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德國如何穩住受高失業率和緩慢增長折磨的歐洲大陸， 是因為其勞動力市場正快速發展。 過去十年德國失業人數已經減半。 失業人口只有260萬， 德國失業率已經降到5.9%。 2016年德國出口額接近1.3萬億美元。 引人注目的是， 這個數字大概是德國GDP的一半， 是2016年世界出口額的約9%。
儘管自2015年後， 德國居住了超過100萬難民， 但是其經濟仍發展的很好。 三年過去， 現在德國政府預算盈餘。 2016年的預算盈餘是250億美元。
但是不久之前， 德國被嘲笑是“歐洲病夫”。 在20世紀晚期和21世紀早期， 德國比其他歐洲國家增加緩慢；其失業率達到兩位數。
所以世界第四大GDP國家的德國（在美國， 中國和日本之後）如何從病夫轉變成經濟巨星？
很長一段時間， 調查者將這種轉變歸功於2003年開始制定的聯邦勞動力市場和福利改革。 但是我的合著者， Christian Dustmann, Bernd Fitzenberger, Uta Schönberg以及我自己指出政治作用不是主要原因。 在《經濟視角》這本雜誌的一篇調查文章中， 我們表明相對於其主要交易夥伴， 德國的競爭地位從1995年後一直在提升， 因為其工資增長比生產效率增長慢。 這很大部分是因為德國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工資談判分權過程， 這就導致單位勞動成本明顯下降，
具有爭議的勞工改革
2003年， 德國政府在總理施羅德的領導下實施了名叫哈茨的改革， 這項改革極具爭議性。 改革減少並覆蓋了失業救濟金， 目的是刺激更多的人去找工作。 同時改革引進了憑證， 允許接受者選擇工作訓練提供者。 出於同樣的原因， 改革將聯邦和地方的雇傭服務機構——官僚制公共機構——變成服務提供者。 新的管理方法和措施提供了效率和結果導向。
但是政府改革沒有在工資設定過程進行任何機構變革。 這是因為他們不能變革。 德國產業關係系統有自治權。 工資談判不受政府直接干預， 這是德國憲法寫進法典的一項原則。
這不同於大部分其他西方國家。 在德國， 勞工工資，
私營部門的回應
20世紀90年代， 雇主和員工開始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工資設置系統， 導致了前所未有的分權。 比如， 假如員工代表同意， 德國認可工會工資協議的企業會通過所謂的開放或困難條款違背那些合同。 另外， 認可工會協議的企業以後可以退出。 1995年後， 德國工會覆蓋率戲劇性下降， 更多企業開始使用開放或者困難條款。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代表工人利益的機構會同意為雇主增加靈活性，
這與確切的歷史情況有關。 20世紀90年代初德國經濟陷入困境。 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 統一的戲劇性代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重了德國經濟的負擔， 導致一段低迷的宏觀經濟效益延長期。 同時也讓德國企業雇主進入以前被鎖在鐵幕背後的鄰近的東歐國家， 這些國家勞動力成本低， 機構和政治結構穩定。
這些因素從根本上改變了雇主與雇員協會之間的力量平衡。 德國曾經強大的工會被迫以一種許多人期待的更加靈活的方式應對這些新的現實。
提高競爭力
工會靈活的回應取得了成功。 從1995年後， 德國的競爭性地位一直在提高， 而一些其主要歐洲交易夥伴的競爭力不斷惡化（比如西班牙和義大利）或者仍停留在1995年的位置（比如法國）。
在我們的調查中， 我們調查了流通製造業， 佔據了德國出口額80%的支柱行業。 該部門的競爭力提高是因為企業日益依賴國內供應商， 而國內供應商員工的實際工資在90年代中期開始降低。 實際工資的降低是讓步的直接結果， 工人迫使企業應對當時的新的競爭挑戰。 另外， 該部門的生產力提高超過了工資的增加。 我們的調查顯示企業與員工之間協定的改變是德國工業競爭力提高過程的核心。
德國長期的失業率近期降低是由2003年的哈茨改革促成的嗎？可能是，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這麼想。哈茨改革集中于創造人們找工作的動機。我們的調查表明90年代中期以後我們所見證的顯著的工資限制，政治作用並沒有對此起到多少支持效果。這是競爭力增長需要說明的關鍵一點。
德國和其歐洲鄰居的教訓
瞭解今天德國勞動力市場急速發展的真正原因是很重要的，這麼做有兩個主要的原因。首先，我們希望其他嘗試模仿德國勞動力市場技巧的歐洲國家注意我們的調查。我們普遍聽到這樣一種觀點：其他歐洲大陸的國家應該採用他們自己版本的哈茨改革。
但是這樣的建議可能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哈茨變革是2003年開始實施的，將近十年以後德國才開始工資分散過程和提升競爭力。總之，已經在德國勞動力市場進行的變革有助於為額外的聯邦政策的變革準備政治陣地。
德國的勞動力市場力量不是聯邦政府政策的結果；更有可能是由於缺少政策的緣故。沒有工資談判自主性，政治過程能否能夠接近其在90年代的靈活程度有待質疑。
第二，瞭解德國分散管理工人關係系統很重要。理由很簡單，工資不平等的增長產生的社會結果和對貧困與公正所產生的影響已經導致激烈的辯論。“包容性增長”現在高於聯邦政策議程，不僅是在德國，在其他國家也這樣。比如，2015年，德國政府提出全國最低工資立法。
德國依賴其分散的勞資關係制度的靈活性提升了德國的競爭地位，隨著聯邦政府逐漸調整勞工和工資，未來其靈活性可能會受到傷害。在90年代，連同生產力的顯著提高，這種能力最終提高了全國競爭力，為今天德國享有的強健勞工市場奠定基礎。
Alexandra Spitz-Oener是柏林洪堡大學經濟學教授。同時也是德國就業研究員的助理研究員。她的研究集中於理解技術變革，貿易和移民所帶來的對勞工市場的挑戰。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這麼想。哈茨改革集中于創造人們找工作的動機。我們的調查表明90年代中期以後我們所見證的顯著的工資限制，政治作用並沒有對此起到多少支持效果。這是競爭力增長需要說明的關鍵一點。德國和其歐洲鄰居的教訓
瞭解今天德國勞動力市場急速發展的真正原因是很重要的，這麼做有兩個主要的原因。首先，我們希望其他嘗試模仿德國勞動力市場技巧的歐洲國家注意我們的調查。我們普遍聽到這樣一種觀點：其他歐洲大陸的國家應該採用他們自己版本的哈茨改革。
但是這樣的建議可能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哈茨變革是2003年開始實施的，將近十年以後德國才開始工資分散過程和提升競爭力。總之，已經在德國勞動力市場進行的變革有助於為額外的聯邦政策的變革準備政治陣地。
德國的勞動力市場力量不是聯邦政府政策的結果；更有可能是由於缺少政策的緣故。沒有工資談判自主性，政治過程能否能夠接近其在90年代的靈活程度有待質疑。
第二，瞭解德國分散管理工人關係系統很重要。理由很簡單，工資不平等的增長產生的社會結果和對貧困與公正所產生的影響已經導致激烈的辯論。“包容性增長”現在高於聯邦政策議程，不僅是在德國，在其他國家也這樣。比如，2015年，德國政府提出全國最低工資立法。
德國依賴其分散的勞資關係制度的靈活性提升了德國的競爭地位，隨著聯邦政府逐漸調整勞工和工資，未來其靈活性可能會受到傷害。在90年代，連同生產力的顯著提高，這種能力最終提高了全國競爭力，為今天德國享有的強健勞工市場奠定基礎。
Alexandra Spitz-Oener是柏林洪堡大學經濟學教授。同時也是德國就業研究員的助理研究員。她的研究集中於理解技術變革，貿易和移民所帶來的對勞工市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