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花倒影， 煙蕪蘸碧， 靈沼波暖。 金柳搖風樹樹。 系彩舫， 龍舟遙岸。 千步虹橋， 參差雁齒， 直趨水殿。 繞金堤、曼衍魚龍戲， 簇嬌春羅綺、喧天絲管。 霽色榮光， 望中似睹， 蓬萊清淺。 ”這是宋代著名詞人柳永筆下的北宋都城東京汴梁繁華景象。 豪奢生活、風流雅趣、車水馬龍逐漸成為這個當時世界上最大都會的標籤。
但是， 西元1127年的靖康之難使這一切全都灰飛煙滅， 成為宋人刻骨銘心的記憶。 後來， 著名抗金將領岳飛在那首千古絕唱《滿江紅》中就悲憤地寫道：“靖康恥， 猶未雪， 臣子恨， 何時滅！”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慘劇呢？
史學界幾乎不約而同地把攻擊的矛頭對準了當時宋朝的最高統治者、昏庸的藝術家皇帝宋徽宗和他那個荒唐的聯金伐遼決策。 正如著名歷史學家陶晉生先生所言：“學者大都認為北宋之亡， 主要遠因之一是聯金滅遼政策執行時， 自暴弱點。 ”
那麼， 宋徽宗不做出攻遼的決策， 中原人民是否真能逃過這一難呢？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其中原委， 未必能得出肯定的答案來。
宋徽宗
西元1005年澶淵之盟之後， 宋遼雙方維持了百餘年和平友好的關係。 兩國雖偶有摩擦， 均得到和平解決， 使雙方人民受益匪淺。 但是到了宋徽宗執政時期， 這樣的情況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西元1111年， 宋朝主持西北戰局的大太監童貫在對西夏戰爭中立下大功後，
馬植的意見雖然一度讓宋徽宗動了心， 但很快遭到很多朝臣反對。 他們指出， 宋遼和好已經有100餘年了， 一旦輕啟戰端， “懼非中國之利”。 對於這些不絕於耳的議論， 宋徽宗心裡沒底了， 打起了退堂鼓。 此事遂暫時擱置下來。
又過了四年， 北方消息傳來， 遼國東北部女真人首領阿骨打起兵反遼， 不久立國號為金。 馬植見機會來了， 立即棄遼南歸， 來到東京。 宋徽宗聽到他的“聯金伐遼”之策，
宋遼南北對峙形式圖
西元1118年， 宋臣馬政等奉命第一次出使金國， 與金人正式溝通了聯繫。 此後， 雙方多次互派使臣聯絡， 關係不斷升級。 但是， 金人在與遼宋交往時首鼠兩端， 一面以戰場上取得的不斷勝利為籌碼， 與遼國談判， 一面積極尋求與宋人聯合攻遼， 其態度反復無常。 宋使呼延慶於西元1119年再度出使金國時， 竟為金人扣留， 半年後待金遼談判完全破裂才被放回。
這事引起了當時宋廷多數朝臣的警覺， 就連原本支持聯金伐遼的權相蔡京也轉持反對立場。
“海上之盟”達成後， 宋徽宗立即調兵遣將， 命令西北地方精銳的西軍與河北禁軍換防， 準備伐遼。 可不久， 南方方臘起義。 童貫奉令率西軍鎮壓。 而多名朝臣和邊將也上疏反對伐遼。 宋徽宗又後悔了， 遂將此事再次擱置下來。
過了兩年， 金軍攻取了遼國的中京， 進逼燕雲。 宋徽宗擔心金人答應給的遼國土地拿不到了， 便不顧群臣反對， 令童貫率軍15萬進兵幽燕，
可是， 童貫立功心切， 對這些叮囑置若罔聞， 到達高陽關後， 即張榜向遼人宣示弔民伐罪之意， 且告以“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 即除節度使”， 引得耶律淳怒殺前去勸降的宋使。 爾後， 他又不聽西北宿將鐘師道的忠告， 貿然進兵宋遼邊境， 招致遼軍反擊， 大敗而歸。
不久， 耶律淳去世， 其妻蕭氏于燕京稱制。 宋少師王黼見機會來了，再命童貫、蔡攸統兵北伐。遼易州守將高鳳、涿州守將郭藥師等先後降宋。蕭後納表稱臣。但童貫、蔡攸貪功，斷然拒絕遼人求和，派大將劉延慶率兵攻燕。遼軍被迫反擊，再度大破宋軍。
兩次大敗使宋徽宗徹底喪失了自己單獨攻佔燕雲的信心，不得不求助於金人。金人從中看透了宋朝的虛弱，趁機敲竹槓。
西元1123年，宋朝終於以答應每年給金人百萬歲為代價，換回了遭到金兵嚴重破壞的燕京及其周圍六州。宋徽宗本以為形勢大定。可對手的貪欲是無止境的。不久，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病逝。其繼任者金太宗完顏吳乞買對宋朝的態度轉趨強硬。
宋遼金變遷
西元1125年，金人在俘獲遼天祚帝后，立即藉口宋朝招納叛金的原遼平州節度使張覺，出動大軍侵宋。此時的宋軍經過伐遼大敗，士氣全無，加上長期以來河北、山西和中原地區戰備鬆弛，除少數將領做了堅決抵抗外，多數部隊幾乎一觸即潰。到西元1126年底，東京失陷。隨後，這座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遭到洗劫。宋朝的徽宗、欽宗二帝及大量皇親貴胄和平民百姓被驅趕北上。中原人民陷入深重的災難之中。
對於這場災難，宋徽宗肯定難辭其咎。他在任期間，好大喜功，大搞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弄得民怨沸騰，國庫虛耗，以至宣和以後，河北、山東及江南的農民起義和叛亂彼伏，大大削弱了國防實力。在對遼和對金軍事上，他又用人失當。因此，宋軍在伐遼與抗金戰爭中一觸即潰不能不說是宋徽宗執政失敗造成的惡果。
不過，也不是所有導致北宋敗亡的致命因素，都應有宋徽宗一人獨單，北宋面臨的很多實際問題不是他的能力可以化解。
首先，如果不佔領燕雲地區，宋朝在東京以北就無法找到建立對金防線的有利地形。
在北宋建國之初，黃河流進中原後，經通利軍、澶州、大名府、濱州等境而後入海。受其影響，河北地區水網縱橫，限制了遼軍騎兵的大規模運動，使以步兵為主的宋軍得以在河北地區與遼軍長期對峙而不落下風。
但是，澶淵之盟以後的百余年間，黃河的不斷決溢，給河北地區的農業生產造成了極大的損失，致使這一地區的糧食供應長期不能滿足當地駐軍的需求。為了減輕長途運糧對財政和民力的壓力，河北禁軍主力長期到糧食比較充足的京東地區就食，在宋遼邊境地區僅留很少部隊駐守。
在宋遼和平時期，這樣的部署既緩解了河北駐軍軍費對財政的壓力，又減少了雙方因誤判而造成的邊境衝突，保證了邊境地區長期的和平和安寧。可也導致了，宋朝的河北邊防長期形同虛設，很多重要防禦設施年久失修，一旦邊界形勢發生變化，爆發大規模戰爭，河北宋軍將非常被動。
不但如此，由於黃河河水中泥沙含量很重，其不斷的泛溢和改道使河北原有的塘泊淤積變淺，使河北地區原來的水網失去了之前存在的防禦功能。一旦北面的金人滅遼之後對宋朝翻臉，燕京以南幾乎是一馬平川。宋軍根本找不到有利地形，進行有效阻擊。特別是冬天黃河封凍時，女真鐵騎可以直抵東京城下。後來金兵攻宋時的河北戰局，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因此，宋徽宗就算不願意與遼人撕破臉皮，為了保障遼亡之後東京的安全，也必須奪取燕京及周邊地區，從而能夠依託燕山一帶險要地形，建立對金防線。而遼軍在抗金戰爭中屢戰屢敗，即便宋徽宗再顧及金人的威脅，也不可能幻想他們能幫宋朝守住北大門了，既然派兵北巡，就必然與遼人發生利益衝突，遼人的態度變化就不是他能掌控的了。
而童貫個人的貪功行徑，只是讓雙方的矛盾激化得更快更徹底而已。
其次，宋朝長期以來實行的軍事政策，使宋軍戰鬥力低下，不能適應與遼金這樣強大的對手作戰。
對於這一點，歷代宋史大家的研究成果太多了。
宋朝長期推行的崇文抑武、守內虛外、限制武將權力等政策確實保證了長期的內部穩定，但對武將的防範和犯忌，卻使宋軍戰鬥力低下，弊端叢生。不過，這些政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宋朝中後期在對西夏的戰爭中，朝廷也對既定的軍事制度採取了一些調整和折中，大量授予統軍大將全權，如李憲、章楶、童貫等人都得到過這樣的待遇。西北地方也出現了一些武將世家，“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情況有所轉變，西北禁軍的戰鬥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強。宋神宗以後直到宋徽宗朝，宋軍在西北戰場上的一系列勝利與這些轉變都不無關係。
宋代武士壁畫
然而，宋朝一些長期堅持的行之有效的軍事政策卻留下了巨大的隱患。寬待逃兵的政策就是其中之一。
宋朝對逃兵的政策是歷代最為寬鬆的。雖然法律條文中對逃兵的處罰非常嚴苛，但是在實際執法過程中卻留下諸多後門。政府規定，只要逃兵在規定期限內自首，還可以得到獎賞。到西元1109年，宋朝政府又出臺了“招誘逃亡廂、禁軍之法”，千方百計地招誘逃兵重新入伍。
在和平時期，這種優待逃兵的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一部分軍人流落民間，為害社會治安，甚至參加地方叛亂和農民起義。根據歷代的經驗，有作戰豐富經驗的軍人歷來是農民起義和叛亂武裝的骨幹力量之一。這也是終宋一朝，都沒有形成波及全國的農民起義和武裝叛亂的重要原因。
不過，所有政策有其一利，必有一弊。由於宋代普遍實行募兵制，很多人當兵就是為了掙那份軍餉。優待逃兵政策又讓其中很多人鑽了空子。士兵開了小差後，又在規定時間內“自首”回到軍營，不僅不會得到應有的懲罰，還有額外的獎勵，這就使得軍營中開小差成風，軍紀蕩然無存。
後人復原的宋代士兵3D建模
同時，各級軍官利用士兵逃亡的機會吃空餉；各部利用招誘逃兵的政策出高價挖友軍的牆角……這些都嚴重挫傷了宋軍的戰鬥力，敗壞了軍隊風氣。
加之，宋朝長期對農民起義、叛亂武裝和落草的盜匪實行招安政策，對接受招安的人給予一定官銜和待遇。其中相當一部分在軍隊安置，使得宋軍中混進了大量不良分子，平時欺壓百姓兇狠無比，打起仗來一哄而散，完全不聽號令。百姓恨之入骨。有人甚至編了個順口溜諷刺：“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這樣的軍隊在強大的遼、金軍隊面前不堪一擊也就不足為奇了。
影視劇中表現的宋徽宗被俘後場景
綜上所述，宋徽宗伐遼失敗和之後的靖康之難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任何在很長時間內成效顯著的好政策脫離了其適用的環境、技術、經濟和社會條件，都可能成為毀掉一個領導人、一個王朝、一個帝國的么蛾子。
而在宋末，這類政策顯現的正反兩方面的效果已十分明顯，影響也異常深遠，宋徽宗及其臣僚很長時間都不大可能解決。
所以，即便宋徽宗這次應對無誤，用人得當，也無法改變歷史的進程。
正如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指出的那樣，“夾攻也，援遼也，靜鎮也，三者俱無以自全。蓋宋至是而求免於女真也難矣”。
宋少師王黼見機會來了，再命童貫、蔡攸統兵北伐。遼易州守將高鳳、涿州守將郭藥師等先後降宋。蕭後納表稱臣。但童貫、蔡攸貪功，斷然拒絕遼人求和，派大將劉延慶率兵攻燕。遼軍被迫反擊，再度大破宋軍。兩次大敗使宋徽宗徹底喪失了自己單獨攻佔燕雲的信心，不得不求助於金人。金人從中看透了宋朝的虛弱，趁機敲竹槓。
西元1123年，宋朝終於以答應每年給金人百萬歲為代價，換回了遭到金兵嚴重破壞的燕京及其周圍六州。宋徽宗本以為形勢大定。可對手的貪欲是無止境的。不久，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病逝。其繼任者金太宗完顏吳乞買對宋朝的態度轉趨強硬。
宋遼金變遷
西元1125年，金人在俘獲遼天祚帝后，立即藉口宋朝招納叛金的原遼平州節度使張覺，出動大軍侵宋。此時的宋軍經過伐遼大敗，士氣全無，加上長期以來河北、山西和中原地區戰備鬆弛，除少數將領做了堅決抵抗外，多數部隊幾乎一觸即潰。到西元1126年底，東京失陷。隨後，這座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遭到洗劫。宋朝的徽宗、欽宗二帝及大量皇親貴胄和平民百姓被驅趕北上。中原人民陷入深重的災難之中。
對於這場災難，宋徽宗肯定難辭其咎。他在任期間，好大喜功，大搞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弄得民怨沸騰，國庫虛耗，以至宣和以後，河北、山東及江南的農民起義和叛亂彼伏，大大削弱了國防實力。在對遼和對金軍事上，他又用人失當。因此，宋軍在伐遼與抗金戰爭中一觸即潰不能不說是宋徽宗執政失敗造成的惡果。
不過，也不是所有導致北宋敗亡的致命因素，都應有宋徽宗一人獨單，北宋面臨的很多實際問題不是他的能力可以化解。
首先，如果不佔領燕雲地區，宋朝在東京以北就無法找到建立對金防線的有利地形。
在北宋建國之初，黃河流進中原後，經通利軍、澶州、大名府、濱州等境而後入海。受其影響，河北地區水網縱橫，限制了遼軍騎兵的大規模運動，使以步兵為主的宋軍得以在河北地區與遼軍長期對峙而不落下風。
但是，澶淵之盟以後的百余年間，黃河的不斷決溢，給河北地區的農業生產造成了極大的損失，致使這一地區的糧食供應長期不能滿足當地駐軍的需求。為了減輕長途運糧對財政和民力的壓力，河北禁軍主力長期到糧食比較充足的京東地區就食，在宋遼邊境地區僅留很少部隊駐守。
在宋遼和平時期，這樣的部署既緩解了河北駐軍軍費對財政的壓力，又減少了雙方因誤判而造成的邊境衝突，保證了邊境地區長期的和平和安寧。可也導致了，宋朝的河北邊防長期形同虛設，很多重要防禦設施年久失修，一旦邊界形勢發生變化，爆發大規模戰爭，河北宋軍將非常被動。
不但如此，由於黃河河水中泥沙含量很重，其不斷的泛溢和改道使河北原有的塘泊淤積變淺，使河北地區原來的水網失去了之前存在的防禦功能。一旦北面的金人滅遼之後對宋朝翻臉，燕京以南幾乎是一馬平川。宋軍根本找不到有利地形，進行有效阻擊。特別是冬天黃河封凍時，女真鐵騎可以直抵東京城下。後來金兵攻宋時的河北戰局，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因此，宋徽宗就算不願意與遼人撕破臉皮，為了保障遼亡之後東京的安全，也必須奪取燕京及周邊地區，從而能夠依託燕山一帶險要地形，建立對金防線。而遼軍在抗金戰爭中屢戰屢敗，即便宋徽宗再顧及金人的威脅，也不可能幻想他們能幫宋朝守住北大門了，既然派兵北巡，就必然與遼人發生利益衝突，遼人的態度變化就不是他能掌控的了。
而童貫個人的貪功行徑，只是讓雙方的矛盾激化得更快更徹底而已。
其次，宋朝長期以來實行的軍事政策，使宋軍戰鬥力低下，不能適應與遼金這樣強大的對手作戰。
對於這一點，歷代宋史大家的研究成果太多了。
宋朝長期推行的崇文抑武、守內虛外、限制武將權力等政策確實保證了長期的內部穩定，但對武將的防範和犯忌，卻使宋軍戰鬥力低下，弊端叢生。不過，這些政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宋朝中後期在對西夏的戰爭中，朝廷也對既定的軍事制度採取了一些調整和折中，大量授予統軍大將全權，如李憲、章楶、童貫等人都得到過這樣的待遇。西北地方也出現了一些武將世家，“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情況有所轉變，西北禁軍的戰鬥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強。宋神宗以後直到宋徽宗朝，宋軍在西北戰場上的一系列勝利與這些轉變都不無關係。
宋代武士壁畫
然而，宋朝一些長期堅持的行之有效的軍事政策卻留下了巨大的隱患。寬待逃兵的政策就是其中之一。
宋朝對逃兵的政策是歷代最為寬鬆的。雖然法律條文中對逃兵的處罰非常嚴苛，但是在實際執法過程中卻留下諸多後門。政府規定，只要逃兵在規定期限內自首，還可以得到獎賞。到西元1109年，宋朝政府又出臺了“招誘逃亡廂、禁軍之法”，千方百計地招誘逃兵重新入伍。
在和平時期，這種優待逃兵的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一部分軍人流落民間，為害社會治安，甚至參加地方叛亂和農民起義。根據歷代的經驗，有作戰豐富經驗的軍人歷來是農民起義和叛亂武裝的骨幹力量之一。這也是終宋一朝，都沒有形成波及全國的農民起義和武裝叛亂的重要原因。
不過，所有政策有其一利，必有一弊。由於宋代普遍實行募兵制，很多人當兵就是為了掙那份軍餉。優待逃兵政策又讓其中很多人鑽了空子。士兵開了小差後，又在規定時間內“自首”回到軍營，不僅不會得到應有的懲罰，還有額外的獎勵，這就使得軍營中開小差成風，軍紀蕩然無存。
後人復原的宋代士兵3D建模
同時，各級軍官利用士兵逃亡的機會吃空餉；各部利用招誘逃兵的政策出高價挖友軍的牆角……這些都嚴重挫傷了宋軍的戰鬥力，敗壞了軍隊風氣。
加之，宋朝長期對農民起義、叛亂武裝和落草的盜匪實行招安政策，對接受招安的人給予一定官銜和待遇。其中相當一部分在軍隊安置，使得宋軍中混進了大量不良分子，平時欺壓百姓兇狠無比，打起仗來一哄而散，完全不聽號令。百姓恨之入骨。有人甚至編了個順口溜諷刺：“要當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這樣的軍隊在強大的遼、金軍隊面前不堪一擊也就不足為奇了。
影視劇中表現的宋徽宗被俘後場景
綜上所述，宋徽宗伐遼失敗和之後的靖康之難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任何在很長時間內成效顯著的好政策脫離了其適用的環境、技術、經濟和社會條件，都可能成為毀掉一個領導人、一個王朝、一個帝國的么蛾子。
而在宋末，這類政策顯現的正反兩方面的效果已十分明顯，影響也異常深遠，宋徽宗及其臣僚很長時間都不大可能解決。
所以，即便宋徽宗這次應對無誤，用人得當，也無法改變歷史的進程。
正如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指出的那樣，“夾攻也，援遼也，靜鎮也，三者俱無以自全。蓋宋至是而求免於女真也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