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是著名的革命老區， 福建省第一個農村黨支部誕生地。
“我永遠忘不了金豐大山， 忘不了永定人民， 忘不了閩西老區呀”
毛澤東在永定茫茫金豐大山指導革命鬥爭， 幾經磨難， 留下了光輝的足跡……
紅四軍在坎市裕源店寫下的“三條紀律八項注意”
八項注意明鐵紀
1929年5月23日， 毛澤東、朱德、陳毅等率領紅四軍攻克永定坎市後， 宣傳隊立即在街頭巷尾大量張貼《紅四軍司令部佈告》， 廣泛宣傳紅四軍的宗旨和紀律， 還在裕源店三樓廳上寫下了“三條紀律八項注意”。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和行動準則， 它從初步形成到最終確立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 1927年10月24日， 毛澤東率隊上井岡山時， 首次向大家宣佈了“三條紀律”。 1928年4月初， 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來到湖南省桂東縣沙田圩， 正式頒佈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
紅四軍攻克坎市後，
分田經驗廣傳播
1929年5月25日， 紅四軍在張鼎丞率領的紅軍遊擊隊配合下， 一舉解放了軍閥張貞總兵站盤踞的永定縣城。
當晚， 毛澤東在賴家祠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和中共永定縣委聯席會議， 聽取張鼎丞有關永定暴動等情況彙報， 對溪南土改分田運動的成功經驗大為讚賞。
此後幾天， 紅四軍分兵湖雷、金豐等地遊擊， 掃清軍閥殘餘和民團勢力。 27日， 毛澤東在縣城南門壩召開萬人大會， 號召群眾當場燒毀田契借約， 鎮壓地主惡霸， 拆毀城牆， 破除反動統治藩籬。
1929年7月20日， 毛澤東在上杭蛟洋召開的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上， 再次充分肯定溪南土改分田運動， 指出這一經驗“解決辦法最好， 值得推廣， 最值得各地效法”。 1928年8月制定的《溪南裡土地法》的土地分配原則， 與後來毛澤東1928年12月和1929年4月制定的《井岡山土地法》及《興國土地法》的正確部分融為一爐， 成為毛澤東土地革命路線的一部分， 為黨最終確立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湖雷會議起紛爭
1929年5月28日， 紅四軍回師湖雷。 為了消除隊伍內部日益滋長的極端民主化、重軍事輕政治、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 毛澤東在湖雷慶興寺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
分田分地真忙（油畫， 永定區博物館收藏）
當晚， 紅四軍移師堂堡， 在居易樓繼續召開會議， 矛盾更加擴大。 緊接著， 爭論持續到上杭白砂、連城新泉， 直至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 依然未能彌合分歧。 當然， 也正是有了這場廣泛而熱烈的爭論， 中央聽取了陳毅的彙報， 才有了著名的中央“九月來信”， 也才有了後來具有劃時代偉大意義的古田會議的勝利召開。 湖雷會議為我黨徹底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饒豐書房擬草案
湖雷會議後，紅四軍黨內爭論日趨複雜激烈，以致紅四軍“七大”後毛澤東被迫離開前委領導崗位。“七大”後，毛澤東前往上杭蛟洋參加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由於身患重病和國民黨對朱毛紅軍和閩西蘇區展開“三省會剿”，毛澤東遂轉移到群眾基礎較好的永定，一邊養病，一邊調查研究，思索如何解決紅四軍的內部矛盾。8月21日，毛澤東來到金豐大山牛牯撲，起先在華興樓居住，後來在青山下竹寮裡（饒豐書房）居住。
1979年7月12日，《福建日報》刊載了當時在金豐大山經常被毛澤東接見的張鼎丞和譚震林的署名文章《紅旗躍過汀江》，文中說“為了系統總結從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到1929年12月兩年多時間紅軍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經驗，毛澤東同志在粟裕同志率領部隊的保衛下，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在永定、金豐、湖雷進行較長時間的調查研究，並在牛牯撲竹寮裡著手起草古田會議決議草案”。
位於永定歧嶺牛牯撲的毛澤東舊居———華興樓（現為紀念館）
連遇敵情幸脫險
毛澤東在牛牯撲期間，經常深入澎坑、白臘坑、萬里石等附近村落訪貧問苦。他化名“楊子任”，人們誤認為是姓楊的“主任”，都親切地叫他“楊主任”或“楊先生”。
岐嶺鄉土豪張克識因農民分了他的田地和房產而對革命恨之入骨，他見到氣宇軒昂的“楊先生”，認定他是共產黨的大人物，便向團總林蔚民告密。根據描述，林蔚民推測“楊先生”就是毛澤東，馬上向國民黨廣東大埔縣長梁若谷告發。
9月17日，反動民團頭子胡道南、林蔚民、呂敬齋糾集附近各鄉13個民團及從大埔縣雇來的保安隊六、七百人，氣勢洶洶向牛牯撲撲來。
粟裕率領警衛連在前沿陣地英勇阻擊，但終因敵眾我寡，只好且戰且退。中共金豐區委書記陳兆祥馬上安排忠實健壯的陳添裕等4名赤衛隊隊員，火速護送毛澤東轉移。
槍聲越來越近，情況萬分緊急！毛澤東卻因為身患重病無力行走！情急之下，陳添裕不由分說背起毛澤東，倒穿草鞋，狂奔十餘裡山路到達雨頂坪，終於使毛澤東安全脫險。
1951年國慶前夕，毛澤東親自交辦中共中央辦公廳，給當年救過自己的陳添裕發出請柬，請他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觀禮，並深情地說，“我永遠忘不了金豐大山，忘不了永定人民，忘不了閩西老區呀”。
陳添裕弟弟陳奎裕參加1951年國慶觀禮留影（馬建林提供）
毛澤東在牛牯撲遇險脫身後，經雨頂坪、上石壟、水口庵、興福庵等輾轉來到堂堡竹林館。10月5日上午，毛澤東從竹林館前往合溪溪南村石塘裡，組織上安排賴德軒、孔金梅夫婦和湖雷區委書記熊炳華、赤衛隊員熊華榮等沿途護送。途中遭遇民團跟蹤追查，一行10多人躲進一涵洞，因出生不久的兒子啼哭，孔金梅急用胸部捂住兒子嘴巴，致使嬰兒意外窒息而死，毛澤東等化險為夷。
紅軍長征後，孔金梅夫婦跟隨鄧子恢留在南方堅持遊擊戰爭。後來，她丈夫不幸被捕遇害，大兒子失散，她化身為尼，直到1988年90歲時在寧化縣泉上鎮普光寺圓寂。
身患瘧疾陷困境
毛澤東8月初進入永定以後的兩個多月，大多住在金豐大山密林深處的一些小村莊裡。
深山老林環境雖好，但缺醫少藥，毛澤東的瘧疾還沒痊癒，又遇氣候變化著了涼，上吐下瀉，忽冷忽熱，急得賀子珍團團轉。永定縣革命委員會主席張鼎丞得知毛澤東病情加重，急忙和秘書長阮山前來探視，並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如何給毛澤東治病的方案，火速派阮山請當地中醫吳修山到牛牯撲診治。毛澤東服過兩劑中藥後，病情大有好轉，但仍然比較虛弱，常出大汗，青筋跳動。
後來，合溪區委書記賴連璋請來了老中醫賴豐慶，繼續給毛澤東治病。賴豐慶每天給毛澤東診斷開藥方，然後由賴連璋騎著白馬到一裡地外的“萬枝堂”去抓藥。
毛澤東在永定隱居養病時，永定縣革命委員會採取了一系列的安全保密措施，外界突然沒有了他的消息。國民黨的報紙甚至還發了一個號外，稱“匪首”毛澤東被“擊斃”於“養屙山中”。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信以為真，鄭重其事地發了一個千字《訃告》：“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遊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在福建前線逝世……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擔架接力赴上杭
根據當年負責安全保衛及護送毛澤東前往上杭合溪區委書記賴連璋回憶：“九月節（重陽節）的前一天我接到通知，說快點把毛主席送到上杭城。群眾要求過了九月節才去上杭，家裡團圓遲一天走。我答應，告訴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了。重陽節後一天，金豐赤衛隊一百人，合溪赤衛隊一百人，還有其他政工人員，派了兩副擔架，天還沒亮就出發。”
“到達上杭交界的黎袍山時，由於前來接應的上杭方面的人還沒有到，我叫大家休息，想辦法泡點茶給主席喝。主席不知道情況，有點生氣地說：‘你們還走不走？’我招呼大家趕快走，走的路線是黎袍山———寨頭———蘭家渡———黃潭———廬豐———安鄉———上杭城。”
1980年《訪問賴連璋記錄》有關毛澤東離開合溪前往上杭時間的記載
賴連璋又名賴複生，是永定暴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曾參加古田會議，歷任合溪區委書記、第四縱隊十支隊黨代表、紅四軍第四縱隊政委、閩粵贛邊軍事委員會諜報科科長等職。1931年，因“肅社党”事件蒙冤入獄，後尋機逃脫，前往緬甸避難。1967年回國後，在漳州市龍海縣雙弟華僑農場五四作業區當工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落實黨的政策，被安排到福建省僑辦工作，享受老紅軍待遇。古田會議紀念館1970年、1971年，永定縣革命歷史紀念館1977年、1980年等曾多次前往漳州採訪當年他負責保衛、護送毛澤東等情況，這些原始記錄或轉摘手稿現在永定區博物館收藏，具有較高可信度和參考研究價值。（盧加萬）
湖雷會議後，紅四軍黨內爭論日趨複雜激烈，以致紅四軍“七大”後毛澤東被迫離開前委領導崗位。“七大”後，毛澤東前往上杭蛟洋參加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由於身患重病和國民黨對朱毛紅軍和閩西蘇區展開“三省會剿”，毛澤東遂轉移到群眾基礎較好的永定，一邊養病，一邊調查研究，思索如何解決紅四軍的內部矛盾。8月21日，毛澤東來到金豐大山牛牯撲，起先在華興樓居住，後來在青山下竹寮裡（饒豐書房）居住。
1979年7月12日，《福建日報》刊載了當時在金豐大山經常被毛澤東接見的張鼎丞和譚震林的署名文章《紅旗躍過汀江》，文中說“為了系統總結從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到1929年12月兩年多時間紅軍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經驗，毛澤東同志在粟裕同志率領部隊的保衛下，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在永定、金豐、湖雷進行較長時間的調查研究，並在牛牯撲竹寮裡著手起草古田會議決議草案”。
位於永定歧嶺牛牯撲的毛澤東舊居———華興樓（現為紀念館）
連遇敵情幸脫險
毛澤東在牛牯撲期間，經常深入澎坑、白臘坑、萬里石等附近村落訪貧問苦。他化名“楊子任”，人們誤認為是姓楊的“主任”，都親切地叫他“楊主任”或“楊先生”。
岐嶺鄉土豪張克識因農民分了他的田地和房產而對革命恨之入骨，他見到氣宇軒昂的“楊先生”，認定他是共產黨的大人物，便向團總林蔚民告密。根據描述，林蔚民推測“楊先生”就是毛澤東，馬上向國民黨廣東大埔縣長梁若谷告發。
9月17日，反動民團頭子胡道南、林蔚民、呂敬齋糾集附近各鄉13個民團及從大埔縣雇來的保安隊六、七百人，氣勢洶洶向牛牯撲撲來。
粟裕率領警衛連在前沿陣地英勇阻擊，但終因敵眾我寡，只好且戰且退。中共金豐區委書記陳兆祥馬上安排忠實健壯的陳添裕等4名赤衛隊隊員，火速護送毛澤東轉移。
槍聲越來越近，情況萬分緊急！毛澤東卻因為身患重病無力行走！情急之下，陳添裕不由分說背起毛澤東，倒穿草鞋，狂奔十餘裡山路到達雨頂坪，終於使毛澤東安全脫險。
1951年國慶前夕，毛澤東親自交辦中共中央辦公廳，給當年救過自己的陳添裕發出請柬，請他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觀禮，並深情地說，“我永遠忘不了金豐大山，忘不了永定人民，忘不了閩西老區呀”。
陳添裕弟弟陳奎裕參加1951年國慶觀禮留影（馬建林提供）
毛澤東在牛牯撲遇險脫身後，經雨頂坪、上石壟、水口庵、興福庵等輾轉來到堂堡竹林館。10月5日上午，毛澤東從竹林館前往合溪溪南村石塘裡，組織上安排賴德軒、孔金梅夫婦和湖雷區委書記熊炳華、赤衛隊員熊華榮等沿途護送。途中遭遇民團跟蹤追查，一行10多人躲進一涵洞，因出生不久的兒子啼哭，孔金梅急用胸部捂住兒子嘴巴，致使嬰兒意外窒息而死，毛澤東等化險為夷。
紅軍長征後，孔金梅夫婦跟隨鄧子恢留在南方堅持遊擊戰爭。後來，她丈夫不幸被捕遇害，大兒子失散，她化身為尼，直到1988年90歲時在寧化縣泉上鎮普光寺圓寂。
身患瘧疾陷困境
毛澤東8月初進入永定以後的兩個多月，大多住在金豐大山密林深處的一些小村莊裡。
深山老林環境雖好，但缺醫少藥，毛澤東的瘧疾還沒痊癒，又遇氣候變化著了涼，上吐下瀉，忽冷忽熱，急得賀子珍團團轉。永定縣革命委員會主席張鼎丞得知毛澤東病情加重，急忙和秘書長阮山前來探視，並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如何給毛澤東治病的方案，火速派阮山請當地中醫吳修山到牛牯撲診治。毛澤東服過兩劑中藥後，病情大有好轉，但仍然比較虛弱，常出大汗，青筋跳動。
後來，合溪區委書記賴連璋請來了老中醫賴豐慶，繼續給毛澤東治病。賴豐慶每天給毛澤東診斷開藥方，然後由賴連璋騎著白馬到一裡地外的“萬枝堂”去抓藥。
毛澤東在永定隱居養病時，永定縣革命委員會採取了一系列的安全保密措施，外界突然沒有了他的消息。國民黨的報紙甚至還發了一個號外，稱“匪首”毛澤東被“擊斃”於“養屙山中”。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信以為真，鄭重其事地發了一個千字《訃告》：“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遊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在福建前線逝世……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擔架接力赴上杭
根據當年負責安全保衛及護送毛澤東前往上杭合溪區委書記賴連璋回憶：“九月節（重陽節）的前一天我接到通知，說快點把毛主席送到上杭城。群眾要求過了九月節才去上杭，家裡團圓遲一天走。我答應，告訴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了。重陽節後一天，金豐赤衛隊一百人，合溪赤衛隊一百人，還有其他政工人員，派了兩副擔架，天還沒亮就出發。”
“到達上杭交界的黎袍山時，由於前來接應的上杭方面的人還沒有到，我叫大家休息，想辦法泡點茶給主席喝。主席不知道情況，有點生氣地說：‘你們還走不走？’我招呼大家趕快走，走的路線是黎袍山———寨頭———蘭家渡———黃潭———廬豐———安鄉———上杭城。”
1980年《訪問賴連璋記錄》有關毛澤東離開合溪前往上杭時間的記載
賴連璋又名賴複生，是永定暴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曾參加古田會議，歷任合溪區委書記、第四縱隊十支隊黨代表、紅四軍第四縱隊政委、閩粵贛邊軍事委員會諜報科科長等職。1931年，因“肅社党”事件蒙冤入獄，後尋機逃脫，前往緬甸避難。1967年回國後，在漳州市龍海縣雙弟華僑農場五四作業區當工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落實黨的政策，被安排到福建省僑辦工作，享受老紅軍待遇。古田會議紀念館1970年、1971年，永定縣革命歷史紀念館1977年、1980年等曾多次前往漳州採訪當年他負責保衛、護送毛澤東等情況，這些原始記錄或轉摘手稿現在永定區博物館收藏，具有較高可信度和參考研究價值。（盧加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