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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反叛青年余晨:你不敢做夢,談什麼圓夢?

文 | 雷文濤&葉丹穎 · 主播 | 放公子

如果給自己的書《看見未來》打分, 10分為滿分, 餘晨說最多只能打7分, “因為《看見未來》這樣的書寫出來的時候,

未來就已經變成過去了。 ”

有書CEO雷文濤在《進化者》欄目第4期中專訪了易寶支付聯合創始人余晨, 讓我們一起來探尋這位互聯網弄潮兒的進化之路。

曾與英雄擦肩而過

2012年夏天, 北京三裡屯路邊有一家酒吧裡, 坐著央視大型紀錄片《互聯網時代》總導演石強和易寶支付聯合創始人余晨, 這是他們隨劇組赴美採訪拍攝的前夕。

石強記得, 餘晨同他共同討論互聯網與蒸汽機帶來的變革異同, 還一遍遍分析採訪提綱。

作為紀錄片的顧問和主持人, 余晨代表《互聯網時代》先後採訪了40位互聯網歷史上的標杆人物, 他們包括了推動互聯網誕生的幾位互聯網之父、繼約伯斯之後矽谷的新精神領袖埃隆·馬斯克、Facebook創始人馬克·紮克伯格、互聯網教父凱文·凱利……

這是余晨回國創業10年後在矽谷的一次重磅回歸, 也圓了他近30年前一個擦肩而過的夢想。

1984年, 餘晨在上初中, 學校的機房裡有了一台被當作稀世珍寶的蘋果的Apple Ⅱe電腦。 每次進出機房, 一群孩子表面上像是去朝聖, 大氣都不敢出, 暗地裡卻個個調皮。

他們捏著鼻子躲過機房門口的臭鞋味, 鑽進機房, 避開老師的目光後就開始悄悄玩遊戲, 甚至還編寫出了諸如乒乓球、蛇吃豆之類的小遊戲。

餘晨正是這些充滿靈氣的孩子中的一個。 那時, 一個日後的互聯網驕子便已小荷才露尖尖角。

果不其然, 一年之後, 餘晨參加了由蘋果贊助的全國青少年電腦競賽, 獲獎者可以去美國矽谷的蘋果總部,

見到蘋果的創始人約伯斯和沃茲尼亞克, 余晨成為了最終勝出的全國5名獲獎者之一。

那時, 約伯斯已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少年余晨做夢都嚮往著到矽谷朝聖。

▲1986年, 餘晨在蘋果總部與時任蘋果國際總裁的Michael Spindler合影(左一為餘晨)

然而, 不巧的是, 等餘晨真的來到矽谷時,

約伯斯已經在幾個月前被蘋果開除, 而沃茲尼亞克也辭職了, 餘晨不得不與英雄失之交臂。

直到近30年後, 因為拍攝《互聯網時代》的機緣, 餘晨才終於與沃茲尼亞克相逢謀面。

但是, 少年時代的那次矽谷之行還是給餘晨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力。

“80年代, 北京城內到機場連一條高速公路都沒有, 你可以想像, 我們剛到矽谷的時候, 看到那樣窗明几淨的辦公室, 還有那樣的高速公路, 心裡那種強烈的的反差, ”餘晨回憶起當年。

“而且當時蘋果還送我們去南加州迪士尼去玩了一圈。 所以, 我們幾個小朋友回國之後都不同程度地得了憂鬱症, 因為反差太大了。 ”

在斯坦福的實驗室裡, 餘晨目睹了那兒的學生在蘋果機上做出各種各樣自己想像的東西,

甚至有學生用蘋果機開發了莎士比亞動畫的軟體。

而在他之前的世界裡, 電腦幾乎只是用來寫程式、做計算的。 這些來自矽谷的衝擊無疑打開了餘晨的另外一個世界。

矽谷反叛青年

2018年2月7日, 被稱作“矽谷鋼鐵俠”的埃隆·馬斯克將獵鷹火箭改造的Space X發射上天, 並把自己的一輛特斯拉敞篷電動跑車裝在火箭頭一起送到了外太空, 一時轟動了全世界。

但這對於一直關注科技的餘晨來說, 覺得並不意外, “因為他一直是一個非常能夠打破常規的創業家。 ”

時間回到2009年, 那是餘晨與埃隆·馬斯克的第一次見面——

在一場彙集全球創業者的年會上, 馬斯克在其演講的末尾給大家放了一段視頻, 內容是他第一次成功發射火箭、把衛星送入軌道的畫面。

餘晨記得,當時整個會場都沸騰了。

在今天,也許很多人會把馬斯克跟約伯斯相比,覺得他們都是改變世界的創業者,但是在餘晨眼中:

“約伯斯做得再牛,他帶給我們的所有產品都還是我們的掌中之物,但是馬斯克做的項目都是一種詩史般的項目,是那種探索邊界、探索人類的極限,關乎到人類未來命運的非常宏大的工程。”

▲餘晨(右)與埃隆·馬斯克(左)

我們都知道,約伯斯是個文科生,而馬斯克是個理科生。

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思維方式是迥然不同的,馬斯克尊崇的便是最早被亞里斯多德提出的“第一性原理”。

什麼叫“第一性原理”?

餘晨解釋道:“我們人類思考認知的時候,實際上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我們用講故事、打比方等很直觀的方式去理解這個世界,另一種則是靠邏輯、靠理性、靠掌握事物的本質來理解世界。”

儘管,“第一性原理”在某種意義上是反人性的,因為它有點違反了我們自然的直覺和思維習慣,但是它卻能讓我們真正找到事物背後的理性和邏輯更深層的規律。

比如,一部真正的好電影不是漫無邊際地去想像,而是有邏輯的想像。

“不是你想像一下可以手撕鬼子,可以打一槍把飛機放下來,這就是好電影。”

我們再來看看有邏輯的想像是怎樣的?

“為了拍《星際穿越》,諾蘭真的會去找物理學家研究黑洞的成像;

為了拍《阿凡達》,卡梅隆真的會去找南加州語言學教授去設計一種外星人可能說的語言,那種語言雖然在世界上不存在,但是它符合語法,有自己的詞彙表,它的邏輯是自洽的。”

而在矽谷,像這樣願意逆水行舟的人並非少數。

赴美留學期間,余晨曾來到電腦技術的聖殿——AT&T貝爾實驗室實習。上班的第一天,接待他的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Arno A.Penzias。

“Arno A.Penzias就是當年發現了宇宙背景輻射、來證明宇宙大爆炸理論的科學家,你想,這樣的東西可能跟直接可以應用的科技沒什麼關係,完全是思考星空的事件,但是貝爾實驗室當時就是養了這樣一批人。”

在矽谷工作的7年,餘晨見證了身邊太多這樣的科學家、物理學家、數學家——

他們願意花大量的投入去做那些可能完全沒有實用的理論性探索,儘管,他們所做的事對今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在當年短期內其實並不能看到任何收益。

群星璀璨的背後,得益於矽谷所具備的更為寬容、更能容忍失敗的文化。而這些前輩們的的浪漫情懷也深深觸動並影響了餘晨的氣質。

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在《看見未來》的“序”裡說:“作為‘支付革命’的拓荒者之一,餘晨的身上一直有一股揮之不去的矽谷反叛青年的氣質。”

2003年,經歷了矽谷的“7年之癢”,余晨開啟了自己新的征程。他從矽谷回到北京,和唐彬聯合創辦了易寶支付。

那時,“非典”的恐怖陰霾剛剛散去,馬雲的淘寶網與易趣網正在為爭奪用戶無所不用其極,支付寶也在這一年應運而生。

餘晨看中了當時移動支付在國內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沒有被滿足的市場,就決定回國做移動支付。

然而,興許是當時易寶支付想得過於超前,大眾並沒能理解他們超前的理念。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後,餘晨和團隊意識到市場更需要的不是更超前的移動支付,而是更腳踏實地的線上支付,於是開始轉型。

發展至今,我們訂購的每2-3張機票裡就有一張是通過易寶支付提供的服務。易寶服務的商家超過100萬,並長期與近百家金融機構達成戰略合作關係。

一群人的浪漫

在創業10年之際,餘晨接到了央視紀錄片《互聯網時代》的邀請。

一旦同意參加,就意味著他要拿出大段的時間,這對於一個創業者來說,不得不說是一種比較奢侈的行為。

就在紀錄片開機一個月前,被譽為電腦界的愛迪生的圖形介面、超文字、滑鼠的發明者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去世。

遺憾之外,餘晨更有了強烈的使命感:記錄創造互聯網歷史的巨人們的親口證言,易寶支付必須馬上參加、責無旁貸。

因為,其中不少重要人物年事已高,也許再過10年,便不可能再有機會拍攝這樣有如此多當事人親證的作品。

拍攝過程中,餘晨不斷奔走於美國和中國之間,還曾因高強度、過於密集的採訪工作一度出現幻聽……

回憶當時的採訪經歷,餘晨說: “與其說是人物採訪,倒不如說是和歷史對話。”

追溯互聯網的起源,餘晨稱互聯網的故事不是一個人的故事,而是一群人的故事;互聯網的史詩,不是一兩個天才的傑作,而是一群人共同碰撞、融合、協作的結果;互聯網,是一群人的浪漫。

當我們今天談到科技的起源,很多技術的發明都會想到一個具體的發明者,說到蒸汽機會想到瓦特,說到電燈泡會想到愛迪生,但說到互聯網,你卻很難想到一個具體的人。

“互聯網有一堆爹,很多人都有互聯網之父的頭銜,如果拼爹的話,誰都拼不過互聯網。”餘晨調侃道。

互聯網從誕生之初起,便意味著開放與連接,真正實現全球化。

但是,由於人性的局限,今天的互聯網並沒有把人連成一個整體,反而把人連成碎片化的小部落。

“每個人都變成了井底觀天的青蛙,看到的只是一個小世界,TA覺得世界就是這樣的;所有的東西都是碎片式的,每個人看到的都是TA願意看到的一部分,我們每個人都陷入了自己想的這種回音壁。”

這種回音壁現象,無疑是互聯網的一大悖論。

但是對於技術本身,余晨卻依然保持樂觀,他認為,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它既不是善意的,也不是惡意的,但是沒有技術的話,你可能連選擇的機會都沒有。

有了技術之後,至少你還可以選擇善惡,可選擇性本身就是一種善意。

2015年,根據面對面採訪這些互聯網締造者的一手資訊,余晨寫成了《看見未來》一書,深入探討了互聯網的技術拐點、發展契機和未來趨勢。

作為站在互聯網風口上的弄潮兒,余晨獨到的思想與觀察不僅來源於他接觸的人、走過的路,其實也取決於他讀過的書。

在給有書的2000萬書友推薦書單的環節,餘晨提到了3本給他影響最大的書:《愛因斯坦》、《GEB,一條永恆的金帶》、《自私的基因》。

他形容那種看到一本好書而五雷轟頂的感覺是一種宗教般的體驗:就好比你原來是個瞎子,你的世界是黑白的,突然覺得當頭一棒,你就看到了一個彩色的世界。

餘晨深知,當今的世界,技術更新的速度遠遠小於一個人的壽命。在這種時候,如果人沒有自己去更新換代的話,我們每個人都面臨被淘汰的危險。

為了與時俱進,餘晨既和歷史對話,也在歷史中勇於看見未來。

他很喜歡引用Alan Kay的一句話:“預見未來最好的方式,便是親手創造未來。”

餘晨記得,當時整個會場都沸騰了。

在今天,也許很多人會把馬斯克跟約伯斯相比,覺得他們都是改變世界的創業者,但是在餘晨眼中:

“約伯斯做得再牛,他帶給我們的所有產品都還是我們的掌中之物,但是馬斯克做的項目都是一種詩史般的項目,是那種探索邊界、探索人類的極限,關乎到人類未來命運的非常宏大的工程。”

▲餘晨(右)與埃隆·馬斯克(左)

我們都知道,約伯斯是個文科生,而馬斯克是個理科生。

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思維方式是迥然不同的,馬斯克尊崇的便是最早被亞里斯多德提出的“第一性原理”。

什麼叫“第一性原理”?

餘晨解釋道:“我們人類思考認知的時候,實際上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我們用講故事、打比方等很直觀的方式去理解這個世界,另一種則是靠邏輯、靠理性、靠掌握事物的本質來理解世界。”

儘管,“第一性原理”在某種意義上是反人性的,因為它有點違反了我們自然的直覺和思維習慣,但是它卻能讓我們真正找到事物背後的理性和邏輯更深層的規律。

比如,一部真正的好電影不是漫無邊際地去想像,而是有邏輯的想像。

“不是你想像一下可以手撕鬼子,可以打一槍把飛機放下來,這就是好電影。”

我們再來看看有邏輯的想像是怎樣的?

“為了拍《星際穿越》,諾蘭真的會去找物理學家研究黑洞的成像;

為了拍《阿凡達》,卡梅隆真的會去找南加州語言學教授去設計一種外星人可能說的語言,那種語言雖然在世界上不存在,但是它符合語法,有自己的詞彙表,它的邏輯是自洽的。”

而在矽谷,像這樣願意逆水行舟的人並非少數。

赴美留學期間,余晨曾來到電腦技術的聖殿——AT&T貝爾實驗室實習。上班的第一天,接待他的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Arno A.Penzias。

“Arno A.Penzias就是當年發現了宇宙背景輻射、來證明宇宙大爆炸理論的科學家,你想,這樣的東西可能跟直接可以應用的科技沒什麼關係,完全是思考星空的事件,但是貝爾實驗室當時就是養了這樣一批人。”

在矽谷工作的7年,餘晨見證了身邊太多這樣的科學家、物理學家、數學家——

他們願意花大量的投入去做那些可能完全沒有實用的理論性探索,儘管,他們所做的事對今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在當年短期內其實並不能看到任何收益。

群星璀璨的背後,得益於矽谷所具備的更為寬容、更能容忍失敗的文化。而這些前輩們的的浪漫情懷也深深觸動並影響了餘晨的氣質。

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在《看見未來》的“序”裡說:“作為‘支付革命’的拓荒者之一,餘晨的身上一直有一股揮之不去的矽谷反叛青年的氣質。”

2003年,經歷了矽谷的“7年之癢”,余晨開啟了自己新的征程。他從矽谷回到北京,和唐彬聯合創辦了易寶支付。

那時,“非典”的恐怖陰霾剛剛散去,馬雲的淘寶網與易趣網正在為爭奪用戶無所不用其極,支付寶也在這一年應運而生。

餘晨看中了當時移動支付在國內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沒有被滿足的市場,就決定回國做移動支付。

然而,興許是當時易寶支付想得過於超前,大眾並沒能理解他們超前的理念。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後,餘晨和團隊意識到市場更需要的不是更超前的移動支付,而是更腳踏實地的線上支付,於是開始轉型。

發展至今,我們訂購的每2-3張機票裡就有一張是通過易寶支付提供的服務。易寶服務的商家超過100萬,並長期與近百家金融機構達成戰略合作關係。

一群人的浪漫

在創業10年之際,餘晨接到了央視紀錄片《互聯網時代》的邀請。

一旦同意參加,就意味著他要拿出大段的時間,這對於一個創業者來說,不得不說是一種比較奢侈的行為。

就在紀錄片開機一個月前,被譽為電腦界的愛迪生的圖形介面、超文字、滑鼠的發明者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去世。

遺憾之外,餘晨更有了強烈的使命感:記錄創造互聯網歷史的巨人們的親口證言,易寶支付必須馬上參加、責無旁貸。

因為,其中不少重要人物年事已高,也許再過10年,便不可能再有機會拍攝這樣有如此多當事人親證的作品。

拍攝過程中,餘晨不斷奔走於美國和中國之間,還曾因高強度、過於密集的採訪工作一度出現幻聽……

回憶當時的採訪經歷,餘晨說: “與其說是人物採訪,倒不如說是和歷史對話。”

追溯互聯網的起源,餘晨稱互聯網的故事不是一個人的故事,而是一群人的故事;互聯網的史詩,不是一兩個天才的傑作,而是一群人共同碰撞、融合、協作的結果;互聯網,是一群人的浪漫。

當我們今天談到科技的起源,很多技術的發明都會想到一個具體的發明者,說到蒸汽機會想到瓦特,說到電燈泡會想到愛迪生,但說到互聯網,你卻很難想到一個具體的人。

“互聯網有一堆爹,很多人都有互聯網之父的頭銜,如果拼爹的話,誰都拼不過互聯網。”餘晨調侃道。

互聯網從誕生之初起,便意味著開放與連接,真正實現全球化。

但是,由於人性的局限,今天的互聯網並沒有把人連成一個整體,反而把人連成碎片化的小部落。

“每個人都變成了井底觀天的青蛙,看到的只是一個小世界,TA覺得世界就是這樣的;所有的東西都是碎片式的,每個人看到的都是TA願意看到的一部分,我們每個人都陷入了自己想的這種回音壁。”

這種回音壁現象,無疑是互聯網的一大悖論。

但是對於技術本身,余晨卻依然保持樂觀,他認為,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它既不是善意的,也不是惡意的,但是沒有技術的話,你可能連選擇的機會都沒有。

有了技術之後,至少你還可以選擇善惡,可選擇性本身就是一種善意。

2015年,根據面對面採訪這些互聯網締造者的一手資訊,余晨寫成了《看見未來》一書,深入探討了互聯網的技術拐點、發展契機和未來趨勢。

作為站在互聯網風口上的弄潮兒,余晨獨到的思想與觀察不僅來源於他接觸的人、走過的路,其實也取決於他讀過的書。

在給有書的2000萬書友推薦書單的環節,餘晨提到了3本給他影響最大的書:《愛因斯坦》、《GEB,一條永恆的金帶》、《自私的基因》。

他形容那種看到一本好書而五雷轟頂的感覺是一種宗教般的體驗:就好比你原來是個瞎子,你的世界是黑白的,突然覺得當頭一棒,你就看到了一個彩色的世界。

餘晨深知,當今的世界,技術更新的速度遠遠小於一個人的壽命。在這種時候,如果人沒有自己去更新換代的話,我們每個人都面臨被淘汰的危險。

為了與時俱進,餘晨既和歷史對話,也在歷史中勇於看見未來。

他很喜歡引用Alan Kay的一句話:“預見未來最好的方式,便是親手創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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