十九完小。七十多年後的今天,規模宏大的“啟明文化廣場”正在緊鑼密鼓施工中,有望明年竣工。

我就讀時節,這裡基本上保持著女校時的格局。共有好幾棟教室,有小禮堂,有可容三四百人做操的操場,還有兩三張乒乓球桌子。

操場就在鶴嶺腳下,它的西側一排參天的大樹,每年春暖花開之際都引來成群的“白老仙”(候鳥,成鳥一只有一斤左右重)棲息。它們成雙成對在樹上築巢、產卵、孵化小鳥。

除此之外,操場南側有一株“槐抱榆”,樹齡應該十多年了。大約是榆樹的種子落入槐樹的幹隙內長成的。這也許是啟明的又一道獨特的景觀了。

鶴嶺半腰,有淩容眾、李樵松夫婦的合葬墓,石砌。“文化革命”中自然被毀了。

這裡比萬壽宮、童家祠堂都好玩。只是,我老不愛活動,只愛看書。特別是愛聽余公傑老師念杜鵬程的《保衛延安》。該是完小的第二學年了,班主任換成了張珂鳴老師。但是,有時讀報班主任不來,余公傑老師就給我們念《保衛延安》。余老師教我們算術,會講課,念小說更加吸引我。彭大將軍英勇善戰的形象感染著我,一到讀報就想余老師來。若干年後,我同樣有幸與余老師同事,再次領略了他的魅力。

可惜,到今天,我的老師們都已經先後作古,不在這人世了!

唉!我的文章也該結尾了。

親愛的青少年學生們,如果你們能見到這篇不像樣的東西,除了對將近七十年前的社會陌生外,應該覺得幸福,因為你們擁有優越於我們這一代千萬倍的成長環境和就學條件。我呢?同樣也是幸福的。因為,儘管早已是“白頭翁”了,我猶記“少年竹馬時”。白駒過隙,從萬壽宮到城西鶴齡的生活卻是我人生中的朵朵浪花,光明閃爍,繁星般鑲嵌在我心靈的天空裡。

(作者系 城關鎮人,平江二中退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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