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桑德斯到波頓諾伊：醫學界的嘗試
六十年代末， 在倫敦郊外的聖克裡斯朵夫安養院裡， 一場變革正在悄悄發生。 這個第一家現代臨終護理醫院， 是由英國護士西西里•桑德斯， 也同時跟進， 把第五體征寫進了官方文件， 並把醫院如何評估和治療痛症作為重要評審項目之一。
委員會擬定了新標準， 要求醫生定期詢問病人的疼痛狀況， 並且把治療痛症當作臨床優先要務之一。 2001年， 在普渡資助下， JCAHO還出版了一份指南， 指出一些臨床醫生對成癮、藥物耐受以及死亡的風險“有不準確和過分的擔憂”。 指南裡還稱這種態度很普遍，
政府方面， 由加利福尼亞州帶頭， 許多州開始立法為醫生鬆綁， 規定醫生如果是在負責任的醫療行為中， 為緩解極難醫治的痛症開阿片類藥物， 則可以豁免其可能有的刑事責任。 1998年， 美國州醫學委員會聯盟也作出相應政策調整， 告訴醫生：只要是在行醫範圍內， 開出高劑量的阿片處方， 不再會受到監管者的制裁。 到2004年， 政策更進一步， 首次把不給予足夠疼痛治療， 列入對醫生的處罰項目。
與阿片藥物的製造商有密切關係的專業人士， 受邀參與了這些政策的擬定， 普渡的醫療顧問大衛· 哈多克斯也是其中之一。 據《華爾街日報》2012年報導，
九十年代， 美國正處於病人權利運動高漲時期， 病人對治療的自主權和自決權受到了空前重視， 所以藥物止痛不再“只關乎病人尊嚴”， 現在更是病人的基本權利。 畢竟， 對疼痛， 誰還能比病人自己更有發言權呢？
醫患關係在發生微妙變化。 醫院為了通過JCAHO資質認證， 普遍採用了一種稱為 Press Ganey 的病人問卷， 讓病人給醫生的服務詳細評分。 這個原本旨在提高服務水準的問卷， 無意中就病人的定位向醫生提出挑戰。 病人固然有權利知曉和參與治療決定， 可是， 醫患雙方的資訊是極難對稱的。
病人變得越來越像消費者。 美國又是個極其容易將糾紛訴諸於訴訟的社會， 一些醫院甚至告訴醫生， 如果不積極主動治療痛症， 有可能會被病人告上法庭。 於是， 醫生作了最簡單的選擇：老老實實按照新標準積極為病人開阿片藥物。
疼痛指標的概念， 從醫院逐漸擴散到了所有的執業醫生。 疼痛， 一個無法客觀監測，
醫生終於對疼痛宣戰了， 一場為全民止痛的醫療革命拉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