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草案）》提交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審議。 草案提出， 增加相應條款， 限制“精日”言行。
在精神上把自己視為日本人的現象， 簡稱精日。 前些日子， 有年輕人身穿二戰日本軍服， 手執軍刀， 在南京紫金山抗戰遺址以各種姿勢擺拍， 在輿論場引發了對精日現象的大討論。 一些價值觀混亂的年輕人視精日思想為時髦， 以精日言行來標榜自己的“與眾不同”， 對於這種情況， 不僅要在思想上以善意的引導， 更要通過法律手段強力制約。
精日傷害人民的民族情感， 損害國家形象， 精日分子有辱其作為中國人的身份， 造成惡劣社會影響。 明確大是大非， 遏制精日言行， 在主流價值觀體系中早已成為共識。
問題在於， 如何才能合理、有效、精准地限制精日。 過去， 針對精日言行， 主流社會更多地在輿論層面予以回應，
用法律限制有辱民族情感的思想， 在世界上已有充分的法治實踐。 二戰以後， 針對美化納粹、淡化法西斯罪行的現象， 德國制定了法律限制納粹思想傳播。 1979年， 西德聯邦法院的一項判決首次嚴格界定“言論自由”原則， 其中宣傳納粹思想被視為“言論自由”的例外事項。 奧地利、法國等歐洲國家， 都有出臺法律限制納粹思想。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 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組成部分。 對於違背公序良俗的精日言行， 法律不能置之不理。 精日言行讓日本侵略戰爭的受害者， 讓為抗日戰爭付出鮮血和汗水的英雄， 以及他們的後代， 受到了直接的精神創傷。 因為這種傷害是普遍而巨大的， 已經超越了普通民事關係的範疇， 所以才有必要以更有懲戒力的法律制裁精日分子。
用法律限制精日言行， 還體現了法治的有限度原則。 可以看到，
法律對公民行為的約束是精准的， 對違反法律的人， 視情節輕重予以合適的制裁。 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建議在英雄烈士保護法中增加規定：“褻瀆英雄烈士事蹟和精神， 宣揚、美化侵略戰爭和戰略行為， 尋釁滋事， 擾亂公共秩序， 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 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這體現了法律的寬嚴適中， 剛柔相濟。
應當明確的是， 反對精日行為， 並不是阻礙正常的中日友好。 日本軍國主義是人類共同的災難， 不光讓中國承受戰爭創傷， 也嚴重阻礙了日本的現代化進程， 二戰以後， 日本國內的有識之士對軍國主義進行了深刻的反省。 限制精日言行， 本質上是出於對人類文明的保護， 是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確認。
精日是一種價值觀的缺失，而價值觀的缺失又源於歷史觀的混亂。法律是捍衛歷史的後盾，是凝聚民族精神與主流價值的鋼筋混凝土。歷史的災難不是巧合，現實中依然有潛伏的風險，唯有以強有力的態度限制精日言行，才能確立一個民族的擔當與風骨。
撰文 / 王鐘的
精日是一種價值觀的缺失，而價值觀的缺失又源於歷史觀的混亂。法律是捍衛歷史的後盾，是凝聚民族精神與主流價值的鋼筋混凝土。歷史的災難不是巧合，現實中依然有潛伏的風險，唯有以強有力的態度限制精日言行，才能確立一個民族的擔當與風骨。
撰文 / 王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