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進斌
“勒石三戒” 開創“仁政”清明王朝， “文以靖國” 營造中國“文治盛世”， 趙匡胤“建隆之治”令人感歎！
在一個以四書五經數千年文明傳承著稱，
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朝代， 像宋代前中期那樣， 湧現出一種令歷史有些眩目的現象——眾多文壇巨匠們接二連三前仆後繼地躋身於最高權柄中樞， 用極大的熱情推行變法改革， 又在短暫的改革跌宕起伏、反復中命運大起大落， 上演一部慷慨激昂、悲天憫人的歷史大劇。
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蘇軾、曾鞏、司馬光……這一個在文學史上至今仍振聾發聵熠熠閃光的名字， 不但個個才華橫溢、滿腹經綸， 創作的詩詞歌賦、經典著作名垂千古， 而且在力圖治國安邦變法圖強中， 也是各露千秋崢嶸。 然而他們又無不以閃亮登場黯然退場而告別歷史舞臺， 從而給無數後人留下念千古之悠悠， 獨愴然而淚下的感歎！
但是你只要仔細看一下這些改革家的下場命運——均得善終， 這又令你不得不發出由衷的讚歎！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有段話很有名， 現在屢屢為宋朝鼎盛之說引用， 即“華夏民族之文化， 歷數千載之演進， 造極于趙宋之世。 後漸衰微， 終必複振。 ”
且不說文化巔峰宋詞之婉約優美，
營造這個盛世的， 就是開國皇帝趙匡胤。
西元960年， 後周的殿前檢點趙匡胤踢開那僅有七歲的侄皇帝， 自己披上皇袍。 建立宋朝後， 為傳承、鞏固家天下計， 首創“杯酒釋兵權”的和平演變模式， 把握有重兵之權的將領全部解職。
一方面鼓勵他們“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 歌兒舞女以終天年”， 另一方面宣導和表彰沉湎隱逸之風。 有最高帝王的教誨和示範， 再加上老莊之學和佛學禪理早已流行於世， 何愁不迎來明日複明日、今昔是何年的歲月？
武將們熱衷在酒池肉林中們養妾成風， 沉湎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境地， 文人士大夫們洋洋得意在勾欄瓦肆中和歌伎名伶們填詞作曲、笙歌笛舞、唱酬做答、顛鸞倒鳳。
宋詞有中國歷史上脂粉氣息最濃的詞曲， 以柳永為代表的文人們在燈紅酒綠的忘憂鄉夢游國裡， 把這種氣息詮釋到了極致：暖風吹得遊人醉， 直把杭州做汴州。 為賦新詞強說愁。 最典型的詮釋了這個雖然偏安卻始終浸淫在燈紅酒綠的王朝繁榮的景象。 趙匡胤幾杯美酒加勸誡， 輕而易舉地解決了歷朝武將專軍篡權的難題， 被譽為“最高政治藝術的運用”， 成為千古佳話。
趙匡胤雖是一員武將出身， 卻極喜愛讀書， 常手不釋卷。 他深有體會地說：“宰相須用讀書人！”對於讀書不多的文臣武將， 趙匡胤也總是鼓勵他們要多讀書， 以彌補自己的不足。
趙普正是在他的鼓勵下才變得手不釋卷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的。 趙匡胤用人不問資歷。 他時常命令臣下要注意選拔有才能而缺少資歷的人擔當重任；自己也隨時留心內外百官，見誰有什麼長處和才能，都暗暗地記在本子上。每當官位出缺，他就翻閱本子，選用適當的人去擔任。這又使臣下都致力於讀書提高自己。
最高統治者以身作則，舉國上行下效。宋太祖為首的宋初領導集團集體發奮圖強，勵精圖治，使宋初的社會經濟迅速呈現蒸蒸日上的可喜局面。宋太祖減輕徭役，賦稅專收，以法治國，興修水利，發展生產，澄清吏治，勸獎農桑，移風易俗等一系列英明決策，不僅儘快醫治了200年的戰爭創傷，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榮的局面，出現了歷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趙匡胤通過採取“收起精兵，削奪其權，制其錢谷”的三大綱領，巧妙的“削弱相權”、“罷黜支郡”、“強幹弱支”、“內外相維”、“三年一易”、“設置通判”、“差遣制度”等等，將軍權、行政權、司法權、財政權牢牢控制。一舉鏟平了藩鎮割據武夫亂政的歷史狀況。所以宋朝300年的歷史中從不曾發生大的內亂和地方割據。
宋朝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之一，儒學復興，社會上彌漫尊師重教之風氣，科技發展亦突飛猛進，政治也較開明廉潔，終宋一代沒有嚴重的宦官亂政和地方割據，兵變、民亂次數與規模在中國歷史上也相對較少。
文以治國，武以安邦，宋太祖奉行“文以靖國”這一理念，果斷的實行“右文抑武”的基本國策，通過設立“誓牌”，尊崇士大夫，完善科舉，創設殿試，知人善任，厚祿養廉等一系列重大舉措，成為我國歷史上最受推崇的一代文治之君，徹底扭轉了唐末以來武夫專權的黑暗局面，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以至於後人稱“宋朝是文人的樂園”之譽，因此，宋太祖也可以稱的上是五代十國野蠻政治的終結者，又是後世歷朝文明政治的開拓者。
與歷史上其他著名的王朝相比，宋太祖所創建的宋朝以其鮮明的文人政治特色而登上中國文治盛世的頂峰，可謂中國君主專制史上的最開明的一個王朝，因此，儘管宋朝300年的基業中，對外長期積弱，但在民間卻享有盛譽，並對後世歷代產生深遠影響。
西元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976年11月14日）正值55歲盛年的趙匡胤突然死亡，留下“燭影斧聲”的歷史疑案。
封建社會的知識份子士大夫階層，他們自幼接受的教育就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內聖外王的教誨，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傳統的修、齊、治、平是他們的理想。在天下發生大動亂、社會即將發生大變革時，士大夫們一定會站出來，有所作為。這也是為中國封建歷史一再證明了的。
在宋朝，出身于低賤農民家庭的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知識份子，通過科舉進入仕途，之所以敢於投身於改革，朝廷一貫制的寬鬆敢言政策是保障機制。
作為最早認識到朝代隱患而具有遠見卓識的代表人物，作為當時急欲奮起扭轉這種局勢的士大夫，他們這些從青年時期就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的非凡人物，待進入到官僚階層後，就接連上書給皇帝，洋洋萬言盡為革除天下弊端奮起改革的疾呼。
“范仲淹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在歷經重重困厄後，由於觸及了眾多保守官僚的切身利益，加上昏庸無道的皇帝醉心于花前月下，本來就不想求什麼進取找什麼麻煩，短短數年，這些轟轟烈烈的變法即告失敗。他們辭別官場後，仍頑強地表達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兼濟精神，實在令宋朝永遠在史上熠熠生輝！
具有超凡才能政治家的王安石變法，他最大歷史貢獻並不是曾設立過十餘條改變社會管理方式的法，關鍵在於他始終不渝信奉和堅持的變法中代表那個時代最強音的“三不足”無畏之精神、信念，“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喊聲集中體現了王安石超人的膽識和變法的精髓，如黑暗長空劃過一道閃電驚雷留下氣貫長虹之勢，其遠見卓識其後歷代改革者無一超越。
梁啟超《王荊公》是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王荊公》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梁啟超稱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雖然變法失敗他不得不辭職，但他卻能全身而退，隱居金陵半山園終老。
知識份子獨善其身，無非要有三個空間：生活空間、學術空間、政治空間。南宋即便類似慶元黨禁那樣的黑暗時期，這三個條件也仍然具備。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職，也能保持起碼的生活空間，國家權力沒有取締書院，知識份子仍留有一定的學術空間。
國家權力儘管可以流放知識份子中的反對派，但不是在監獄中囚禁、從肉體上消滅他們，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在為知識份子預留政治空間這點上，宋朝與其他朝代相比。其開國統治眼光無疑是長遠清明的。
穿越宋朝，感慨其政治文明營造輝煌的物質文明。
除了西元前4世紀的公孫鞅在渭河流域策動的那場令處於草昧狀態的秦王國一朝而霸、天下重歸一統的商鞅變法外，歷史上的變法多是失敗的，尤其是中世紀的王安石變法和近代戊戌維新的失敗，令後世扼腕歎息。只要這兩個變法中的一個取得成功，今天的中國或將是無與倫比的世界強國。
穿越宋朝，以史為鑒可知興替。
他時常命令臣下要注意選拔有才能而缺少資歷的人擔當重任；自己也隨時留心內外百官，見誰有什麼長處和才能，都暗暗地記在本子上。每當官位出缺，他就翻閱本子，選用適當的人去擔任。這又使臣下都致力於讀書提高自己。最高統治者以身作則，舉國上行下效。宋太祖為首的宋初領導集團集體發奮圖強，勵精圖治，使宋初的社會經濟迅速呈現蒸蒸日上的可喜局面。宋太祖減輕徭役，賦稅專收，以法治國，興修水利，發展生產，澄清吏治，勸獎農桑，移風易俗等一系列英明決策，不僅儘快醫治了200年的戰爭創傷，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榮的局面，出現了歷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趙匡胤通過採取“收起精兵，削奪其權，制其錢谷”的三大綱領，巧妙的“削弱相權”、“罷黜支郡”、“強幹弱支”、“內外相維”、“三年一易”、“設置通判”、“差遣制度”等等，將軍權、行政權、司法權、財政權牢牢控制。一舉鏟平了藩鎮割據武夫亂政的歷史狀況。所以宋朝300年的歷史中從不曾發生大的內亂和地方割據。
宋朝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之一，儒學復興，社會上彌漫尊師重教之風氣，科技發展亦突飛猛進，政治也較開明廉潔，終宋一代沒有嚴重的宦官亂政和地方割據，兵變、民亂次數與規模在中國歷史上也相對較少。
文以治國，武以安邦，宋太祖奉行“文以靖國”這一理念，果斷的實行“右文抑武”的基本國策，通過設立“誓牌”，尊崇士大夫，完善科舉，創設殿試，知人善任，厚祿養廉等一系列重大舉措，成為我國歷史上最受推崇的一代文治之君，徹底扭轉了唐末以來武夫專權的黑暗局面，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以至於後人稱“宋朝是文人的樂園”之譽，因此，宋太祖也可以稱的上是五代十國野蠻政治的終結者，又是後世歷朝文明政治的開拓者。
與歷史上其他著名的王朝相比，宋太祖所創建的宋朝以其鮮明的文人政治特色而登上中國文治盛世的頂峰，可謂中國君主專制史上的最開明的一個王朝，因此，儘管宋朝300年的基業中，對外長期積弱，但在民間卻享有盛譽，並對後世歷代產生深遠影響。
西元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976年11月14日）正值55歲盛年的趙匡胤突然死亡，留下“燭影斧聲”的歷史疑案。
封建社會的知識份子士大夫階層，他們自幼接受的教育就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內聖外王的教誨，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傳統的修、齊、治、平是他們的理想。在天下發生大動亂、社會即將發生大變革時，士大夫們一定會站出來，有所作為。這也是為中國封建歷史一再證明了的。
在宋朝，出身于低賤農民家庭的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知識份子，通過科舉進入仕途，之所以敢於投身於改革，朝廷一貫制的寬鬆敢言政策是保障機制。
作為最早認識到朝代隱患而具有遠見卓識的代表人物，作為當時急欲奮起扭轉這種局勢的士大夫，他們這些從青年時期就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的非凡人物，待進入到官僚階層後，就接連上書給皇帝，洋洋萬言盡為革除天下弊端奮起改革的疾呼。
“范仲淹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在歷經重重困厄後，由於觸及了眾多保守官僚的切身利益，加上昏庸無道的皇帝醉心于花前月下，本來就不想求什麼進取找什麼麻煩，短短數年，這些轟轟烈烈的變法即告失敗。他們辭別官場後，仍頑強地表達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兼濟精神，實在令宋朝永遠在史上熠熠生輝！
具有超凡才能政治家的王安石變法，他最大歷史貢獻並不是曾設立過十餘條改變社會管理方式的法，關鍵在於他始終不渝信奉和堅持的變法中代表那個時代最強音的“三不足”無畏之精神、信念，“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喊聲集中體現了王安石超人的膽識和變法的精髓，如黑暗長空劃過一道閃電驚雷留下氣貫長虹之勢，其遠見卓識其後歷代改革者無一超越。
梁啟超《王荊公》是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王荊公》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梁啟超稱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雖然變法失敗他不得不辭職，但他卻能全身而退，隱居金陵半山園終老。
知識份子獨善其身，無非要有三個空間：生活空間、學術空間、政治空間。南宋即便類似慶元黨禁那樣的黑暗時期，這三個條件也仍然具備。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職，也能保持起碼的生活空間，國家權力沒有取締書院，知識份子仍留有一定的學術空間。
國家權力儘管可以流放知識份子中的反對派，但不是在監獄中囚禁、從肉體上消滅他們，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在為知識份子預留政治空間這點上，宋朝與其他朝代相比。其開國統治眼光無疑是長遠清明的。
穿越宋朝，感慨其政治文明營造輝煌的物質文明。
除了西元前4世紀的公孫鞅在渭河流域策動的那場令處於草昧狀態的秦王國一朝而霸、天下重歸一統的商鞅變法外，歷史上的變法多是失敗的，尤其是中世紀的王安石變法和近代戊戌維新的失敗，令後世扼腕歎息。只要這兩個變法中的一個取得成功，今天的中國或將是無與倫比的世界強國。
穿越宋朝，以史為鑒可知興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