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兵連學員高唱抗日救亡歌曲進行抗日宣傳。 資料圖片
朔縣婦女紡織運動的熱烈場面。 資料圖片
巍巍太行， 莽莽呂梁， 矗立著山西抗戰歷史偉業的豐碑。
一
“假如中國沒有半數的婦女的覺醒， 中國抗戰是不會勝利的”（《毛澤東在中國女子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新中華報》， 1939年7月25日）。 抗戰的爆發， 一方面給包括婦女在內的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另一方面也激起了廣大婦女民族解放意識和自我解放意識的雙重覺醒。 抗戰伊始， 何香凝、史良等婦女領袖大聲疾呼：“現在是我們民族爭生存的最後關頭，
“紅日照遍了東方， 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聽吧！母親叫兒打東洋， 妻子送郎上戰場。 ”《我們在太行山上》的歌聲反映了那個彌漫著烽火硝煙的年代，
比“母親叫兒打東洋， 妻子送郎上戰場”更壯烈的是女性親自參戰。 1937年1月山西女兵連的成立震動了太原， 這支由190多位女性組成的戰鬥隊伍， 是中共領導下的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 “她對於落後的舊中國、舊世界起著突破性的作用；對於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起著先鋒的作用；對於山西， 甚至對於更大範圍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對舊社會壓迫的婦女革命運動史上更起著創舉性的作用。
當時， 不論在遊擊區、還是在根據地， 婦女都被動員武裝起來。 在華北， 尤其是在晉察冀邊區， 凡15歲至45歲的婦女， 大都參加了自衛隊， 擔負起後方警戒任務。 她們以剪刀、鋤頭、棍棒等為武器進行軍事訓練和演習， 擔負著站崗、放哨、查路條、看井、拆路、除奸等工作（林朗：《晉察冀邊區的婦女自衛隊》， 《新華日報》， 1941年2月22日）；有的親自上前線抬擔架， 運送槍支彈藥， 給作戰部隊以有力的幫助。 在雁北曾經有過婦女鋤奸小組捉住了漢奸頭目， 在晉東南的壺關婦女鋤奸小組曾捉到敵探。 她們與廣大士兵同甘共苦， 經受了戰地生活的千難萬險， 充分顯示了女性高昂的愛國熱情， 極大地鼓舞了抗日將士的士氣。
二
宣傳是抗日戰線的一個重要環節， 在這一領域，廣大婦女發揮她們的自身特點和優勢，為民族大義奔走呼喊，成為抗日宣傳的生力軍。位於太行深處的抗大一分校女生隊成了“巾幗英豪”的培養基地，孕育了齊心、張志專、劉抗、尹清平、林英等一大批女性幹部。在這裡她們徹底改變城市的生活方式，走向農民家裡，吃蓧面、睡土炕，用樸實的作風，取得群眾的信任，肩負起農村的宣傳和組織工作。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些女知識份子以共赴國難的新形象，為抗日軍民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堅實的後方基礎。
敵後女新聞工作者“以筆為劍，當得三千毛瑟槍”，在抗日烽火中用赤子丹心築起了一道向敵人猛攻的新聞戰線。1942年6月的反“掃蕩”鬥爭中，新華社華北總分社、華北《新華日報》經理部秘書主任黃君玨因寡不敵眾而跳崖壯烈犧牲。這些女新聞工作者用樸實無華、真切翔實並且具有感染力的作品，鼓舞了軍民鬥志，在中華民族的反侵略戰爭史上留下了一個個生動感人的鏡頭和一頁頁珍貴的史料。
以何種形式宣傳、動員、組織民眾投入抗戰，廣大婦女幹部在具體實踐中尋找著答案。有的進村入戶，深入群眾，幫老百姓推碾、做飯、抱孩子、調節家庭糾紛，用樸實的作風贏得了婦女的信任，在家長里短的日常生活中進行民族抗戰和個人解放的宣傳；有的利用地方習慣組織起姐妹會、媽媽團、縫衣隊、慰勞隊、婦女會、婦女救國會、婦女抗日救國會等各種婦女團體開展動員工作（康克清：《三年來的華北婦女運動》，《中國婦女》，1940年第二、三、四期）；有的通過劇團、宣傳隊、音樂隊等進行宣傳，如活躍在晉東南的“抗大校花”文工團緊握文藝武器宣傳抗日救亡；有的通過響亮的口號或通俗的歌謠喚醒婦女，“婦救會，俺當班。送文件，下通知。雞毛信，更要急。樣樣事情擔得起，女人一樣來抗日”的歌聲和“送郎去當兵，妻子多光榮”的口號響徹根據地。通過艱苦細緻的工作，廣大山西婦女被動員起來，紛紛走出家庭，參與抗戰。一位曾在根據地參加抗戰的女性在晚年的口述中回憶道：“走時鬼子剛進華北，待到回家時，抗戰已勝利在望，離家時，我是作為家庭的叛逆者，一個逃婚的姑娘而走的，現在，我已經是一名光榮的抗日幹部。”（李小江：《讓女人自己說話——親歷戰爭》，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313頁）
婦女的抗日宣傳，喚醒了民眾的士氣，聚集起零散的力量。毛澤東說過：“婦女在抗戰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勵丈夫，教育群眾，均需通過婦女；只有婦女都動員起來，全中國人民也必然會動員起來了。”（《毛澤東在中國女子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新中華報》，1939年7月25日）從小姑娘到老大娘，從女學生到農婦，從大城市的女工到窮鄉僻壤的家庭婦女，她們致力於喚醒民族自覺，高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旗幟，成為與男子並駕齊驅的抗戰力量，為婦女解放打開了新局面。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空前的新生活新氣象，也是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
三
在國破家亡的危急關頭，廣大山西婦女將個人追求與民族抗戰相統一，以憂國憂民、舍小家為大家的民族氣節和舍我其誰、鐵肩擔道義的家國情懷，將國家、社會、家庭和個人連接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把抗戰的要求和願望付諸實際行動，成為生產建設的主力軍和後勤服務的骨幹力量。
“婦女的偉大作用第一在經濟方面，沒有她們，生產就不能進行。”（毛澤東：《給中央婦委的一封信》，1940年2月8日）隨著抗日戰爭的持久進行，“壯丁們上了前線”，外加日寇封鎖和自然災害的威脅，根據地的婦女們便自覺地擔負起後方的生產重擔。婦女們不僅從事紡織、養豬養雞、養蜂養蠶等家庭副業，而且衝破舊的世俗觀念，毅然擔負起過去主要由男子承擔的開荒種田、植樹造林、送糞施肥、鋤草收割等繁重的勞動。她們瘦弱的身體迸發著無窮的力量，使“分散的農村成為有組織的工廠”，“家家戶戶成為軍隊的後勤供給加工廠”。在春耕運動中努力完成“婦女每人養一隻雞，每三個人養一頭豬”的目標。在大生產運動中，女性響應號召制訂生產計畫，隨處可見“到地裡去，到場裡去，搶收、搶耕。保衛我們的糧食，保衛我們的土地”的火熱而緊張的場面。1941年武鄉縣1萬余名婦女參加了“百日紡織運動”，紡花，織布，做軍鞋，縫製軍衣、軍褲上萬件，有力地保障了八路軍的後勤需要。紡織英雄韓國林、生產旗幟張秋林以及左權的趙春花、石壁村的武拉弟、臨南縣的劉能林等勞動英雄，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人，她們用勤勞的雙手為根據地經濟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作者：喬新華，系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山西省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會長；靳茜，系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生）
在這一領域，廣大婦女發揮她們的自身特點和優勢，為民族大義奔走呼喊，成為抗日宣傳的生力軍。位於太行深處的抗大一分校女生隊成了“巾幗英豪”的培養基地，孕育了齊心、張志專、劉抗、尹清平、林英等一大批女性幹部。在這裡她們徹底改變城市的生活方式，走向農民家裡，吃蓧面、睡土炕，用樸實的作風，取得群眾的信任，肩負起農村的宣傳和組織工作。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些女知識份子以共赴國難的新形象，為抗日軍民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堅實的後方基礎。敵後女新聞工作者“以筆為劍，當得三千毛瑟槍”，在抗日烽火中用赤子丹心築起了一道向敵人猛攻的新聞戰線。1942年6月的反“掃蕩”鬥爭中，新華社華北總分社、華北《新華日報》經理部秘書主任黃君玨因寡不敵眾而跳崖壯烈犧牲。這些女新聞工作者用樸實無華、真切翔實並且具有感染力的作品，鼓舞了軍民鬥志，在中華民族的反侵略戰爭史上留下了一個個生動感人的鏡頭和一頁頁珍貴的史料。
以何種形式宣傳、動員、組織民眾投入抗戰，廣大婦女幹部在具體實踐中尋找著答案。有的進村入戶，深入群眾，幫老百姓推碾、做飯、抱孩子、調節家庭糾紛，用樸實的作風贏得了婦女的信任，在家長里短的日常生活中進行民族抗戰和個人解放的宣傳；有的利用地方習慣組織起姐妹會、媽媽團、縫衣隊、慰勞隊、婦女會、婦女救國會、婦女抗日救國會等各種婦女團體開展動員工作（康克清：《三年來的華北婦女運動》，《中國婦女》，1940年第二、三、四期）；有的通過劇團、宣傳隊、音樂隊等進行宣傳，如活躍在晉東南的“抗大校花”文工團緊握文藝武器宣傳抗日救亡；有的通過響亮的口號或通俗的歌謠喚醒婦女，“婦救會，俺當班。送文件，下通知。雞毛信，更要急。樣樣事情擔得起，女人一樣來抗日”的歌聲和“送郎去當兵，妻子多光榮”的口號響徹根據地。通過艱苦細緻的工作，廣大山西婦女被動員起來，紛紛走出家庭，參與抗戰。一位曾在根據地參加抗戰的女性在晚年的口述中回憶道：“走時鬼子剛進華北，待到回家時，抗戰已勝利在望，離家時，我是作為家庭的叛逆者，一個逃婚的姑娘而走的，現在，我已經是一名光榮的抗日幹部。”（李小江：《讓女人自己說話——親歷戰爭》，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313頁）
婦女的抗日宣傳，喚醒了民眾的士氣，聚集起零散的力量。毛澤東說過：“婦女在抗戰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勵丈夫，教育群眾，均需通過婦女；只有婦女都動員起來，全中國人民也必然會動員起來了。”（《毛澤東在中國女子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新中華報》，1939年7月25日）從小姑娘到老大娘，從女學生到農婦，從大城市的女工到窮鄉僻壤的家庭婦女，她們致力於喚醒民族自覺，高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旗幟，成為與男子並駕齊驅的抗戰力量，為婦女解放打開了新局面。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空前的新生活新氣象，也是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
三
在國破家亡的危急關頭，廣大山西婦女將個人追求與民族抗戰相統一，以憂國憂民、舍小家為大家的民族氣節和舍我其誰、鐵肩擔道義的家國情懷，將國家、社會、家庭和個人連接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把抗戰的要求和願望付諸實際行動，成為生產建設的主力軍和後勤服務的骨幹力量。
“婦女的偉大作用第一在經濟方面，沒有她們，生產就不能進行。”（毛澤東：《給中央婦委的一封信》，1940年2月8日）隨著抗日戰爭的持久進行，“壯丁們上了前線”，外加日寇封鎖和自然災害的威脅，根據地的婦女們便自覺地擔負起後方的生產重擔。婦女們不僅從事紡織、養豬養雞、養蜂養蠶等家庭副業，而且衝破舊的世俗觀念，毅然擔負起過去主要由男子承擔的開荒種田、植樹造林、送糞施肥、鋤草收割等繁重的勞動。她們瘦弱的身體迸發著無窮的力量，使“分散的農村成為有組織的工廠”，“家家戶戶成為軍隊的後勤供給加工廠”。在春耕運動中努力完成“婦女每人養一隻雞，每三個人養一頭豬”的目標。在大生產運動中，女性響應號召制訂生產計畫，隨處可見“到地裡去，到場裡去，搶收、搶耕。保衛我們的糧食，保衛我們的土地”的火熱而緊張的場面。1941年武鄉縣1萬余名婦女參加了“百日紡織運動”，紡花，織布，做軍鞋，縫製軍衣、軍褲上萬件，有力地保障了八路軍的後勤需要。紡織英雄韓國林、生產旗幟張秋林以及左權的趙春花、石壁村的武拉弟、臨南縣的劉能林等勞動英雄，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人，她們用勤勞的雙手為根據地經濟建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作者：喬新華，系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山西省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會長；靳茜，系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