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在解放前被國民黨刊物稱為中共特務三大亨之一， 並以“老奸巨猾”來形容， 使他蒙上了神秘色彩， 由此也成為解放後某些作家筆下的傳奇式人物。
這位傳奇人物到底是誰？所謂老奸巨猾又具體體現在何處呢？日前， 法制晚報記者專訪到其女兒吳持生， 她將父親吳德峰那些鮮為人知的情報史一一揭秘。
30年代在西安從事中共情報工作時， 吳德峰在國民黨軍政特務機關旁邊“安營紮寨”， 用燈下黑的方式獲取國民黨對付中共策略的大量情報， 以至於在張治中寫給蔣介石的信中， “就在胡宗南總部周圍，
任武漢市長時的吳德峰同志
新中國成立後， 吳德峰擔任過武漢市市長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等職務， 在生活、工作作風方面不僅嚴謹、嚴格要求自己，
深入虎穴 策反胡宗南手下為中共提供情報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 根據毛澤東關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指示精神， 周恩來找吳德峰談話指出， 趁現在的混亂局面，
吳德峰領導的秘密情報機構最初設在興隆巷的一個四合院內， 開始時只有吳德峰、戚元德、肖佛先三人。 吳德峰化名吳鐵錚， 稱河南信陽人氏， 以《工商日報》記者報了戶口， 戚元德以家庭主婦的身份住機關， 肖佛先則以勤雜聽差人員的身份與吳德峰、戚元德同住。 1937年元旦前後， 鄧穎超因休養治療肺結核病也到興隆巷與他們同住。 周恩來曾多次到這裡檢查指導工作。
1938年， 吳德峰根據形勢和任務的需要， 加強了情報組織建設， 陸續增加了內勤、外勤、機要、譯電人員， 辦公地點也由興隆巷搬到了曹家巷12號， 吳德峰的身份也由《工商日報》記者， 變為國民黨38軍高參。
這裡面， 陳養山是一個老同志， 做秘密工作有較豐富的閱歷和經驗， 主要搞外勤， 負責與敵偽的老關係聯絡；羅青長是四川人， 口音與吳德峰相似， 扮成他的表弟， 擔任支部書記， 工作任務是搞機要特勤， 主要負責與軍隊系統的聯絡；賽先佛是湖南人， 口音亦與吳德峰相近， 吳德峰讓她充當他的妹妹， 叫她“三姑”， 為此大夥還打趣道， 那戚元德就是“六婆”啦！另外， 陶斯詠是東北人， 在鐵路和東北軍幹過， 主要負責八辦和東北軍的聯絡；于忠友是從蘇聯回來的， 曾在東北李範五手下工作過，
“別看就這樣一個情報組織， 裡面學問深著呢， 他們都有比較單一的、具體的分工。 一對一的聯絡人， 工作不交叉也不串聯。 比如， 誰負責和打入國民黨內部的諜報員對接聯繫， 就只通過他一人， 而不能再由其他人聯繫。 這樣做的好處是情報消息不會同時被多人知曉， 即使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抓獲， 那麼斷的也只是這一條線， 而不是順藤摸瓜， 殃及整個地下黨組織。 ”吳持生說。 她表示， 這種真正的情報組織和如今的諜戰片有所不同， 諜戰片為了吸引受眾， 使得劇情衝突高潮不斷。 這樣往往將好幾個情報工作者的故事融入到主角身上， 以此突出他鮮明的人物個性，抑或給主角嫁接一些錯綜複雜的男女情感和社會關係，但是這種手法如果真正運用到情報工作者身上，一旦出現叛徒，情報組織就會有被暴露破壞的風險。
1946年吳德峰參加軍調處工作任執行郜秘書兼武漢執行部特別顧問負責武漢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除加強機關建設外，吳德峰還按照隱蔽精幹、長期潛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啟用第一次國共合作以來潛伏下來的各種關係和反蔣抗日力量，選派一些對党忠誠、家庭關係複雜、便於掩護的共產黨員打入敵人的心臟要害部門，開展秘密的情報工作，建立多層次、多角度的情報工作網路。西安情報先後在吳德峰等直接或間接領導下工作的同事有熊向暉、陳忠經、申健、戴中溶、楊曉初、肖德、霍建台等等。
上述情報員中，戴中溶是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歐陽欽的夫人黃葳的哥哥，是上海交通大學電訊系畢業的高材生，後為胡宗南培訓無線電報和建立無線電通訊網，深得胡宗南信任，被胡宗南任命為司令部機要室副主任。歐陽欽得知該情況後立即通報吳德峰，他經調查考核後認為戴的經歷雖然複雜，但其思想進步，對蔣打內戰不滿，有革命的要求，遂決定啟用戴為革命工作，經請示周恩來後，派黃葳做其工作，說服戴中溶用其手中的權力和便利條件為黨工作，並先後派羅青長、王金平等與其聯繫。熊向暉也是黨安插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秘密情報人員，當了胡宗南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肖德、霍建台等人則打入敵特組織內部，擔任了敵特組織的偵緝隊長以及國民黨反動派監視八路軍辦事處的特務。
置身死地 屋內藏槍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
在西安，吳德峰從社會上的三教九流，到國民黨軍、政、黨、特、校官以上的頭面人物基本上都有調查。他還通過關係安排妻子戚元德到東北軍辦的子弟學校競存中學任教，她經常來往於教育界、軍政界和社會上一些達官貴人的太太們之間，通過與上層社會太太們的打牌、聊天等結交活動，瞭解到不少軍政官員的言行動態和軍隊調防行動等等情況。
“在這一階段中，我父親由於過分的工作及用腦過度，經常頭痛、嘔吐，患上嚴重神經衰弱失眠症。為此，頭上經常戴一個金屬的健腦器防治頭痛、頭暈，至今，我們仍然可以見到他戴健腦器照的一張照片，體會到他在這個不平常歲月的辛勤勞動。”面對老照片，吳持生如此印象深刻地說道。
1938年吳德峰勞累過度患失眠症，頭疼欲裂。這是帶健腦器在曹家巷住所門前
情報工作是一項高風險的職業，隨時都有可能犧牲生命。對此，吳德峰以身作則，做了最壞的打算。當時，他住房堂屋正面牆上有一個佛龕洞，他就把從延安帶來的兩支長征用過的手槍，子彈壓上膛放在裡面，外面用神像隔擋糊死，一旦出現不得已緊急情況捅開紙隨手就可取手槍自衛，並與戚元德約定最後一顆子彈是留給自己的。
“父親經常說，間諜，只有死間！沒有活間！勇敢堅定者被敵人抓住只能捐軀，貪生怕死者、叛變者，組織是絕不會饒過的，敵人也只視為癩皮狗用後即棄，絕不會有好下場的。”對於父親的口頭禪，吳持生如此轉述。
吳持生說，父親對於情報組織者在管理方面有個規定。長期打入敵人內部的同志的党的組織關係，甚至連黨組織活動都要暫停，不能隨意找黨，只能黨找他，党不起用時，不准與黨發生任何關係，孤軍作戰，甚至父母、妻子、兒子都不准聯繫，斷絕一切可能暴露身份的關係與往來。
完成任務回來後，他們的工作情況只有少數領導和部門知道，必須經組織嚴格考查審核後才能重新恢復組織生活，重新安排工作，很多秘密情報工作的英雄人物，其功績記錄在案但不允許公開表揚宣傳，他們在平凡的崗位上默默無聞地繼續為黨工作。有的同志犧牲了，因工作需要也不能公佈真實身份，甚至家屬也不能公開享受烈士待遇。
情報技巧 機要密碼藏明處才難被發現
“父親對不同的崗位，不同的人，也是因人、因事、因條件而施教……”那時，吳德峰的手下于忠友剛從蘇聯回來，對國統區環境不瞭解，吳德峰讓他說話做事一定不要穿幫。于忠友的公開身份是《國風日報》的校對，他因節省置裝費用貪圖便宜，在當地鬼市上買了一雙皮鞋，兩三天，一下雨，底掉了，幫壞了。原來這是一雙用牛皮紙紙殼裱糊後再用染料油漆塗抹修整的破舊皮鞋。吳德峰知道後嚴肅批評他說，《國風日報》裡都是連達官貴人也怕招惹的報棍子，怎麼會去鬼市去買鞋上當受騙？特務人員知道了就會盯上你的！
除此之外，吳德峰還教于忠友如何保護機要密碼，他把密碼交給于忠友後讓其隱藏密電碼，然後由自己去找。于忠友藏了好幾個地方都被吳德峰一下子找出來。吳德峰提示于忠友，最好的地方是藏在明處，敵人意想不到和自己取用方便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于忠友又請吳德峰到他那兒去找，這次他確實費了一番周折，最後站在屋內環視屋內上下左右，突然發現于忠友今天很勤快，一大早就把地掃過還噴了水，斷定關節在地上。果然，吳德峰發現進門口的一塊磚有幹灰掃過的痕跡，仔細觀察磚縫有異樣，他用刀一下把那塊磚撬開，將密碼拿了出來。
任最高法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院長的吳德峰
于忠友像泄了氣的皮球，吳德峰卻笑了，說這地方選的不錯，敵人第一腳進來就踩在這磚上，怎麼也不會想到他腳下就踩著密電碼。吳德峰還告訴于忠友，自己找出密碼的癥結所在，是太瞭解于忠友的習性和觀察到磚縫的微小異樣。對此，他提醒于忠友要注意改進，要就地取材，不應另取幹灰掃縫，更不該掃完地後再噴水畫蛇添足露出蛛絲馬跡。
吳持生向法晚記者回憶她羅表叔專門將他提來審訊，問到他在西安被抓的事，他還糊裡糊塗的不知道做了我父親的替身，自認為是有進步言論或懷疑他與販賣煙土有關而被關押。”吳持生說。
解放後，張治中去西安進行調查，並寫了《國共兩黨之比較》一書，他在蔣介石的萬言書中，這樣寫道，“你是相信特務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讓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認為西安的特務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後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總部周圍，安裝有三部共產黨秘密電臺，你的命令發出後，不到兩個小時，中共總部就全部知道。而你的部下還不知道……你靠特務起家，又以特務失敗告終，胡宗南最後全軍覆沒其為原因之一。”
功成身退 獲取國民黨進攻中原軍區部隊情報
1946年國共談判時吳德峰調軍調處工作，3月，吳德峰隨周恩來到武漢，黨內由吳德峰、鄭紹文、薛子正組成領導班子，由其全面領導並負責協調武漢執行組和辦事處及吳德峰原軍區軍費供給、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聯絡、搜集情報等工作。同年5月，國民黨軍對中原解放區的包圍、封鎖進一步加強。吳德峰通過安排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情報人員，獲得了國民黨準備進攻中原軍區部隊的行動計畫。他立刻通過中原軍區武漢辦事處主任鄭紹文將情報轉送給李先念。蔣介石命令各攻擊部隊於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圍態勢，待令實施攻擊，以一舉包圍殲之。6月26日晚，已得到情報的李先念率中原局、中原軍區領導機關撤出宣化店，中原軍區主力分兩路向西行動，開始了勝利的中原突圍，打破了蔣介石精心策劃的軍事圍剿。
前排岷生、持生、後排；中生、卅生、愛生
此時，吳德峰深知，一旦國民黨撕破臉皮，自己就是被抓捕的物件。他通過漢冶萍石膏公司熊董事長的社會關係，早已買好船票，在國民黨特務軟禁執行小組和辦事處人員的前一天，按周恩來的指示轉赴南京。國民黨特務趕往德明飯店執行小組所在地去抓他時，已人去樓空，捶胸頓足地歎息說，又叫吳德峰這個“老狐狸”溜掉了。
“縱觀父親的革命生涯，他就是這樣全身心投入情報工作的，一次次地身臨險境，卻又一次次地機智逃脫。對此，1947年武漢的國民黨刊物曾這樣描述他——‘中共特務三大亨,猶若孺子是康生，喜怒無常李克農，老奸巨猾吳德峰’。足以反映了他令敵人喪膽的一面。”吳持生同時說，其實生活中的父親對待同志和朋友從來是誠實中肯從不偷奸耍滑。“他常說，對敵鬥爭‘忠誠則膽大，認真則心細，知己知彼則戰無不勝。’這就是他成功獲取情報的秘訣。”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5月14日，吳德峰受命任中央直轄市武漢市市長。那時,武漢剛解放，城市千瘡百孔，百廢待興，正常秩序尚未恢復，城市建設、糧食、防汛、災民救濟安置、特務的破壞、暗殺等問題一件件接踵而來，特務曾幾次在新生花園等處預謀暗殺吳德峰,但均未得逞。這都得益於他多年的情報工作所養成的處處警惕、臨危不懼、足智多謀的性格有關。
家風家訓 女兒訴苦未坐一等艙被批
1960年12月，吳德峰由國務院政法辦公室副主任轉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他要求司法審判一定要重證據，要公正，堅決反對“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無權莫進來”的舊法觀念。
記得有一次，某軍隊高級幹部因為感情出軌，鬧到了與結髮妻子離婚的地步。“那時我們一家住在護國寺大街八號，有一天一大早起來，發現各式各樣的土特產堆滿了半走廊。原來是這位‘高幹’不服中院不予‘離婚’判決，土特產送我父親妄求最高院涉案改判准予‘離婚’。我父親嚴厲地批評指出他的作風及違法行為，告誡他最高法院不受理離婚案件，並拒絕為他向中級法院講情。令他立即將所有東西拉走。若不然就讓我們將這些東西扔到大門外，堅決拒收，毫不留情！”吳持生回憶道。
她還表示，父親對親友、子女同樣嚴格要求，從不許他們過問和介入法院任何事務。“父母一共生過九個兒女。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裡，除了我和弟弟曙生（後來夭折）外，都因環境不允許，從小寄養在外，其中甯生、蘇生、岷生三個姐姐和一個連名字都沒有來得及取的哥哥，都送給人家撫養，有的當童養媳、養女、養子，有的當丫頭，吃盡了苦頭。解放後僅五個兄妹倖存。即便這樣，父親還送我愛生哥哥去給一位八級老鉗工當學徒。他每天除了風吹日曬在外面架電線、爬電杆外，還要給老師傅打水、送飯、倒尿壺。一次不小心，從電線杆上摔下來，跌了個半死。”吳持生道。
1958年“五一”期間，吳徳峰、戚元德與小女兒持生在頤和園
作為唯一一個隨父母在革命根據地長大的孩子，吳持生回憶，根據情況的變動，她被經常放在保育院，子弟小學和貧下中農家中撫養。從小吃的是貼餅子、棒碴粥，小米乾飯就鹹菜、柳樹葉子攪疙瘩；穿的則是粗布衣裳和爬山鞋，父母從不嬌生慣養她。
“還記得武漢解放後，她和姐姐在中南軍區幹部子弟學校讀書，抗美援朝時隨校遷外地，父母因工作忙，暑假派周風林叔叔接我們回家，當時幹部孩子生活費用支出都按規定享受包乾制，父親對周叔講講，國家困難，坐船隻許坐通艙、住店只能住招待所或便宜小旅館。回到家我和姐姐曾對外婆訴說坐在底艙悶悶的什麼都看不見，並羡慕的說某某同學坐的頭等艙、一等艙非常舒服、什麼都看得見、可好玩啦！有人勸我們加錢升艙上去，周叔叔還說不行。父親聽到嚴肅地插言道，你們周叔做的對！小小年紀就想享受，還說什麼不舒服。要知道你們花的是公家的錢！勞動人民的血汗錢，你們到甲板還不是一樣能看到外面風景嗎？在暑假後，父親讓我們從幹部子弟學校轉入漢口卅小普通學校上學，說是要讓我們瞭解社會基層，接接地氣，學習普通市民子弟的優良品德作風，對我們今後成長，步入社會絕對有益無害。”吳持生記憶猶新地說道。
困難時期，我剛參加工作，父親所在的最高法院給職工分發了點黃羊。高院照顧領導給父親多分了一份，他拒絕沒有拿。後來在機關清查多吃多占問題公佈名單時，他發現榜上有他的名字，最後查到是我交的錢查問我時才知，是高院隨後又派專人將這份黃羊送到我們家，在門口正好遇上剛發工資下班回家的我，我不知情交了錢拿回家就直接交給陳師傅做著吃了，父母當時工作忙家務交我退休姑媽代理並不知情，即便這樣父親還是主動在高院做了深刻檢討，並嚴厲地批評了我。父母重申告誡我們全家今後機關賣、送任何的東西沒有他們批准任何人不准買或收，更不准多吃多占、貪便宜白拿。吳持生說，這是她一生難忘的深刻教訓。
“父親在子女的就業方面，雖不橫加干涉，但也希望我們能夠真正地發光發熱。最初他希望我學農，果樹種植、園林栽培都行；母親則希望我報考醫學院，當醫生。最終天不遂人願，我到北京化工學院讀書，畢業後分配到化工部下屬單位工作。”吳持生如是說，事已至此，父母沒多說什麼，希望她學有所用，在化工行業努力工作。
吳持生還告訴記者，父親生前留下遺言，要求子女五十歲後全都離開黨政機關崗位，到基層幹點力所能及的事情，最好教書育人。“為此，二哥遵照父親的遺言，五十歲時從航太航空某研究所副所長職位上退了下來，到了四川省經濟幹部管理學院當了一名教授；我也在50歲時離開了化工部機關同時兼任的合成材料、化學建材處處長職位，將精力投入到五礦複合材料實業基地建設，並積極參加社會上的一些公益宣講活動，宣揚和傳承紅色革命精神。”
吳持生說，父輩那一代無私奉獻的精神在當今社會遭到了很大的挑戰“我的孫子上幼稚園，快過元旦時，他說要給老師送禮物，我就說家裡有本新年掛曆，很好看，送給老師應該不錯。他說，老師說了掛曆不要。我聽著心裡很不是滋味，如此幼小的心靈就這樣種下了不良思想作風種子，如何能育德、育人成材？”在吳持生看來，艱苦樸素之風首先在學校教育方面不可缺位。“根子正了，樹幹才能不長歪。”
以此突出他鮮明的人物個性，抑或給主角嫁接一些錯綜複雜的男女情感和社會關係，但是這種手法如果真正運用到情報工作者身上，一旦出現叛徒，情報組織就會有被暴露破壞的風險。
1946年吳德峰參加軍調處工作任執行郜秘書兼武漢執行部特別顧問負責武漢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除加強機關建設外，吳德峰還按照隱蔽精幹、長期潛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啟用第一次國共合作以來潛伏下來的各種關係和反蔣抗日力量，選派一些對党忠誠、家庭關係複雜、便於掩護的共產黨員打入敵人的心臟要害部門，開展秘密的情報工作，建立多層次、多角度的情報工作網路。西安情報先後在吳德峰等直接或間接領導下工作的同事有熊向暉、陳忠經、申健、戴中溶、楊曉初、肖德、霍建台等等。
上述情報員中，戴中溶是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歐陽欽的夫人黃葳的哥哥，是上海交通大學電訊系畢業的高材生，後為胡宗南培訓無線電報和建立無線電通訊網，深得胡宗南信任，被胡宗南任命為司令部機要室副主任。歐陽欽得知該情況後立即通報吳德峰，他經調查考核後認為戴的經歷雖然複雜，但其思想進步，對蔣打內戰不滿，有革命的要求，遂決定啟用戴為革命工作，經請示周恩來後，派黃葳做其工作，說服戴中溶用其手中的權力和便利條件為黨工作，並先後派羅青長、王金平等與其聯繫。熊向暉也是黨安插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秘密情報人員，當了胡宗南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肖德、霍建台等人則打入敵特組織內部，擔任了敵特組織的偵緝隊長以及國民黨反動派監視八路軍辦事處的特務。
置身死地 屋內藏槍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
在西安，吳德峰從社會上的三教九流，到國民黨軍、政、黨、特、校官以上的頭面人物基本上都有調查。他還通過關係安排妻子戚元德到東北軍辦的子弟學校競存中學任教，她經常來往於教育界、軍政界和社會上一些達官貴人的太太們之間，通過與上層社會太太們的打牌、聊天等結交活動，瞭解到不少軍政官員的言行動態和軍隊調防行動等等情況。
“在這一階段中，我父親由於過分的工作及用腦過度，經常頭痛、嘔吐，患上嚴重神經衰弱失眠症。為此，頭上經常戴一個金屬的健腦器防治頭痛、頭暈，至今，我們仍然可以見到他戴健腦器照的一張照片，體會到他在這個不平常歲月的辛勤勞動。”面對老照片，吳持生如此印象深刻地說道。
1938年吳德峰勞累過度患失眠症，頭疼欲裂。這是帶健腦器在曹家巷住所門前
情報工作是一項高風險的職業，隨時都有可能犧牲生命。對此，吳德峰以身作則，做了最壞的打算。當時，他住房堂屋正面牆上有一個佛龕洞，他就把從延安帶來的兩支長征用過的手槍，子彈壓上膛放在裡面，外面用神像隔擋糊死，一旦出現不得已緊急情況捅開紙隨手就可取手槍自衛，並與戚元德約定最後一顆子彈是留給自己的。
“父親經常說，間諜，只有死間！沒有活間！勇敢堅定者被敵人抓住只能捐軀，貪生怕死者、叛變者，組織是絕不會饒過的，敵人也只視為癩皮狗用後即棄，絕不會有好下場的。”對於父親的口頭禪，吳持生如此轉述。
吳持生說，父親對於情報組織者在管理方面有個規定。長期打入敵人內部的同志的党的組織關係，甚至連黨組織活動都要暫停，不能隨意找黨，只能黨找他，党不起用時，不准與黨發生任何關係，孤軍作戰，甚至父母、妻子、兒子都不准聯繫，斷絕一切可能暴露身份的關係與往來。
完成任務回來後，他們的工作情況只有少數領導和部門知道，必須經組織嚴格考查審核後才能重新恢復組織生活，重新安排工作，很多秘密情報工作的英雄人物，其功績記錄在案但不允許公開表揚宣傳，他們在平凡的崗位上默默無聞地繼續為黨工作。有的同志犧牲了，因工作需要也不能公佈真實身份，甚至家屬也不能公開享受烈士待遇。
情報技巧 機要密碼藏明處才難被發現
“父親對不同的崗位，不同的人，也是因人、因事、因條件而施教……”那時，吳德峰的手下于忠友剛從蘇聯回來，對國統區環境不瞭解，吳德峰讓他說話做事一定不要穿幫。于忠友的公開身份是《國風日報》的校對，他因節省置裝費用貪圖便宜，在當地鬼市上買了一雙皮鞋，兩三天，一下雨，底掉了，幫壞了。原來這是一雙用牛皮紙紙殼裱糊後再用染料油漆塗抹修整的破舊皮鞋。吳德峰知道後嚴肅批評他說，《國風日報》裡都是連達官貴人也怕招惹的報棍子，怎麼會去鬼市去買鞋上當受騙？特務人員知道了就會盯上你的！
除此之外，吳德峰還教于忠友如何保護機要密碼，他把密碼交給于忠友後讓其隱藏密電碼，然後由自己去找。于忠友藏了好幾個地方都被吳德峰一下子找出來。吳德峰提示于忠友，最好的地方是藏在明處，敵人意想不到和自己取用方便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于忠友又請吳德峰到他那兒去找，這次他確實費了一番周折，最後站在屋內環視屋內上下左右，突然發現于忠友今天很勤快，一大早就把地掃過還噴了水，斷定關節在地上。果然，吳德峰發現進門口的一塊磚有幹灰掃過的痕跡，仔細觀察磚縫有異樣，他用刀一下把那塊磚撬開，將密碼拿了出來。
任最高法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院長的吳德峰
于忠友像泄了氣的皮球，吳德峰卻笑了，說這地方選的不錯，敵人第一腳進來就踩在這磚上，怎麼也不會想到他腳下就踩著密電碼。吳德峰還告訴于忠友，自己找出密碼的癥結所在，是太瞭解于忠友的習性和觀察到磚縫的微小異樣。對此，他提醒于忠友要注意改進，要就地取材，不應另取幹灰掃縫，更不該掃完地後再噴水畫蛇添足露出蛛絲馬跡。
吳持生向法晚記者回憶她羅表叔專門將他提來審訊，問到他在西安被抓的事，他還糊裡糊塗的不知道做了我父親的替身，自認為是有進步言論或懷疑他與販賣煙土有關而被關押。”吳持生說。
解放後，張治中去西安進行調查，並寫了《國共兩黨之比較》一書，他在蔣介石的萬言書中，這樣寫道，“你是相信特務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讓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認為西安的特務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後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總部周圍，安裝有三部共產黨秘密電臺，你的命令發出後，不到兩個小時，中共總部就全部知道。而你的部下還不知道……你靠特務起家，又以特務失敗告終，胡宗南最後全軍覆沒其為原因之一。”
功成身退 獲取國民黨進攻中原軍區部隊情報
1946年國共談判時吳德峰調軍調處工作，3月，吳德峰隨周恩來到武漢，黨內由吳德峰、鄭紹文、薛子正組成領導班子，由其全面領導並負責協調武漢執行組和辦事處及吳德峰原軍區軍費供給、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聯絡、搜集情報等工作。同年5月，國民黨軍對中原解放區的包圍、封鎖進一步加強。吳德峰通過安排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情報人員，獲得了國民黨準備進攻中原軍區部隊的行動計畫。他立刻通過中原軍區武漢辦事處主任鄭紹文將情報轉送給李先念。蔣介石命令各攻擊部隊於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圍態勢，待令實施攻擊，以一舉包圍殲之。6月26日晚，已得到情報的李先念率中原局、中原軍區領導機關撤出宣化店，中原軍區主力分兩路向西行動，開始了勝利的中原突圍，打破了蔣介石精心策劃的軍事圍剿。
前排岷生、持生、後排；中生、卅生、愛生
此時，吳德峰深知，一旦國民黨撕破臉皮，自己就是被抓捕的物件。他通過漢冶萍石膏公司熊董事長的社會關係，早已買好船票，在國民黨特務軟禁執行小組和辦事處人員的前一天，按周恩來的指示轉赴南京。國民黨特務趕往德明飯店執行小組所在地去抓他時，已人去樓空，捶胸頓足地歎息說，又叫吳德峰這個“老狐狸”溜掉了。
“縱觀父親的革命生涯，他就是這樣全身心投入情報工作的，一次次地身臨險境，卻又一次次地機智逃脫。對此，1947年武漢的國民黨刊物曾這樣描述他——‘中共特務三大亨,猶若孺子是康生，喜怒無常李克農，老奸巨猾吳德峰’。足以反映了他令敵人喪膽的一面。”吳持生同時說，其實生活中的父親對待同志和朋友從來是誠實中肯從不偷奸耍滑。“他常說，對敵鬥爭‘忠誠則膽大，認真則心細，知己知彼則戰無不勝。’這就是他成功獲取情報的秘訣。”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5月14日，吳德峰受命任中央直轄市武漢市市長。那時,武漢剛解放，城市千瘡百孔，百廢待興，正常秩序尚未恢復，城市建設、糧食、防汛、災民救濟安置、特務的破壞、暗殺等問題一件件接踵而來，特務曾幾次在新生花園等處預謀暗殺吳德峰,但均未得逞。這都得益於他多年的情報工作所養成的處處警惕、臨危不懼、足智多謀的性格有關。
家風家訓 女兒訴苦未坐一等艙被批
1960年12月，吳德峰由國務院政法辦公室副主任轉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他要求司法審判一定要重證據，要公正，堅決反對“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無權莫進來”的舊法觀念。
記得有一次，某軍隊高級幹部因為感情出軌，鬧到了與結髮妻子離婚的地步。“那時我們一家住在護國寺大街八號，有一天一大早起來，發現各式各樣的土特產堆滿了半走廊。原來是這位‘高幹’不服中院不予‘離婚’判決，土特產送我父親妄求最高院涉案改判准予‘離婚’。我父親嚴厲地批評指出他的作風及違法行為，告誡他最高法院不受理離婚案件，並拒絕為他向中級法院講情。令他立即將所有東西拉走。若不然就讓我們將這些東西扔到大門外，堅決拒收，毫不留情！”吳持生回憶道。
她還表示，父親對親友、子女同樣嚴格要求，從不許他們過問和介入法院任何事務。“父母一共生過九個兒女。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裡，除了我和弟弟曙生（後來夭折）外，都因環境不允許，從小寄養在外，其中甯生、蘇生、岷生三個姐姐和一個連名字都沒有來得及取的哥哥，都送給人家撫養，有的當童養媳、養女、養子，有的當丫頭，吃盡了苦頭。解放後僅五個兄妹倖存。即便這樣，父親還送我愛生哥哥去給一位八級老鉗工當學徒。他每天除了風吹日曬在外面架電線、爬電杆外，還要給老師傅打水、送飯、倒尿壺。一次不小心，從電線杆上摔下來，跌了個半死。”吳持生道。
1958年“五一”期間，吳徳峰、戚元德與小女兒持生在頤和園
作為唯一一個隨父母在革命根據地長大的孩子，吳持生回憶，根據情況的變動，她被經常放在保育院，子弟小學和貧下中農家中撫養。從小吃的是貼餅子、棒碴粥，小米乾飯就鹹菜、柳樹葉子攪疙瘩；穿的則是粗布衣裳和爬山鞋，父母從不嬌生慣養她。
“還記得武漢解放後，她和姐姐在中南軍區幹部子弟學校讀書，抗美援朝時隨校遷外地，父母因工作忙，暑假派周風林叔叔接我們回家，當時幹部孩子生活費用支出都按規定享受包乾制，父親對周叔講講，國家困難，坐船隻許坐通艙、住店只能住招待所或便宜小旅館。回到家我和姐姐曾對外婆訴說坐在底艙悶悶的什麼都看不見，並羡慕的說某某同學坐的頭等艙、一等艙非常舒服、什麼都看得見、可好玩啦！有人勸我們加錢升艙上去，周叔叔還說不行。父親聽到嚴肅地插言道，你們周叔做的對！小小年紀就想享受，還說什麼不舒服。要知道你們花的是公家的錢！勞動人民的血汗錢，你們到甲板還不是一樣能看到外面風景嗎？在暑假後，父親讓我們從幹部子弟學校轉入漢口卅小普通學校上學，說是要讓我們瞭解社會基層，接接地氣，學習普通市民子弟的優良品德作風，對我們今後成長，步入社會絕對有益無害。”吳持生記憶猶新地說道。
困難時期，我剛參加工作，父親所在的最高法院給職工分發了點黃羊。高院照顧領導給父親多分了一份，他拒絕沒有拿。後來在機關清查多吃多占問題公佈名單時，他發現榜上有他的名字，最後查到是我交的錢查問我時才知，是高院隨後又派專人將這份黃羊送到我們家，在門口正好遇上剛發工資下班回家的我，我不知情交了錢拿回家就直接交給陳師傅做著吃了，父母當時工作忙家務交我退休姑媽代理並不知情，即便這樣父親還是主動在高院做了深刻檢討，並嚴厲地批評了我。父母重申告誡我們全家今後機關賣、送任何的東西沒有他們批准任何人不准買或收，更不准多吃多占、貪便宜白拿。吳持生說，這是她一生難忘的深刻教訓。
“父親在子女的就業方面，雖不橫加干涉，但也希望我們能夠真正地發光發熱。最初他希望我學農，果樹種植、園林栽培都行；母親則希望我報考醫學院，當醫生。最終天不遂人願，我到北京化工學院讀書，畢業後分配到化工部下屬單位工作。”吳持生如是說，事已至此，父母沒多說什麼，希望她學有所用，在化工行業努力工作。
吳持生還告訴記者，父親生前留下遺言，要求子女五十歲後全都離開黨政機關崗位，到基層幹點力所能及的事情，最好教書育人。“為此，二哥遵照父親的遺言，五十歲時從航太航空某研究所副所長職位上退了下來，到了四川省經濟幹部管理學院當了一名教授；我也在50歲時離開了化工部機關同時兼任的合成材料、化學建材處處長職位，將精力投入到五礦複合材料實業基地建設，並積極參加社會上的一些公益宣講活動，宣揚和傳承紅色革命精神。”
吳持生說，父輩那一代無私奉獻的精神在當今社會遭到了很大的挑戰“我的孫子上幼稚園，快過元旦時，他說要給老師送禮物，我就說家裡有本新年掛曆，很好看，送給老師應該不錯。他說，老師說了掛曆不要。我聽著心裡很不是滋味，如此幼小的心靈就這樣種下了不良思想作風種子，如何能育德、育人成材？”在吳持生看來，艱苦樸素之風首先在學校教育方面不可缺位。“根子正了，樹幹才能不長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