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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匡胤不殺士人:歷史上的“民主”高峰

這塊不殺士大夫的誓碑傳說, 首見於宋·葉夢得的《避暑漫抄》。

“藝祖受命之三年, 密鐫一碑, 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 謂之誓碑, 用銷金黃幔蔽之, 門鑰封閉甚嚴。 因勑有司, 自後時享(四時八節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 謁廟禮畢, 奏請恭讀誓詞。 獨一小黃門不識字者從, 餘皆遠立。 上至碑前, 再拜跪瞻默誦訖, 複再拜出。 群臣近侍, 皆不知所誓何事。 自後列聖相承, 皆踵故事。 靖康之變, 門皆洞開, 人得縱觀。 碑高七八尺, 闊四尺餘, 誓詞三行, 一雲:‘柴氏子孫, 有罪不得加刑, 縱犯謀逆, 止於獄內賜盡, 不得市曹刑戮, 亦不得連坐支屬。

’一雲:‘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一雲:‘子孫有渝此誓者, 天必殛之。 ’後建炎間, 曹勳自金回, 太上寄語, 祖上誓碑在太廟, 恐今天子不及知雲。 ”

開國皇帝發的誓, 對其繼承者應該是具有絕對權威和約束力的。

九百年前的趙匡胤, 敢立這塊不殺士人的石碑, 固然出於他萬世基業的考慮;其實, 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勢所必然的, 符應社會發展的行為。 中國人好說“時事造英雄, 英雄造時事”,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了。 趙匡胤要結束軍人對政治的干預, 也許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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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文官制度, 政治家治國

“槍桿子出政權”, 此乃我們大家都熟知的真理, 這句話只是半句, 另外半句, 應該是槍桿子固然可以出政權, 但這個政權絕不能再被槍桿子左右。 早在一千年前, 趙匡胤就身體力行做到了。 實行文官制度, 由政治家治國, 而不是軍事家治國, 便是趙匡胤執政的奮鬥目標。

誓碑雖小, 意義重大, 因為它極其明確地刻出了“不殺”二字, 也就給了實行這種文官制度的最起碼保障。

在此之前, 中國的士人, 包括文人、讀書人、知識份子, 是被統治者視為呼之即來、揮之則去的“跟班”, 是被權力擁有者視為用得著時用之, 用不著時甩之的“抹布”。 然而, 在這塊深藏於密室的誓碑上, 居然有一行字, 寫著:士人不可殺。 在此之前, 沒有一位皇帝這樣說, 在此之後, 也沒有一位皇帝這樣說, 所以, 這個趙匡胤, 了不起, 你得給他豎大拇指。

雖然, 趙宋王朝, 並非沒有殺過士人的紀錄, 雖然, 趙宋王朝, 並非沒有文字獄的惡政, 但是, 宋朝確實是殺士人較少的一朝、文字獄較少的一朝。 因此, 這誓碑意義非凡。

中國之文化精神, 其輝煌燦爛, 其博大精深, 其傳統悠久, 其生命力蓬勃, 是有超越歷史而萬劫不滅的能量。 視文化為民族生命,

視文人為國家棟樑, 乃有史記載的三千多年以來中國人的精神傳承。 中國沒有西方世界奉為國教的宗教傳統, 政教合一的統治架構, 中國人從來持泛神論的實用主義, 信仰不一, 供奉不專。 但不能因此得出結論, 五千年來, 中國人無信仰, 無宗教。 其實, 中國人的信仰, 就是文化, 中國人的宗教, 說到底也是文化。

中國, 作為一個國家, 敗弱過, 窮困過, 破碎過, 被人侵略得亡國過, 但之所以得以亡而不滅, 滅而重生;得以篳路藍縷, 走出絕境, 全在於支撐著我們精神的這顛撲不破, 歷久彌新的由方塊字組成的文化傳統。

在中國, 也許一段相當時間內, 文明, 會被抑制得喘不過氣;文化, 會被扼殺得了無生氣;文人, 會被箝制得萬馬俱瘖,

文學和文藝, 會被整肅到寸草不長, 顆粒無收。 但是, 這種誓碑上的精神傳承, 猶如橫亙在中原腹地的長江大河一樣, 枯水期再長, 也不會斷流。 中國人經過千年以上的摸索, 由昏沉蒙昧的黑夜, 走向啟迪覺醒的黎明, 趙匡胤順應了這樣的潮流。 故而王夫之在《宋論》中曾經說到這塊誓碑, “太祖勒石, 鎖置殿中, 使嗣君即位, 入內跪讀。 其戒有三, 一, 保全柴氏子孫;二, 不殺士大夫, 三, 不加農田之賦。 嗚呼!若此三者, 不謂之盛德也不能。 ”

一個受到壓迫的人,方知不受壓迫之可貴,反之,一個壓迫慣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壓迫人,也難。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壓迫下,難以為文,難以為人,所以,他對趙匡胤的這項措施,評價極高。他為什麼說“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因為人的腦袋,只有一個,不等於韭菜。因此,趙匡胤這塊誓碑,基本能夠約束他的繼承者,給文人這點最起碼的安全保證。中國封建社會,一共有過三百多個皇帝,只有他發了不殺士人的誓,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強強也還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殺,或者儘量不殺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趙匡胤的這塊誓碑,有論者以為,不僅達到中國封建王朝全部歷史上的“民主”高峰,更有論者談及,還說明了昏君、庸君也許不把這種精神傳承放在心上,不等於明主、英主不把這種精神傳承不當回事。秦始皇焚書,醫藥的書,農林的書,他是不扔到火堆裡去的。這說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殺文人,滅絕文化時,他作為一個中國人,這種血脈傳承的精神淵源,也還在起著作用。除非他已經是畜生、是野獸,否則,總會存有一絲一縷的考慮。

兩宋王朝對文化人的優容

在中國歷史上,有宋一代,對於文人比較優容,也比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始源,是與這塊在建隆三年(963)所立的誓碑分不開的。

關心文學史,對於唐宋文人稍有所知的讀者,一定會瞭解宋代對文人授官之高、任職之崇、地位之隆、聲名之熾,勝於前朝。以唐宋八大家為例,唐授韓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職,相當於省市一級,甚至不過地市一級。而歐陽修、蘇軾的官位,大抵相當於省部級,而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進入中樞決策層面的要員。這就是王夫之對趙匡胤所讚美的“不謂之盛德也不能”了。

崇文抑武,在趙匡胤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為尿壺的漢高祖做不到;動不動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連唐太宗也做不到;因為,李世民征討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這是他必然排序,也是歷代最高統治者的必然選擇。而趙匡胤能作出歷朝歷代都未有過的改變,應該是他總結了唐末至五代的二百年間頻仍戰亂的歷史經驗。

陳橋兵變當上皇帝以後,如何改變唐末至五代以來,各地藩鎮節度,相互割據,軍人統領行政,胡作非為的弊端,如何消除動輒刀槍相見,兵燹成災,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亂的敗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經對趙普感慨過,“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個文臣的貪濁,其危害性也不如一個將領的作惡。所以他下決心要用文人治國理政,於是,就有這塊誓碑,雖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證,但卻給文人從政為官、發揮才幹、敢於直言、恪盡厥職,創造出寬鬆的氛圍、良好的環境。

據說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舉以後,站在午門城樓上看新科進士魚貫進入朝堂,對左右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其實唐朝每次科舉的錄取率僅為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進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年間,進士登科者十萬多人。這充分說明趙匡胤是下決心要實行文官制度的,為此,他在選拔人才上、儲備人才上,採取兼收並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間,實施最公平的擇優錄取的方針。

兩宋王朝對於文化人的優容,這塊誓碑起到極大的作用。第一,因系太祖所立,具有國家法律的權威;第二,趙匡胤為趙氏家族的開國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箝束整個家族的契約力量;第三,圍繞誓碑的神秘設施,神聖儀式,以及讖語咀咒,對後世繼承人的阻嚇作用,是毫無疑義的。在中國,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這樣器識的最高權力擁有者,敢於作出以碑刻這種不易磨滅的方式,作出誓言承諾,不得殺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

一個受到壓迫的人,方知不受壓迫之可貴,反之,一個壓迫慣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壓迫人,也難。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壓迫下,難以為文,難以為人,所以,他對趙匡胤的這項措施,評價極高。他為什麼說“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因為人的腦袋,只有一個,不等於韭菜。因此,趙匡胤這塊誓碑,基本能夠約束他的繼承者,給文人這點最起碼的安全保證。中國封建社會,一共有過三百多個皇帝,只有他發了不殺士人的誓,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強強也還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殺,或者儘量不殺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趙匡胤的這塊誓碑,有論者以為,不僅達到中國封建王朝全部歷史上的“民主”高峰,更有論者談及,還說明了昏君、庸君也許不把這種精神傳承放在心上,不等於明主、英主不把這種精神傳承不當回事。秦始皇焚書,醫藥的書,農林的書,他是不扔到火堆裡去的。這說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殺文人,滅絕文化時,他作為一個中國人,這種血脈傳承的精神淵源,也還在起著作用。除非他已經是畜生、是野獸,否則,總會存有一絲一縷的考慮。

兩宋王朝對文化人的優容

在中國歷史上,有宋一代,對於文人比較優容,也比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始源,是與這塊在建隆三年(963)所立的誓碑分不開的。

關心文學史,對於唐宋文人稍有所知的讀者,一定會瞭解宋代對文人授官之高、任職之崇、地位之隆、聲名之熾,勝於前朝。以唐宋八大家為例,唐授韓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職,相當於省市一級,甚至不過地市一級。而歐陽修、蘇軾的官位,大抵相當於省部級,而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等人,更是進入中樞決策層面的要員。這就是王夫之對趙匡胤所讚美的“不謂之盛德也不能”了。

崇文抑武,在趙匡胤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為尿壺的漢高祖做不到;動不動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連唐太宗也做不到;因為,李世民征討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這是他必然排序,也是歷代最高統治者的必然選擇。而趙匡胤能作出歷朝歷代都未有過的改變,應該是他總結了唐末至五代的二百年間頻仍戰亂的歷史經驗。

陳橋兵變當上皇帝以後,如何改變唐末至五代以來,各地藩鎮節度,相互割據,軍人統領行政,胡作非為的弊端,如何消除動輒刀槍相見,兵燹成災,中央操控不了,天下大亂的敗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經對趙普感慨過,“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個文臣的貪濁,其危害性也不如一個將領的作惡。所以他下決心要用文人治國理政,於是,就有這塊誓碑,雖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證,但卻給文人從政為官、發揮才幹、敢於直言、恪盡厥職,創造出寬鬆的氛圍、良好的環境。

據說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舉以後,站在午門城樓上看新科進士魚貫進入朝堂,對左右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其實唐朝每次科舉的錄取率僅為宋朝的十分之一。唐二百多年,進士登科者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年間,進士登科者十萬多人。這充分說明趙匡胤是下決心要實行文官制度的,為此,他在選拔人才上、儲備人才上,採取兼收並蓄,多多益善的政策。而且直接取之民間,實施最公平的擇優錄取的方針。

兩宋王朝對於文化人的優容,這塊誓碑起到極大的作用。第一,因系太祖所立,具有國家法律的權威;第二,趙匡胤為趙氏家族的開國之君,他所立的誓碑,自然也就有箝束整個家族的契約力量;第三,圍繞誓碑的神秘設施,神聖儀式,以及讖語咀咒,對後世繼承人的阻嚇作用,是毫無疑義的。在中國,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這樣器識的最高權力擁有者,敢於作出以碑刻這種不易磨滅的方式,作出誓言承諾,不得殺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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