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都有王芃生的身影：他參與了從日本手中收回青島的談判；他建議、指揮修建了舉世聞名的滇緬公路；他參與策劃、籌備了臺灣的回歸。 當然， 他最讓人們敬佩的是， 在抗戰時期， 他領導的諜報系統對於日軍何時發動“七七”事變、何時襲擊美國珍珠港以及何時投降等等， 均能事前預測， 並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 他因此被喻為“中國的王牌間諜”。
參與收回青島主權
王芃生， 1893年1月17日生於湖南醴陵縣一個知識份子家庭。 1910年王芃生入讀長沙湖南陸軍小學， 17歲時加入同盟會， 投身反清革命活動， 曾留學日本， 歷任駐土耳其、日本大使館參贊， 交通部次長， 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將主任等職位。
王芃生一生的外交活動甚至各種事業， 均以抗日救國為目的。 王年輕時就意識到對中華民族威脅和危害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是日本。
1921年11月， 美、中等九國在華盛頓舉行會議， 協調列強在太平洋地區利益， 並解決山東懸案。 王當時尚在東京留學， 領悟到中國可利用此機會收回山東權益。 於是， 他起草了《華盛頓會議之預測與中國應有之準備（綱目）》一文， 詳細列舉日本侵略中國、強佔青島的種種罪證， 根據國際法開列日本必須歸還青島的理由， 深得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高等顧問汪大燮讚賞。 王芃生被破格聘為中國代表團諮議， 赴美國參與籌畫會談， 由此步入外交界。
後來， 王芃生擔任著名外交家王正廷的助手， 為收回被日本侵佔長達30年的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大片領土主權， 先後出任魯案善後督辦公署調查委員會調查部副部長等七項職務，
修建滇緬公路開展“交通外交”
“九·一八”事變後， 隨著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 我東北、東南對外通道相繼被切斷， 此時， 雲南作為我最重要國際通道的地位日益顯現。
王芃生的交通外交之旅充滿了危險和艱辛。 雲南實業家、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繆雲台當年因開發礦業， 經常奔走于越南和緬甸， 他這樣回憶王在緬甸的艱難使命： 由於滇緬之間不通車， 我啟程後首先赴河內。 在河內我遇見了日本問題專家王芃生先生， 他與我談到抗戰問題， 頗投機。 他向我談及他和幾個同事需要旅行， 但希望能有人為他們掩護， 問能否加入我的行程， 我一口答應了。 以後他們與我同車由河內到西貢，
當年11月， 龍雲下達修路命令。 次年8月底， 經20萬人艱苦努力， 滇緬公路提前三個月通車。 當時維持整個抗戰所需要的所有物資， 都依賴這條生命線運進大後方。 滇緬公路使日軍被迫放棄原來從正面戰場迫使中國屈服的計畫， 改為從沿海越南、西北和緬甸封鎖中國的對外通道。 王芃生為滇緬公路的建成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準確預見華北事變和珍珠港事件
王芃生的情報天才早在1931年就顯露出來，他根據收集的情報，提早幾個月就告訴蔣介石，日本會在1931年9月中旬發動東北事變，蔣介石不相信。他又北上通知張學良，張也不聽，後來果然有“九·一八”事變。他的情報天才由此引起了蔣的重視。
蔣介石讓王芃生負責對日諜戰，王芃生1937年3月組建了專門的對日情報機關——國際問題研究所，直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業務上直屬蔣介石的侍從室。王上任僅60天后，即5月中旬，便預測：“日軍將在華北伺機製造事變”，“爆發時機當在日本陸軍8月大異動之時，遲當在8月上旬，也有可能提前在7月間發動”。王將此分析電告蔣介石，可惜沒有引起蔣的注意。盧溝橋事變印證了報告的準確性，蔣由是對王另眼相看。
抗戰八年中，王芃生廣泛收集日本情報，也會派出情報人員深入敵後刺探敵情。與此同時，王及時追蹤、剖析國際形勢，提供了大量準確的情報。例如，1941年11月中旬，王送呈一份從日軍大本營秘密獲得的情報資料，判斷出日軍即將對美國太平洋軍事基地和東南亞地區發動進攻的意圖。侍從室情報組立即情報密呈給蔣介石，蔣閱後立即批示：“密告美國政府。”但美對此不相信，羅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後因未相信此情報而追悔不已。
王芃生還負責最高當局交辦的許多機密事情。例如：1938年8月下旬，蔣介石指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總參議蕭振瀛和日“蘭工作”機關頭子和知鷹二進行談判。然而，1941年之後，蔣一意主戰，對談判已無興趣。但是，個別日本人仍企圖斡旋中日和平。1942年4月，“蘭工作”機關總務部長黑木清行到重慶要求面見蔣介石，調解中日戰爭，揚言否則自殺。蔣批示：“應即拘押監禁，留交王芃生訊問。”如此機密事交王辦理，顯示了蔣對王的高度信任。
建立諜報網路光復臺灣
1940年3月，王芃生和朱家驊、陳立夫三人奉蔣命令，籌畫推動“日本臺灣朝鮮的各項革命運動”。當時，國民黨在台尚無組織，而在重慶的臺灣革命志士人數雖多，卻缺乏統一的組織。因此，王芃生等聯手推動成立國民黨臺灣黨部，由該黨部選派人員秘密赴台開展黨務活動，策動臺灣人民抗日。
王芃生著意結納、支持臺灣愛國志士開展抗日活動。最典型的是儘量延攬連震東為代表的一批臺灣愛國志士參加救國陣營，連的兒子就是國民黨前主席連戰。1937年抗戰爆發，連震東恢復中國國籍，參軍抗戰。王瞭解到連不僅渴望臺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而且學識根底深厚，社會閱歷豐富，精通日文，立即任命他擔任國研所第一組主任，專門從事對日諜報工作。此後，連成立臺灣革命同盟會，主編《臺灣民聲報》，出版《臺灣問題言論集》，為臺灣光復作出了重要貢獻。王還安排了謝南光、李萬居等一批臺灣抗日志士在國研所從事對日情報工作。
王芃生還在臺灣和日本本土建立了情報系統。例如，臺灣人蔡培火在日本軍部工作，被策反後向王提供了不少日本軍政情報。抗戰勝利前夕，他受岡村寧次之托，從南京間道來重慶，在浙江被軍統抓獲，因懷疑是日本間諜，準備將他槍決，後由王芃生出面，證明蔡系對抗日有貢獻之人，於是，蔣介石下令立即釋放。日本投降後，蔡培火回到臺灣，即受到重用。
1946年5月17日，王芃生不幸因心臟病去世，年僅54歲，臨終前念念不忘國研所前途，然而，他去世僅四個月，國研所就被解散了，他本人後來也幾乎為世人所遺忘。王的墓位於先烈廖仲愷墓左後。蔣介石派代表致祭，撰祭文並書“藎懷茂績”以挽。
準確預見華北事變和珍珠港事件
王芃生的情報天才早在1931年就顯露出來，他根據收集的情報，提早幾個月就告訴蔣介石，日本會在1931年9月中旬發動東北事變，蔣介石不相信。他又北上通知張學良，張也不聽，後來果然有“九·一八”事變。他的情報天才由此引起了蔣的重視。
蔣介石讓王芃生負責對日諜戰，王芃生1937年3月組建了專門的對日情報機關——國際問題研究所，直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業務上直屬蔣介石的侍從室。王上任僅60天后，即5月中旬，便預測：“日軍將在華北伺機製造事變”，“爆發時機當在日本陸軍8月大異動之時，遲當在8月上旬，也有可能提前在7月間發動”。王將此分析電告蔣介石，可惜沒有引起蔣的注意。盧溝橋事變印證了報告的準確性，蔣由是對王另眼相看。
抗戰八年中，王芃生廣泛收集日本情報，也會派出情報人員深入敵後刺探敵情。與此同時，王及時追蹤、剖析國際形勢，提供了大量準確的情報。例如，1941年11月中旬，王送呈一份從日軍大本營秘密獲得的情報資料，判斷出日軍即將對美國太平洋軍事基地和東南亞地區發動進攻的意圖。侍從室情報組立即情報密呈給蔣介石，蔣閱後立即批示：“密告美國政府。”但美對此不相信，羅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後因未相信此情報而追悔不已。
王芃生還負責最高當局交辦的許多機密事情。例如：1938年8月下旬，蔣介石指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總參議蕭振瀛和日“蘭工作”機關頭子和知鷹二進行談判。然而，1941年之後，蔣一意主戰，對談判已無興趣。但是，個別日本人仍企圖斡旋中日和平。1942年4月，“蘭工作”機關總務部長黑木清行到重慶要求面見蔣介石，調解中日戰爭，揚言否則自殺。蔣批示：“應即拘押監禁，留交王芃生訊問。”如此機密事交王辦理，顯示了蔣對王的高度信任。
建立諜報網路光復臺灣
1940年3月，王芃生和朱家驊、陳立夫三人奉蔣命令，籌畫推動“日本臺灣朝鮮的各項革命運動”。當時，國民黨在台尚無組織，而在重慶的臺灣革命志士人數雖多，卻缺乏統一的組織。因此，王芃生等聯手推動成立國民黨臺灣黨部，由該黨部選派人員秘密赴台開展黨務活動，策動臺灣人民抗日。
王芃生著意結納、支持臺灣愛國志士開展抗日活動。最典型的是儘量延攬連震東為代表的一批臺灣愛國志士參加救國陣營，連的兒子就是國民黨前主席連戰。1937年抗戰爆發，連震東恢復中國國籍，參軍抗戰。王瞭解到連不僅渴望臺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而且學識根底深厚，社會閱歷豐富，精通日文，立即任命他擔任國研所第一組主任，專門從事對日諜報工作。此後，連成立臺灣革命同盟會，主編《臺灣民聲報》，出版《臺灣問題言論集》，為臺灣光復作出了重要貢獻。王還安排了謝南光、李萬居等一批臺灣抗日志士在國研所從事對日情報工作。
王芃生還在臺灣和日本本土建立了情報系統。例如，臺灣人蔡培火在日本軍部工作，被策反後向王提供了不少日本軍政情報。抗戰勝利前夕，他受岡村寧次之托，從南京間道來重慶，在浙江被軍統抓獲，因懷疑是日本間諜，準備將他槍決，後由王芃生出面，證明蔡系對抗日有貢獻之人，於是，蔣介石下令立即釋放。日本投降後，蔡培火回到臺灣，即受到重用。
1946年5月17日，王芃生不幸因心臟病去世，年僅54歲，臨終前念念不忘國研所前途，然而，他去世僅四個月，國研所就被解散了，他本人後來也幾乎為世人所遺忘。王的墓位於先烈廖仲愷墓左後。蔣介石派代表致祭，撰祭文並書“藎懷茂績”以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