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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口述:章士釗人格獨立,胡適思想活潑

【編者按】本文摘自《梁漱溟訪談錄》(梁漱溟口述, 白吉庵撰著, 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版)。 該書曾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據作者在《初版序》中說, 這份“訪談錄”是當年採訪梁漱溟先生的筆記, 本來是為了給梁先生寫傳記時參考用的, 沒有詳細記錄, 更沒有錄音, 只是扼要地記下談話內容。

1985年7月27日下午2:30—5:30

談章士釗(行嚴)事

(因我寫的《章士釗傳略》已在《晉陽學刊》上刊出, 就文章的內容, 他談對章的看法。 )

行嚴夫人吳弱男是清末一位大將吳長慶之孫女。 當年吳帥率兩萬大軍駐朝鮮, 下有中年營長, 此人是袁世凱, 二人關係不淺。

吳的兒子吳彥複是名士, 有兩女, 留學日本東京, 名弱男與亞男。 弱男在東京與行嚴相遇、戀愛、結婚。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 行嚴住東城八條, 朱家的房子。 朱與章二人早有關係。 清末有譯學館, 那時朱主持之, 此屬京師大學堂, 另有仕學館, 也屬大學堂。 那時他與人結交, 後來才有住朱家的事。 1950年至1952年之間, 二人一同出遊, 逛公園, 不說一句話, 在中山公園。 社稷堂是在朱啟鈐的手裡開闢的。 有一天出遊到公園, 不說話。 那時有人力車即“東洋車”, 由日本傳來的叫“東洋車”, 後略之為洋車。 兩位坐這種車遊公園, 回家下車。 正在下車時, (笑)行嚴一下被一個女孩子的自行車撞倒了, 特別撞在眼睛上, 眼珠歪了, 受傷, 送醫院。 這件事為毛主席知道,
毛主席一面派人慰問, 一面指定一輛汽車專給行嚴先生用。 我常去看他。

行嚴先生到香港是有使命去的。 我記得費彝民每年一次或兩次來北京, 向中央接洽。 來京見……同時看看北京朋友, 他就去看過行嚴先生。 章除正太太, 姬妾至少兩個, 不住一起。 吳夫人很多時間沒同行嚴住, 自己到上海另外過, 因為行嚴有姬妾的關係。 費彝民到北京看到章老, 章託付他說, 我身邊姨太太新過去, 你把香港那個幫忙一下, 送上飛機來北京, 陪伴我。 這個話, 費彝民當然要辦了, 要這樣辦。 他向……辭行回香港, 說到這事。 ……說, 你不要這樣辦。 相反地, 要香港支一筆款, 弄一所房子, 給她在那裡安家, 因為我們要派行嚴到香港。 關於要派行嚴到香港的話,

因我常去他那裡走動, 行嚴告訴我他要去香港。 告訴我他去的使命, 經過香港到臺灣。 提了兩個人, 一個是黃傑, 是軍人, 湖南人。 黨中央、總理要我去香港到臺灣, 黃傑在香港(是學生);一個在外交方面, 魏道明。 此二人都是我的後輩, 要我去香港, 再去臺灣, 對臺灣做工作。 這些話都是行嚴親自對我講的。 他之所以去香港, 是有意義、有使命的, 使命在由香港到臺灣, 不想病故在香港, 沒有去得成。 我記得他死後, 香港殷夫人來過北京, 住北京飯店。

梁漱溟(取自《梁漱溟訪談錄》)

我經常去看行嚴先生。 他耳聾了, 總理送他一個很好的助聽器, 他又不願意戴, 不喜歡戴。 我每次去看他, 就不好談話, 他聽不見, 他總是對面坐, 給我筆紙寫, 他口答。 有王秘書在旁邊, 我跟王說過, 怎麼不給行嚴先生搞個年譜呢?把有關大局的或者有關學術的記一記。 王秘書說不好搞, 出處進退之間有矛盾, 立場前後不一致。 他說, 章老本人也不願意搞這些東西, 總說你不用搞, 沒有搞出來。 行嚴先生, 頭腦聰明極了, 在歐洲有好些年,

在英國較多, 也去過其他國家。 他有一小本書, 雖內容不多, 但很有價值。 西方有一個佛洛德精神分析學, 章寫過小冊子, 介紹此學說。 我看過有關他的書, 其中有許多很古怪的事情。 找佛洛德的人, 婦女居多。 奇怪的一件事情, 一個女人不斷地來找弗氏。 記載裡說這個女人今天來是一個人, 明天來身體不變, 但精神不是了, 兩個人格利用一個身體。 這是他書裡說的事情。

我同行嚴先生來往, 剛才已經說到一些, 我還可說一些沒說的。 我與章的關係, 當然我是後輩。 可是我在中學裡讀書時, 十幾歲, 中學也有一個相當不小的閱覽室, 主要都是國內的報刊, 一方面是北京的了, 再有是上海的, 這兩方面的多。 當時有《帝國日報》, 湖南人辦的,說不準是歐陽什麼,記不准,常登行嚴從歐洲寄來的文章。有長篇論文,十幾歲中學生,很少人看,但我愛看。我記得討論中國要行立憲制度、開國會、一院制或兩院制等。這種政治性論文(我問在哪裡。說在北京順天中學讀書,後改成順天府高等學堂,畢業于高等學堂,受學堂教育,只有如此了),我喜歡讀,還有《旅歐通訊》長篇連載。這些文章是署名秋桐,但我不知其真姓名。不久,看梁任公在日本出版的《國風報》,梁署名滄江。有杜詩一句:“一臥滄江驚歲晚。”故用滄江為筆名。在這報刊上,我發現一篇文章,題目叫《論譯名》。因為過去翻譯西洋的書,嚴複提出翻譯外文,好不好,標準有三個字,就是“信、達、雅”。行嚴先生寫給《國風報》的文章,就是討論“信、達、雅”的問題,作者署名為民質。我一看,斷定民質就是秋桐。總起來說,未見過面,書信有來往。他在東京出《甲寅》,登過我的一些不重要的文字,短的,其中通訊式。我愛讀他的文章,寫信給他,他回信告訴我,寫點東西給他。我沒有寫過成篇像樣的東西,收到他十幾封信,可惜丟失不存了!只是在書劄上有來往。後來見面了。第一次見面是他代表護國軍倒袁之後,軍務院實際是……(我提出這段講過了。)

隨便講罷,講他的私生活。

他的私生活,原配夫人吳弱男,姬妾有兩個,不住一起,身邊有一個。再說這麼兩點:首先,紅衛兵到處抄家,總理照顧章老非常周到,特別把行嚴先生送到陸軍總醫院,特辟一個房間,把行嚴先生保護起來。他與毛主席的關係,重點有這麼一件事:早期毛是學生時,在長沙第一師範時,有一個教員,比其他教員年歲較大,其實也不大,不過五十歲,這人叫楊昌濟。在北大文科哲學系任教授時,跟我同事,我講印度哲學,懷中先生比我年長很多,我二十五歲,大概他有五十歲樣子。他與章都是湖南人,又在英國同學,很熟,湖南鄉親,在外國就很親切。另外有楊篤生,他們對清廷革命,所以楊篤生就學習研究造炸彈。據傳他有毛病,投海死了。這是附帶說的。主要是後面的事。行嚴在上海《民立報》(主持人于右任)寫論文署名,就用行嚴。他提出來要用“邏輯”兩個字,代替過去嚴複用“論理學”、“名學”,用外國音“logic”翻譯。講中國翻譯印度佛經,以唐三藏好,常用音譯,意義用中文翻都不恰當,用音為好。

底下要說的,他在《民立報》,主持人是于右任,都是國民黨。跟孫先生是朋友或是學生?記不清了。大家公認《民立報》代表國民黨,是左翼,右翼是梁啟超。大家都認為是同盟會的機關報,可是當時有個實際問題,實際問題就是孫先生的臨時大總統要讓位袁世凱,不得不讓。袁掌握北洋軍隊,實力很強,而袁本人,他一面跟南方革命派議和,一面又欺負當時清廷。當時,革命派無論湖北黎元洪、南京黃興、國外回來的孫中山都沒有實力,也沒勇氣用兵北伐,所以,臨時大總統讓給了袁世凱,但有個條件,定都南京,袁南下就職。後來南京派了歡迎專使六人如蔡元培、宋教仁、汪精衛等人去歡迎袁南下就職。這本是很好的策略,叫他離開他的老巢。當時黨內一致意見,唯獨行嚴先生單獨持異議,說:就國家說,應該定都北京為好。這與黨內的意見不合了!這時,孫先生左右和黨內的人,都對他不滿意,講了很多理由。我們廣西同鄉馬君武先生,他這個人,性情有點急躁,他要打章行嚴,認為我們黨都一致意見,你一個人獨持異議,反對孫總理,打你,並且我要追查你的歷史,你不是黨員。這確是事實,章不是黨員。所以我們的報紙,不應當要你辦,我要趕你出去。就這樣,行嚴先生不得不離開《民立報》。

他自己總還要有一個發表言論的刊物,單獨辦又沒有錢,條件不夠。這就追溯到過去,在日本東京的時候,孫先生領導的中華革命党,孫要黨徒必須忠於孫先生,簽名打手印。這個事情,行嚴先生不幹。

後來辦了一個《獨立週報》,宣稱我向來是獨立的。馬君武說我不是黨員。對,我不是黨員,但這是拒絕的。他在《獨立週報》發刊詞裡,說了過去的歷史,並說自己的事實,有證人給我證明。這證人,誰都承認他是正人君子,這就是楊昌濟,楊懷中先生,他可證明這事。證明章太炎、張繼都是年長我的老大哥,曾強迫我按手印,我不幹,在東京小屋加上鎖,要我承認,才放出來。這樣一個經過,楊昌濟先生可以證明。剛才說的是辦《週報》的發刊詞,附有楊的信在後面。這是他辦《週報》頭一冊的文章和楊出來證明的事實。那麼,從北京《帝國日報》、上海《民立報》到《獨立週報》,我都愛他的文章,所以一點不落地都要買來讀他的東西。後來我在北京大學文科哲學系教書時,跟楊懷中同事。楊從英國回來,他也在文科。他講兩門課,一個倫理學,另一個是西洋倫理學史。楊本人住家在北京地安門鼓樓東邊豆腐池胡同,我去過。毛澤東民國八年(1919)來北京也住在此。大致說到這裡。

其次,談點章與李大釗的關係。因我同行嚴、李大釗比較熟,我與李常到他家去,李常教他子女章可、章因。後來李大釗被害,停在下斜街長椿寺。我去看過並通電話給吳弱男,另買了一口好棺木裝殮。之前,李大釗被捕,我去找章行嚴。我說難以救出,家屬我們可以寫字保釋出來,死者也不掛念了。章沒同意這個話。他說,他同楊宇霆很熟,他找楊可以救出李先生。他沒聽我話,他與楊說,也沒成功。

(談了三個小時,一口氣下來,保姆催停三四次,梁老擺手,精神很好。)

我是很佩服行嚴的思想、頭腦周密、精細,人格又這樣有獨立性。和我多次通信,他有回信。可是末後,他為了倒袁,時任西南軍務院秘書長,來北京,住魏家胡同,要緊的事,與北京政府要一筆款,結束軍務院。這是我同他第一次見面。過去通信,一見面我失望了。因為見面時,他是代表南方來北京,北京有許多湖南的鄉親、朋友在他家吃飯,我也參與吃飯。可是,我一看就失望,怎麼呢?來的客人大談其書畫,拿出一卷一軸的名人長聯、對條給大家看,我大失所望。我認為國家正在一個危難的時候,正是南北政府對峙、要結束未結束之時,北方也還有直系、皖系如此等等。國家不統一,人們生活還在苦難的深淵,你怎麼搞這些字畫,這不對。暫時說這些。

(保姆先後七八次來催停,但均遭梁先生拒絕。後來雙方都怒目以對。我感到為難。最後走時,是梁先生送我,保姆在廚房,生氣了。保姆說,從來沒有談這麼長時間,大熱天,我真擔心!梁先生老揮手叫她走開,有幾次怒目並以命令語氣說:你走!這次談話,有些新東西,有些是重複。)

梁漱溟與白吉庵(取自《梁漱溟訪談錄》)

1985年8月11日下午

談胡適

胡適先生是留美的,聰明得很。在留美時出名於“科學社”。胡入北大,也是民國六年(1917),這時沒有結婚,我也沒有結婚。他進北大,我先他兩個月。他跟高一涵住一起,住東城偏僻地方——竹杆巷。胡貢獻不小,貢獻就在過去一談學術、講學問,總是用文言文,而他的大功勞就是用白話文。這是大解放。當時蔡元培是校長,有人反對用白話文談學術。章士釗反對,另一個是林琴南,公開給蔡元培寫信反對。一句話,不能用白話文談學術,白話不能表達精深的學術。蔡先生回答不管。其實這事是對的,就是要解放。當然有些文詞術語可以一面用,一面加以解釋。

白話文還是使學術思想得以解放。新思潮是胡適之、陳獨秀打開局面的。胡這個人,思想活潑,頭腦活潑,很有長處,而氣魄不足。氣魄還是數陳獨秀。

《新青年》不是北大出版,而借北大暢銷於外。編輯幾個輪流編。當時魯迅不算在北大,但也兼過課,講中國小說史,出名文章是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狂人日記》。

這時開風氣之先,不止一人,而胡適當算頭一個。

寫《中國哲學史大綱》,後來寫不出來。雖然談哲學、寫哲學,但深入不下去。實際上,他的頭腦是以淺明取勝,而哲學這東西光淺明通俗那就不行。哲學需要精深,精密而深奧,不精沒有多大價值。

從前北京協和醫院是美國資本家出錢辦的,不但建築好,一切都很講究。其中有個董事會,有美國人,也有中國人,都是有名的人組成的。有這麼個故事,董事開會,美國的主持者孟祿博士,中國的主持者有胡適,還有一位金嶽霖。胡、金兩人相遇,胡拿一篇文章,既有英文,也有中文兩種文字,拿給金嶽霖看。這篇文章大意是說,哲學是一個沒有成熟的,甚至是可說不夠好的科學(沒有成熟的科學)。金點頭說:“很好,很好。”胡很高興。金又講了一句,可惜你少說一句話,就是說,我是哲學的外行。胡適聽了後,無話好說了。

總起來說,胡很有長處,能打開局面,能夠轟動一時。他所以能轟動一時,正因為他能淺,而且能明,以淺明取勝。他講中國哲學,後來寫不下去,特別是與中國佛教禪宗無法談。想談,隔著十萬八千里,想談沒法談。

對現實的問題,所見也太淺,如流行的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這些話他不取,不這樣談。他說五大魔(即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是中國的社會五大病痛。他反對“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獨倡五大魔之說。胡適提倡的“少談主義,多談問題”,是針對李大釗唯物史論、共產主義而言的。有人提倡基爾特主義、工團主義。不談主義,要談問題。他特別害怕共產黨,共產黨一來他就跑了。跑到臺灣,膽子小。

這個人是有長有短,但有見長一面。

湖南人辦的,說不準是歐陽什麼,記不准,常登行嚴從歐洲寄來的文章。有長篇論文,十幾歲中學生,很少人看,但我愛看。我記得討論中國要行立憲制度、開國會、一院制或兩院制等。這種政治性論文(我問在哪裡。說在北京順天中學讀書,後改成順天府高等學堂,畢業于高等學堂,受學堂教育,只有如此了),我喜歡讀,還有《旅歐通訊》長篇連載。這些文章是署名秋桐,但我不知其真姓名。不久,看梁任公在日本出版的《國風報》,梁署名滄江。有杜詩一句:“一臥滄江驚歲晚。”故用滄江為筆名。在這報刊上,我發現一篇文章,題目叫《論譯名》。因為過去翻譯西洋的書,嚴複提出翻譯外文,好不好,標準有三個字,就是“信、達、雅”。行嚴先生寫給《國風報》的文章,就是討論“信、達、雅”的問題,作者署名為民質。我一看,斷定民質就是秋桐。總起來說,未見過面,書信有來往。他在東京出《甲寅》,登過我的一些不重要的文字,短的,其中通訊式。我愛讀他的文章,寫信給他,他回信告訴我,寫點東西給他。我沒有寫過成篇像樣的東西,收到他十幾封信,可惜丟失不存了!只是在書劄上有來往。後來見面了。第一次見面是他代表護國軍倒袁之後,軍務院實際是……(我提出這段講過了。)

隨便講罷,講他的私生活。

他的私生活,原配夫人吳弱男,姬妾有兩個,不住一起,身邊有一個。再說這麼兩點:首先,紅衛兵到處抄家,總理照顧章老非常周到,特別把行嚴先生送到陸軍總醫院,特辟一個房間,把行嚴先生保護起來。他與毛主席的關係,重點有這麼一件事:早期毛是學生時,在長沙第一師範時,有一個教員,比其他教員年歲較大,其實也不大,不過五十歲,這人叫楊昌濟。在北大文科哲學系任教授時,跟我同事,我講印度哲學,懷中先生比我年長很多,我二十五歲,大概他有五十歲樣子。他與章都是湖南人,又在英國同學,很熟,湖南鄉親,在外國就很親切。另外有楊篤生,他們對清廷革命,所以楊篤生就學習研究造炸彈。據傳他有毛病,投海死了。這是附帶說的。主要是後面的事。行嚴在上海《民立報》(主持人于右任)寫論文署名,就用行嚴。他提出來要用“邏輯”兩個字,代替過去嚴複用“論理學”、“名學”,用外國音“logic”翻譯。講中國翻譯印度佛經,以唐三藏好,常用音譯,意義用中文翻都不恰當,用音為好。

底下要說的,他在《民立報》,主持人是于右任,都是國民黨。跟孫先生是朋友或是學生?記不清了。大家公認《民立報》代表國民黨,是左翼,右翼是梁啟超。大家都認為是同盟會的機關報,可是當時有個實際問題,實際問題就是孫先生的臨時大總統要讓位袁世凱,不得不讓。袁掌握北洋軍隊,實力很強,而袁本人,他一面跟南方革命派議和,一面又欺負當時清廷。當時,革命派無論湖北黎元洪、南京黃興、國外回來的孫中山都沒有實力,也沒勇氣用兵北伐,所以,臨時大總統讓給了袁世凱,但有個條件,定都南京,袁南下就職。後來南京派了歡迎專使六人如蔡元培、宋教仁、汪精衛等人去歡迎袁南下就職。這本是很好的策略,叫他離開他的老巢。當時黨內一致意見,唯獨行嚴先生單獨持異議,說:就國家說,應該定都北京為好。這與黨內的意見不合了!這時,孫先生左右和黨內的人,都對他不滿意,講了很多理由。我們廣西同鄉馬君武先生,他這個人,性情有點急躁,他要打章行嚴,認為我們黨都一致意見,你一個人獨持異議,反對孫總理,打你,並且我要追查你的歷史,你不是黨員。這確是事實,章不是黨員。所以我們的報紙,不應當要你辦,我要趕你出去。就這樣,行嚴先生不得不離開《民立報》。

他自己總還要有一個發表言論的刊物,單獨辦又沒有錢,條件不夠。這就追溯到過去,在日本東京的時候,孫先生領導的中華革命党,孫要黨徒必須忠於孫先生,簽名打手印。這個事情,行嚴先生不幹。

後來辦了一個《獨立週報》,宣稱我向來是獨立的。馬君武說我不是黨員。對,我不是黨員,但這是拒絕的。他在《獨立週報》發刊詞裡,說了過去的歷史,並說自己的事實,有證人給我證明。這證人,誰都承認他是正人君子,這就是楊昌濟,楊懷中先生,他可證明這事。證明章太炎、張繼都是年長我的老大哥,曾強迫我按手印,我不幹,在東京小屋加上鎖,要我承認,才放出來。這樣一個經過,楊昌濟先生可以證明。剛才說的是辦《週報》的發刊詞,附有楊的信在後面。這是他辦《週報》頭一冊的文章和楊出來證明的事實。那麼,從北京《帝國日報》、上海《民立報》到《獨立週報》,我都愛他的文章,所以一點不落地都要買來讀他的東西。後來我在北京大學文科哲學系教書時,跟楊懷中同事。楊從英國回來,他也在文科。他講兩門課,一個倫理學,另一個是西洋倫理學史。楊本人住家在北京地安門鼓樓東邊豆腐池胡同,我去過。毛澤東民國八年(1919)來北京也住在此。大致說到這裡。

其次,談點章與李大釗的關係。因我同行嚴、李大釗比較熟,我與李常到他家去,李常教他子女章可、章因。後來李大釗被害,停在下斜街長椿寺。我去看過並通電話給吳弱男,另買了一口好棺木裝殮。之前,李大釗被捕,我去找章行嚴。我說難以救出,家屬我們可以寫字保釋出來,死者也不掛念了。章沒同意這個話。他說,他同楊宇霆很熟,他找楊可以救出李先生。他沒聽我話,他與楊說,也沒成功。

(談了三個小時,一口氣下來,保姆催停三四次,梁老擺手,精神很好。)

我是很佩服行嚴的思想、頭腦周密、精細,人格又這樣有獨立性。和我多次通信,他有回信。可是末後,他為了倒袁,時任西南軍務院秘書長,來北京,住魏家胡同,要緊的事,與北京政府要一筆款,結束軍務院。這是我同他第一次見面。過去通信,一見面我失望了。因為見面時,他是代表南方來北京,北京有許多湖南的鄉親、朋友在他家吃飯,我也參與吃飯。可是,我一看就失望,怎麼呢?來的客人大談其書畫,拿出一卷一軸的名人長聯、對條給大家看,我大失所望。我認為國家正在一個危難的時候,正是南北政府對峙、要結束未結束之時,北方也還有直系、皖系如此等等。國家不統一,人們生活還在苦難的深淵,你怎麼搞這些字畫,這不對。暫時說這些。

(保姆先後七八次來催停,但均遭梁先生拒絕。後來雙方都怒目以對。我感到為難。最後走時,是梁先生送我,保姆在廚房,生氣了。保姆說,從來沒有談這麼長時間,大熱天,我真擔心!梁先生老揮手叫她走開,有幾次怒目並以命令語氣說:你走!這次談話,有些新東西,有些是重複。)

梁漱溟與白吉庵(取自《梁漱溟訪談錄》)

1985年8月11日下午

談胡適

胡適先生是留美的,聰明得很。在留美時出名於“科學社”。胡入北大,也是民國六年(1917),這時沒有結婚,我也沒有結婚。他進北大,我先他兩個月。他跟高一涵住一起,住東城偏僻地方——竹杆巷。胡貢獻不小,貢獻就在過去一談學術、講學問,總是用文言文,而他的大功勞就是用白話文。這是大解放。當時蔡元培是校長,有人反對用白話文談學術。章士釗反對,另一個是林琴南,公開給蔡元培寫信反對。一句話,不能用白話文談學術,白話不能表達精深的學術。蔡先生回答不管。其實這事是對的,就是要解放。當然有些文詞術語可以一面用,一面加以解釋。

白話文還是使學術思想得以解放。新思潮是胡適之、陳獨秀打開局面的。胡這個人,思想活潑,頭腦活潑,很有長處,而氣魄不足。氣魄還是數陳獨秀。

《新青年》不是北大出版,而借北大暢銷於外。編輯幾個輪流編。當時魯迅不算在北大,但也兼過課,講中國小說史,出名文章是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狂人日記》。

這時開風氣之先,不止一人,而胡適當算頭一個。

寫《中國哲學史大綱》,後來寫不出來。雖然談哲學、寫哲學,但深入不下去。實際上,他的頭腦是以淺明取勝,而哲學這東西光淺明通俗那就不行。哲學需要精深,精密而深奧,不精沒有多大價值。

從前北京協和醫院是美國資本家出錢辦的,不但建築好,一切都很講究。其中有個董事會,有美國人,也有中國人,都是有名的人組成的。有這麼個故事,董事開會,美國的主持者孟祿博士,中國的主持者有胡適,還有一位金嶽霖。胡、金兩人相遇,胡拿一篇文章,既有英文,也有中文兩種文字,拿給金嶽霖看。這篇文章大意是說,哲學是一個沒有成熟的,甚至是可說不夠好的科學(沒有成熟的科學)。金點頭說:“很好,很好。”胡很高興。金又講了一句,可惜你少說一句話,就是說,我是哲學的外行。胡適聽了後,無話好說了。

總起來說,胡很有長處,能打開局面,能夠轟動一時。他所以能轟動一時,正因為他能淺,而且能明,以淺明取勝。他講中國哲學,後來寫不下去,特別是與中國佛教禪宗無法談。想談,隔著十萬八千里,想談沒法談。

對現實的問題,所見也太淺,如流行的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這些話他不取,不這樣談。他說五大魔(即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是中國的社會五大病痛。他反對“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獨倡五大魔之說。胡適提倡的“少談主義,多談問題”,是針對李大釗唯物史論、共產主義而言的。有人提倡基爾特主義、工團主義。不談主義,要談問題。他特別害怕共產黨,共產黨一來他就跑了。跑到臺灣,膽子小。

這個人是有長有短,但有見長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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