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繼光在薊[jì]州創造的戰術， 可以稱之為“步兵軍官的各兵種協同”。 要對這種戰術作出評論， 必須顧及他所受到的各種條件的限制。 當時， 現代化的武器傳入不久， 而北方士兵的素質 又極不理想， 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來自南方的舊部， 為數約一個旅左右。 他把這一個旅的兵力作了適當的配置， 並以此為全軍的核心， 以防禦蒙古的10萬鐵騎突然來襲。
抗倭[wō]戰爭中使用的“鴛鴦陣”， 是一種以小股步兵為主的戰術， 目的在於對付海寇並適應南方的地形特點。 而薊[jì]州軍鎮的任務是防禦蒙古的大部隊騎兵， 因而這種在“鴛鴦陣”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新技術也就初具了各兵種協同作戰的規模。
戰車的使用成為這種戰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種戰車的性能以防禦為主。 形狀和民間的大車相似。 所不同之處， 在於民間的大車的車箱兩側各有箱板， 而這種戰車只有8片可以折疊的屏風，
一輛戰車裝載“佛朗機”輕炮兩門。 用今天的標準來看， 這種歐洲式的火器只能算做大口徑的火槍而不能算做炮。 它以青銅或鑄鐵鑄成， 長度自3尺至7尺不等， 口徑則小於2寸， 從炮口裝入鉛彈。 最大型的佛朗機， 射程為2000尺。 通常這種火炮以及輔助火炮的鳥銃都在戰車上屏風後發射鉛彈， 屏風開洞以為鉛彈的出口。
士兵20人配屬於戰車一輛。 其中10人直接附屬於戰車， 任務為施放佛朗機。 另外10人就是戚繼光所強調的“殺手”， 任務為以藤牌， 鏜鈀和長柄單刀迎敵。 殺手班的距離和戰車保持在25尺以內， 他們如果前進， 戰車也隨之而推進。
其他步兵部隊仍然使用鴛鴦陣的戰術， 稍有差異的是藤牌手應當匍匐前進砍斫[zhuó]敵人的馬蹄， 長槍手則主要在於挑刺敵軍使之落馬，
這一混成旅有騎兵3000人， 步兵4000人， 重戰車128輛， 輕戰車216輛。 迎敵時騎兵在前阻擋敵人， 使戰車得以有充裕的時間構成戰鬥隊形。 當敵軍逼近， 騎兵就退入戰車陣內。 敵騎數在一百以下， 混成旅拒不接戰， 只有來犯的大批敵騎進入火器的射程中約250尺時， 佛朗機、鳥銃和火箭等才同時施放。
混成旅也可能攜帶重炮， 其中之一俗稱“大將軍”。 這種重炮重1000斤， 以騾車裝運， 點放時則需使用大木楔入地面使本身固定。 炮筒內不用彈丸， 而以小鐵球和石塊緊緊填實， 作用是在零距離大量殺傷敵軍人馬， 炮手在點燒火藥以後也要跳進附近的工事裡以避免受傷。
當火器的威力發揮以後，
這樣一種經過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戰術， 由於不久以後本朝即與蒙古人和解， 所以並沒有經過實戰的嚴格考驗， 也沒有在軍事歷史上發生決定性的影響， 從純粹軍事的角度來說， 這個結果多少是有所遺憾的。
戚繼光出任薊[jì]州總兵不到3年，俺答就放棄了騷擾政策，立誓不再入犯，而且約束所有的部落，以作為接受津貼和互市的條件。其時只有東部土蠻各部落不受約束，仍然和遼東的李成梁部隊不時交鋒，偶然也有小股部隊和薊[jì]州軍發生接觸，但已與大局無關。
俺答雖稱“封貢”，其和局能否持久，廷臣誰也沒有把握。因之此時仍有主戰派。如譚綸即主張積蓄力量，作大規模的主動出擊，以徹底消滅蒙古人的攻擊力量。這樣大規模的總體行動，卻需要舉朝文武真正的協同一致，而且要承擔可能發生的風險。因之張居正就無意于採納譚綸的建議。他給戚繼光的信上說：“賊不得入，即為上功。薊[jì]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
張居正並不是沒有雄心壯志，但是他看得到自己的弱點。即如戚繼光在薊[jì]州最大的困難就是北兵與南兵的摻雜。他對南兵可以繩以紀律，並能指揮如意，而對北兵則無法作這樣嚴格的要求。他曾經打算以經過他訓練的官兵作教導隊，去訓練其他部隊，此事未能如願。他又要求再調兩萬名浙兵，也未被批准，而此時仍有南北兵間極不相容的情況，可見他的處境不佳。
邊境的戰爭既然暫時平息，練兵活動也不再像在南方的時候那麼緊張，戚繼光於是提議派遣北兵修築長城。北京一帶的“邊牆”原為明初大將徐達等所築。戚繼光建議增造“空心堡壘”，以增加防禦功能。他最初計畫以250人組成一個工兵營，每營在一年內建造堡壘70座。薊[jì]州全境內建造的堡壘總數原定為3000座，後來批准施工的為1200座，同時修造的時間也未如原議，竟綿延十載才全部竣工。這種築成的堡壘，其標準規格為3層，台頂見方12尺，可駐守30－50名士兵。建築材料磚石灰泥等等大部由從事修築的北兵自製，政府只發給少數款項作為接濟。築成以後，經常駐守的任務由南兵擔任，北兵由於餉項不足，只能以各種方式營生自給。全部提案遭到北方軍官的強烈反對，只是由於張居正的全力支持才開工修築如議。張居正去世以後，他一生的經營大部付之流水，惟有在這邊牆上林立的堡壘才是他留下的永久性的貢獻。
這種營造和防禦政策，把兵力分散配備在這樣長的防禦線上，歸根結底仍由當時的供應制度所迫致。假使沒有這種情形，而戚繼光有選擇的自由，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採取攻勢，創造流動性的戰術。他在留下的詩文中曾再三表示過這種願望。
戚繼光任薊[jì]州總兵前後達15年，等於前任10人任期的總和。他是一個不知疲倦的人，喜愛操練、閱兵、舉行各種典禮和向部下訓話。這些活動使他有機會在全軍將士面前顯示他體格強壯，動作敏捷。在對部下將領講解各種近戰武器的利弊時，他有一次當場命令一個下級軍官用軍刀對他作攻擊，而他則持長槍防禦。他經常巡視各部，一次馳馬到長城以外20裡，周圍沒有一個侍衛。他還親自攀著懸繩登上設在絕壁上的觀察所。身為高級將領還具備這樣的體力與作風使他引以自豪。
在繁忙的軍務之中，他還抽空寫作他的軍事著作和詩文。他的第二部軍事著作題為《練兵實紀》，刊印於1571年。9年之後又刊印了他的詩文集《止止堂集》。
中國的古典詩歌，如果用沖淡自然的語言表現出深切或激動的情緒，就謂之含蓄；如果用棱角分明的粗線條勾畫出不受拘束的氣概，則謂之豪放。戚繼光的詩歌達不到這樣的境界，帶給讀者的感覺只是拘束和平庸。好在也沒有人用上述的標準來權量詩人戚繼光。一般看來，出身于武舉的將領，大半生都在戎馬倥傯[kǒng zǒng]之中，除了“少好讀書”的俞大猷[yóu]之外，戚繼光的文章造詣已無與倫比。在平常的談話中，他可以隨口引用儒家的經典和史書上的教訓，以此，文官們對他刮目相看，認為他不是樊噲[kuài]式的武人。等到他的官階越來越高，就有更多的文官把他引為同類，在一起飲酒賦詩，往來酬對。當時的文苑班頭王世貞和戚繼光的交情就非同泛泛，在他的文集中有兩篇送給戚帥的壽序，並且還為《紀效新書》和《止止堂集》作序。
和戚繼光同時代的武人，沒有人能夠建立如此輝煌的功業。他從來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範圍內，他已經做到至矣盡矣。為此，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種榮譽。即以官位而論，身居總兵，也已登峰造極。因為本朝的成例不允許一個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權，即使再有升遷，也不過是增加官俸和官銜。如果說還有遺憾，乃是他沒有被封為伯爵。而這一高位，除了照例授予皇帝的岳父以外，只有建立了匡危扶傾的不世殊勳才能獲得。
也歡迎您加入我們的讀書會，即有機會參與線下的讀書俱樂部活動，和更多的朋友一起交流讀書心得體會，讓讀書更有樂趣意義！我們明天再見！
戚繼光出任薊[jì]州總兵不到3年，俺答就放棄了騷擾政策，立誓不再入犯，而且約束所有的部落，以作為接受津貼和互市的條件。其時只有東部土蠻各部落不受約束，仍然和遼東的李成梁部隊不時交鋒，偶然也有小股部隊和薊[jì]州軍發生接觸，但已與大局無關。
俺答雖稱“封貢”，其和局能否持久，廷臣誰也沒有把握。因之此時仍有主戰派。如譚綸即主張積蓄力量，作大規模的主動出擊，以徹底消滅蒙古人的攻擊力量。這樣大規模的總體行動，卻需要舉朝文武真正的協同一致，而且要承擔可能發生的風險。因之張居正就無意于採納譚綸的建議。他給戚繼光的信上說：“賊不得入，即為上功。薊[jì]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
張居正並不是沒有雄心壯志，但是他看得到自己的弱點。即如戚繼光在薊[jì]州最大的困難就是北兵與南兵的摻雜。他對南兵可以繩以紀律，並能指揮如意，而對北兵則無法作這樣嚴格的要求。他曾經打算以經過他訓練的官兵作教導隊，去訓練其他部隊，此事未能如願。他又要求再調兩萬名浙兵，也未被批准，而此時仍有南北兵間極不相容的情況，可見他的處境不佳。
邊境的戰爭既然暫時平息，練兵活動也不再像在南方的時候那麼緊張，戚繼光於是提議派遣北兵修築長城。北京一帶的“邊牆”原為明初大將徐達等所築。戚繼光建議增造“空心堡壘”，以增加防禦功能。他最初計畫以250人組成一個工兵營，每營在一年內建造堡壘70座。薊[jì]州全境內建造的堡壘總數原定為3000座，後來批准施工的為1200座，同時修造的時間也未如原議，竟綿延十載才全部竣工。這種築成的堡壘，其標準規格為3層，台頂見方12尺，可駐守30－50名士兵。建築材料磚石灰泥等等大部由從事修築的北兵自製，政府只發給少數款項作為接濟。築成以後，經常駐守的任務由南兵擔任，北兵由於餉項不足，只能以各種方式營生自給。全部提案遭到北方軍官的強烈反對，只是由於張居正的全力支持才開工修築如議。張居正去世以後，他一生的經營大部付之流水，惟有在這邊牆上林立的堡壘才是他留下的永久性的貢獻。
這種營造和防禦政策，把兵力分散配備在這樣長的防禦線上，歸根結底仍由當時的供應制度所迫致。假使沒有這種情形，而戚繼光有選擇的自由，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採取攻勢，創造流動性的戰術。他在留下的詩文中曾再三表示過這種願望。
戚繼光任薊[jì]州總兵前後達15年，等於前任10人任期的總和。他是一個不知疲倦的人，喜愛操練、閱兵、舉行各種典禮和向部下訓話。這些活動使他有機會在全軍將士面前顯示他體格強壯，動作敏捷。在對部下將領講解各種近戰武器的利弊時，他有一次當場命令一個下級軍官用軍刀對他作攻擊，而他則持長槍防禦。他經常巡視各部，一次馳馬到長城以外20裡，周圍沒有一個侍衛。他還親自攀著懸繩登上設在絕壁上的觀察所。身為高級將領還具備這樣的體力與作風使他引以自豪。
在繁忙的軍務之中，他還抽空寫作他的軍事著作和詩文。他的第二部軍事著作題為《練兵實紀》，刊印於1571年。9年之後又刊印了他的詩文集《止止堂集》。
中國的古典詩歌，如果用沖淡自然的語言表現出深切或激動的情緒，就謂之含蓄；如果用棱角分明的粗線條勾畫出不受拘束的氣概，則謂之豪放。戚繼光的詩歌達不到這樣的境界，帶給讀者的感覺只是拘束和平庸。好在也沒有人用上述的標準來權量詩人戚繼光。一般看來，出身于武舉的將領，大半生都在戎馬倥傯[kǒng zǒng]之中，除了“少好讀書”的俞大猷[yóu]之外，戚繼光的文章造詣已無與倫比。在平常的談話中，他可以隨口引用儒家的經典和史書上的教訓，以此，文官們對他刮目相看，認為他不是樊噲[kuài]式的武人。等到他的官階越來越高，就有更多的文官把他引為同類，在一起飲酒賦詩，往來酬對。當時的文苑班頭王世貞和戚繼光的交情就非同泛泛，在他的文集中有兩篇送給戚帥的壽序，並且還為《紀效新書》和《止止堂集》作序。
和戚繼光同時代的武人，沒有人能夠建立如此輝煌的功業。他從來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範圍內，他已經做到至矣盡矣。為此，他得到了武官所能得到的各種榮譽。即以官位而論，身居總兵，也已登峰造極。因為本朝的成例不允許一個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權，即使再有升遷，也不過是增加官俸和官銜。如果說還有遺憾，乃是他沒有被封為伯爵。而這一高位，除了照例授予皇帝的岳父以外，只有建立了匡危扶傾的不世殊勳才能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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