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 華西村全貌。 村內高樓、高塔林立， 一棟棟別墅整齊劃一。 A08-A09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朱駿
從“窮怕了”到“天下第一”
華西村改革掘金記
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天下第一村”， 從不吝于展示它的富有。
夜幕下， 328米高的龍希國際大酒店頂部， 位於60層的展示廳內， 純金打造的耕牛雕塑據稱價值3億。
村中大道上， 掛著蘇B車牌的寶馬、奧迪等豪車不時閃過；從空中俯瞰， 家家戶戶入住的歐式別墅如棋盤般整齊劃一。
把華西村打造成中國改革開放“共同致富”的樣本， 已逝的“老書記”、天天看《新聞聯播》的吳仁寶居功至偉。 《人民日報》評價他， “每一步都踩在改革的節奏上”。
實際上， “天下第一村”又總是與眾不同。
在風雨如晦的“文革”年代， 華西村就不顧風險開工廠興業；由分田到戶肇始的改革開放已推進40年， 華西村仍堅持走集體經濟之路。
眼下的華西村——或者說一個總資產超過500億元的超級企業集團，
吳協恩向新京報記者坦承， 從私心出發， 他並不想讓兒子接班。 對於未來， 他只說， 希望退休後， 人們也能叫他一聲“老書記”。
4月20日， 部分老職工在小五金廠的舊車間前留影。
冒險偷辦小五金廠
在那個全國一樣窮的年代， 華西村窮出了名， 窮成了窪地。
1961年， 華西村集體財產累計1764元， 欠債2萬元；667個村民， 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口糧。 村裡800多畝耕地， 被水窪河溝分割成1300多塊， 旱澇無收。
時年33歲的村支書吳仁寶， 帶著村民平整了土地， 總算勉強讓他們不再挨餓。 而他心中還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如何富起來？
帶著這個想法， 吳仁寶考察了各地市場， 找到了合適的工業專案——生產螺旋絲錐、直刃絲錐、高硬度螺母等產品。 這些小東西， 國營工廠不做， 市場又有大量需求。
1969年， 華西村在村莊最邊遠的角落裡， 建起了一個小五金廠。
村民們不是沒有疑慮。 據2018年出版的華西村傳記《信仰》記載， 在小五金廠開工同期， 黑龍江有個名叫馬榮祥的村支書因為開設地下工廠， 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名被槍斃了。
早在興辦五金廠前， 吳仁寶就因為全村統一核算實際收入和每人工分， 被人告到江蘇省革命委員會。 好在上級考察後， 認為華西村沒有違背政策， 不予追究。
被舉報的事， 吳仁寶也怕。 但他相信在保障農業的情況下發展工業是一條適合華西村的道路。 “他特意從無錫請來了資歷深的老師傅”，
五金廠的工作時間很長， 每天早七晚七， 最晚做到過夜裡11點。 “大家都沒有基礎， 就是能吃苦、慢慢學， 動作就越來越快。 ”趙荷芬說。
日後的事實， 證明了當年冒險的價值——小五金廠的產品銷路很好， 華西村的第一桶金由此而來。
1976年時， 包括小五金廠在內， 華西村工副業產值已達28.2萬元， 占村集體全年總收入54.4%。
4月19日，華西村毛紡廠，工人正在做工。紡織業是華西村的支柱產業之一，“華西村”商標被認定為“國家馳名商標”。
集體道路，“一村兩制”
1978年12月，在農村邁出第一步的改革開放正式拉開序幕。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風潮席捲全國，大批村莊開始“分田到戶”。
風向驟變之下，敢於冒險的華西村，卻在改革的潮流中停住了腳步。
當時，吳仁寶表示，華西村集體已經家大業大，只能統，不適合分。他抓住中央文件中“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的精神，反復向村民解釋。
憑藉特殊年代攢下的威信，吳仁寶帶領華西村守住了集體經濟道路。不過，為了尊重個別村民的意願，他留了一個口子。
上世紀80年代末，華西村出臺了“一村兩制”政策，即每戶村民可以自主選擇從事集體經濟或個體經濟。
據吳協恩回憶，改革開放之初，華西村選擇個體經濟的只有幾戶人家，發展至今也不超過十戶，“個體搞得不好，風險比較大，壓力更大。”
附近陸橋鎮青年楊永昌是曾經的個體戶。1997年，他在華西村創辦了金屬軟管廠，一年盈利一百多萬。但5年後，他想穩定一點，不希望獨自承擔虧損的風險，把淨資產186萬元的企業以166萬元的價格轉讓給了華西村，完成了個體到集體的轉變。
賣掉廠子後，楊永昌成了華西鋼廠的總經理。
不過，由集體轉個體就沒那麼簡單了。依據華西村《村規民約》，脫離集體經濟者，村裡將向相關村民收回10年的福利待遇，別墅、汽車等都需交回，每年多則十幾萬的股金收入也需放棄。這一規定曾被外界解讀為“懲罰條款”。
雖然華西村方面回應稱，這並非懲罰，只是激勵與制約並存。但2017年起，“脫離集體便收回10年福利待遇”這條頗具爭議的規定，已被取消。
■ 改革物語 華西村老書記吳仁寶生前使用的收音機。用收音機收聽新聞，掌握國家政策動向，並在其中找到華西村發展的思路一直是吳仁寶的工作方式。每天早晨，他都會收聽《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
既是村，又是企業
獨走集體道路的華西村，並未遠離正在興起的市場經濟。
1985年，吳仁寶動員村民以錢入股，投資村集體。集體控股、個人入股的新型股份制集體經濟制度，由此而生。
“當時老書記鼓勵村民每人自願(出)2000元，投到村委會裡。村委會一共籌到了幾百萬，又統一安排到各個企業中去，作為擴大再生產的資金。企業賺了錢，我們每年會給村民分紅。”吳協恩說。
但每人2000元不是個小數目。“那時村民年收入大概700元左右。拿出這些錢，相當於一個人三年不吃不喝賺出來的工資。”在趙荷芬的印象裡，當時的2000元足夠買一輛高檔大型摩托車了。
為了這筆錢，村民們質疑過、反對過。可為了“跟上大家的節奏”，許多沒有現錢的家庭不惜向親友借錢，最終還是入了股。
用村裡的集體資金和村民的入股資金，華西村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陸續創辦了華西鍛造廠、華西鋁製品廠、華西五金拉絲廠、華西冷軋帶鋼廠等，效益頗佳。到1991年底，華西村已創辦大小企業20餘家，完成產值3億多元。
“實際上從改革開放那時候起，我父親就每天看《新聞聯播》。”吳協恩告訴新京報記者，過去，父親下地都要帶著收音機；此後，父親每天准點開電視看新聞，“趕不上7點的直播，就看夜裡或者第二天的重播。家裡人也都養成了類似的習慣。”
據華西村宣傳辦負責人介紹，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要求“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想法再解放一點”，一語消除了人們對改革開放的猶疑困惑。當時，吳仁寶長子吳協東正在香港參觀，率先看到了新聞，一回家馬上向父親彙報。
聽到消息的當天夜裡，淩晨1點，吳仁寶就召集黨委成員開會，要求千方百計進足鋼鐵企業的原材料。因為他從南方談話中看到了“中國即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第二天，吳仁寶帶著吳協東直奔江陰市政府。他們要靠著村辦企業的資產借一筆大錢，只有江陰市市長點頭，銀行才能貸款。獲得市長首肯後，中國農業銀行貸給華西村2000萬元。加上向村民個人籌資約400萬元，吳仁寶有了底氣。
用這些錢，華西村購進了近萬噸鋼坯、1000噸鋁錠、700噸電解銅等原料。沒多久，原本每噸3000元的原材料就漲到了10000元。
1994年，已擁有鋼鐵、毛紡、化工、鋁型材、鋼型材、帶管等45家企業的華西村組建了華西集團，村與企業形成雙軌發展。
“關廠書記”來了
進入新世紀前後，準備接棒華西村的年輕一輩，有了自己的新想法。
1999年，對金融領域頗為關注的吳協恩提出，應當以上市的方式倒逼企業完善產業制度和管理制度。
在21人的舉手表決會議上，20人同意，一人反對。反對者就是老書記吳仁寶。他不明白，有了足夠資本的華西村為什麼要上市？但他最終聽從了大家的意見。
不多久，華西集團A股在深圳上市。
2001年起，華西村開始納入周邊村共同發展，人口從原來的2000人增至現在的3.5萬人，總面積超過35平方公里，成為比澳門還大的“第一村”。
並村後兩年，吳仁寶退休。曾經反對並村的吳協恩，正式成為華西村第二代“掌門人”。上任後，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連續關停周邊村的9個工廠。
“當年有人背地裡都管新書記叫‘關廠書記’。只會關廠，還關那麼多。”現任華西鋼鐵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永昌說，沒關的華西鋼廠也被要求降低庫存，少進多出。
當時，關閉的9個工廠都在盈利，有些效益還不錯。比如化工廠年產值近2億元，線材廠年銷售收入7億元。
“2008年，鋼材價格已經從每噸2000元漲到每噸6000元。”吳協恩回憶，這距離正常市場價位太遠，危機四伏。
直到2012年，“關廠書記”的舉動才被人真正理解。這一年，多年累積的鋼鐵產能嚴重過剩，鋼價暴跌，資金鏈斷裂的鋼廠比比皆是。直至3年後，這場危機依然餘波未平。
2015年的一次座談會上，隔壁村某鋼廠廠長坐在楊永昌旁邊歎氣——他的鋼廠負債率已高達90%，堅持不了半年就要倒閉了。而當年華西村關廠時，他是“看熱鬧”的一員。
比起同行普遍虧損幾億的情況，2015年，華西鋼廠僅虧損幾千萬。而隨著政府要求“去產能”、關停“僵屍企業”，鋼材市場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好轉。2017年，華西鋼鐵公司年產量300多萬噸，全年毛利約18億元。
借“一帶一路”轉型升級
“削鋼”的同時，吳協恩萌生了進軍金融業的念頭。
“那時候老書記不贊成我們辦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企業。新書記就把我叫到辦公室，讓我偷偷開始註冊華西村第一家金融企業。”華西村黨委副書記、華西金融投資總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包麗君說。
當時，吳仁寶已不再擔任村支書，但仍關心著吳協恩的各種決策。“我們這麼做也是不想讓老人家擔心。”
那是2005年，交通銀行重組，中國銀行、工商銀行股份制改革深入推進，被稱為“中國金融改革開放創新之年”。企業運行一年有了效益後，吳協恩才向吳仁寶解釋了金融產業的契機與華西村的優勢。
多年來，華西村先後拿到了典當、財務公司、小額貸款等行業牌照，並成立了相關金融實體。此外，華西集團還參股了銀行、證券、期貨、上市公司等各類企業。2017年，集團旗下上市公司還成立了並購基金。
資料顯示，2016年華西集團金融營收16.26億元，淨利潤6.07億元，是華西集團淨利潤的主要貢獻板塊。
作為一家大企業，隨著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華西村又開始佈局“走出去”。
“‘一帶一路’之前，我們已經在為中石油提供海洋工程服務了。”包麗君說，此後，華西村開始在印尼開展海洋油氣專案、在馬來西亞建碼頭、在新加坡投資設立境外公司、在秘魯海邊捕魷魚……
之後3年，包麗君幾乎沒有休息日，一年出差超過200天，都是去“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談合作。
華西村還將產業觸角伸向了互聯網、電競領域。吳協恩的兒子孫喜耀(隨母姓)小時候曾和爸爸學打魂鬥羅，如今已成為華西集團電競板塊的操盤手。2012年，孫喜耀與人共同成立耀宇文化，之後引入江陰華茂、廣州華多等投資機構，並於2016年掛牌新三板。
不過，華西村的海洋工程板塊起色不大，2016年淨虧損2.26億元。
對此，吳協恩解釋稱，海工業務屬於資金密集型產業，回報週期較長。“雖然尚未盈利，但希望這個產業在未來幾年能為華西村帶來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吳協恩說。
■ 改革詞典
“一分五統”
2001年起，華西村開始兼併周邊村落，村企分開，經濟統一管理、幹部統一使用、勞動力在同等條件下統一安排、福利統一發放、村建統一規劃。
■ 改革親歷
劉濟民 80歲，國務院原副秘書長，無錫市原市委書記
1984年還是改革開放初期，我第一次來到華西村做調查研究。我發現，華西村的農民不僅把糧食種好了，農民們都出現了“你種植、我養殖、他做工副業”的分工，還開始發展多種經營，開辦了相當規模的集體所有的工業企業。
這一舉措讓華西村開始富裕起來，在我去的時候，華西村就已經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了。
當時擔任村黨支部書記的吳仁寶同志對我說，他們是共同富裕，沒有貧困戶，沒有暴發戶，家家都是萬元戶。其實，那時的萬元戶，就是富裕戶了。
華西村為什麼能由窮變富呢？在我看來，這需要有一個吳仁寶那樣日日夜夜為全村農民操勞的帶頭人。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
正是第一次華西村之行讓我開始認識到，大力發展以公有制為主體的鄉鎮企業，確實是引導廣大農民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康莊大道。
1988年，我調無錫市做市委副書記後，江蘇省委開全委擴大會議，我作了關於鄉鎮企業問題的專題發言。
我當時就意識到，一些地方大砍鄉鎮企業是錯誤的。所以我在發言裡說，鄉鎮企業是農村集體經濟的強大支柱，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柱石；鄉鎮企業還是幾株小草的時候，都沒有扼殺掉，現在已經是參天大樹了，12級颱風都吹不垮了。我們對鄉鎮企業的重要地位、重大作用的認識，要堅信不疑，堅定不移，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基本特徵的鄉鎮企業的豐功偉績，將永載史冊。
我的那個發言，曾引起一些震動，反響較好。吳仁寶同志給我極大的鼓勵。直到很多年後我們幾次見面，他還多次提到那個發言。
1998年4月，有中央領導同志到華西村視察，老吳在彙報時提到，華西也有個“兩手抓”：一手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一手同人民群眾保持一致。當時有人一再提醒他“講錯了”，老吳認為“沒講錯”。中央領導同志聽到這個頗有新意的“兩手抓”，略加思索後，連著說了三個“好”。
吳仁寶同志事後對我說：“一個好，不算好；兩個好，才算好；三個好，真正好。中央領導給我們很大的鼓勵。”
我總覺得，華西村改革開放四十年里程給我們提供了極高的理論價值和極為重要的實踐意義，深入研究華西村走過的道路及其所提供的基本經驗，對於我們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農村的實現非常重要。在我看來，如果有更多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雄厚的村級經濟，我們農村的許許多多難題就好解決了，我們農村也將大有希望所在。
新京報記者 林子 江蘇無錫報導
【編輯:史建磊】
編輯：xnnews7
4月19日，華西村毛紡廠，工人正在做工。紡織業是華西村的支柱產業之一，“華西村”商標被認定為“國家馳名商標”。
集體道路，“一村兩制”
1978年12月，在農村邁出第一步的改革開放正式拉開序幕。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風潮席捲全國，大批村莊開始“分田到戶”。
風向驟變之下，敢於冒險的華西村，卻在改革的潮流中停住了腳步。
當時，吳仁寶表示，華西村集體已經家大業大，只能統，不適合分。他抓住中央文件中“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的精神，反復向村民解釋。
憑藉特殊年代攢下的威信，吳仁寶帶領華西村守住了集體經濟道路。不過，為了尊重個別村民的意願，他留了一個口子。
上世紀80年代末，華西村出臺了“一村兩制”政策，即每戶村民可以自主選擇從事集體經濟或個體經濟。
據吳協恩回憶，改革開放之初，華西村選擇個體經濟的只有幾戶人家，發展至今也不超過十戶，“個體搞得不好，風險比較大，壓力更大。”
附近陸橋鎮青年楊永昌是曾經的個體戶。1997年，他在華西村創辦了金屬軟管廠，一年盈利一百多萬。但5年後，他想穩定一點，不希望獨自承擔虧損的風險，把淨資產186萬元的企業以166萬元的價格轉讓給了華西村，完成了個體到集體的轉變。
賣掉廠子後，楊永昌成了華西鋼廠的總經理。
不過，由集體轉個體就沒那麼簡單了。依據華西村《村規民約》，脫離集體經濟者，村裡將向相關村民收回10年的福利待遇，別墅、汽車等都需交回，每年多則十幾萬的股金收入也需放棄。這一規定曾被外界解讀為“懲罰條款”。
雖然華西村方面回應稱，這並非懲罰，只是激勵與制約並存。但2017年起，“脫離集體便收回10年福利待遇”這條頗具爭議的規定，已被取消。
■ 改革物語 華西村老書記吳仁寶生前使用的收音機。用收音機收聽新聞，掌握國家政策動向，並在其中找到華西村發展的思路一直是吳仁寶的工作方式。每天早晨，他都會收聽《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
既是村，又是企業
獨走集體道路的華西村，並未遠離正在興起的市場經濟。
1985年，吳仁寶動員村民以錢入股，投資村集體。集體控股、個人入股的新型股份制集體經濟制度，由此而生。
“當時老書記鼓勵村民每人自願(出)2000元，投到村委會裡。村委會一共籌到了幾百萬，又統一安排到各個企業中去，作為擴大再生產的資金。企業賺了錢，我們每年會給村民分紅。”吳協恩說。
但每人2000元不是個小數目。“那時村民年收入大概700元左右。拿出這些錢，相當於一個人三年不吃不喝賺出來的工資。”在趙荷芬的印象裡，當時的2000元足夠買一輛高檔大型摩托車了。
為了這筆錢，村民們質疑過、反對過。可為了“跟上大家的節奏”，許多沒有現錢的家庭不惜向親友借錢，最終還是入了股。
用村裡的集體資金和村民的入股資金，華西村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陸續創辦了華西鍛造廠、華西鋁製品廠、華西五金拉絲廠、華西冷軋帶鋼廠等，效益頗佳。到1991年底，華西村已創辦大小企業20餘家，完成產值3億多元。
“實際上從改革開放那時候起，我父親就每天看《新聞聯播》。”吳協恩告訴新京報記者，過去，父親下地都要帶著收音機；此後，父親每天准點開電視看新聞，“趕不上7點的直播，就看夜裡或者第二天的重播。家裡人也都養成了類似的習慣。”
據華西村宣傳辦負責人介紹，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要求“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想法再解放一點”，一語消除了人們對改革開放的猶疑困惑。當時，吳仁寶長子吳協東正在香港參觀，率先看到了新聞，一回家馬上向父親彙報。
聽到消息的當天夜裡，淩晨1點，吳仁寶就召集黨委成員開會，要求千方百計進足鋼鐵企業的原材料。因為他從南方談話中看到了“中國即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第二天，吳仁寶帶著吳協東直奔江陰市政府。他們要靠著村辦企業的資產借一筆大錢，只有江陰市市長點頭，銀行才能貸款。獲得市長首肯後，中國農業銀行貸給華西村2000萬元。加上向村民個人籌資約400萬元，吳仁寶有了底氣。
用這些錢，華西村購進了近萬噸鋼坯、1000噸鋁錠、700噸電解銅等原料。沒多久，原本每噸3000元的原材料就漲到了10000元。
1994年，已擁有鋼鐵、毛紡、化工、鋁型材、鋼型材、帶管等45家企業的華西村組建了華西集團，村與企業形成雙軌發展。
“關廠書記”來了
進入新世紀前後，準備接棒華西村的年輕一輩，有了自己的新想法。
1999年，對金融領域頗為關注的吳協恩提出，應當以上市的方式倒逼企業完善產業制度和管理制度。
在21人的舉手表決會議上，20人同意，一人反對。反對者就是老書記吳仁寶。他不明白，有了足夠資本的華西村為什麼要上市？但他最終聽從了大家的意見。
不多久，華西集團A股在深圳上市。
2001年起，華西村開始納入周邊村共同發展，人口從原來的2000人增至現在的3.5萬人，總面積超過35平方公里，成為比澳門還大的“第一村”。
並村後兩年，吳仁寶退休。曾經反對並村的吳協恩，正式成為華西村第二代“掌門人”。上任後，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連續關停周邊村的9個工廠。
“當年有人背地裡都管新書記叫‘關廠書記’。只會關廠，還關那麼多。”現任華西鋼鐵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永昌說，沒關的華西鋼廠也被要求降低庫存，少進多出。
當時，關閉的9個工廠都在盈利，有些效益還不錯。比如化工廠年產值近2億元，線材廠年銷售收入7億元。
“2008年，鋼材價格已經從每噸2000元漲到每噸6000元。”吳協恩回憶，這距離正常市場價位太遠，危機四伏。
直到2012年，“關廠書記”的舉動才被人真正理解。這一年，多年累積的鋼鐵產能嚴重過剩，鋼價暴跌，資金鏈斷裂的鋼廠比比皆是。直至3年後，這場危機依然餘波未平。
2015年的一次座談會上，隔壁村某鋼廠廠長坐在楊永昌旁邊歎氣——他的鋼廠負債率已高達90%，堅持不了半年就要倒閉了。而當年華西村關廠時，他是“看熱鬧”的一員。
比起同行普遍虧損幾億的情況，2015年，華西鋼廠僅虧損幾千萬。而隨著政府要求“去產能”、關停“僵屍企業”，鋼材市場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好轉。2017年，華西鋼鐵公司年產量300多萬噸，全年毛利約18億元。
借“一帶一路”轉型升級
“削鋼”的同時，吳協恩萌生了進軍金融業的念頭。
“那時候老書記不贊成我們辦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企業。新書記就把我叫到辦公室，讓我偷偷開始註冊華西村第一家金融企業。”華西村黨委副書記、華西金融投資總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包麗君說。
當時，吳仁寶已不再擔任村支書，但仍關心著吳協恩的各種決策。“我們這麼做也是不想讓老人家擔心。”
那是2005年，交通銀行重組，中國銀行、工商銀行股份制改革深入推進，被稱為“中國金融改革開放創新之年”。企業運行一年有了效益後，吳協恩才向吳仁寶解釋了金融產業的契機與華西村的優勢。
多年來，華西村先後拿到了典當、財務公司、小額貸款等行業牌照，並成立了相關金融實體。此外，華西集團還參股了銀行、證券、期貨、上市公司等各類企業。2017年，集團旗下上市公司還成立了並購基金。
資料顯示，2016年華西集團金融營收16.26億元，淨利潤6.07億元，是華西集團淨利潤的主要貢獻板塊。
作為一家大企業，隨著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華西村又開始佈局“走出去”。
“‘一帶一路’之前，我們已經在為中石油提供海洋工程服務了。”包麗君說，此後，華西村開始在印尼開展海洋油氣專案、在馬來西亞建碼頭、在新加坡投資設立境外公司、在秘魯海邊捕魷魚……
之後3年，包麗君幾乎沒有休息日，一年出差超過200天，都是去“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談合作。
華西村還將產業觸角伸向了互聯網、電競領域。吳協恩的兒子孫喜耀(隨母姓)小時候曾和爸爸學打魂鬥羅，如今已成為華西集團電競板塊的操盤手。2012年，孫喜耀與人共同成立耀宇文化，之後引入江陰華茂、廣州華多等投資機構，並於2016年掛牌新三板。
不過，華西村的海洋工程板塊起色不大，2016年淨虧損2.26億元。
對此，吳協恩解釋稱，海工業務屬於資金密集型產業，回報週期較長。“雖然尚未盈利，但希望這個產業在未來幾年能為華西村帶來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吳協恩說。
■ 改革詞典
“一分五統”
2001年起，華西村開始兼併周邊村落，村企分開，經濟統一管理、幹部統一使用、勞動力在同等條件下統一安排、福利統一發放、村建統一規劃。
■ 改革親歷
劉濟民 80歲，國務院原副秘書長，無錫市原市委書記
1984年還是改革開放初期，我第一次來到華西村做調查研究。我發現，華西村的農民不僅把糧食種好了，農民們都出現了“你種植、我養殖、他做工副業”的分工，還開始發展多種經營，開辦了相當規模的集體所有的工業企業。
這一舉措讓華西村開始富裕起來，在我去的時候，華西村就已經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了。
當時擔任村黨支部書記的吳仁寶同志對我說，他們是共同富裕，沒有貧困戶，沒有暴發戶，家家都是萬元戶。其實，那時的萬元戶，就是富裕戶了。
華西村為什麼能由窮變富呢？在我看來，這需要有一個吳仁寶那樣日日夜夜為全村農民操勞的帶頭人。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
正是第一次華西村之行讓我開始認識到，大力發展以公有制為主體的鄉鎮企業，確實是引導廣大農民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康莊大道。
1988年，我調無錫市做市委副書記後，江蘇省委開全委擴大會議，我作了關於鄉鎮企業問題的專題發言。
我當時就意識到，一些地方大砍鄉鎮企業是錯誤的。所以我在發言裡說，鄉鎮企業是農村集體經濟的強大支柱，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柱石；鄉鎮企業還是幾株小草的時候，都沒有扼殺掉，現在已經是參天大樹了，12級颱風都吹不垮了。我們對鄉鎮企業的重要地位、重大作用的認識，要堅信不疑，堅定不移，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基本特徵的鄉鎮企業的豐功偉績，將永載史冊。
我的那個發言，曾引起一些震動，反響較好。吳仁寶同志給我極大的鼓勵。直到很多年後我們幾次見面，他還多次提到那個發言。
1998年4月，有中央領導同志到華西村視察，老吳在彙報時提到，華西也有個“兩手抓”：一手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一手同人民群眾保持一致。當時有人一再提醒他“講錯了”，老吳認為“沒講錯”。中央領導同志聽到這個頗有新意的“兩手抓”，略加思索後，連著說了三個“好”。
吳仁寶同志事後對我說：“一個好，不算好；兩個好，才算好；三個好，真正好。中央領導給我們很大的鼓勵。”
我總覺得，華西村改革開放四十年里程給我們提供了極高的理論價值和極為重要的實踐意義，深入研究華西村走過的道路及其所提供的基本經驗，對於我們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農村的實現非常重要。在我看來，如果有更多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雄厚的村級經濟，我們農村的許許多多難題就好解決了，我們農村也將大有希望所在。
新京報記者 林子 江蘇無錫報導
【編輯:史建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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