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2-9日， 青年時曾經是無政府主義者的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巴金帶領八人組成的中國世界語代表團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參加第65屆國際世界語大會， 並代表中方致辭。 回國不久後的8月24日， 激情難抑的大文人巴金即短暫變身為理想主義者， 寫出了聲情並茂的《世界語》一文。 該文在回溯自己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開始學習世界語的經歷及自己長達六十年的世界語情結之後， 巴金感慨系之：“經過這次大會我對世界語的信念更加堅強了。 世界語一定會成為全體人類公用的語言。 ”（《隨想錄》第二集，
坐在會場裡， 我覺得好像在參加和睦家庭的聚會一樣。 對我來說這是第一次， 但是我多年來盼望的， 想像的正是這樣， 我感到遺憾的只是自己不能自由地使用這種語言， 它們從別人口裡出來像潺潺的流水， 或者像不絕的噴泉；有時又很像唱歌或者演奏樂曲， 聽著聽著甚至令人神往， 使人陶醉……
巴金為何對世界語如此情有獨鍾， 時過多年仍然“一往情深”地被“陶醉”？說來話長，
巴金
世界語在1887年由波蘭籍猶太人眼科醫生柴門霍夫（Ludwik Zamenhof；1859-1917）正式推出後， 于20世紀初也被引介到中國。 世界語作為一種人造語言， 因其中所包含的“世界主義”的願景與讓人簡單易學的想像， 受到不少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青睞，
那麼世界語和其發明人柴門霍夫究竟何時才為中國人所知呢？依據筆者看到的中文材料， 最早介紹世界語與柴門霍夫的文字或當屬留日學生在上海創辦的《大陸報》（或《大陸》）雜誌了。 該雜誌1902年12月在上海創辦， 主要由立場激進的秦力山、戢元丞、楊丞棟等人主持。 1905年9月23日， 該刊第3年第15號上的“雜錄”欄目刊登了一篇名為《世界語》的文章， 對世界語及其發明者柴門霍夫分兩部分做了比較詳細準確的介紹， 在第一部分《愛斯潑拉特語之發明者》中， 對柴門霍夫（即文中的“齋明蒼呼”）的生平及發明世界語的原因、具體時間進行了簡單描寫與揭示：
愛斯潑拉特語為萬國語之用途， 近今次第擴張。 此語之發明者為齋明蒼呼博士， 博士于克裡米亞戰爭後三年生於俄國裡斯阿尼阿州（往時為獨立之大公國）之別雷斯脫古市， 今年其齡不過四十六歲。 博士家頗富裕， 幼時受完全之教育， 卒業於中學校、大學校， 然博士發明外國語何為而起也？蓋其幼年在別雷斯脫古市， 該市為猶太人、波蘭人及德國人雜居之地， 博士少時常苦於語言之不便， 且依其母之宗教的感化， 博士遂至懷抱四海同胞之主義， 此所以著手於實際同語之發明也。 初學俄語、波蘭語、法語、德語， 而後及學英語， 深喜其文法之簡單，
在第二部分《愛斯潑拉特語之構造》中， 又對世界語本身的特徵進行了敘述， 特別強調其簡單易學、流行極廣的面向：
愛斯潑拉特語之構造極為簡單， 苟稍通外國語者， 凡一月即可以得學之。 字母成於二十八字， 而欠QXV等字， 且不有無音之字及不規則之發音， 實名詞皆以O為語尾， A為形容詞之語尾， R為副詞， 又動詞之不定法皆以I之語尾表之， 其發音法同于歐羅巴大陸之子音發音法， 其音調之高低， 常在於第二之熟音。 目下歐美諸國到處有同語之研究會， 且隨處以同語通信， 則何處咸有解此之人， 又各國有名之書， 以同語見譯者甚多雲。
可以說該文對世界語與柴門霍夫的介紹大體無誤，但從其不雅馴的表達及所用的諸如“完全”、“發明”、“懷抱”、“同胞”、“主義”、“規則”等新名詞中，我們可以推測該文或系編譯而來，最大的可能是改編自日文，因為前文曾提及《大陸報》的創辦者為留日學生，則此文也應出自留日學生之手。
進言之，1905年正是世界語開始在歐洲興盛之時，該年8月7-12日，第一屆世界語者大會（後改成國際世界語大會）在法國北部城市布倫召開，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688人參加了大會，世界語發明人柴門霍夫親自蒞臨大會擔任大會主席，並發表了演講。最終大會修改並通過柴門霍夫草擬的宣言，即所謂《布倫宣言》，制訂出若干推廣世界的主張與原則，提出了“世界語主義”的重要表述——“努力在全世界推廣使用中立的人類語。這種語言‘並不干涉民族內部生活，也毫無排斥現有各民族語的目的’。它將給予各國人民互相瞭解的可能，將在不同民族常因語言問題而引起糾紛的國家中，作為公共機關的一種緩衝語……”（柴門霍夫：《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附）》，收入《柴門霍夫演講集》，祝明義譯，外文出版社，2010）
柴門霍夫
這次大會影響很大，其流風餘韻亦掃及日本，引發了日本知識份子學習世界語的熱潮。有意思的是，《布倫宣言》標榜世界語的中立性，但在日本接受者那裡，熱衷於學習世界語的恰恰是比較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他們將世界語同其政治訴求緊密結合在一起，這種情況同樣發生在學習世界語的中國人身上。凡此可見世界語本身並不那麼中立，它其實具有“弱者”屬性，容易獲得激進人士的認同，如魯迅後來所謂：世界語暗含某種想像，“可以由此聯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壓迫的人們”。故此，它就很容易被作為一種語言政治同一定的政治理想與現實訴求結合在一起。
所以，當第一屆世界語者大會取得很大成功的消息回饋到日本後，進一步激發了日本國內知識份子學習外語的熱情。實際上，早在1880年代末期，日本學者已經注意到當時歐美存在的幾種“國際共語”（包括剛誕生的世界語），只是其他“國際共語”的內在問題頗多，致使接受的人極少，但它們共同喚醒了“世人對中立的國際語的興趣”，於是柴門霍夫的世界語獲得了認可，此後學習者與提倡者日多，逐步興盛起來。受此影響的日本知識份子丘淺次郎在1891年開始學習世界語，他應該是最早學習世界語的日本人。之後，其他一些日本知識份子如吉野作造、樋口斟治郎、中目覺、安孫子貞次郎、淺田榮次等都對學習世界語產生了興趣，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如長谷川二葉亭、田川大吉、堺利彥、大杉榮等對學習世界語尤其熱衷。
受到第一屆世界語者大會的鼓舞，1906年，日本的世界語提倡者先後在橫須賀與東京成立了世界語協會。6月，該協會在東京神田青年館召開了第一次大會，邀請多位世界語學習者發表演講，大會還決定在日本各地設立“支部”或“分會”。8月，協會的機關報《日本世界語》雜誌創辦，並發行了第1卷第1號，從十月起每月發行一期，藉以宣傳推廣世界語。之後，大阪、橫濱、京都等地也紛紛成立了世界語協會支部。村木達三、長穀川辰之助、丸山順太郎、加藤節等人相繼編寫出版了一批世界語教材和介紹性書籍。在這樣的集體努力下，左翼色彩甚為濃厚的世界語運動在日本聲勢頗為浩大，一度影響和吸引了不少學習者，其中就包括時在日本留學的一些中國知識份子，如創辦《大陸報》的留日學生，他們看到世界語運動在日本如火如荼地開展，所以第一時間於《大陸報》上向中國人介紹柴門霍夫，敘述世界語的特性及其在歐洲的情況。
柴門霍夫紀念幣
相比之下，信仰無政府主義的留法學生吳稚暉、李石曾等1907年夏天才開始在法國巴黎於《新世紀》雜誌上提倡世界語（即萬國新語），而他們之所以提倡世界語，部分也是世界語學習者向其遊說的影響。身在東京的劉師培則同時受到日本國內的世界語運動與《新世紀》雜誌的影響，開始身體力行地學習與推廣世界語。
中國最早的世界語學習者是誰呢？根據筆者目前所看到的資料，應該是山西留日學生、無政府主義者景梅九（1882-1961）。據景氏回憶，他大約1906年前後在日本時受到了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影響，開始相信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並向大杉榮學習世界語。（景梅九：《罪案》，京津書局，1924）不過景梅九學習世界語的成效大概不佳，推廣熱情似乎也不大，在後來中國早期的世界語運動中，他毫無建樹與地位。當時最有熱情的宣導者應屬劉師培與吳稚暉等人，而吳稚暉僅僅是宣導，並沒有身體力行去學習，真正言行合一、學以致用的是1907年底到1909年初正在迷戀世界語的劉師培，只是隨著他投靠端方一事在1909年夏天的公開，進入官方體制的劉師培隨即與激進的世界語運動脫離了關係，甚至不再提及世界語。
民國初年主要宣導學習世界語的知識份子有無政府主義者師複、五四時期的激進主義者錢玄同等人，還有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等，不過他們多是言勝於行，宣傳多於實踐，熱情大於理性。正如文首所敘述的巴金的情況，由此我們很容易理解作為著名作家的巴金，為什麼對世界語只能“一往情深”地被“陶醉”而非坐言起行。當然，這也是近現代中國人接受世界語（或萬國新語）過程中出現的吊詭，不過需要另文討論了。
最後謹以此短文紀念柴門霍夫逝世一百周年（1917年4月14日）。
可以說該文對世界語與柴門霍夫的介紹大體無誤，但從其不雅馴的表達及所用的諸如“完全”、“發明”、“懷抱”、“同胞”、“主義”、“規則”等新名詞中，我們可以推測該文或系編譯而來，最大的可能是改編自日文，因為前文曾提及《大陸報》的創辦者為留日學生，則此文也應出自留日學生之手。
進言之，1905年正是世界語開始在歐洲興盛之時，該年8月7-12日，第一屆世界語者大會（後改成國際世界語大會）在法國北部城市布倫召開，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688人參加了大會，世界語發明人柴門霍夫親自蒞臨大會擔任大會主席，並發表了演講。最終大會修改並通過柴門霍夫草擬的宣言，即所謂《布倫宣言》，制訂出若干推廣世界的主張與原則，提出了“世界語主義”的重要表述——“努力在全世界推廣使用中立的人類語。這種語言‘並不干涉民族內部生活，也毫無排斥現有各民族語的目的’。它將給予各國人民互相瞭解的可能，將在不同民族常因語言問題而引起糾紛的國家中，作為公共機關的一種緩衝語……”（柴門霍夫：《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附）》，收入《柴門霍夫演講集》，祝明義譯，外文出版社，2010）
柴門霍夫
這次大會影響很大，其流風餘韻亦掃及日本，引發了日本知識份子學習世界語的熱潮。有意思的是，《布倫宣言》標榜世界語的中立性，但在日本接受者那裡，熱衷於學習世界語的恰恰是比較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他們將世界語同其政治訴求緊密結合在一起，這種情況同樣發生在學習世界語的中國人身上。凡此可見世界語本身並不那麼中立，它其實具有“弱者”屬性，容易獲得激進人士的認同，如魯迅後來所謂：世界語暗含某種想像，“可以由此聯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壓迫的人們”。故此，它就很容易被作為一種語言政治同一定的政治理想與現實訴求結合在一起。
所以，當第一屆世界語者大會取得很大成功的消息回饋到日本後，進一步激發了日本國內知識份子學習外語的熱情。實際上，早在1880年代末期，日本學者已經注意到當時歐美存在的幾種“國際共語”（包括剛誕生的世界語），只是其他“國際共語”的內在問題頗多，致使接受的人極少，但它們共同喚醒了“世人對中立的國際語的興趣”，於是柴門霍夫的世界語獲得了認可，此後學習者與提倡者日多，逐步興盛起來。受此影響的日本知識份子丘淺次郎在1891年開始學習世界語，他應該是最早學習世界語的日本人。之後，其他一些日本知識份子如吉野作造、樋口斟治郎、中目覺、安孫子貞次郎、淺田榮次等都對學習世界語產生了興趣，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如長谷川二葉亭、田川大吉、堺利彥、大杉榮等對學習世界語尤其熱衷。
受到第一屆世界語者大會的鼓舞，1906年，日本的世界語提倡者先後在橫須賀與東京成立了世界語協會。6月，該協會在東京神田青年館召開了第一次大會，邀請多位世界語學習者發表演講，大會還決定在日本各地設立“支部”或“分會”。8月，協會的機關報《日本世界語》雜誌創辦，並發行了第1卷第1號，從十月起每月發行一期，藉以宣傳推廣世界語。之後，大阪、橫濱、京都等地也紛紛成立了世界語協會支部。村木達三、長穀川辰之助、丸山順太郎、加藤節等人相繼編寫出版了一批世界語教材和介紹性書籍。在這樣的集體努力下，左翼色彩甚為濃厚的世界語運動在日本聲勢頗為浩大，一度影響和吸引了不少學習者，其中就包括時在日本留學的一些中國知識份子，如創辦《大陸報》的留日學生，他們看到世界語運動在日本如火如荼地開展，所以第一時間於《大陸報》上向中國人介紹柴門霍夫，敘述世界語的特性及其在歐洲的情況。
柴門霍夫紀念幣
相比之下，信仰無政府主義的留法學生吳稚暉、李石曾等1907年夏天才開始在法國巴黎於《新世紀》雜誌上提倡世界語（即萬國新語），而他們之所以提倡世界語，部分也是世界語學習者向其遊說的影響。身在東京的劉師培則同時受到日本國內的世界語運動與《新世紀》雜誌的影響，開始身體力行地學習與推廣世界語。
中國最早的世界語學習者是誰呢？根據筆者目前所看到的資料，應該是山西留日學生、無政府主義者景梅九（1882-1961）。據景氏回憶，他大約1906年前後在日本時受到了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影響，開始相信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並向大杉榮學習世界語。（景梅九：《罪案》，京津書局，1924）不過景梅九學習世界語的成效大概不佳，推廣熱情似乎也不大，在後來中國早期的世界語運動中，他毫無建樹與地位。當時最有熱情的宣導者應屬劉師培與吳稚暉等人，而吳稚暉僅僅是宣導，並沒有身體力行去學習，真正言行合一、學以致用的是1907年底到1909年初正在迷戀世界語的劉師培，只是隨著他投靠端方一事在1909年夏天的公開，進入官方體制的劉師培隨即與激進的世界語運動脫離了關係，甚至不再提及世界語。
民國初年主要宣導學習世界語的知識份子有無政府主義者師複、五四時期的激進主義者錢玄同等人，還有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等，不過他們多是言勝於行，宣傳多於實踐，熱情大於理性。正如文首所敘述的巴金的情況，由此我們很容易理解作為著名作家的巴金，為什麼對世界語只能“一往情深”地被“陶醉”而非坐言起行。當然，這也是近現代中國人接受世界語（或萬國新語）過程中出現的吊詭，不過需要另文討論了。
最後謹以此短文紀念柴門霍夫逝世一百周年（1917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