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年年提， 為什麼假貨仍然屢禁不止？可能是法律的篩子眼太粗了。
多位法學專家對此評價， 我國制售假貨犯罪成本太低。 現行相關法律規定存在過時、過寬、模糊和難以執行的缺陷， 要根治制售假貨問題， 需改善立法、嚴格執法並加重刑罰力度， 讓制售假貨者付出應有代價。
中新社發 羅琪 作
阿裡大資料披露：制售假入刑不足1%
“要像治理酒駕那樣治理假貨。 ”去年誓師要扛起“打假國家隊”大旗的阿裡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今年在兩會前後多次呼籲， 制假售假成本太低， 是打假困境的最重要因素。
根據阿裡巴巴平臺治理部門披露的最新資料， 2016年全年， 共排查出4495條銷售額遠超起刑點（5萬元）的制售假線索， 截至目前通過公開信息能夠確認已經有刑事判決結果的僅33例， 比例不足1%。
從制假售假案的判決結果看， 只有極少數人受到實刑處罰。 受到刑事判決的33例制假售假案件中，
但在不少發達國家， 制假售假可能面臨“終生監禁”和“傾家蕩產”的嚴厲制裁。 以美國為例， 聯邦法律規定：制假售假初犯者將面臨10年以上的監禁， 重犯者將面臨20年以上監禁和500萬美元的罰款， 因假貨造成死亡後果的個人將會被終生監禁。 而對於公司處罰就更加嚴厲， 罰金高達1500萬美元。
再比如日本， 其商標法和防止不正當競爭法規定， 對制售假者判處5年以下拘役或者5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9萬元）以下罰金；對違反法律的法人要處以最高達1億5千萬日元（約合人民幣857萬元）的罰金；除刑事處罰外，
現行法中制售假罰金24年沒漲
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中對於假貨的規範散落在多部法律中。 《刑法》對制假售假者的立案標準是售假金額必須達到5萬以上；《產品品質法》中對制售假冒偽劣行為處以沒收違法產品， 並處以貨值3倍以下罰款；《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打假亦有涉及， 但側重于對消費者的補償。
而上述多部法律中制售假條款的規定更是多年未改。
《產品品質法》誕生於1993年， 其中規定“產品品質檢驗機構、認證機構偽造檢驗結果或者出具虛假證明的， 責令改正， 對單位處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罰款， 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罰款”。
時間過去了24年， 罰款標準仍停留在5萬元標準。 相比制售假者獲得的暴利， 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法學專家為“提高制售假犯罪成本”支招
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王新：考慮對屢犯者終身禁止從業
以打擊制假售假的基礎性罪名“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為例， 定量標準是“銷售金額5萬元以上”才達到刑事立案的標準。 這個5萬元是1997年就確定的死數位， 這麼多年沒有調整。 打假形勢日新月異， 不能只考量銷售金額， 還可以考慮銷售件數。
從司法實踐上看， 緩刑的適用比重太高了， 判了他還在社會上待著， 還在幹。 建議對於制假售假， 應當嚴格禁止緩刑適用， 同時可考慮對於累犯的制售假者，
浙江大學刑法研究所執行所長高豔東：打假立法“要”跟上互聯網時代
針對現行法律的缺陷和執法中的困境， 定罪標準應當從銷售金額一元化向多元化轉變；在司法解釋層面， 應該修改傳統證據認定標準， 採信大資料分析結論、經驗證的電子證據， 有條件地採用抽取證等證據標準；建議引入懲罰性賠償， 讓制售假者“傾家蕩產”， 並鼓勵行政執法部門、司法機關、社會機構、商業平臺和消費者共同形成立體治理體系。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楊明：建立“制售假貨份子”電子名單
執法部門應建立面向多個執法部門和單位的“制售假貨份子”電子名單，以避免由於法規、法條和執法部門間的割裂，導致制售假貨份子逃避制裁。列入名單的制售假者，可取消其行業經營資格並限制其銀行貸款、出境自由。如果發現累犯，可以按照刑法對其進行處罰。
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阮方民：適當降低互聯網售假立案標準
當前電子商務的發展速度已遠超法律的發展速度，應突破舊的法律框架，降低利用電子商務制假售假的違法犯罪立案標準，並對涉及假貨供應鏈上的違法操作予以監管打擊。例如，已受過兩次行政處罰的人員，第三次就可以不論數額，直接判罪。同時，對於參與售假的物流企業，明知售假而承運的，可納入在刑法的框架之內。
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會長何勤華：專門成立“互聯網法院”
打假實際體現的是一種社會的公平正義，我辛辛苦苦搞了一個產品，付出那麼多努力，你弄一個假的來不勞而獲，基於此，打假是全世界人民都會堅決擁護的，需要立法、執法、司法進行周密、嚴格的設計。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今天，電子商務、網路平臺非常複雜，打假面臨新的挑戰，建議專門成立一個“互聯網法院”。
浙江省法學研究會會長陳信勇：配合民事制裁提高售假犯罪成本
需採取立法手段，對有關的法律制裁標準進行完善。除刑事制裁以外，也要配合民事制裁，利用好民事訴訟的手段提高制售假者的違法犯罪成本。假貨嚴重損害消費者利益，損害合法生產經營者的利益，毒害電子商務誠信交易環境，對於我國市場信譽造成很大影響。對於這種社會公害，應該利用各種手段，包括法律、技術等，多種手段來進行綜合性的社會治理，有關部門應該以恰當的方式來表達這種打假的國家決心，形成嚴厲打擊制售假貨的社會共識。
四川大學法學教授龍宗智：打假慎用舉證責任倒置
為何要慎用舉證責任倒置？比如主觀故意的判定和規定問題，經常出現制假、售假者特別是實施人員不知道是假的，或者不知道國家規定行業標準；二是虛假交易的舉證責任倒置問題，被告人制假售假1萬次，但其中有一部分是刷單完成的，這就可以要求被告人提供證據或者提供線索，這個要求也是非常合理的。如何運用舉證責任倒置？一是特殊證據需要被告人說清楚材料是哪裡來的，讓他提供證據，至少能提供線索。二是有規範依據，比如說類目交易，操縱市場，敏感時間都需要提供依據。三是允許反駁。
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政策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阿拉木斯：打假不能單靠電商
從整體上看，電商的假冒偽劣投訴占工商和中消協全部的投訴的比例很低，近三年一直維持在1%-4%之間。而網購量每年都在以50%以上的速度快速發展，在如此龐大的基數上，雖然投訴占比低，但實際案例層出不窮。因此是否應該不斷增加電商平臺的責任呢？法律到底給了平臺什麼樣的權力去打假？這很值得政府和法律界反思。如果簡單增加平臺責任，平臺也可以簡單把責任增加到商家和賣家身上，這對徹底解決假貨問題非常不利，打擊假貨鏈條的每個責任方都應該參與進來，各自承擔起責任，系統性解決假貨問題。
編輯：張文暉
執法部門應建立面向多個執法部門和單位的“制售假貨份子”電子名單，以避免由於法規、法條和執法部門間的割裂，導致制售假貨份子逃避制裁。列入名單的制售假者，可取消其行業經營資格並限制其銀行貸款、出境自由。如果發現累犯，可以按照刑法對其進行處罰。
浙江大學法學院教授阮方民：適當降低互聯網售假立案標準
當前電子商務的發展速度已遠超法律的發展速度，應突破舊的法律框架，降低利用電子商務制假售假的違法犯罪立案標準，並對涉及假貨供應鏈上的違法操作予以監管打擊。例如，已受過兩次行政處罰的人員，第三次就可以不論數額，直接判罪。同時，對於參與售假的物流企業，明知售假而承運的，可納入在刑法的框架之內。
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會長何勤華：專門成立“互聯網法院”
打假實際體現的是一種社會的公平正義，我辛辛苦苦搞了一個產品，付出那麼多努力，你弄一個假的來不勞而獲，基於此，打假是全世界人民都會堅決擁護的，需要立法、執法、司法進行周密、嚴格的設計。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今天，電子商務、網路平臺非常複雜，打假面臨新的挑戰，建議專門成立一個“互聯網法院”。
浙江省法學研究會會長陳信勇：配合民事制裁提高售假犯罪成本
需採取立法手段，對有關的法律制裁標準進行完善。除刑事制裁以外，也要配合民事制裁，利用好民事訴訟的手段提高制售假者的違法犯罪成本。假貨嚴重損害消費者利益，損害合法生產經營者的利益，毒害電子商務誠信交易環境，對於我國市場信譽造成很大影響。對於這種社會公害，應該利用各種手段，包括法律、技術等，多種手段來進行綜合性的社會治理，有關部門應該以恰當的方式來表達這種打假的國家決心，形成嚴厲打擊制售假貨的社會共識。
四川大學法學教授龍宗智：打假慎用舉證責任倒置
為何要慎用舉證責任倒置？比如主觀故意的判定和規定問題，經常出現制假、售假者特別是實施人員不知道是假的，或者不知道國家規定行業標準；二是虛假交易的舉證責任倒置問題，被告人制假售假1萬次，但其中有一部分是刷單完成的，這就可以要求被告人提供證據或者提供線索，這個要求也是非常合理的。如何運用舉證責任倒置？一是特殊證據需要被告人說清楚材料是哪裡來的，讓他提供證據，至少能提供線索。二是有規範依據，比如說類目交易，操縱市場，敏感時間都需要提供依據。三是允許反駁。
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政策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阿拉木斯：打假不能單靠電商
從整體上看，電商的假冒偽劣投訴占工商和中消協全部的投訴的比例很低，近三年一直維持在1%-4%之間。而網購量每年都在以50%以上的速度快速發展，在如此龐大的基數上，雖然投訴占比低，但實際案例層出不窮。因此是否應該不斷增加電商平臺的責任呢？法律到底給了平臺什麼樣的權力去打假？這很值得政府和法律界反思。如果簡單增加平臺責任，平臺也可以簡單把責任增加到商家和賣家身上，這對徹底解決假貨問題非常不利，打擊假貨鏈條的每個責任方都應該參與進來，各自承擔起責任，系統性解決假貨問題。
編輯：張文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