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年前的海南租賃業和“潛規則”
——從“圈椅之弊”探索明代經濟形態一角
作者：多港峒客編輯：小琴台
明代， 我國的市場經濟長足發展，
海南當時的商品經濟狀況如何？本帖試揭開一角。
有記載顯示， 海南已出現了租賃行業， 稱為“鋪行”， 所有的傢俱、家紡、餐飲、辦公器具雜物， 都可以從這些鋪行裡租借使用。 而且， 同樣記載了官方採購的非正常價格， 生動反映了“權力尋租”的“潛規則”無孔不入， 古已有之。
故事是這樣的——《萬曆儋州志·天集》之末， 儋州州官有一份向瓊州府上報的《買辦分司雜物申文》， 揭示了接待過往官員的細節及弊端， 提出獨特的解決辦法。
申請文件說：儋州這個地方，
遠途只可一程一程走， 晚上必須住宿。 不過， 城裡能夠用於接待的官產設施， “惟分司一署， 長物惟官床一張”， 即一所“海南分司”官署， 跟住宿有關的大傢俱， 就只有一張床， 其餘啥都沒有。 一應“鋪陳氈帳、坐褥桌帷， 朱池（印泥）筆架， 粗細桌椅， 雜項器皿”都得向鋪行現租。
什麼是“海南分司署”？這是明代各州縣都要設置的官署， “海南道”的派出機構， 通常設在州縣官署旁邊， 身份比州縣官署要高。 雖然平時只是空屋一間， 但是上級府、道官員前來視察，
什麼是鋪行？“鋪行， 以答應什物用。 亦近立， 以供紙紮辦下程及酒席器具， 亦不無損失”（《萬曆瓊州府志·卷五·雜役》）。 就是說， 鋪行是經營一應傢俱雜物租賃業務的鋪子， 哪怕你要在家裡擺幾桌酒席， 也無需發愁， 桌椅餐具都可以全套租到；官員、商人到此要辦公、交易、簽署合同， 文房四寶、度量衡器都可租借。 由此可見， 儋州見諸記載的最早租賃業， 已經在五百多年前， 而儋州遠不如府城經濟活躍， 府城的租賃業應該更早， 更完善。
所以， 軍政人員因公過往儋州， 地方官向鋪行租借相關用具雜物， 把海南分司署佈置好了接待就是——呵呵， 如果到此為止， 就沒有這篇故事了。
這不是民間消費， 是官方消費。 於是出現怪事。
申文說：一張圈椅， 價值本不過二錢白銀， 租金一次卻要六七分白銀；坐褥桌帷、印盒硯臺筆架一副， 價值不過四五錢， 租金一次卻要三錢——這就是說， 兩次或三次的租金， 就足以購置這件原物了。
如此畸高的租金， 鋪行豈不是賺死了嗎？關鍵是：向哪家鋪行租借呢， 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指定採購點”了。
說到這， 情節忽然熟悉起來。 概念立即浮現：回扣、潛規則、利益鏈。
寫申文的這位州官自然深知。 但沒有明說， 以免得罪人太多， 擺事實就夠——
“諸如此類， 屈指難計。 大約一官經過， 總計所費， 多則八九兩， 少亦不下五六兩”， 還不包括程飯， 紙紮所費。 六兩白銀， 按照當時的物價足可購買30張新“圈椅”了。
原來大有貓膩。 路過的官員即使本身一絲都沒有多占，
為蘇民困， 這位州官乾脆來了個釜底抽薪——
“願將本州員下冬季分俸銀置辦各件”， 包括鋪陳（鋪蓋帷帳等）一副， 圈椅六張， 及一應雜物。 並造木籠兩隻， 專門收藏各物， 全部造冊， 與公家錢糧一起保存交接。 “遇有官臨， 領出排列如式， 官去仍前封識， 交鑰於庫”， 偶爾損壞則修補。 這樣， 等於在分司官署置辦了一套機動客房， 再也不用化冤枉租金了。 “我之所捐有限， 民之所省無窮”， 可以一勞永逸。
由於資金來源不屬州官一人， 而且涉及制度創新， 所以要向上級打報告申請， 就是這篇申文。
就這件事而言， 這位州官當然難得。 事情應該是辦成了的， 知府沒有理由不批准。至於州官離任以後能否繼續執行，執行多久，就不知道了。
儋州故城內最具傳統特色的場景之一
申文說儋州制度上從來沒有接待公費，並不準確。因為明代前期，海南是有足夠的公家接待機構的，這就是驛站，而且海南民眾也已繳交了全部接待費用。
按《正德瓊台志·卷十四》的記載，明初全島有差不多30座驛站，儋州境內從北到南就有歸姜驛、古儋驛、田頭驛、大村驛、大員驛等五座，每座驛站正好是當時趕一天路的距離，六十裡左右，這是朝廷制度。
驛站不僅有足夠住宿的房舍，各驛有驛承管理，儋州每座還設有庫子2名，專管物料供應，館夫2名，專管招待，以及馬夫40名和馬4槽，專司為官員提供交通。往來文武官員只要持有相關“火牌”，就可以免費使用驛站，驛馬將其一站一站往目的地送。 驛傳費用的來源，是每年田賦正稅（“民米”）的附加稅：“以實在民米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二石……均派”（《萬曆瓊州府志·卷五·驛傳》）。
由於腐敗逐步蔓延，社會矛盾凸顯，“黎亂”頻繁，徭役過重，正統、弘治之間開始陸續裁撤官職，同時批量裁撤驛站（《正德瓊台志·卷二十八》）。
但是此後官員過往，一飯一宿依然由地方百姓負擔，是顯而易見的。在正德志中，唐胄說以前每“石”的田賦正稅，只需繳銀三錢，當年的雜稅“科”就算完成，所以煩民較輕。後來驛站減少，“弘治末王副使檵所定”，反而“月無停催之科，歲無間役之優”，百姓增加了賦役負擔。明中期賦役的加重是普遍的，苛捐雜稅是皇朝管治的腐敗退步決定的，光批評王檵於事無補，不過唐胄也只能說到這份上。
到萬曆前期，海南驛站“嘉、隆之間裁革殆盡”，只剩下少數幾個。原來作為正稅附加費徵收的驛傳費用，卻分毫不減，轉為軍餉。驛傳任務的一應開支差役，全部加派於“裡甲”。
在《萬曆瓊州府志·卷七·兵防》中，可以見到十余項捐稅統歸於“兵餉”，累計每年達白銀兩三萬兩之多，包括“廩糧、馬價、鋪陳、馬夫銀一千八百”餘兩，“鋪兵冗役銀一千”餘兩，這近三千兩銀子，本來都是用於驛道運作的費用。
由於邊患、內亂及腐敗，晚明的軍費日益沉重。該志編纂者在“兵餉”章末，深深感慨，說是數十年前的嘉靖間，瓊州一府每年“餉止四項”，征餉銀不過四千餘兩，現在弄到兩三萬兩，實在太高了，害得民生凋敝，但當事者只能“仰屋而歎”，無可奈何。
儋州故城內最具傳統特色的場景之二
朝廷賦役要靠具體管道完成，這就給貪官污吏借題搜刮，侵吞民脂，提供了五花八門的空間。儋州“圈椅之弊”個案，遠非孤例。
裁驛以後，弊端各地所在多有，增加百姓負擔不少。《康熙文昌縣誌·卷二》關於文昌縣的賓宰、長岐二驛裁撤後的弊端及改革方法，有段策論說得很到位，比儋州那位州官又進了一步：
“葉右蒼論曰：二驛之廢，雖以省民，而處之失宜，亦為民病。何也？驛存，則夫馬廩糧給於官，而豪右不得多取；驛廢，則取給於裡甲，而奸暴得肆橫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然則二驛其可複乎？曰，有。其革之不可複也，法當斟酌損益，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每歲該用銀若干，照糧派征貯庫。責令公正老人或兵房吏掌之。設迴圈簿二扇，送道、府鈐印。公差往來應給夫馬、廩餼者，折銀若干，令其親自注簿，方許應付。歲終，移簿道、府查核。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毋徇派，毋過取，民病庶其少瘳乎？”
葉右蒼是誰？嘉靖間文昌著名學者，曾編撰《文昌縣誌》，可惜已失傳。“葉懋，號右蒼，南海人。嘉靖間（文昌）訓導”，“每有論著，不愧師表”，祀名宦（《康熙文昌縣誌·卷六》）。
葉懋這段策論，剖析精准。他肯定撤銷驛站是“省民”（減少民間負擔）措施，問題的要害，在於豪強借題侵吞民脂，無孔不入，“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葉老師改革的辦法亦非泛泛，制度設計周詳，甚具可行性，有普遍意義的。這說明，體制內並不缺智庫。
官位更高、措辭更明確激烈的指斥，來自崇禎間“備兵督學使者林汝翥”。這時候的驛遞弊端為禍更烈，他以“治瓊五戒”為題，立碑勒石于副使大堂之左側。其中第四戒，專指驛遞：
“一驛遞派於裡甲，原屬厲政，乃上司以此優容差役，下司以此奉承過客。差外之差，苦中之苦，尚可忍乎？已經勒石禁革，宜戒四也。”（《民國瓊山縣誌·卷十六》）
林大人直斥驛遞派於裡甲為“厲政”，拍案大怒的義憤，躍然字裡行間，革除的決心不可謂不大。可惜弊端的源頭在朝廷，在皇帝，而利益鏈往往連接州縣有司，連接無處不在的“猾吏”，病民之事所在多有，而真能改革者鳳毛麟角。
海南本土傳統傢俱：方桌和圈椅
唐胄在《正德瓊台志》中，已經感歎賦役太重，《萬曆瓊州府志》編撰者卻反而懷念正德後的嘉靖賦役定額了！明中期以後，朝政日益腐敗，對民財搜刮越來越重，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還有另一方面。嘉靖至萬曆前期，朝廷有識之士一直在謀求精簡稅則，革除苛捐雜稅，杜絕貪官污吏謀私害民的空間，其核心措施，就是具備歷史意義的徵稅“一條鞭法”，其中以名臣張居正最為得力。“一條鞭法”數十年間逐步推進，取得不少成果，以致萬曆初期的朝廷歲入比正德年間增長了將近兩倍。
可惜，萬曆十年張居正死後，皇帝開始怠政，腐敗更不可收拾。苛捐雜稅捲土重來，而且是在正稅已經大增的基礎上的苛捐雜稅。儋州“圈椅之弊”就是“一條鞭法”被完全破壞的具體寫照。從此直到明末，朝廷再難出現得力的稅收改良措施了。
不過，僅僅揭示明代腐敗的話，已是老生常談了。我們或許能從中得到更多有意義的資訊。
如果官府搜刮過重，“民不堪命”，必然導致揭竿而起，普遍暴動，管治失控。然而沒有。明中期以後，海南並沒有大規模民變，反倒是賦役負擔遠為輕少的黎峒，照例不時發生變亂。
那麼，這種不斷加重的稅負，是不是也反映了經濟體量的增加呢？
弘治至萬曆間，是商品經濟快速發展的百餘年，“弘治之治”還是有含金量的。賦役雖一再加重，但由於社會整體而言的富裕，民財潛力可以忍受“搜刮”。就海南而言，以規模性灌區為基礎的精細稻作農業，就是在15世紀普及到全島各平原臺地的，社會的抗逆性因此大大增強。同時，人們普遍知道海南“珍物饒也”，珍貴特產陸續開發北運，銷路打開，帶動各業，海南民商從中無疑可以分一杯濃稠的羹。
就事論事，海南驛站基本撤銷以後，接待和運轉任務改由民間完成，運作上未見出現大問題。這也說明：當時海南的城鄉不少地方人煙稠密，民間商旅、運輸、服務等“第三產業”都比前興旺。
另一方面，驛站本是官辦的客運站和旅店，資金設備的浪費、效率的低下是與生俱來的。從明代海南各州縣輿圖可以看到，驛道系統是除了各縣官署區之外，最大的系統性官方設置，所費不貲。且不說濫權和貪腐，從經濟學原理來說，驛站以常設的體系為無常態之需求服務，浪費和低效就是必然的。
官方不使用時，驛站機構就是空轉，這幾十名大活人壯丁呆在那裡，不是被上司指派營私，就是閑著賭博生事。後來改由民間按需臨時提供服務，如果等價交易，完成同等任務所費代價應該只是官辦的若干份之一。
就此而言，自宋至明初，除了若干重要的國賓館，驛站恐怕從一開始就是商品經濟不發達的產物，在海南尤其如此。不這樣就無法保證過往人員的基本需求，朝廷管治也就無法實施。不過，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這個體制就過時了。
弘治時，大刀闊斧地將附于海南各州縣城的驛站，一律撤銷，應該是體現了“將政府服務需求社會化”的新思維，可能還是當時朝廷有識之士的一項新政，具有進步意義。成化至嘉靖間海南驛站陸續裁撤，固然有轉移支付解決財政困難、加重稅負搜刮的一面，卻也未嘗不是經濟學上的節省之道。而驛道官員往還未斷，說明社會相關行業足以替代驛站功能，租賃業的出現就是其一。
明中期以後，雜稅不斷增多，樓主認為還有一個原因是——由於農耕時代的賦役，向來以丁口和耕地為主要計征對象（海南有獨特的“榔椰”稅，也占收入不少）。對於新興工商各業的發展，官府可能還缺少制度化的同步徵收手段，只能通過非正常的轉移支付、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來加大徵集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繼續執行了這個稅收政策，並未減少：“（瓊州）府屬驛傳照原裁革，通解充餉”（《康熙瓊州府志》）。也就是說，明中後期加重了的稅基，清代沿襲，這個追加的定額已經制度化。
儋州州官對圍繞“圈椅”的無恥掠奪憤然撰寫申文之時，在地球的另一面，哥倫布已經完成了新大陸的偉大發現。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片巨大烏雲，已經隱隱出現在地平線上……
從不同角度分析“圈椅之弊”，應該有助於對明代海南商品經濟形態的深入瞭解。
本期作者：多港峒客,1951年生於廣州，布衣。十年海南知青，返城十年國企，再下海經商。年過半百後漸悟歷史文化之可貴，遂投身學習與挖掘。在海南與部族兩翼，讀書行路，樂此不疲。唯望能為華夏文明薪火相傳略盡綿薄，足矣。
知府沒有理由不批准。至於州官離任以後能否繼續執行，執行多久，就不知道了。儋州故城內最具傳統特色的場景之一
申文說儋州制度上從來沒有接待公費，並不準確。因為明代前期，海南是有足夠的公家接待機構的，這就是驛站，而且海南民眾也已繳交了全部接待費用。
按《正德瓊台志·卷十四》的記載，明初全島有差不多30座驛站，儋州境內從北到南就有歸姜驛、古儋驛、田頭驛、大村驛、大員驛等五座，每座驛站正好是當時趕一天路的距離，六十裡左右，這是朝廷制度。
驛站不僅有足夠住宿的房舍，各驛有驛承管理，儋州每座還設有庫子2名，專管物料供應，館夫2名，專管招待，以及馬夫40名和馬4槽，專司為官員提供交通。往來文武官員只要持有相關“火牌”，就可以免費使用驛站，驛馬將其一站一站往目的地送。 驛傳費用的來源，是每年田賦正稅（“民米”）的附加稅：“以實在民米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二石……均派”（《萬曆瓊州府志·卷五·驛傳》）。
由於腐敗逐步蔓延，社會矛盾凸顯，“黎亂”頻繁，徭役過重，正統、弘治之間開始陸續裁撤官職，同時批量裁撤驛站（《正德瓊台志·卷二十八》）。
但是此後官員過往，一飯一宿依然由地方百姓負擔，是顯而易見的。在正德志中，唐胄說以前每“石”的田賦正稅，只需繳銀三錢，當年的雜稅“科”就算完成，所以煩民較輕。後來驛站減少，“弘治末王副使檵所定”，反而“月無停催之科，歲無間役之優”，百姓增加了賦役負擔。明中期賦役的加重是普遍的，苛捐雜稅是皇朝管治的腐敗退步決定的，光批評王檵於事無補，不過唐胄也只能說到這份上。
到萬曆前期，海南驛站“嘉、隆之間裁革殆盡”，只剩下少數幾個。原來作為正稅附加費徵收的驛傳費用，卻分毫不減，轉為軍餉。驛傳任務的一應開支差役，全部加派於“裡甲”。
在《萬曆瓊州府志·卷七·兵防》中，可以見到十余項捐稅統歸於“兵餉”，累計每年達白銀兩三萬兩之多，包括“廩糧、馬價、鋪陳、馬夫銀一千八百”餘兩，“鋪兵冗役銀一千”餘兩，這近三千兩銀子，本來都是用於驛道運作的費用。
由於邊患、內亂及腐敗，晚明的軍費日益沉重。該志編纂者在“兵餉”章末，深深感慨，說是數十年前的嘉靖間，瓊州一府每年“餉止四項”，征餉銀不過四千餘兩，現在弄到兩三萬兩，實在太高了，害得民生凋敝，但當事者只能“仰屋而歎”，無可奈何。
儋州故城內最具傳統特色的場景之二
朝廷賦役要靠具體管道完成，這就給貪官污吏借題搜刮，侵吞民脂，提供了五花八門的空間。儋州“圈椅之弊”個案，遠非孤例。
裁驛以後，弊端各地所在多有，增加百姓負擔不少。《康熙文昌縣誌·卷二》關於文昌縣的賓宰、長岐二驛裁撤後的弊端及改革方法，有段策論說得很到位，比儋州那位州官又進了一步：
“葉右蒼論曰：二驛之廢，雖以省民，而處之失宜，亦為民病。何也？驛存，則夫馬廩糧給於官，而豪右不得多取；驛廢，則取給於裡甲，而奸暴得肆橫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然則二驛其可複乎？曰，有。其革之不可複也，法當斟酌損益，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每歲該用銀若干，照糧派征貯庫。責令公正老人或兵房吏掌之。設迴圈簿二扇，送道、府鈐印。公差往來應給夫馬、廩餼者，折銀若干，令其親自注簿，方許應付。歲終，移簿道、府查核。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毋徇派，毋過取，民病庶其少瘳乎？”
葉右蒼是誰？嘉靖間文昌著名學者，曾編撰《文昌縣誌》，可惜已失傳。“葉懋，號右蒼，南海人。嘉靖間（文昌）訓導”，“每有論著，不愧師表”，祀名宦（《康熙文昌縣誌·卷六》）。
葉懋這段策論，剖析精准。他肯定撤銷驛站是“省民”（減少民間負擔）措施，問題的要害，在於豪強借題侵吞民脂，無孔不入，“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葉老師改革的辦法亦非泛泛，制度設計周詳，甚具可行性，有普遍意義的。這說明，體制內並不缺智庫。
官位更高、措辭更明確激烈的指斥，來自崇禎間“備兵督學使者林汝翥”。這時候的驛遞弊端為禍更烈，他以“治瓊五戒”為題，立碑勒石于副使大堂之左側。其中第四戒，專指驛遞：
“一驛遞派於裡甲，原屬厲政，乃上司以此優容差役，下司以此奉承過客。差外之差，苦中之苦，尚可忍乎？已經勒石禁革，宜戒四也。”（《民國瓊山縣誌·卷十六》）
林大人直斥驛遞派於裡甲為“厲政”，拍案大怒的義憤，躍然字裡行間，革除的決心不可謂不大。可惜弊端的源頭在朝廷，在皇帝，而利益鏈往往連接州縣有司，連接無處不在的“猾吏”，病民之事所在多有，而真能改革者鳳毛麟角。
海南本土傳統傢俱：方桌和圈椅
唐胄在《正德瓊台志》中，已經感歎賦役太重，《萬曆瓊州府志》編撰者卻反而懷念正德後的嘉靖賦役定額了！明中期以後，朝政日益腐敗，對民財搜刮越來越重，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還有另一方面。嘉靖至萬曆前期，朝廷有識之士一直在謀求精簡稅則，革除苛捐雜稅，杜絕貪官污吏謀私害民的空間，其核心措施，就是具備歷史意義的徵稅“一條鞭法”，其中以名臣張居正最為得力。“一條鞭法”數十年間逐步推進，取得不少成果，以致萬曆初期的朝廷歲入比正德年間增長了將近兩倍。
可惜，萬曆十年張居正死後，皇帝開始怠政，腐敗更不可收拾。苛捐雜稅捲土重來，而且是在正稅已經大增的基礎上的苛捐雜稅。儋州“圈椅之弊”就是“一條鞭法”被完全破壞的具體寫照。從此直到明末，朝廷再難出現得力的稅收改良措施了。
不過，僅僅揭示明代腐敗的話，已是老生常談了。我們或許能從中得到更多有意義的資訊。
如果官府搜刮過重，“民不堪命”，必然導致揭竿而起，普遍暴動，管治失控。然而沒有。明中期以後，海南並沒有大規模民變，反倒是賦役負擔遠為輕少的黎峒，照例不時發生變亂。
那麼，這種不斷加重的稅負，是不是也反映了經濟體量的增加呢？
弘治至萬曆間，是商品經濟快速發展的百餘年，“弘治之治”還是有含金量的。賦役雖一再加重，但由於社會整體而言的富裕，民財潛力可以忍受“搜刮”。就海南而言，以規模性灌區為基礎的精細稻作農業，就是在15世紀普及到全島各平原臺地的，社會的抗逆性因此大大增強。同時，人們普遍知道海南“珍物饒也”，珍貴特產陸續開發北運，銷路打開，帶動各業，海南民商從中無疑可以分一杯濃稠的羹。
就事論事，海南驛站基本撤銷以後，接待和運轉任務改由民間完成，運作上未見出現大問題。這也說明：當時海南的城鄉不少地方人煙稠密，民間商旅、運輸、服務等“第三產業”都比前興旺。
另一方面，驛站本是官辦的客運站和旅店，資金設備的浪費、效率的低下是與生俱來的。從明代海南各州縣輿圖可以看到，驛道系統是除了各縣官署區之外，最大的系統性官方設置，所費不貲。且不說濫權和貪腐，從經濟學原理來說，驛站以常設的體系為無常態之需求服務，浪費和低效就是必然的。
官方不使用時，驛站機構就是空轉，這幾十名大活人壯丁呆在那裡，不是被上司指派營私，就是閑著賭博生事。後來改由民間按需臨時提供服務，如果等價交易，完成同等任務所費代價應該只是官辦的若干份之一。
就此而言，自宋至明初，除了若干重要的國賓館，驛站恐怕從一開始就是商品經濟不發達的產物，在海南尤其如此。不這樣就無法保證過往人員的基本需求，朝廷管治也就無法實施。不過，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這個體制就過時了。
弘治時，大刀闊斧地將附于海南各州縣城的驛站，一律撤銷，應該是體現了“將政府服務需求社會化”的新思維，可能還是當時朝廷有識之士的一項新政，具有進步意義。成化至嘉靖間海南驛站陸續裁撤，固然有轉移支付解決財政困難、加重稅負搜刮的一面，卻也未嘗不是經濟學上的節省之道。而驛道官員往還未斷，說明社會相關行業足以替代驛站功能，租賃業的出現就是其一。
明中期以後，雜稅不斷增多，樓主認為還有一個原因是——由於農耕時代的賦役，向來以丁口和耕地為主要計征對象（海南有獨特的“榔椰”稅，也占收入不少）。對於新興工商各業的發展，官府可能還缺少制度化的同步徵收手段，只能通過非正常的轉移支付、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來加大徵集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繼續執行了這個稅收政策，並未減少：“（瓊州）府屬驛傳照原裁革，通解充餉”（《康熙瓊州府志》）。也就是說，明中後期加重了的稅基，清代沿襲，這個追加的定額已經制度化。
儋州州官對圍繞“圈椅”的無恥掠奪憤然撰寫申文之時，在地球的另一面，哥倫布已經完成了新大陸的偉大發現。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片巨大烏雲，已經隱隱出現在地平線上……
從不同角度分析“圈椅之弊”，應該有助於對明代海南商品經濟形態的深入瞭解。
本期作者：多港峒客,1951年生於廣州，布衣。十年海南知青，返城十年國企，再下海經商。年過半百後漸悟歷史文化之可貴，遂投身學習與挖掘。在海南與部族兩翼，讀書行路，樂此不疲。唯望能為華夏文明薪火相傳略盡綿薄，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