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劉墉、和珅、紀曉嵐(紀昀)是這些年來電視螢屏上經常出現的“歡喜冤家”， 或是乾隆、劉墉、和珅一組， 或是乾隆、紀曉嵐、和珅一組。 歷史上， 他們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
劉墉與乾隆
關於劉墉與乾隆的關係， 民間有很多傳說， 比如說劉墉是皇太后的乾兒子， 那麼就是乾隆的幹兄弟了。 還有“和珅使壞， 劉墉參萬歲”的傳說， 這個傳說還被編入了傳統相聲《官場鬥》。 總之， 把劉墉說成是連皇帝都不怕， 連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 當然， 這些事沒有什麼根據， 也不可能發生， 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種良好願望。 那麼， 歷史上的劉墉與乾隆的關係究竟怎樣？
上文已經說過， 劉墉是大學士劉統勳的兒子， 他前期在官場中的榮辱進退很大程度上與其父的遭際有關。 而劉統勳是乾隆皇帝頗為信任的股肱之臣， 所以， 總的看， 這個時期乾隆對劉墉還是比較關照的。 劉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蘇學政，
當然， 劉墉作為官場中人， 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關係。 乾隆四十二年秋天， 當時任江蘇學政的劉墉向乾隆皇帝奏請自行刊刻乾隆的《禦制新樂府》、《全韻詩》， 使之在江蘇全省流布， 並建議敕發各直省刊刻。 這一建議自然讓乾隆皇帝覺得很舒服， 此後一段時間裡， 劉墉的官職也升遷很快。
劉墉入朝為官後， 雖然多次因懶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飭， 但官位還算平穩。 據說， 乾隆六十年禪位於嘉慶時發生過一件“爭大寶”之事。 據當時一位參加過禪位大典的朝鮮官員給其國君的報告說，
劉墉與和珅
劉墉與和珅的關係， 總是人們關注的焦點， 人們習慣於把二人的關係描述為忠奸對立、水火難容。 的確， 劉墉並不阿附和珅， 而基本採取的是獨善其身的做法。 朝鮮書狀官徐有聞說， “和珅專權數十年， 內外諸臣， 無不趨走， 惟王傑、劉墉、董誥、朱珪、紀昀、鐵保、玉保等諸人， 終不依附。 ”但通過前文的分析已經可以知道， 當劉墉入京任職之後， 他首先是調整了自己的為官處事策略， 變剛直方正為滑稽模棱， 所以不可能和權勢遮天的和珅做針鋒相對的對抗。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當乾隆帝“龍馭上賓”之後， 已是體仁閣大學士的劉墉卻積極參加了對和珅的處理，
乾隆帝死後的次日， 嘉慶帝即奪和珅軍機大臣、九門提督等職務， 並複劉墉上書房總師傅一職， 入內當值， 以供隨時諮詢。 隨後， 各省督撫及給事中， 紛紛上章彈劾和珅， 要求將和珅處以淩遲。 不過， 劉墉等人建議， 和珅雖然罪大惡極， 但是畢竟擔任過先朝的大臣， 不得不為先帝留下面子， 請從次律， 即賜令自盡， 保其全屍。
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擊報復， 避免案件擴大化， 劉墉等人又及時向嘉慶帝建言， 妥善做好善後事宜。 結果， 在處死和珅的第二天， 嘉慶帝發佈上諭， 申明和珅一案已經辦結， 藉以安撫人心。
和珅之案結束後， 劉墉受贈太子太保， 可見嘉慶帝對他的肯定。 和珅之案的處理，頗得時人的稱讚。由此也可見，劉墉並未因公務而泄私憤，而是充分體現了一位群臣領袖應有的風範。
劉墉和紀昀
如果說劉墉與和珅處於對立面的話，那麼，他與紀昀的關係則相當融洽。紀昀出自劉墉之父劉統勳的門下，兩人有師兄、師弟之誼。大學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筆記》中記載，紀昀與劉墉關係極好，紀昀才思敏捷，劉墉字寫得很好，故紀昀常請劉墉為自己寫對聯。比如“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是紀昀非常喜歡的詩句，生前他曾將此詩作為自挽聯。紀昀去世後，劉墉即將其寫下來，作為挽聯相贈。
劉墉與紀昀都好收藏硯臺，兩人也時相贈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劉墉贈給正任都禦史的紀昀一方硯臺，還特意在上面題識：紀昀喜歡我的黻(f)文硯，因而我把它送給他，而書之以銘文，“石理縝密石骨剛，贈都禦史寫奏章，此翁此硯真相當”。這在當時被傳為佳話。蔣師瀹(yu)也題此硯說：
城南多少貴人居，歌舞繁華錦不如。
誰見空齋評硯史，白頭相對兩尚書。
嘉慶八年(1803)，劉墉又曾送給紀昀硯一方，稱：“送上古硯一方，領取韓稿一部。硯乃樸茂沉鬱之格，譬之文格，為如此也。”紀昀也記載到：劉墉送我硯一方，左側有“鶴山”字，認為是宋代的東西，但我並不以為然。但劉墉又說，“專諸巷所依託，不過蘇黃米蔡數家耳。彼烏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說，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稱是蘇東坡、米芾等人的東西，怎麼會假冒魏了翁的名號呢？紀昀承認，劉墉所言，“是或一說矣”。
嘉慶九年，劉墉去世之前，還給紀昀送過硯，紀昀在硯上題詞說，“余與石庵(劉墉)皆好蓄硯，每互相贈送。亦互相攘奪，雖至愛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聲色貨利相矜，而惟以此事為笑樂，殆亦後來之佳話歟？”
除了寫詩贈硯，兩人還經常在一起暢談佛法。可見兩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相關閱讀】外國人眼中的乾隆：乾隆與和珅是同性戀！
清代官場多有好“男風”陋習，乾隆可能也不能免俗。眾所周知，乾隆用人喜好俊秀之人，而和珅正是一個美男子，而且聰明伶俐，受到乾隆異常寵愛，不無可能。這在當時人的言行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跡象，比如禦史錢灃就曾經指責和珅辦公地點過於接近皇帝住所。
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乾隆皇帝的臣子們，從理藩院尚書和珅、大學士松筠到新任兩廣總督長麟，以及陪伴全程的天津道台喬人傑和通州協將王文雄，都對馬戛爾尼使團很友好。訪華期間，滿清官員賜予了特殊照顧，許多做法不符合現代外交慣例。比如說，英國使臣需要一條內褲，陪同得知後，買來送給他，並不收錢，都在皇上的“款夷”經費中報銷了。在這些枝節問題上，清政府保持著一貫的“以大事小”，居高臨下的虛驕。按照乾隆皇帝的諭旨，就是要：“速將英吉利貢使送走，于嚴切之中，仍寓懷柔。”
中國之行的後半段，和馬戛爾尼使團關係最為密切的三個人是候任兩廣總督長麟、喬人傑和王文雄三位官員。中國傳統政治的待客之道，並不區分國家、政府和私人，談得來的時候，就公私不分。官場之外的私下接觸，官員把英國使臣迎到自己府第，他們和使臣們有很好的關係。離開了北京官場，訪華進入後半程，中外人士開始投機。在輕鬆隨便的場合，長麟和喬、王等人告訴英國人許多朝廷秘聞，一些不該說的話，也透露出來了。
令人驚異的是，總督和兩位大人，居然透露給英國人一項當朝的宮廷秘聞：乾隆與和珅是同性戀的情人!據他們說：乾隆一生，三次墜入愛河。第一次是愛上了父親的妃子馬佳。這是一次亂倫，皇后私下召見了妃子，以白綾賜其自縊了事。第二次是“回族香妃”，乾隆被自己俘獲的西域女子的不屈、堅貞和美麗傾倒，執意要娶回宮中，結果又被太后阻止，香妃也被賜死。“最後，乾隆60歲時愛上了和珅，在乾隆看來，他就是馬佳再生，並把他當成了嬖幸。
他違背了天朝的規矩，把沒有為公眾建立過任何功勳的情人提拔到首要的位置上來。兩年以後就要去世的母后這次對這事情未加干涉，因為這不是女眷們的事，而是男人間的事。”英國人對秘聞並不十分震驚，歐洲宮廷也有這樣的故事。“皇帝也是人”，這樣反而正常。但是，他們對大臣們告知皇帝秘聞本身深感意外，“馬戛爾尼忠實地記下了喬、王兩人的談話。因為他認為兩人十分瞭解情況。
不過皇帝的實際年齡又讓他覺得喬、王兩位在皇帝的風流豔史上的能力有些誇大其詞。中國的君臣關係過於拘泥儀式，他們兩位伴同官能對他們的君王作這樣的評價，令他十分奇怪。”《英使謁見紀實》，只隱晦地提到“相貌不凡……是皇帝唯一寵信的人”，沒有明說。由於各種原因，《馬戛爾尼日記》一直沒有公開出版，其中便詳細地記錄了這段佚聞，直到近年來被法國歷史學家佩雷費特挖了出來。
這段佚聞，乾隆時代北京很多人知道。除了喬、王大人在告訴他們外，馬戛爾尼剛到北京時，接近乾隆皇帝的法國遣使會神父羅廣祥(Nicolas-JosephRaux，1754-1801)就告訴過英國人這段故事。為什麼喬、王兩大人在杭州向英國人證實了皇帝的密情，一種解釋是：長麟他們都不喜歡和珅。長麟是蒙古旗人貴族，在陝甘總督任上有政績和武功。厭惡和珅出身微賤，恃皇帝寵倖專橫于朝。
1792年，因為替一項冤案辯護，受到和珅貶斥，此後一直在巡撫的位置上賦閑。這次總督兩廣，正是他重新振作的時候。對朝政不滿，對和珅怨恨，影響喬、王兩大人。他們三人在杭州，洩露了對貪官和珅的義憤，對著不著邊際，回去以後再也不見的外國人發洩不滿，笑談醜聞，確實是情有可原。
英國使臣的回憶錄表明，長麟是個比較正直的官員，他希望能與英國政府合作治理廣州貿易秩序。他說將允許英國人學習中文，請英國在乾隆如期退位後派使臣參加新皇帝登基大典，承諾為廣州中英貿易提供便利等。長麟準備在廣州施行與和珅規定稍有不同的“新政策”。可惜，長麟在廣州任職兩廣總督只有一年，否則，中英之間因有這樣密切的私人關係，會有不同的前景也未可定論。還有，鴉片戰爭未必打得起來。
這裡還有一個歷史編撰學上的啟示：外國人遊記，可以補充中國正史缺陷。《清史稿》中當然絕無說乾隆與和珅是同性戀。陳康祺《郎潛紀聞》、薛福成《庸庵筆記》中提到和珅的劣跡，但也沒有明確說明這層關係。民國後的清宮野史偶有披露，史家卻未敢置噱。另外，從陳森的《品花寶鑒》中我們可以知道乾隆朝北京城裡盛行男同性戀，所謂“男風”。但從來不知到底是上行下效，還是下行上效，皇帝也成了“龍陽之好”。現在，因為有了當朝大臣對著外國人的訴說，我們可以比較嚴肅地考慮這段史實了。
說法不管是真是假，有一點倒可以肯定，那就是和珅這個年輕人確實肚裡有貨，所以才能在皇帝身邊很快引起注意。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即使是機會來了，他也抓不住。有了這接近皇帝的第一步，和珅很快就成為乾隆的寵臣，大清帝國的一顆政治新星升起來了。令人驚奇的是，乾隆對和珅的寵遇並不是一時性起，而是長久不衰，即使是在明知和珅是一代巨貪的情況下，也並不怪罪。和珅這顆政治明星在帝國的政壇上持續閃耀了20多年，他憑什麼本事做到了這一點？
和珅之案的處理，頗得時人的稱讚。由此也可見，劉墉並未因公務而泄私憤，而是充分體現了一位群臣領袖應有的風範。劉墉和紀昀
如果說劉墉與和珅處於對立面的話，那麼，他與紀昀的關係則相當融洽。紀昀出自劉墉之父劉統勳的門下，兩人有師兄、師弟之誼。大學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筆記》中記載，紀昀與劉墉關係極好，紀昀才思敏捷，劉墉字寫得很好，故紀昀常請劉墉為自己寫對聯。比如“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是紀昀非常喜歡的詩句，生前他曾將此詩作為自挽聯。紀昀去世後，劉墉即將其寫下來，作為挽聯相贈。
劉墉與紀昀都好收藏硯臺，兩人也時相贈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劉墉贈給正任都禦史的紀昀一方硯臺，還特意在上面題識：紀昀喜歡我的黻(f)文硯，因而我把它送給他，而書之以銘文，“石理縝密石骨剛，贈都禦史寫奏章，此翁此硯真相當”。這在當時被傳為佳話。蔣師瀹(yu)也題此硯說：
城南多少貴人居，歌舞繁華錦不如。
誰見空齋評硯史，白頭相對兩尚書。
嘉慶八年(1803)，劉墉又曾送給紀昀硯一方，稱：“送上古硯一方，領取韓稿一部。硯乃樸茂沉鬱之格，譬之文格，為如此也。”紀昀也記載到：劉墉送我硯一方，左側有“鶴山”字，認為是宋代的東西，但我並不以為然。但劉墉又說，“專諸巷所依託，不過蘇黃米蔡數家耳。彼烏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說，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稱是蘇東坡、米芾等人的東西，怎麼會假冒魏了翁的名號呢？紀昀承認，劉墉所言，“是或一說矣”。
嘉慶九年，劉墉去世之前，還給紀昀送過硯，紀昀在硯上題詞說，“余與石庵(劉墉)皆好蓄硯，每互相贈送。亦互相攘奪，雖至愛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聲色貨利相矜，而惟以此事為笑樂，殆亦後來之佳話歟？”
除了寫詩贈硯，兩人還經常在一起暢談佛法。可見兩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相關閱讀】外國人眼中的乾隆：乾隆與和珅是同性戀！
清代官場多有好“男風”陋習，乾隆可能也不能免俗。眾所周知，乾隆用人喜好俊秀之人，而和珅正是一個美男子，而且聰明伶俐，受到乾隆異常寵愛，不無可能。這在當時人的言行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跡象，比如禦史錢灃就曾經指責和珅辦公地點過於接近皇帝住所。
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乾隆皇帝的臣子們，從理藩院尚書和珅、大學士松筠到新任兩廣總督長麟，以及陪伴全程的天津道台喬人傑和通州協將王文雄，都對馬戛爾尼使團很友好。訪華期間，滿清官員賜予了特殊照顧，許多做法不符合現代外交慣例。比如說，英國使臣需要一條內褲，陪同得知後，買來送給他，並不收錢，都在皇上的“款夷”經費中報銷了。在這些枝節問題上，清政府保持著一貫的“以大事小”，居高臨下的虛驕。按照乾隆皇帝的諭旨，就是要：“速將英吉利貢使送走，于嚴切之中，仍寓懷柔。”
中國之行的後半段，和馬戛爾尼使團關係最為密切的三個人是候任兩廣總督長麟、喬人傑和王文雄三位官員。中國傳統政治的待客之道，並不區分國家、政府和私人，談得來的時候，就公私不分。官場之外的私下接觸，官員把英國使臣迎到自己府第，他們和使臣們有很好的關係。離開了北京官場，訪華進入後半程，中外人士開始投機。在輕鬆隨便的場合，長麟和喬、王等人告訴英國人許多朝廷秘聞，一些不該說的話，也透露出來了。
令人驚異的是，總督和兩位大人，居然透露給英國人一項當朝的宮廷秘聞：乾隆與和珅是同性戀的情人!據他們說：乾隆一生，三次墜入愛河。第一次是愛上了父親的妃子馬佳。這是一次亂倫，皇后私下召見了妃子，以白綾賜其自縊了事。第二次是“回族香妃”，乾隆被自己俘獲的西域女子的不屈、堅貞和美麗傾倒，執意要娶回宮中，結果又被太后阻止，香妃也被賜死。“最後，乾隆60歲時愛上了和珅，在乾隆看來，他就是馬佳再生，並把他當成了嬖幸。
他違背了天朝的規矩，把沒有為公眾建立過任何功勳的情人提拔到首要的位置上來。兩年以後就要去世的母后這次對這事情未加干涉，因為這不是女眷們的事，而是男人間的事。”英國人對秘聞並不十分震驚，歐洲宮廷也有這樣的故事。“皇帝也是人”，這樣反而正常。但是，他們對大臣們告知皇帝秘聞本身深感意外，“馬戛爾尼忠實地記下了喬、王兩人的談話。因為他認為兩人十分瞭解情況。
不過皇帝的實際年齡又讓他覺得喬、王兩位在皇帝的風流豔史上的能力有些誇大其詞。中國的君臣關係過於拘泥儀式，他們兩位伴同官能對他們的君王作這樣的評價，令他十分奇怪。”《英使謁見紀實》，只隱晦地提到“相貌不凡……是皇帝唯一寵信的人”，沒有明說。由於各種原因，《馬戛爾尼日記》一直沒有公開出版，其中便詳細地記錄了這段佚聞，直到近年來被法國歷史學家佩雷費特挖了出來。
這段佚聞，乾隆時代北京很多人知道。除了喬、王大人在告訴他們外，馬戛爾尼剛到北京時，接近乾隆皇帝的法國遣使會神父羅廣祥(Nicolas-JosephRaux，1754-1801)就告訴過英國人這段故事。為什麼喬、王兩大人在杭州向英國人證實了皇帝的密情，一種解釋是：長麟他們都不喜歡和珅。長麟是蒙古旗人貴族，在陝甘總督任上有政績和武功。厭惡和珅出身微賤，恃皇帝寵倖專橫于朝。
1792年，因為替一項冤案辯護，受到和珅貶斥，此後一直在巡撫的位置上賦閑。這次總督兩廣，正是他重新振作的時候。對朝政不滿，對和珅怨恨，影響喬、王兩大人。他們三人在杭州，洩露了對貪官和珅的義憤，對著不著邊際，回去以後再也不見的外國人發洩不滿，笑談醜聞，確實是情有可原。
英國使臣的回憶錄表明，長麟是個比較正直的官員，他希望能與英國政府合作治理廣州貿易秩序。他說將允許英國人學習中文，請英國在乾隆如期退位後派使臣參加新皇帝登基大典，承諾為廣州中英貿易提供便利等。長麟準備在廣州施行與和珅規定稍有不同的“新政策”。可惜，長麟在廣州任職兩廣總督只有一年，否則，中英之間因有這樣密切的私人關係，會有不同的前景也未可定論。還有，鴉片戰爭未必打得起來。
這裡還有一個歷史編撰學上的啟示：外國人遊記，可以補充中國正史缺陷。《清史稿》中當然絕無說乾隆與和珅是同性戀。陳康祺《郎潛紀聞》、薛福成《庸庵筆記》中提到和珅的劣跡，但也沒有明確說明這層關係。民國後的清宮野史偶有披露，史家卻未敢置噱。另外，從陳森的《品花寶鑒》中我們可以知道乾隆朝北京城裡盛行男同性戀，所謂“男風”。但從來不知到底是上行下效，還是下行上效，皇帝也成了“龍陽之好”。現在，因為有了當朝大臣對著外國人的訴說，我們可以比較嚴肅地考慮這段史實了。
說法不管是真是假，有一點倒可以肯定，那就是和珅這個年輕人確實肚裡有貨，所以才能在皇帝身邊很快引起注意。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即使是機會來了，他也抓不住。有了這接近皇帝的第一步，和珅很快就成為乾隆的寵臣，大清帝國的一顆政治新星升起來了。令人驚奇的是，乾隆對和珅的寵遇並不是一時性起，而是長久不衰，即使是在明知和珅是一代巨貪的情況下，也並不怪罪。和珅這顆政治明星在帝國的政壇上持續閃耀了20多年，他憑什麼本事做到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