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代周之後，
為了一改五代以來貪官恣虐的積蔽，
提倡以法治國。
他在對待官吏貪腐的問題上從不手軟，
皆行重典，
從快從重從嚴。
建隆二年（961）， “商河縣令李瑤坐贓杖死， 左贊善大夫申文緯坐失覺查除籍”， 從此之後， “自是贓墨之吏， 間有實極刑者”。 下手不可謂不狠， 但仍無法徹底杜絕官員貪腐之風。 開寶元年（968）後每逢大赦， 趙匡胤總是要昭告天下：十惡、故意殺人、官吏受贓者不原。 將貪贓與十惡不赦的重罪和故意殺人相提並論， 此舉大快人心。
立邦治國， 在國民的素質還未能達到自覺遵守的時候， 健全法制是唯一的辦法。 趙匡胤嚴明法紀， 嚴格約束官吏中的“無厭之求”者， 一再告誡他們“若犯吾法， 唯有劍爾”。
宋初對貪官污吏嚴懲不貸， 是在“世屬雜亂、則糾以猛”的立法思想指導下進行的。
首先在國中廣布監察之網， 對貪官污吏重治深究， 絕不輕易放過一個。
同時法律條文又明確規定：職官、干係人、保人、長官都有“覺察”贓吏之責， 實行連坐制。 一人貪腐， 同僚都要負連帶責任。
對廉潔奉公的官員， 則不次提拔、予以重用。
宋軍平定後蜀孟昶， 一些將帥恃功驕縱、聚斂無度， 轉運使沈義倫潔身自好， 當時官員回朝時拉的全是金銀財寶， 而沈義倫帶回來的只是一些書。 不久， 沈義倫升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
這樣一來， 官吏在廉潔自律的同時， 時刻小心提防身周是否有同僚與下屬貪贓枉法。 一有發現， 立即檢舉揭發， 免得自己惹上池魚之殃。
為了規範約束臣子的言行， 趙匡胤可謂煞費苦心。 他希望朝野上下凡事都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大宋刑統》和《編敕》的頒佈， 進一步規範了臣民的行為， 維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
除此之外， 又制定了許多的家法家規， 用來約束皇室成員、外戚、宦官的行為， 避免出現外戚干政、出現內朝、內亂、宗室干政的事情發生。 這些家法如他所願， 收到了良效。 有宋一代， 既沒有出現內朝、也沒有發生內亂， 外戚、太監干政對政事的影響也有限。
趙宋的這些祖宗家法， 多被後世所學習繼承， 對加強中央集權統治， 起到了很大作用。 對於我國法制進程的建設， 趙匡胤功不可沒的。 一介武夫， 有這樣的反腐思維， 值得後人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