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068年，
即位不久的宋神宗發現自己接下的是個爛攤子：對內，
號稱繁榮昌盛的大宋王朝財政上常年處於赤字、入不敷出，
積貧積弱已久；對外，
號稱上國的大宋居然要每年“賞賜”遼國銀20萬兩，
絹30萬匹，
“賞賜”西夏銀7.2萬兩，
絹15.3萬匹，
茶3萬斤，
雖然這兩筆款子總計不過全國財政的1%，
但卻比前者更讓這位勵精圖治的青年皇帝感到顏面無光。
在這種背景下， 在基層鍛煉了二十多年的王安石終於浮出水面， 進入皇帝的視野。 王安石非等閒之輩， 在任地方官時就曾嘗試種種革新舉措， 特別是推廣“青苗法”卓有成效。
資深新銳王安石與年輕元老司馬光狹路相逢， 兩人當廷一番激辯， 當即讓求才若渴的宋神宗喜笑顏開：原來不增加稅賦就可增加財政收入！這已被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所證實的基本規律， 折服千年前的小皇帝自然不在話下。
王安石變法的具體名目繁多，
後人發掘出種種原因：如天意不合導致天災頻繁、王大文豪的過於理想化、性格的偏執不善溝通、不能團結最廣泛的變法力量、大宋執行層的整體素質令人扼腕等。 其實失敗的根源恐怕早在百年前就已註定了， 那就是趙匡胤奠定的募兵制度與選官制度。
特別是募兵制度， 這個制度是從前朝繼承來的， 但趙匡胤賦予了其新的內涵， 確定了“事為之防， 曲為之制”的國策方針， 導致這個制度充滿了烏托邦式的美好想像：“以利百代者， 唯養兵也。 方凶年饑歲， 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 則有叛兵而無叛民。 ”也就是把社會閒散人員統統收編在軍隊之中，
有沒有叛兵不清楚， 但地球人都知道， 有宋一朝， 下層起義不在少數， 梁山及方臘起義故事我們現在更是耳熟能詳。 宋太祖的理想沒能成為現實， 卻成了人民的枷鎖。 百姓一旦應募為兵， 便輸入官府軍籍， 行不得經商， 居不得為農， 永世不許脫籍為民， 全家都只能依附於官府這個大食堂。 不盡所能， 照樣按需分配。 趙匡胤的想法可謂充滿局部共產主義的熱忱， 但未免也太超前了。
於是， 兵營裡有大量的老弱病殘。 除了浪費糧食， 不知他們還能幹什麼。 號稱八十萬禁軍教頭的林沖， 不過是區區副連級幹部而已， 這樣的人少說也有百十個。 同樣， 官吏的數量也在大宋首任董事長的方針指引下迅速膨脹……民間產出的經濟總量再怎麼變法刺激， 也抵不過公款消費的飛漲勢頭。 不幹活的人比幹活的人多， 而且人家是理直氣壯地閑著， 有制度保證， 你能拿他怎麼辦？
所以， 王安石又憑什麼去成功呢？
據說王安石退出政壇時想起變法兩大先驅，仍心有餘悸：“變法找死，不變等死。變法尚未成功，同志們還得努力啊！”
春風十裡，不如讀史。
本文作者｜熊斌
文章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據說王安石退出政壇時想起變法兩大先驅，仍心有餘悸：“變法找死，不變等死。變法尚未成功，同志們還得努力啊！”
春風十裡，不如讀史。
本文作者｜熊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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