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論文註腳源自錢鍾書手稿考證

范旭侖 學者， 美國

楊季康本畢業于私立東吳大學政治系， 借讀國立清華大學時在外國語文系溫源甯教授堂上交白卷。 肄業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不足兩年， “又深感自己欠修許多文學課程， 來不及補習”（《楊絳全集》第四冊第六二頁）。 陪伴丈夫到了歐洲， “做一個旁聽生”， “到大學圖書館自習”（《楊絳全集》第四冊第六一頁）。 十年後， 楊季康在私立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教兩三門課”（《楊絳全集》第三冊第一二二頁）， “我是實實在在的學教”（《聽楊絳談往事》第二一五頁）。 三年後做清華大學兼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鐘點計工資，

工資很少”（《楊絳全集》第四冊第一〇八頁）。 直至一九五六年文學研究所評定為三級研究員之時， 楊季康還沒做過學術文章。

楊絳時常說“我不是學者”， 而旁人聽來， 只覺得她在客氣。 這對楊絳是老實話， 非虛榮心支使她把真話來掩飾事實（Honesty is the best deception）。 錢鍾書先生手稿集裡記《石語》的筆記本， 封皮題“季康/碎金”， 內封書“碎金/默存拜題”， 那是錢默存贈與夫人的。 因為“廿五年二月起， 與絳約間日赴大學圖書館讀書， 各攜筆劄， 露鈔雪纂”（《飽蠹樓讀書記》第一冊序）；而楊絳不曾踐“約”——“我到了牛津大量讀， 但沒像錢鍾書那樣做筆記， 讀了也就忘了”（畢冰賓《楊絳：撤銷一次採訪的理由》）。

《斐爾丁在小說方面的理論和實踐》（《文學研究》一九五七年六月號）是楊絳破題兒頭一遭做的論文，

想“有中年婦女要養頭胎那樣的擔心”。 “瞥觀疏記， 積多見熟， 遂料簡理董”， 是平常述作之道。 今則文成破體， 未嘗疏記而能徵引， 猶臨難而遽鑄兵， 臨渴而始掘井， 非端賴高資大力者莫辦。 錢先生身後， 楊絳帶頭發掘了錢鍾書的日劄和筆記， 也帶便澄清了楊季康的“家學淵源”。 茲略比而勘之， 以析骨肉而還父母。

①

“斐爾丁同時的人就佩服他能夠跟各個階層各種職業的人（Persons of every situation and calling）交往談心， ‘不讓自己的談鋒起鏽’。 見司密斯（J. T. Smith）《諾勒根斯及其時代》（Nollekens and His Times）第五章——世界經典叢書版（The World‘s Classics）第八〇頁。 ”按錢先生Texts without Contexts III有Nollekens and His Times筆記， 而此處乃轉引自Homes Dudden著Henry Fielding：His Life， Works and Times， 錢先生筆記摘引之：Both J. T. Smith（Nollekens and His Times， “World’s Classics”， 80）and James Harris（Works， 1781 ed. III， 163-4）comment on Fielding‘s fondness of“promiscuous intercourse”， of“conversing with persons of every situation and calling”.“不讓自己的談鋒起鏽”原作“Mr. Fielding never suffered his talent for sprightly conversation to mildew for a moment”， 可與《談交友》“舌頭因不用而起鐵銹的苦痛”互相照明。

②

“斯當達（Stendhal）對他的刻意摹仿。

參看安貝爾（H. F. Imbert）《斯當達和〈湯姆·鐘斯〉》（Stendhal et Tom Jones）——《比較文學雜誌》（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一九五六年七至九月號第三五一至三七〇頁。 ”按錢先生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筆記：Stendhal dévers sur l‘oeuvre [Tom Jones] des adjectifsélogieux， l’utilise comme point de références pour juger d‘autres oeuvres， la compareàDon Quichotte， àl’Iliade， la range parmi lesétudes indispensablesàl‘observateur des passion.

③

“這部遺失的史詩還存留著五十六個零星片斷， 見羅勃（Loeb）古典叢書本《海修德， 荷馬的讚美詩與荷馬的雜詩》（Hesiod， Homeric Hymns and Homerica）第五三七至九頁。 ”按已見Hesiod， the Homeric Hymns and Homerica筆記。

④

“史詩可用散文寫， 這點意思斐爾丁也有根據。 對他起示範作用的賽凡提斯在《堂·吉訶德》裡就有這句話；賽凡提斯是採用西班牙十六世紀文藝批評家品西阿諾（El Pinciano）的理論（參看貝爾（Aubrey F. G. Bell）《賽凡提斯評傳》第八九頁）。 ”按日劄第四百十八則：Though emphasis Fielding‘s indebtedness to Cervantes on p.337， Dudden fails to notice that the conception itself has been adumbrated in Don Quixote， in whose“manner”Joseph Andrew was“written in imitation”.“El Pinciano in 1596 had said that an epic might equally well be written in prose， and Cervantes eagerly fastened upon this precept and repeated it...”（Aubrey F. G. Bell， Cervante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89）.

⑤

“斐爾丁所謂‘舉起明鏡’的一段話， 就是西塞羅（Cicero）論喜劇的名言：”喜劇應該是人生的鏡子， 品性的模範， 真理的反映‘（見艾特金斯：《古代文學批評》第二冊第三八頁）。

賽凡提斯在《堂·吉訶德》裡引用了這話，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裡也引西塞羅這句話。 “按《談藝錄》開明書店本第七二頁：師法造化， 以模寫自然為主。 其說在西方， 創于柏拉圖， 發揚於亞理士多德， 重申於西塞羅（Cicero）（參觀Orator， cc. II-III.）， 而大行於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參觀J. E. Spingarn：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Renaissance， pp.27-47；I. Babbitt：New Laocoon， chap. I.）， 其焰至今不衰。 沙士比亞所謂持鏡照自然（To hold， as’twere， the mirror up to nature）者是（見Hamlet， III， ii， 22.按Cervantes：Don Quixote， pt. I， bk. iv， chap. 21引Cicero語大同。 Spingarn書pp.104-5有考）。 又Literary Criticism in Antiquity筆記：According to Donatus：Excerpta de Comoedia， Cicero described comedy as an imitatio vitae， speculum consuetudinis， imago veritatis.錢先生對Atkins書用過功， 丹黃燦然。

⑥

“狄德羅（Diderot）在《關於演員的詭論》（Paradoxe sur la Comédien）裡才想推翻這種理論——見‘七星叢書’（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版《狄德羅集》第一〇四一又一〇八七頁。 ”按前此十年， 錢先生于上海已考而論之（見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tic Ideal筆記後）， 可為《讀拉奧孔》“這並非狄德羅一家之言”作箋。

⑦

“有的小說從歷史取材， 借個背景或借幾個人名。 拉斐德夫人（Mme de la Fayelte）的《克萊芙王妃》（La Princesse de Cleves）是一例。

有的小說捏造歷史， 說是從新發現的歷史材料中得來。 彭迪（Pontis）《達大安傳》（Mémoires de M. D‘Artagnan）——大仲馬《俠隱記》的藍本——就是一例（梅（Georges May）《歷史是否孕育了小說？》（L’Histoire a-t-elle engendre le Roman？）， 載《法國文學史雜誌》（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一九五五年四至六月號第一五五至一六二頁。 這類傳記在十八世紀的英國非常風行， 英國小說家笛福（Defoe）也學到訣竅， 他的《魯濱孫飄流記》、《女流氓弗蘭德斯傳》、《羅克莎娜夫人傳》等都是這類捏造的歷史。 所以斯狄爾在《閒談者》（Tatler）上嘲笑法國傳記說：”我以後要通知一切書店和翻譯家：法國人所謂傳記（memoir）， 只是小說（novel）的別稱。 ’（一七〇九年十月二十二日《閒談者》——波士登（Boston：Little Brown & Co.）一八六六年版第二冊二九六至二九七頁）。 十八世紀以來， 小說‘野史’的聲價繼長增高， 到十九世紀， 大仲馬就可以說拉馬丁（Lamartine）的《吉隆登黨歷史》（Histoire des Girondins）‘把歷史抬高到小說的水準’（吉羅（Victor Giraud）輯本聖佩韋（Sainte-Beuvr）雜記《我的毒素》（Mes Poisons）第一六二頁）。 把斯狄爾的話和大仲馬的話對照著看，我們可以瞭解這兩百年裡對文學各種體裁的看法的變化。“按錢先生May文筆記：Daniel Defoeécrivit aussi un grand nombres de mémoires apocryphes（cf D. A. Stauffer，The Art of Biography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p.79）. Steele：”...I do hereby give notice to all booksellers and translators whatsoever，that the word‘Memoir’is French for a novel“（Tatler，22 oct. 1709）. Mes Poisons筆記：”……C‘est bien le même Dumas qui disait：“Qu’est ce que l‘histoire？C’est un clou auquel j‘accroche mes tableaux.”May文，Ree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筆記劄之，日劄第四百十八則、第五百八十一則亦稱引之。又按“滑稽史詩和傳記”整個一節疑心都為錢先生捉刀，“語氣”亦像。楊絳承認“《吉爾·布拉斯》譯本裡有好多有關哲學和文藝理論的注是鍾書幫我做的”（《楊絳全集》第三冊第二七〇頁），因為“我對哲學一無所知”（《楊絳全集》第四冊第三五三頁、第九冊第三七八頁），“我苦於對超越具體作品的理論瞭解不深，興趣不濃”（《關於小說？序》，《楊絳全集》失收）。幫做注，自然也幫作文。蓋渠每作一文，下筆前必“請教鍾書”（《楊絳全集》第三冊第三〇〇頁），完稿後必“請鍾書審閱”（《楊絳全集》第九冊第四八三頁）。“楊絳說，凡是她所做的工作，人家總認為有錢鍾書協助”（《聽楊絳談往事》第二八〇頁）。

⑧

“法國十七世紀前期和中期的傳奇作家都攀附史詩，自高身分。”按May文筆記：l‘épopée antique pourrait bienêtre la source littéraire commune de l’histoire et du roman.《舊文四篇》亦雲：西方十七、八世紀批評家也要把新興的長篇散文小說遙承古希臘、羅馬的史詩（梅（G. May）《小說在十八世紀的困境》（Le dilemme du roman au XVIIIe siècle）第一八至九頁，第三三頁）。

⑨

“文藝復興時代大批評家斯加里葛（Julius Caesar Scaliger）就指出希臘黑留多勒斯（Heliodorus）的傳奇小說《依西奧比加》（Aethiopica）模仿史詩（參看斯賓岡《文藝復興時代的文藝批評》第三六頁）。”按日劄第四百十八則：J. E. Spingarn，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Renaissance，p.36：“The remarks of Cervantes in Don Quixote，that epics can be written in prose as well as in verse，is well known；and J. C. Scaliger speaks of Heliodorus‘s romance as a model epic”（Poetices libri septem，iii，95）.

⑩

“所以枯立支（Coleridge）以為自古以來佈局完密無間的作品有三部，《湯姆·鐘斯》居其一（《枯立支語錄》（The Table-Talk and Omniana of S. T. Coleridge）龐標準叢書（Bohn‘s Standard Library）版第二九四至五頁）。司各特和薩克利也讚歎它的佈局（司各特《乃傑爾的遭遇》（The Fortunes of Nigel）書信代序（Introductory Epistle）牛津版第一九至二〇頁）。又薩克利《英國滑稽家》（English Humourists）第五講——一八七九年倫敦版《薩克利集》第二十三冊第二九七頁。”按The Table-Talk and Omniana of S. T. Coleridge筆記早劄，亦見Henry Fielding：His Life，Works and Times筆記：Coleridge：“What a master of composition Fielding was！Upon my word，I think the Oedipus Tyrannus，the Alchemist，and Tom Jones，the three most perfect plots ever planned.”Scott repeatedly praised this“regularly built”，“well-planned tale”（Lives of the Novelists，“World’s Classics”ed. 68；The Monastering，Introduction；The Fortunes of Nigel，Introductory Epistle）. Thackeray pronounced it，“as a work of construction，quite a wonder”（English Humourists，Lect. V）.

⑾

“據我們看來，《江奈生·魏爾德》第四卷無愧太太海外歷險的這段‘山海經’完全效法希臘諷刺家魯辛（Lucian）的《真實故事》（A True Story），後來的《孟喬生（Munchausen）的奇遇》就是這派‘冷面滑稽’的最流傳的作品。”按日劄第二百三十三則：Fielding酷嗜Lucian，其Jonathan Wild，Bk. IV，ch. 9中Mrs Heartfree述航海奇遇，即學Lucian此書。Lucian筆記于A True Story邊上識“Munchausen”。

⑿

“歷來西洋小說裡寫戀愛，總不脫中世紀騎士式的《戀愛法典》，例如想念情人就必定飯也不吃，覺也不睡。參看斯當達《戀愛論》（De l‘Amour）卷二附錄十二世紀《戀愛法典》第二三條——沙發（Le Divan）版第二冊第二八九頁。”按De l’Amour筆記：Appendix：Code d‘Amour du XIIe siècle：XXIII. Minus dormit et edit quem amoris cogitatio vexat.亦見《凰求鳳》筆記。又按此用Saintsbury說，見The History of Tom Jones筆記：The famous first chapter of the sixth book contains more practical wisdom than the Phaedrus and more honest passion than all Stendhal’s De l‘Amour.

⒀

“斯加隆的《滑稽故事》裡的鬧劇場面比《堂·吉訶德》裡更多更粗，專喜歡用尿壺來鬧笑話，例如第一部第六章第十四章，第二部第八章，第三部第四章等——愛書者叢書（Librairie des bibliophiles）版第一冊第二九頁、第一一八頁，第二冊第二〇頁、第二一四頁。”按Le roman comique筆記：I，chap VI：L‘aventure du pat de chambre；chap XIV：le pat de chambre du cure；II，chap VIII：le méchant pat de chambre；III，chap IV：pat de chambre.

至於布茄（H. S. Butcher）《亞理斯多德論詩與藝術》，《談藝錄》開明書店本早征而用之。佈雷（RenéBray）《法國古典主義理論的形成》，作於一九五五年六月的日劄第四百八十五則、第四百九十三則皆援而引之，第七百三十則複用一九五七年第二版。威利（Basil Willey）《十八世紀背景》見用於日劄第五百十七則。錢先生筆記中有如爾維爾（Petit de Julleville）主編《法國語言文學史》第六冊、第七冊、第八冊。威雷克钜著《近代批評史》，錢先生劄記第五卷、第六卷（第二卷只摘錄數行），其他幾卷為錢先生家藏，徵引頗多。“古典主義的文評反對在史詩裡採用基督教的神話作為題材，參看法國古典主義大權威布哇婁（Boileau）《詩的藝術》（L‘Art poétique）第三篇第一九三至二〇四行對那些’糊塗作者‘把基督教徒信仰的（La Foi d’un Chrétien）上帝、聖人和先知都搬出來的一節批評。”此節注文必為錢先生作，而不見一九五〇年所劄L‘Art poétique筆記中。錢先生著述淵博繁重，一時未克驗證，聊為異日之券。

（本文原長過萬字，有刪節）

把斯狄爾的話和大仲馬的話對照著看，我們可以瞭解這兩百年裡對文學各種體裁的看法的變化。“按錢先生May文筆記：Daniel Defoeécrivit aussi un grand nombres de mémoires apocryphes（cf D. A. Stauffer，The Art of Biography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p.79）. Steele：”...I do hereby give notice to all booksellers and translators whatsoever，that the word‘Memoir’is French for a novel“（Tatler，22 oct. 1709）. Mes Poisons筆記：”……C‘est bien le même Dumas qui disait：“Qu’est ce que l‘histoire？C’est un clou auquel j‘accroche mes tableaux.”May文，Ree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筆記劄之，日劄第四百十八則、第五百八十一則亦稱引之。又按“滑稽史詩和傳記”整個一節疑心都為錢先生捉刀，“語氣”亦像。楊絳承認“《吉爾·布拉斯》譯本裡有好多有關哲學和文藝理論的注是鍾書幫我做的”（《楊絳全集》第三冊第二七〇頁），因為“我對哲學一無所知”（《楊絳全集》第四冊第三五三頁、第九冊第三七八頁），“我苦於對超越具體作品的理論瞭解不深，興趣不濃”（《關於小說？序》，《楊絳全集》失收）。幫做注，自然也幫作文。蓋渠每作一文，下筆前必“請教鍾書”（《楊絳全集》第三冊第三〇〇頁），完稿後必“請鍾書審閱”（《楊絳全集》第九冊第四八三頁）。“楊絳說，凡是她所做的工作，人家總認為有錢鍾書協助”（《聽楊絳談往事》第二八〇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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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十七世紀前期和中期的傳奇作家都攀附史詩，自高身分。”按May文筆記：l‘épopée antique pourrait bienêtre la source littéraire commune de l’histoire et du roman.《舊文四篇》亦雲：西方十七、八世紀批評家也要把新興的長篇散文小說遙承古希臘、羅馬的史詩（梅（G. May）《小說在十八世紀的困境》（Le dilemme du roman au XVIIIe siècle）第一八至九頁，第三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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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時代大批評家斯加里葛（Julius Caesar Scaliger）就指出希臘黑留多勒斯（Heliodorus）的傳奇小說《依西奧比加》（Aethiopica）模仿史詩（參看斯賓岡《文藝復興時代的文藝批評》第三六頁）。”按日劄第四百十八則：J. E. Spingarn，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Renaissance，p.36：“The remarks of Cervantes in Don Quixote，that epics can be written in prose as well as in verse，is well known；and J. C. Scaliger speaks of Heliodorus‘s romance as a model epic”（Poetices libri septem，iii，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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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枯立支（Coleridge）以為自古以來佈局完密無間的作品有三部，《湯姆·鐘斯》居其一（《枯立支語錄》（The Table-Talk and Omniana of S. T. Coleridge）龐標準叢書（Bohn‘s Standard Library）版第二九四至五頁）。司各特和薩克利也讚歎它的佈局（司各特《乃傑爾的遭遇》（The Fortunes of Nigel）書信代序（Introductory Epistle）牛津版第一九至二〇頁）。又薩克利《英國滑稽家》（English Humourists）第五講——一八七九年倫敦版《薩克利集》第二十三冊第二九七頁。”按The Table-Talk and Omniana of S. T. Coleridge筆記早劄，亦見Henry Fielding：His Life，Works and Times筆記：Coleridge：“What a master of composition Fielding was！Upon my word，I think the Oedipus Tyrannus，the Alchemist，and Tom Jones，the three most perfect plots ever planned.”Scott repeatedly praised this“regularly built”，“well-planned tale”（Lives of the Novelists，“World’s Classics”ed. 68；The Monastering，Introduction；The Fortunes of Nigel，Introductory Epistle）. Thackeray pronounced it，“as a work of construction，quite a wonder”（English Humourists，Lect.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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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們看來，《江奈生·魏爾德》第四卷無愧太太海外歷險的這段‘山海經’完全效法希臘諷刺家魯辛（Lucian）的《真實故事》（A True Story），後來的《孟喬生（Munchausen）的奇遇》就是這派‘冷面滑稽’的最流傳的作品。”按日劄第二百三十三則：Fielding酷嗜Lucian，其Jonathan Wild，Bk. IV，ch. 9中Mrs Heartfree述航海奇遇，即學Lucian此書。Lucian筆記于A True Story邊上識“Muncha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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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西洋小說裡寫戀愛，總不脫中世紀騎士式的《戀愛法典》，例如想念情人就必定飯也不吃，覺也不睡。參看斯當達《戀愛論》（De l‘Amour）卷二附錄十二世紀《戀愛法典》第二三條——沙發（Le Divan）版第二冊第二八九頁。”按De l’Amour筆記：Appendix：Code d‘Amour du XIIe siècle：XXIII. Minus dormit et edit quem amoris cogitatio vexat.亦見《凰求鳳》筆記。又按此用Saintsbury說，見The History of Tom Jones筆記：The famous first chapter of the sixth book contains more practical wisdom than the Phaedrus and more honest passion than all Stendhal’s De l‘Am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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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加隆的《滑稽故事》裡的鬧劇場面比《堂·吉訶德》裡更多更粗，專喜歡用尿壺來鬧笑話，例如第一部第六章第十四章，第二部第八章，第三部第四章等——愛書者叢書（Librairie des bibliophiles）版第一冊第二九頁、第一一八頁，第二冊第二〇頁、第二一四頁。”按Le roman comique筆記：I，chap VI：L‘aventure du pat de chambre；chap XIV：le pat de chambre du cure；II，chap VIII：le méchant pat de chambre；III，chap IV：pat de chambre.

至於布茄（H. S. Butcher）《亞理斯多德論詩與藝術》，《談藝錄》開明書店本早征而用之。佈雷（RenéBray）《法國古典主義理論的形成》，作於一九五五年六月的日劄第四百八十五則、第四百九十三則皆援而引之，第七百三十則複用一九五七年第二版。威利（Basil Willey）《十八世紀背景》見用於日劄第五百十七則。錢先生筆記中有如爾維爾（Petit de Julleville）主編《法國語言文學史》第六冊、第七冊、第八冊。威雷克钜著《近代批評史》，錢先生劄記第五卷、第六卷（第二卷只摘錄數行），其他幾卷為錢先生家藏，徵引頗多。“古典主義的文評反對在史詩裡採用基督教的神話作為題材，參看法國古典主義大權威布哇婁（Boileau）《詩的藝術》（L‘Art poétique）第三篇第一九三至二〇四行對那些’糊塗作者‘把基督教徒信仰的（La Foi d’un Chrétien）上帝、聖人和先知都搬出來的一節批評。”此節注文必為錢先生作，而不見一九五〇年所劄L‘Art poétique筆記中。錢先生著述淵博繁重，一時未克驗證，聊為異日之券。

（本文原長過萬字，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