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學富
王安石和司馬光兩位北宋朝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無疑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個是變法的積極推動者,一個是極力反對者,針鋒相對,寸土不讓。 可是兩人的爭鬥是為了改變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的現狀,實現富國強軍、百姓安居樂業的治國理想和宏偉抱負,而非為了一己之私,所以他們的爭鬥是君子之爭,體現出來的是坦蕩的胸襟和無私的情懷,而沒有見不得陽光的人身詆毀,二人在品德、學識、性格上卻又有許多共同之處。
一
王安石生於1021年,21歲中進士。 司馬光生於1019年,19歲中進士。
司馬光在談到他與王安石十多年的交往時,認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他在《與王介甫書》中寫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 ”而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說道:“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嚮往之至”。
王安石比司馬光小兩歲,1061年,王安石任知制誥,在為司馬光升職所擬的詔書中,有“操行修潔、博知經術”、 “行義信于朝廷,文學稱於天下”等讚美之語。
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古代為官的楷模,他們“不愛官職,不殖貨利”,清正廉潔,樸素無華,不好聲色,不喜奢靡。
沈括《夢溪筆談》卷九載:“王荊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 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 ’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
他的政敵司馬光在這點上與其相似,也是性情淡泊,不喜奢華。 司馬光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鑒》時,居所極簡陋,於是另辟一地下室,在那裡讀書寫作。 當時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陽,宅第非常豪華,中堂建屋三層,最上一層稱朝天閣,洛陽人戲稱:“王家鑽天,司馬入地。 ”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中曾提到小時長輩給他穿華美的衣服,他總是害羞臉紅而把它脫下。 宋仁宗寶元初年,司馬光考中進士,朝廷規定,凡是中進士的人,都要參加一次“聞喜宴”,在參加宴會時,皇帝要賜給每位新中進士一朵大紅花,大家都佩戴上大紅花,以示榮耀。
司馬光的妻子去世後,清貧的司馬光無以為葬,拿不出給妻子辦喪事的錢,只好把僅有的三頃薄田典當出去,置棺理喪,盡了丈夫的責任。 司馬光任官近40年,而且官高權重,竟然典地葬妻。
二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納妾蓄妓的風尚。 司馬光和王安石私生活都非常檢點,不好聲色,是極為罕見的不納妾、不儲妓之人。
王安石任知制誥時,王安石的妻子吳氏為他買了一個小妾。 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問:“你是誰?”那女子說:“我的丈夫是軍中官員,運米時船沉,家中資產都賠上還不夠,還要賣了我來補償。 ”王安石問:“夫人買你花了多少錢?”女子說:“九十萬錢。”王安石叫來她的丈夫,對他說:“把你媳婦領走,九十萬錢也不用退了。”那對夫婦破鏡重圓,和好如初。
司馬光婚後三十餘年,妻子張夫人沒有生育,張夫人急得半死,一次,她背著司馬光買了一個美女,悄悄安置在臥室,自己再藉故外出。司馬光見了,不加理睬,到書房看書去了。美女也跟著到了書房,取出一本書問:“請問先生,中丞是什麼書呀?”司馬光板著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書,是官職,不是書!”美女很是無趣,大失所望地走了。還有一次,司馬光到丈人家賞花。張夫人和丈母娘合計,又偷偷地安排了一個美貌丫鬟。司馬光不客氣了,生氣地對丫鬟說:“走開!夫人不在,你來見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賓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張夫人終身未育,司馬光就收養了哥哥的兒子司馬康,作為養子。
三
1067年年初,宋英宗駕崩,不滿20歲的宋神宗趙頊繼位。年輕的宋神宗雄心勃勃,想做唐太宗李世民,欲清除積弊,走富國強兵之路。然而,朝中元老、重臣,包括翰林學士司馬光在內,都勸他遵循祖宗舊制。司馬光指出,大宋王朝之所以出現積貧積弱的現象,是因為“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宋神宗看著死氣沉沉的滿朝文武,決定起用敢作敢為、銳意改革的王安石。1068年,王安石被任命為翰林學士,和司馬光再次成為同僚。但是,二人在變法一事上,從來沒有過一致的意見,一直是爭執不休,甚至在皇帝面前也是唇槍舌劍,各人說各人的道理,有時候爭得面紅耳赤。例如在增加稅收上,王安石認為應開源理財,使國庫充盈。而司馬光則認為所謂的開源理財就是盤剝百姓,應當節流。皇帝還是傾向于王安石變法,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主持變法事宜。
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面對北宋積貧積弱的國力,所採取的措施截然不同,但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抱負是相同的,正因為此,這對好朋友因執政理念的分歧,雖無友誼,但相知甚深。他們的分歧,是為國為民所憂的責任,他們有同僚,但無私黨。王安石曾提攜支持變法的章惇、呂惠卿,但是最終沒有與他們結成朋黨,並非因為政事意見不統一,更多的是人格上的巨大差異。司馬光與復仇他的蔡京終沒有結成朋黨,也正因為此。王安石變法不久,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其中有歐陽修、蘇軾、蘇轍等人。司馬光作為大臣,堅持自己的觀點,當他發現改革可能會給國家帶來災難時,他公開反對王安石變法。而作為朋友,他又三次給王安石寫信,勸諭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借此“以盡益友之忠”。可是,王安石變法決心已定,皇帝也支持他,司馬光眼見無法改變局面,竟辭去朝廷職務,離開京城隱居洛陽,用了19年的時間編纂《資治通鑒》,以示不問政事。
司馬光在和對方的爭鬥中不能得勝時,選擇了回避和退讓,而不是伺機報復和惡意中傷。曾有人勸司馬光彈劾王安石,而司馬光卻一口回絕了他們:王安石沒有任何私利,為什麼要這樣做?以直言敢諫、彈劾王安石而聞名的呂誨去世後,司馬光在為其寫的墓誌銘裡,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誌銘的鐫本獻給王安石,想中傷司馬光。不料,王安石看後並不生氣,還將鐫本掛在牆上,逢人就說:“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關於變法之爭,他們沒有個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為國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爭。司馬光說:“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王安石也說:“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神宗死後,哲宗即位,十歲的哲宗不懂事,由高太后臨朝執政。高太后一向反對新政,她一臨朝,就把反對新法最激烈的司馬光召到京城擔任宰相。他一當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廢除新法。司馬光執政,王安石也選擇了避讓,到老家金陵退居二線。
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傳到司馬光耳中,深為悲憾。他預感到王安石身後,可能會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淩辱。他立即抱病作書,告訴右相呂公著:“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甚為恰當,王安石的文章在氣勢上常人所不能及,所發議論多帶鋒芒,無平庸之氣。朝廷根據司馬光的建議,追贈王安石為太傅,諡號“文”。
司馬光入閣以來,鞠躬盡瘁,深得高太后和向太后的信任,因身體虛弱消瘦,賓友舉諸葛亮食少事繁,被司馬懿語難以持久一事相勸,但司馬光不以為然,說:“死生命也。”病重期間,昏迷中的囈語說的都是治國安邦的大事,1086年10月,司馬光去世。有遺表呈上,所雲都是治世之事,高太后看了更為悲痛,和宋哲宗親臨其喪禮,追贈司馬光為“太師”,封“溫國公”,諡號“文正”。
”王安石問:“夫人買你花了多少錢?”女子說:“九十萬錢。”王安石叫來她的丈夫,對他說:“把你媳婦領走,九十萬錢也不用退了。”那對夫婦破鏡重圓,和好如初。司馬光婚後三十餘年,妻子張夫人沒有生育,張夫人急得半死,一次,她背著司馬光買了一個美女,悄悄安置在臥室,自己再藉故外出。司馬光見了,不加理睬,到書房看書去了。美女也跟著到了書房,取出一本書問:“請問先生,中丞是什麼書呀?”司馬光板著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書,是官職,不是書!”美女很是無趣,大失所望地走了。還有一次,司馬光到丈人家賞花。張夫人和丈母娘合計,又偷偷地安排了一個美貌丫鬟。司馬光不客氣了,生氣地對丫鬟說:“走開!夫人不在,你來見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賓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張夫人終身未育,司馬光就收養了哥哥的兒子司馬康,作為養子。
三
1067年年初,宋英宗駕崩,不滿20歲的宋神宗趙頊繼位。年輕的宋神宗雄心勃勃,想做唐太宗李世民,欲清除積弊,走富國強兵之路。然而,朝中元老、重臣,包括翰林學士司馬光在內,都勸他遵循祖宗舊制。司馬光指出,大宋王朝之所以出現積貧積弱的現象,是因為“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宋神宗看著死氣沉沉的滿朝文武,決定起用敢作敢為、銳意改革的王安石。1068年,王安石被任命為翰林學士,和司馬光再次成為同僚。但是,二人在變法一事上,從來沒有過一致的意見,一直是爭執不休,甚至在皇帝面前也是唇槍舌劍,各人說各人的道理,有時候爭得面紅耳赤。例如在增加稅收上,王安石認為應開源理財,使國庫充盈。而司馬光則認為所謂的開源理財就是盤剝百姓,應當節流。皇帝還是傾向于王安石變法,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主持變法事宜。
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面對北宋積貧積弱的國力,所採取的措施截然不同,但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抱負是相同的,正因為此,這對好朋友因執政理念的分歧,雖無友誼,但相知甚深。他們的分歧,是為國為民所憂的責任,他們有同僚,但無私黨。王安石曾提攜支持變法的章惇、呂惠卿,但是最終沒有與他們結成朋黨,並非因為政事意見不統一,更多的是人格上的巨大差異。司馬光與復仇他的蔡京終沒有結成朋黨,也正因為此。王安石變法不久,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其中有歐陽修、蘇軾、蘇轍等人。司馬光作為大臣,堅持自己的觀點,當他發現改革可能會給國家帶來災難時,他公開反對王安石變法。而作為朋友,他又三次給王安石寫信,勸諭王安石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借此“以盡益友之忠”。可是,王安石變法決心已定,皇帝也支持他,司馬光眼見無法改變局面,竟辭去朝廷職務,離開京城隱居洛陽,用了19年的時間編纂《資治通鑒》,以示不問政事。
司馬光在和對方的爭鬥中不能得勝時,選擇了回避和退讓,而不是伺機報復和惡意中傷。曾有人勸司馬光彈劾王安石,而司馬光卻一口回絕了他們:王安石沒有任何私利,為什麼要這樣做?以直言敢諫、彈劾王安石而聞名的呂誨去世後,司馬光在為其寫的墓誌銘裡,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誌銘的鐫本獻給王安石,想中傷司馬光。不料,王安石看後並不生氣,還將鐫本掛在牆上,逢人就說:“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關於變法之爭,他們沒有個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為國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爭。司馬光說:“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王安石也說:“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神宗死後,哲宗即位,十歲的哲宗不懂事,由高太后臨朝執政。高太后一向反對新政,她一臨朝,就把反對新法最激烈的司馬光召到京城擔任宰相。他一當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廢除新法。司馬光執政,王安石也選擇了避讓,到老家金陵退居二線。
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傳到司馬光耳中,深為悲憾。他預感到王安石身後,可能會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淩辱。他立即抱病作書,告訴右相呂公著:“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甚為恰當,王安石的文章在氣勢上常人所不能及,所發議論多帶鋒芒,無平庸之氣。朝廷根據司馬光的建議,追贈王安石為太傅,諡號“文”。
司馬光入閣以來,鞠躬盡瘁,深得高太后和向太后的信任,因身體虛弱消瘦,賓友舉諸葛亮食少事繁,被司馬懿語難以持久一事相勸,但司馬光不以為然,說:“死生命也。”病重期間,昏迷中的囈語說的都是治國安邦的大事,1086年10月,司馬光去世。有遺表呈上,所雲都是治世之事,高太后看了更為悲痛,和宋哲宗親臨其喪禮,追贈司馬光為“太師”,封“溫國公”,諡號“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