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科舉自誕生起， 就有兩個先天問題。
一是主考官問題， 二是考試內容問題。
眾所周知， 就完善的文官制度而言， 中國首創科舉制， 但這只是解決了普通官員選拔問題， “最大的官”及“主考官”問題並沒有解決。 在“最大的主考官”——皇帝， 天馬行空的情況下， 科舉考試左右不了特權皇族的沉浮， 而保證的只是平民階層入仕的相對公平。
科舉制比起沒有“准考證”、公平競爭形式都沒有的貴族政治世襲制來， 是進步。 所以能在中國延續1300餘年壽命， 但在“強盜”（明唐甄《潛書》語：自秦以來， 凡為帝王皆賊也）主考的情況下， 它畢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最大公平。
這是第一個問題， 最大的主考官不是考出來的， 也不是選出來的， 而是打出來、生出來的， 科舉考出來的不是國家主人， 而是主人的侍從。
第二個問題就是考試內容， 考出什麼樣的人才。
科舉因這項制度自誕生以來， 就有一個考試範圍問題。 考什麼？
與今天的高考比較起來， 科舉雖然所過關口甚多， 但科目比較單一， 就是語文， 且是語文中的單項——作文。 在唐宋時代， 雖然作文命題， 也多以儒學為主，
終明一代， 官員極其守舊。 他們只是墨守成規而不敢有任何逾越；同時為了維護既得利益， 更不願做任何革新。 所以， 保守就成為近代中國政治克服不了的共性。
十七世紀， 當西方文藝復興開花結果之時， 東方保守的華夏大明王朝失去了創造力和戰鬥力， 再次被“韃虜”輕易征服。
但是， 清朝的科場， 培養出了什麼人才呢？競爭來臨， 一試便知。
1894年，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戰爭爆發前， 以翁同龢為首的科場英雄（翁是咸豐六年即西元1856年丙辰科狀元）對日本也進行了評估， 翁同龢還寫出《倭事雜記》。 積極主張對日作戰， 而且應該早戰速戰， 認為憑大清之力可以一舉掃平日本艦。
戰爭的結果， 說明科場英雄們對於中日戰爭的認識相當膚淺。
甲午戰爭尾聲時， 大清國敗局已定。 日本海軍圍攻劉公島， 海軍統帥伊東佑亨致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勸降書， 一語道出了中國科舉人才不能救國的根本原因：
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 固非君相一己之罪， 蓋其墨守常經， 不通變之所由致也。 夫取士必以考試， 考試必由文藝， 於是乎執政之大臣， 當道之達憲， 必由文藝以相升擢zhuo。 文藝乃為顯榮之梯階耳， 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 猶如古昔， 雖亦非不美， 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 無複能行於今日乎？
伊東佑亨這封信說的是什麼意思呢？
伊東佑亨說， 大清國之所以今天敗給我們， 不是君臣某一個人的罪過， 而是墨守成規， 一成不變的結果。 你們招攬人才必經過考試， 而科舉考試考的是什麼呢， 作文， 文藝。 當文藝成為升官晉級的臺階， 那麼這種才華這種人物救國實用嗎？今天中國， 如果不去舊迎新， 在政治上革新圖變， 可能屹立于世界強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