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留日學生， 從1896—1937年， 大約有十萬之譜。 大約同一時期， 中國人留學美國和歐洲各國的人數， 都不能與留日人數相比肩。 這些留日學生， 尤其在早期， 無論是官費生、自費生， 無論是革命派、改良派還是隨大流者， 大多是抱著救國的目的浮海東渡的。 他們在日本求學期間， 或者在回國以後， 對中國的社會生活影響至大至巨， 尤其是政治、軍事和基礎教育方面， 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1913年孫中山參加留日學生活動
近代中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辛亥革命， 其發動和鼓吹， 與中國留日學生關係極大。 除了國內的社會基礎和階級基礎外， 這一革命的策劃和組織， 可以說基本上是在日本的留學生中進行的。 孫中山奔走海外有年， 組織發動革命功不可沒， 但進展不是很大。 只是在他於1905年接觸了歐洲的中國留學生， 並在其後融入了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之後，
以下我們通過一些統計數字， 來觀察留日學生與中國政治生活的關係。
實藤氏注意到， 1911年武昌起義後的雲南起義中， 以昆明陸軍高級幹部為中心的40人中， 有31人有留學日本的經歷。 其實， 武昌起義的主要領導人中， 曾去日本留過學的人也不少。 1911年12月， 出席17省南京會議的代表45人中， 留日者占了大半， 在這次會議上， 孫中山被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根據劉壽林編：《辛亥以後十七年職官年表》， 列出從北京臨時政府的唐紹儀內閣起到北洋軍閥控制的最後一屆內閣止， 其歷屆內閣成員中留日學生數， 可作一有意義的觀察。
北洋時期歷屆內閣成員留學情況表
以上表列留日人數中， 個別赴日考察和當過留學生監督的人也算在內。 統計數字可能並不十分精確， 但1928年前北洋政府歷屆內閣閣員中， 有33屆閣員留日生比例達到或超過了34%， 則留日生大體占到34%以上，
北洋政府慶祝一站勝利
有的論者判斷， 晚清和北洋政權中， 留日學生佔有優勢。 國民黨政權中，
如果換一個角度，從國共兩黨來觀察。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正式代表12人中，有7人有留學背景，除陳公博留美外，陳獨秀、李大釗、李達、董必武、李漢俊、周佛海等6人都是留日學生，占全體代表的50%，只有陳譚秋、毛澤東、王盡美、鄧恩銘、何叔衡等5人無留學經歷。中國國民黨是在中國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它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幫助下，於1924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第一天會議，經孫中山提名，推舉大會主席團成員5人(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李守常)，全部有留日經歷。大會選出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24人，其中有留日背景的17人，占總數的71%；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7人中，有留日經歷的7人，占41%；中央監察委員5人，有留日經歷的3人，占60%；候補中央監察委員5人中，4人有留日經歷，占80%。這幾組9統計中的留日生比例，與國民政府中留日生比例大致相若，均較北洋政府中留日生比例為高。又據1929年出版的《中國國民黨年鑒》，在63萬黨員中，大學和專科學校畢業者占十分之一強，其中留學歐美者700余人，留學日本者1000餘人。10這個數字，也是可以說明問題的。 近代中國還有一特殊歷史現象，即出現於20世紀30—40年代的若干漢奸傀儡政權。在這些漢奸偽政權的頭目中，留日學生比例極高。汪精衛、周佛海、王揖唐是其最尤者。王奇生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中，找到一本1941年6月編印的《中華留日同學會同學錄》，發現竟是一本漢奸名錄，共列名693人，均在偽政權供職。王奇生在著作中列出52人，為其首要者。
日本留學生與中國軍界的關係，一點也不比政界差。晚清政府於甲午戰爭敗後開始籌練新軍，於八國聯軍之役後全面推行新政，而以練兵為第一要政。海軍學生一般派往歐洲，陸軍學生絕大多數出身于日本各級軍事學校，主要是初、中等軍事學校。清末派赴日本學陸軍的人數大約3500人，畢業於軍事預備學校(如成城、振武)有850人，畢業於士官學校的有673人，陸軍大學畢業生極少。據統計，1911—1931年間，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的有769人，1931—1937年間，日本士官學校的中國畢業生還有119人。
清末對軍事留學生控制很嚴，一般均為官費派遣。政府原以為“日本陸軍教育，系以忠君愛國順服長官為宗旨，並無侈言自由與反對政府之弊”，因此對留日軍事學生寄為干城之望。事實上，這種希望落空了。士官生在日本參加同盟會的就有一百多人。回國後在各地新軍中任職的留日士官生，大多成了回應革命召喚成為推翻清朝統治的積極力量。武昌起義後，各省的兵權大多由留日士官生掌握。舒新城在1926年指出：“現在執軍權之軍人，十之七八可從日本士官學校丙午同學錄，與振武學校一覽(光緒三十三年)中求得其姓名。軍閥如此橫行，留日陸軍學生自應負重大責任”。我們只要查一下北洋政府時期將軍府的將軍名錄，和國民黨政府時期的將軍名錄，可以相信舒新城的評論是有根據的。蔣介石、張群、何應欽等國民黨軍事領導人無不有留學日本陸軍的經歷。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留日學生對中國的基礎教育做出了貢獻。清末新式教育草創，最嚴重的是缺乏教師。成千累萬的留日學生上日本的預科、速成學校、師範學校，學了一年半載、三年二年，不管畢業還是肄業，大多數隻相當於日本的小學、中學程度。他們回國後充實於各地的新式學堂，緩解了教師奇缺的困境。有的研究指出，留學美歐的學生歸國後當大學教授、校長、科學家的，遠比留日學生多。這是歷史時代作出的安排。他們各自為祖國的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留日學生在日本社會那個萬花筒裡，大大開拓了眼界，學到了許多在國內的封建禁網下不可能學到的新知識。嚴複翻譯的少數幾本西方資產階級古典的政治社會學說，在19世紀末以後先後出版，使許多年青人開了眼界。但留日學生在日本社會接觸了更大量的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讀到了許多經日本人翻譯、刪節並加入了日本特色的西學知識。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西方社會流行的各種社會主義學說啟發了他們的思維。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也是他們首先在日本讀到，並有選擇地介紹給國人的。帝國主義時代的各種社會思潮，裝進了留日學生的頭腦，並通過他們和他們創辦的各種刊物，廣泛傳播到了國內。時代的啟迪，新知的吸納，使他們增強了民族和國家的觀念，增加了他們探索國家前途、尋找國家出路的力量和武器。東西列強的虎視鷹瞵使他們具有了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危機感。他們懷著各式各樣的思想、學說和治國方案，回到國內，接受中國國情的檢驗，從各個不同的方向上發揮出自己的作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演出了中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舞臺上方向各異的悲喜劇。由他們影響並形成的一些社會力量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由他們影響並形成的另一些社會力量則遲緩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這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留日學生在中國政治、軍事、文化教育方面發揮不同作用的思想方面的原因。
那麼多有留日經歷的人處在最高政治決策者的位置上，畢竟是很說明問題的。如果換一個角度，從國共兩黨來觀察。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正式代表12人中，有7人有留學背景，除陳公博留美外，陳獨秀、李大釗、李達、董必武、李漢俊、周佛海等6人都是留日學生，占全體代表的50%，只有陳譚秋、毛澤東、王盡美、鄧恩銘、何叔衡等5人無留學經歷。中國國民黨是在中國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它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幫助下，於1924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第一天會議，經孫中山提名，推舉大會主席團成員5人(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謝持、李守常)，全部有留日經歷。大會選出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24人，其中有留日背景的17人，占總數的71%；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7人中，有留日經歷的7人，占41%；中央監察委員5人，有留日經歷的3人，占60%；候補中央監察委員5人中，4人有留日經歷，占80%。這幾組9統計中的留日生比例，與國民政府中留日生比例大致相若，均較北洋政府中留日生比例為高。又據1929年出版的《中國國民黨年鑒》，在63萬黨員中，大學和專科學校畢業者占十分之一強，其中留學歐美者700余人，留學日本者1000餘人。10這個數字，也是可以說明問題的。 近代中國還有一特殊歷史現象，即出現於20世紀30—40年代的若干漢奸傀儡政權。在這些漢奸偽政權的頭目中，留日學生比例極高。汪精衛、周佛海、王揖唐是其最尤者。王奇生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中，找到一本1941年6月編印的《中華留日同學會同學錄》，發現竟是一本漢奸名錄，共列名693人，均在偽政權供職。王奇生在著作中列出52人，為其首要者。
日本留學生與中國軍界的關係，一點也不比政界差。晚清政府於甲午戰爭敗後開始籌練新軍，於八國聯軍之役後全面推行新政，而以練兵為第一要政。海軍學生一般派往歐洲，陸軍學生絕大多數出身于日本各級軍事學校，主要是初、中等軍事學校。清末派赴日本學陸軍的人數大約3500人，畢業於軍事預備學校(如成城、振武)有850人，畢業於士官學校的有673人，陸軍大學畢業生極少。據統計，1911—1931年間，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的有769人，1931—1937年間，日本士官學校的中國畢業生還有119人。
清末對軍事留學生控制很嚴，一般均為官費派遣。政府原以為“日本陸軍教育，系以忠君愛國順服長官為宗旨，並無侈言自由與反對政府之弊”，因此對留日軍事學生寄為干城之望。事實上，這種希望落空了。士官生在日本參加同盟會的就有一百多人。回國後在各地新軍中任職的留日士官生，大多成了回應革命召喚成為推翻清朝統治的積極力量。武昌起義後，各省的兵權大多由留日士官生掌握。舒新城在1926年指出：“現在執軍權之軍人，十之七八可從日本士官學校丙午同學錄，與振武學校一覽(光緒三十三年)中求得其姓名。軍閥如此橫行，留日陸軍學生自應負重大責任”。我們只要查一下北洋政府時期將軍府的將軍名錄，和國民黨政府時期的將軍名錄，可以相信舒新城的評論是有根據的。蔣介石、張群、何應欽等國民黨軍事領導人無不有留學日本陸軍的經歷。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留日學生對中國的基礎教育做出了貢獻。清末新式教育草創，最嚴重的是缺乏教師。成千累萬的留日學生上日本的預科、速成學校、師範學校，學了一年半載、三年二年，不管畢業還是肄業，大多數隻相當於日本的小學、中學程度。他們回國後充實於各地的新式學堂，緩解了教師奇缺的困境。有的研究指出，留學美歐的學生歸國後當大學教授、校長、科學家的，遠比留日學生多。這是歷史時代作出的安排。他們各自為祖國的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留日學生在日本社會那個萬花筒裡，大大開拓了眼界，學到了許多在國內的封建禁網下不可能學到的新知識。嚴複翻譯的少數幾本西方資產階級古典的政治社會學說，在19世紀末以後先後出版，使許多年青人開了眼界。但留日學生在日本社會接觸了更大量的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讀到了許多經日本人翻譯、刪節並加入了日本特色的西學知識。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西方社會流行的各種社會主義學說啟發了他們的思維。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也是他們首先在日本讀到，並有選擇地介紹給國人的。帝國主義時代的各種社會思潮，裝進了留日學生的頭腦，並通過他們和他們創辦的各種刊物，廣泛傳播到了國內。時代的啟迪，新知的吸納，使他們增強了民族和國家的觀念，增加了他們探索國家前途、尋找國家出路的力量和武器。東西列強的虎視鷹瞵使他們具有了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危機感。他們懷著各式各樣的思想、學說和治國方案，回到國內，接受中國國情的檢驗，從各個不同的方向上發揮出自己的作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演出了中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舞臺上方向各異的悲喜劇。由他們影響並形成的一些社會力量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由他們影響並形成的另一些社會力量則遲緩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這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留日學生在中國政治、軍事、文化教育方面發揮不同作用的思想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