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先生在“PPP資產流轉與發展、完善和健全PPP生態圈”專題研討會上的發言
謝謝主持人， 尊敬的到會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專家，
它的正面效應， 我總結了六大方面。 對PPP首先從政府的視角來看， 面對著中國的城鎮化和老齡化， 未來長期發展要對接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這樣一個戰略目標， 政府無可選擇、勢在必行要推進PPP的創新。 這樣才能夠使政府相對勝任愉快地去履行它應該履行的職能。 這幾年中國的決策層、管理部門、政府有關管理環節上的人士，
而這個過程中間， 一輪一輪建成區的擴大， 基礎設施的加快建設和升級發展帶來的產業互動， 產業園區進一步的更合乎現代化意願的建設， 還有人力資本的培育， 相互交織之下， 就是彌合二元經濟過程在不斷釋放需求， 而我們又有全面開放格局， 可以得到全球的有效供給的回應。
第二個正面效應， 顯然要說到政府更好地履行職能是要落到社會成員、人民群眾的共用發展上面的， 而PPP在這方面的意義， 我認為是最關鍵的。 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 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被進一步啟動以後， 怎麼樣讓公共服務的供給，
人民群眾得實惠， 這是中央現在說到的現代發展理念， 從創新發展帶出協調發展、綠色發展和開放發展，落到歸宿上的共用發展。也就是在中國矛盾凸現的過程中間，我們怎麼樣以PPP促進社會和諧，使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盡可能得到提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創新。
第三個方面，要特別肯定PPP將使我們一大批有偏好和政府實行長期合作的企業，得到他們生存和發展進一步的舞臺和空間。在實際生活中間，實話實說，PPP的機制，並不適合所有的企業，並不適合所有的社會資本。像風投、創投、天使投資，他們並不適合來做PPP。但是我們觀察在社會中、市場上願意認定自己的偏好是跟政府實行長期的（至少15年、20年、30年，甚至50年，還有更長時間的）合作，一下鎖定這個合作期內獲取“非暴利但可接受”的投資回報水準的企業、民間資本、社會資本大有人在，更不用說中國特色，還把一大批國有企業，放在可以成為符合條件的社會資本方，來一起實現合作，來推行PPP。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PPP的概念之下的發展，我觀察中國特色是非常鮮明的。
但同時從長遠來看，不會是像有人所說的，國有企業把這一塊市場吃完了，民營企業沒有多少空間，不是這麼回事。所有這些企業，他們在偏好上，如果是可以跟政府作為合作夥伴長期合作，來接受“非暴利的但可接受”的投資回報水準，他們的參與自然要帶來前面所說到的績效提升機制，同時也是使我們的現代市場體系更加豐富多彩，更加符合一個現代國家應有的常規情況。
再有一條，就是我認為PPP非常重要的正面效應，是直接對應三中全會以後中國深化改革方面，企業改革主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這樣一個重要思路的推進過程。PPP它在實際的實行過程中間，凡是有運營期，有個O字的這種具體形式，都要形成一個SPV, 就是特殊項目公司，而這個特殊項目公司必然是一個現代企業制度標準化的股份制產權架構。在這個產權結構裡邊，政府方面的動機，恰恰就是不想一股獨大，它不像在其他某些領域裡邊民營企業抱怨的“我想混合進去，但是只能讓我們參股”，國有股一股獨大使很多的民營企業在這裡邊望而卻步。而PPP恰恰是政府方面天然就不想一股獨大，我們觀察到很多案例，政府方面恨不得儘量少持股，儘量少出資金，來帶動這些體外的民間資本加入以後，產生所謂“四兩撥千斤”似的放大效應，這是它出政績，這是它對領導、對公眾可以交得出來的漂亮的工作業績。它的內在動機是少花錢多辦事，是順應著實際生活裡面政府所用的資金是納稅人的錢、要儘量讓它形成放大效應這樣的一種績效導向。
而混合所有制，如果能夠在這方面和PPP天然對接，它成氣候的過程在中國就有望比我們原來設想的走得更快。越來越多在中國本土上，以及我們這邊的主體和國外可能的夥伴在一帶一路上推進的越來越多的PPP項目，按照混合所有制來形成它的產權架構，實際上就是在改革方面，大家來共同認識和貫徹中央所表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是混合所有制這條企業改革之路。國有企業的改革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在這裡面是完全可以爭取實現一種共贏的發展狀態的，它的意義又是全域的和長遠的。
還有第五條，PPP非常顯著的一個重要效應，就是在還要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過程中間，PPP顯然可以成為一種選擇性的“聰明投資”來增加我們的有效供給，把我們實際上已經有的為數可觀的一批所謂過剩產能，便捷地、可靠地轉為有效產能。比如在北京，這跟上海和其他很多中心城市大同小異，公共交通體系建設別無選擇，必須趕快學習紐約、東京、巴黎、慕尼克等等城市的經驗，儘快建成中心區域四通八達、密度足夠的軌道交通網。這樣一個中心區域如果是平原的話，那麼就是密密麻麻的地鐵網，社會成員在任何一個位置，往任何一個方向走，幾百米之內，能夠有一個地鐵的出入口。只有這個境界達到了，北京才可能取消實際上帶有一定荒唐意味的機動車的限購、限行、限入。紐約、東京機動車的擁有率比北京高很多，人家為什麼不限購、限行、限入？一比就明白。
那麼這個公共交通體系的建設，所需要的天文數字的資源砸到地底下去，怎麼樣加快進程，前些年不得以逼出了北京四號線，是引入外資，讓香港方面的資本來，而且還帶來了他們的管理經驗。現在十六號線又簽約，繼續做PPP。那麼設想一下，如果沒有PPP，十六號線什麼時候能夠動工，還是未知之數。因為有了PPP的創新，馬上簽約，後邊跟著的是什麼？一批關於這個項目建設的鋼材、建材、施工機械、等等投入品的訂單馬上就出去，是吧？市場上一部分對應的所謂過剩產能，瞬間就轉為有效產能。如果能夠適應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這樣的一種轉變，同時它也帶來了，真正淘汰落後產能的競爭效應，這對於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對引領新常態的意義，又是非常重大的。
第六，最後一個我所強調的正面效應就是，PPP顯然是和中央反復強調的“全面依法治國”天然對接的，它會倒逼、催化中國法治化高標準營商環境的打造。沒有一個讓社會資本方面認為可預期的、踏實的這樣一種法治保障，PPP是不可能有可持續性的。那麼這一種倒逼對於中國長遠發展、“走向共和”的現代化進程的意義，怎麼估計都不會過分。
把這些結合在一起就要再說一下，顯然PPP是一個在我們現實生活中間雖然重要，但不可能一擁而上，一哄而起的創新，它是一個需要非常審慎地加入專業性的力量，需要提高規範程度的這樣一個創新。
我們在實際生活裡邊注意到，從政府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考慮PPP的全生命週期，它的管理架構和流程裡邊，從一開始到最後，涉及相當多的環節與複雜因素。，地方政府也好，企業也好，推進PPP的建設，應該通過“購買服務”等機制，拉著我們以後頗有成長空間的一批具備資質的協力廠商仲介機構、專業諮詢的主體，一起把一個一個的PPP項目，推進到不光是簽約啟動，表現為一場隆重的婚禮，而且應該讓它成為在實際生活中間一個又一個百年好合的婚姻。它在簽約以後的運行過程中，我們較早時已經認識到了，還需要有一個產權、相關資產的交易平臺。
這個交易平臺，是使初始參與方（不論一開始，企業方面進去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可以對接到社會其他更多的多元化的主體，大家實際上以後要一起來面對這個產權、資產交易平臺。這方面有所作為的空間，我接觸到很多市場人士，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了，而我特別願意再借這個機會表達對上海，還有我聽說有天津地方政府支援之下率先啟動這個交易平臺建設的創新意義和作用的高度結合。顯然在改革創新發展的過程中間，要爭取捷足先登，上海和天津，就是順應這個發展潮流，力求把好事做實，實事做好，提高它的專業性，也同時加入法治化保證下的規範性。這樣的創新發展中的重大進步，非常值得我們加以肯定。
從這個角度，接著說一下稍微展開一些的一個觀察。實際生活裡邊，毋庸諱言，一般來說一線城市、大的省會城市、中心城市，地方政府方面首選PPP的合作夥伴，確實是國有企業。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不光是有中央級的國企，還有別的地方轄區內的原來的融資平臺，那些融資平臺沒有完成市場化轉制的時候，它是沒有條件跟它自己作為行政主管的婆婆，就是它當地的政府一起做PPP的，但是它可以跑到另外的地方政府轄區裡邊，和那個地方的地方政府，一無產權紐帶，二無行政隸屬關係，就成了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地方政府首選這些國有企業，當然是中國特色之下，他們現在要最大限度規避風險的一種理性選擇。
於是很多朋友就說，那民營企業還有什麼空間呢？實際生活裡邊，這個擔憂雖然有道理，但是我們看到的具體情況是大城市、中心城市的項目，確實比較多地被國有企業拿到手了。但是靠近低端的、市縣級的、為數眾多的PPP項目，很多是那些國有企業顧不過來，或者他們不感興趣的。我們接觸到的很多市縣級地方政府的專案，其實規模也不小，甚至有連片開發的專案、規模很大的專案。很多的民營企業是抓住這樣的機會，首先他們在市縣這個層級、比較靠近基層這個層級，事實上對應到具體的項目，現在已經在生龍活虎地推進，進入做起來的狀態了。按照財政部前一段時間所掌握的資訊，整個的PPP專案庫裡面做成的專案數，民營企業拿到的比重達到45%，差不多也是半壁江山了。以後的演變，無論是高一點低一點，總體來說這個空間是客觀存在的。
那麼再往下說，如果我們有了一個交易平臺，大家可以設想一下，這個交易平臺後面展開的機會，那更是不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以及不分社會公眾的。這幾年中國在經濟下行過程中間，一路高歌猛進的財富管理、理財公司、保險業（險資對應到財富管理需要），和其他社會上的各種各樣的資金，包括境外的資本，一起推進的金融多樣化的過程中，都有機會。PPP一般專案都有很長的運營週期的特點，因此它一定要求各種各樣的資本在流轉交易方面有制度框架，和法治條件之下的交易平臺，能夠使實際生活裡不同的投融資偏好，在一個交易平臺上各得其所。其中，它要實現資產證券化，要實現一些不同時間界限的資本的調期，要通過這個交易平臺，促進我們所說供給側改革裡邊最為推崇的公平競爭條件之下資本要素的合理流動。
所以在這個方面看，現實生活中間已經有案例印證，這個交易空間的打開勢在必行，而且哪怕你沒有非常規範的交易場所，人家已經在做了。我舉一個例子：前兩年我們注意到央企中信地產為主的社會資本方和汕頭市（這是咱們特區之一）的地方政府，已經正式啟動了汕頭海灣那一片濠江區168平方公里的連片開發。首先的一個啟動項目是圓汕頭人的百年之夢，在這個海灣中間最寬闊的地方，要建成一個海底隧道，這樣的一個交通大動脈，就使以後整個海灣區域的公交體系的連接成為全天候的，颱風來了，海面上左右比較窄的地方已建的橋樑需要封閉，但是整個交通體系有了這個海底隧道以後仍然貫通，它一定會啟動前面幾十年汕頭這整個區域裡邊已經形成的產業集群、宜居城市建設等等這些要素進入“升級版”的發展境界，啟動他們以後，這個專案帶來的是連片開發概念下幾十年的滾動開發，一輪一輪滾動開發過程中，中信第一步是在全球招標已經啟動這個海底隧道項目，2019年完工，交付使用後是不收費的——這是最符合現階段民眾意願的，跟著的一定會啟動不動產開發過程中間，機關土地和不動產開發、連片開發裡的溢價收入部分，而中信參與分配，這就是它的投資回報的基本模式，它有這個戰略耐心：做幾十年，開始的時候大規劃、大資金、大手筆，它認為它有這樣的全週期算總帳的收益制導能力。
本來以為，中信要熬很多年才能看到其現金流為正。但是現在剛剛開工運行兩年，中信方面提到他們的現金流已經為正了。什麼道理？因為社會方方面面，包括很多民營資本都看到了，以後有幾十年的連片開發，要趕快在這裡邊參與進來。所以就一系列的後續專案，大家一起商量著，開始組成各種基金、組成各種各樣特定的子專案、組成SPV的這些事情，使中信得到的現金流為正了。這裡邊不就包含著我們現在所談到的交易問題嗎？
我們上海交易中心輻射至少是大半個中國，當然跟天津也可能有一定的交叉和競爭，我認為那也是良性的。在這個舞臺上，我們看到這樣一些發展機會，大家一起爭取共贏的機會，會更規範地和現代市場體系的市場制度建設融為一體，來促進PPP的正面效應更好地發揮出來。資產證券化+類固定收益產品交易市場，我看到已經使很多的市場人士和專業人士摩拳擦掌。我接觸到有一些企業家說，我們心目中，一般跟PPP對接的金融產品，我們其實已經不感興趣，我們要做就來點兒高水準的，他的高水準就是盯著現在所說的交易中心裡邊更豐富的、跟現代金融發展前沿狀態可以對接的這樣一些金融創新。
這個事情當然跟我們現在整個市場體系的健全發展，是同向的，是會合流的。和我們以後，比如說交易中心所在的上海，以及整個長三角，以及我們的南部中國、沿海中國和現在從長三角輻射到中部、西部的，整個現代化推進過程，我認為一定會產生越來越多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和正面效應。
所以我作為研究者，特別衷心地祝賀我們的這個產權資產交易中心今天正式啟動，借這個機會，談一些研究中間不成熟的想法，謝謝大家！
賈 康 介 紹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家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朱鎔基、溫家寶、胡錦濤和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專案，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2016年出版《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供給側改革十講》、《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從創新發展帶出協調發展、綠色發展和開放發展，落到歸宿上的共用發展。也就是在中國矛盾凸現的過程中間，我們怎麼樣以PPP促進社會和諧，使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盡可能得到提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創新。第三個方面，要特別肯定PPP將使我們一大批有偏好和政府實行長期合作的企業，得到他們生存和發展進一步的舞臺和空間。在實際生活中間，實話實說，PPP的機制，並不適合所有的企業，並不適合所有的社會資本。像風投、創投、天使投資，他們並不適合來做PPP。但是我們觀察在社會中、市場上願意認定自己的偏好是跟政府實行長期的（至少15年、20年、30年，甚至50年，還有更長時間的）合作，一下鎖定這個合作期內獲取“非暴利但可接受”的投資回報水準的企業、民間資本、社會資本大有人在，更不用說中國特色，還把一大批國有企業，放在可以成為符合條件的社會資本方，來一起實現合作，來推行PPP。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PPP的概念之下的發展，我觀察中國特色是非常鮮明的。
但同時從長遠來看，不會是像有人所說的，國有企業把這一塊市場吃完了，民營企業沒有多少空間，不是這麼回事。所有這些企業，他們在偏好上，如果是可以跟政府作為合作夥伴長期合作，來接受“非暴利的但可接受”的投資回報水準，他們的參與自然要帶來前面所說到的績效提升機制，同時也是使我們的現代市場體系更加豐富多彩，更加符合一個現代國家應有的常規情況。
再有一條，就是我認為PPP非常重要的正面效應，是直接對應三中全會以後中國深化改革方面，企業改革主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這樣一個重要思路的推進過程。PPP它在實際的實行過程中間，凡是有運營期，有個O字的這種具體形式，都要形成一個SPV, 就是特殊項目公司，而這個特殊項目公司必然是一個現代企業制度標準化的股份制產權架構。在這個產權結構裡邊，政府方面的動機，恰恰就是不想一股獨大，它不像在其他某些領域裡邊民營企業抱怨的“我想混合進去，但是只能讓我們參股”，國有股一股獨大使很多的民營企業在這裡邊望而卻步。而PPP恰恰是政府方面天然就不想一股獨大，我們觀察到很多案例，政府方面恨不得儘量少持股，儘量少出資金，來帶動這些體外的民間資本加入以後，產生所謂“四兩撥千斤”似的放大效應，這是它出政績，這是它對領導、對公眾可以交得出來的漂亮的工作業績。它的內在動機是少花錢多辦事，是順應著實際生活裡面政府所用的資金是納稅人的錢、要儘量讓它形成放大效應這樣的一種績效導向。
而混合所有制，如果能夠在這方面和PPP天然對接，它成氣候的過程在中國就有望比我們原來設想的走得更快。越來越多在中國本土上，以及我們這邊的主體和國外可能的夥伴在一帶一路上推進的越來越多的PPP項目，按照混合所有制來形成它的產權架構，實際上就是在改革方面，大家來共同認識和貫徹中央所表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是混合所有制這條企業改革之路。國有企業的改革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在這裡面是完全可以爭取實現一種共贏的發展狀態的，它的意義又是全域的和長遠的。
還有第五條，PPP非常顯著的一個重要效應，就是在還要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過程中間，PPP顯然可以成為一種選擇性的“聰明投資”來增加我們的有效供給，把我們實際上已經有的為數可觀的一批所謂過剩產能，便捷地、可靠地轉為有效產能。比如在北京，這跟上海和其他很多中心城市大同小異，公共交通體系建設別無選擇，必須趕快學習紐約、東京、巴黎、慕尼克等等城市的經驗，儘快建成中心區域四通八達、密度足夠的軌道交通網。這樣一個中心區域如果是平原的話，那麼就是密密麻麻的地鐵網，社會成員在任何一個位置，往任何一個方向走，幾百米之內，能夠有一個地鐵的出入口。只有這個境界達到了，北京才可能取消實際上帶有一定荒唐意味的機動車的限購、限行、限入。紐約、東京機動車的擁有率比北京高很多，人家為什麼不限購、限行、限入？一比就明白。
那麼這個公共交通體系的建設，所需要的天文數字的資源砸到地底下去，怎麼樣加快進程，前些年不得以逼出了北京四號線，是引入外資，讓香港方面的資本來，而且還帶來了他們的管理經驗。現在十六號線又簽約，繼續做PPP。那麼設想一下，如果沒有PPP，十六號線什麼時候能夠動工，還是未知之數。因為有了PPP的創新，馬上簽約，後邊跟著的是什麼？一批關於這個項目建設的鋼材、建材、施工機械、等等投入品的訂單馬上就出去，是吧？市場上一部分對應的所謂過剩產能，瞬間就轉為有效產能。如果能夠適應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這樣的一種轉變，同時它也帶來了，真正淘汰落後產能的競爭效應，這對於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對引領新常態的意義，又是非常重大的。
第六，最後一個我所強調的正面效應就是，PPP顯然是和中央反復強調的“全面依法治國”天然對接的，它會倒逼、催化中國法治化高標準營商環境的打造。沒有一個讓社會資本方面認為可預期的、踏實的這樣一種法治保障，PPP是不可能有可持續性的。那麼這一種倒逼對於中國長遠發展、“走向共和”的現代化進程的意義，怎麼估計都不會過分。
把這些結合在一起就要再說一下，顯然PPP是一個在我們現實生活中間雖然重要，但不可能一擁而上，一哄而起的創新，它是一個需要非常審慎地加入專業性的力量，需要提高規範程度的這樣一個創新。
我們在實際生活裡邊注意到，從政府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考慮PPP的全生命週期，它的管理架構和流程裡邊，從一開始到最後，涉及相當多的環節與複雜因素。，地方政府也好，企業也好，推進PPP的建設，應該通過“購買服務”等機制，拉著我們以後頗有成長空間的一批具備資質的協力廠商仲介機構、專業諮詢的主體，一起把一個一個的PPP項目，推進到不光是簽約啟動，表現為一場隆重的婚禮，而且應該讓它成為在實際生活中間一個又一個百年好合的婚姻。它在簽約以後的運行過程中，我們較早時已經認識到了，還需要有一個產權、相關資產的交易平臺。
這個交易平臺，是使初始參與方（不論一開始，企業方面進去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可以對接到社會其他更多的多元化的主體，大家實際上以後要一起來面對這個產權、資產交易平臺。這方面有所作為的空間，我接觸到很多市場人士，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了，而我特別願意再借這個機會表達對上海，還有我聽說有天津地方政府支援之下率先啟動這個交易平臺建設的創新意義和作用的高度結合。顯然在改革創新發展的過程中間，要爭取捷足先登，上海和天津，就是順應這個發展潮流，力求把好事做實，實事做好，提高它的專業性，也同時加入法治化保證下的規範性。這樣的創新發展中的重大進步，非常值得我們加以肯定。
從這個角度，接著說一下稍微展開一些的一個觀察。實際生活裡邊，毋庸諱言，一般來說一線城市、大的省會城市、中心城市，地方政府方面首選PPP的合作夥伴，確實是國有企業。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不光是有中央級的國企，還有別的地方轄區內的原來的融資平臺，那些融資平臺沒有完成市場化轉制的時候，它是沒有條件跟它自己作為行政主管的婆婆，就是它當地的政府一起做PPP的，但是它可以跑到另外的地方政府轄區裡邊，和那個地方的地方政府，一無產權紐帶，二無行政隸屬關係，就成了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地方政府首選這些國有企業，當然是中國特色之下，他們現在要最大限度規避風險的一種理性選擇。
於是很多朋友就說，那民營企業還有什麼空間呢？實際生活裡邊，這個擔憂雖然有道理，但是我們看到的具體情況是大城市、中心城市的項目，確實比較多地被國有企業拿到手了。但是靠近低端的、市縣級的、為數眾多的PPP項目，很多是那些國有企業顧不過來，或者他們不感興趣的。我們接觸到的很多市縣級地方政府的專案，其實規模也不小，甚至有連片開發的專案、規模很大的專案。很多的民營企業是抓住這樣的機會，首先他們在市縣這個層級、比較靠近基層這個層級，事實上對應到具體的項目，現在已經在生龍活虎地推進，進入做起來的狀態了。按照財政部前一段時間所掌握的資訊，整個的PPP專案庫裡面做成的專案數，民營企業拿到的比重達到45%，差不多也是半壁江山了。以後的演變，無論是高一點低一點，總體來說這個空間是客觀存在的。
那麼再往下說，如果我們有了一個交易平臺，大家可以設想一下，這個交易平臺後面展開的機會，那更是不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以及不分社會公眾的。這幾年中國在經濟下行過程中間，一路高歌猛進的財富管理、理財公司、保險業（險資對應到財富管理需要），和其他社會上的各種各樣的資金，包括境外的資本，一起推進的金融多樣化的過程中，都有機會。PPP一般專案都有很長的運營週期的特點，因此它一定要求各種各樣的資本在流轉交易方面有制度框架，和法治條件之下的交易平臺，能夠使實際生活裡不同的投融資偏好，在一個交易平臺上各得其所。其中，它要實現資產證券化，要實現一些不同時間界限的資本的調期，要通過這個交易平臺，促進我們所說供給側改革裡邊最為推崇的公平競爭條件之下資本要素的合理流動。
所以在這個方面看，現實生活中間已經有案例印證，這個交易空間的打開勢在必行，而且哪怕你沒有非常規範的交易場所，人家已經在做了。我舉一個例子：前兩年我們注意到央企中信地產為主的社會資本方和汕頭市（這是咱們特區之一）的地方政府，已經正式啟動了汕頭海灣那一片濠江區168平方公里的連片開發。首先的一個啟動項目是圓汕頭人的百年之夢，在這個海灣中間最寬闊的地方，要建成一個海底隧道，這樣的一個交通大動脈，就使以後整個海灣區域的公交體系的連接成為全天候的，颱風來了，海面上左右比較窄的地方已建的橋樑需要封閉，但是整個交通體系有了這個海底隧道以後仍然貫通，它一定會啟動前面幾十年汕頭這整個區域裡邊已經形成的產業集群、宜居城市建設等等這些要素進入“升級版”的發展境界，啟動他們以後，這個專案帶來的是連片開發概念下幾十年的滾動開發，一輪一輪滾動開發過程中，中信第一步是在全球招標已經啟動這個海底隧道項目，2019年完工，交付使用後是不收費的——這是最符合現階段民眾意願的，跟著的一定會啟動不動產開發過程中間，機關土地和不動產開發、連片開發裡的溢價收入部分，而中信參與分配，這就是它的投資回報的基本模式，它有這個戰略耐心：做幾十年，開始的時候大規劃、大資金、大手筆，它認為它有這樣的全週期算總帳的收益制導能力。
本來以為，中信要熬很多年才能看到其現金流為正。但是現在剛剛開工運行兩年，中信方面提到他們的現金流已經為正了。什麼道理？因為社會方方面面，包括很多民營資本都看到了，以後有幾十年的連片開發，要趕快在這裡邊參與進來。所以就一系列的後續專案，大家一起商量著，開始組成各種基金、組成各種各樣特定的子專案、組成SPV的這些事情，使中信得到的現金流為正了。這裡邊不就包含著我們現在所談到的交易問題嗎？
我們上海交易中心輻射至少是大半個中國，當然跟天津也可能有一定的交叉和競爭，我認為那也是良性的。在這個舞臺上，我們看到這樣一些發展機會，大家一起爭取共贏的機會，會更規範地和現代市場體系的市場制度建設融為一體，來促進PPP的正面效應更好地發揮出來。資產證券化+類固定收益產品交易市場，我看到已經使很多的市場人士和專業人士摩拳擦掌。我接觸到有一些企業家說，我們心目中，一般跟PPP對接的金融產品，我們其實已經不感興趣，我們要做就來點兒高水準的，他的高水準就是盯著現在所說的交易中心裡邊更豐富的、跟現代金融發展前沿狀態可以對接的這樣一些金融創新。
這個事情當然跟我們現在整個市場體系的健全發展，是同向的，是會合流的。和我們以後，比如說交易中心所在的上海，以及整個長三角，以及我們的南部中國、沿海中國和現在從長三角輻射到中部、西部的，整個現代化推進過程，我認為一定會產生越來越多的、千絲萬縷的聯繫和正面效應。
所以我作為研究者，特別衷心地祝賀我們的這個產權資產交易中心今天正式啟動，借這個機會，談一些研究中間不成熟的想法，謝謝大家！
賈 康 介 紹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家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朱鎔基、溫家寶、胡錦濤和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專案，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2016年出版《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供給側改革十講》、《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