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期間， 積極進行長征前的準備工作
1934年春末， 由於受王明“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的影響，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連連失利。
劉少奇到福建省委駐地長汀後， 面對十分被動的軍事局面， 在他自己職權範圍內， 做了許多工作。 他通過調查， 及時召開省委會議， 對各項工作做出了部署：組織並武裝蘇區人民抗擊敵軍進攻， 各地廣泛建立群眾武裝， 配合正規軍作戰；動員群眾參軍參戰，
9月， 蘇區經歷了一年的第五次反“圍剿”， 形勢十分嚴峻。 國民黨軍隊將要攻入中央蘇區的局勢也十分明顯。 這時， 劉少奇主持中共福建省委活動分子會議。 他從實際出發， 預先做出了敵軍攻入中央蘇區後的工作部署：福建省委今後要加強獨立領導， 劃分小行政區， 實行幹部地方化， 準備被敵人割斷聯繫時能獨立作戰；加強地方武裝， 普遍成立獨立團、獨立營或遊擊隊， 開展廣泛的遊擊戰爭；建立秘密黨組織和工作網；著手打遊擊戰爭的準備。
劉少奇到瑞金時， 中央和蘇維埃機關都忙於做大搬家之前的準備工作。 對於搬運機器跟隨紅軍主力部隊轉移的問題， 劉少奇曾提出：掩埋機器， 輕裝行軍。 但是， “左”傾錯誤路線的執行者根本不考慮劉少奇的這個意見， 仍然決定由工人搬運機器， 由紅軍主力部隊掩護行軍， 使紅軍的戰略轉移變成了大搬家。 在敵軍重重圍堵和猛烈進攻下， 紅軍主力部隊損失慘重， 後來不得不接受毛澤東的意見， 甩掉一切包袱， 輕裝行軍。 一些機器不得不忍痛毀掉。
長征前， 劉少奇做地方領導工作時， 表現出了他沉穩、細緻、有預見性的工作風格。
二、先後參與軍團領導工作， 抓思想政治教育
在中央錯誤路線的領導下，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 紅軍損失慘重。 1934年10月初， 中共中央決定實行戰略大轉移， 撤出江西蘇區。 10月10日， 劉少奇隨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 踏上了長征之路。
長征前， 劉少奇已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又一直是黨內有名的工運領袖和白區的黨務工作者， 在黨內有很高的政治地位。 長征初期， 劉少奇被編入部隊擔任政治工作。 他先後擔任紅八軍團和紅五軍團中共中央代表、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 參與軍團的領導工作， 抓思想政治教育， 督促軍團實施黨的命令和指示。
首先，任紅八軍團中共中央代表。1934年10月22日，當紅軍突破國民黨軍在贛南設置的第一道封鎖線時，劉少奇接到周恩來、博古（秦邦憲）電令：“劉少奇參加中央紅軍第八軍團領導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1]P137於是在行軍途中前去上任。
紅八軍團是中央紅軍突圍前夕，即1934年9月組成的主力部隊。軍團長為周昆，政治委員為黃甦，擔任著紅軍長征的側後衛。劉少奇到達紅八軍團後，一面同大家每日一起艱苦行軍，一面以他特有的嚴謹作風督促檢查各項工作。如充實部隊的黨組織，安排一些幹部到連隊去當支部書記，加強党的領導，進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動員工作。但是，這個軍團畢竟是新編成的，新兵多，立即投入到激烈的戰鬥中，減員嚴重。特別是在突破第三道封鎖線後，減員更嚴重。在湘江戰役中，紅八軍團的戰鬥力本來就較弱，但擔負的戰鬥任務卻不輕。劉少奇沉著鎮定，實事求是，善於在實踐中學習。他根據敵我情況，與軍團長周昆、軍團政委黃甦一起商量後，恰當使用兵力，使本來戰鬥力比較弱的紅八軍團，完成了上級交給的作戰任務。他還同周昆、黃甦一起到前線去直接指揮。按當時的作戰要求，紅八軍團在掩護中央機關過湘江的同時，本部隊也要邊打邊撤。劉少奇既要指揮部隊完成掩護任務，又要組織部隊強渡湘江，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劉少奇在組織完成這個系統工程中，展現了自己的領導才幹。
強渡湘江後，紅八軍團損失嚴重，由原來的7000多人，減員至1000多人。對此，劉少奇特別注意安排好各部隊的基層領導幹部，他把瞭解、安排幹部的重點，放在了連、排一級。行軍中，他逐個找擬定使用的幹部談話，鼓勵他們做好工作。新安排的幹部，往往經驗不足，劉少奇就親自去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當時，軍團領導幹部備有馬匹，但劉少奇從來不騎，而是把馬讓給傷患騎。莫文驊曾回憶自己在紅八軍團的經歷時說：長征開始前，我由五軍團調到八軍團，擔任八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我是在突破第一道封鎖線時，在行軍途中才認識劉少奇的。那時他穿著一身普通軍服，有時騎馬，有時步行。我因為做團隊的宣傳鼓動工作，跑前跑後，很快就認識了劉少奇。一天，因我跑路多，腳上起了泡，感染後腳腫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劉少奇看見了，執意要把他騎的馬讓給我騎。開始我覺得少奇是中央首長，我怎麼能騎首長的馬呢？後來又想到腿腳一時好不了，不能走路就會掉隊，一旦掉了隊，就有被俘的危險，想到這些我就接受了。“在這樣困難的時候，少奇同志給我這匹馬，的確是雪中送炭，這不僅是對我的關懷，也是對我們工作的支持”[2]。他在《二十年打個來回》一書中說道。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黎平縣城召開會議，劉少奇出席，參加討論中央紅軍戰略行動方針問題。他和多數同志一起支持毛澤東繼續向貴州西北地方前進的正確主張，否決了博古、李德等北上湘西的意見。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關於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決定》，決定紅軍繼續向黔西北前進。這次會議還決定：到了遵義地區後，要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這次會議成為“左”傾軍事路線徹底終結的前奏曲。
其次，任紅五軍團中共中央代表。黎平會議結束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緊縮機關，充實戰鬥部隊，撤銷了在行軍作戰中傷亡減員巨大的紅八軍團番號，將剩餘人員全部編入紅五軍團。與此同時，軍委第一、第二縱隊合編為軍委縱隊，原紅五軍團的黨中央代表陳雲改任軍委縱隊政治委員，劉少奇便轉任紅五軍團的黨中央代表。
鑒於情況嚴重，劉少奇到紅五軍團的第一個重要任務是對全部隊實行輕裝。湘江戰役已經證明，背著許多物資，搞“大搬家”式的行軍，會導致全軍覆滅。在毛澤東的力爭下，中革軍委同意全體紅軍輕裝行軍。劉少奇接到這個命令後，非常擁護，立即在紅五軍團做輕裝的工作。劉少奇向全體幹部戰士講清這樣的道理：紅軍今天主動丟掉一些物資，是為了今後發展壯大起來後，得到更多的物資。劉少奇自己帶頭，組織部隊清理所有需要丟掉的物資及多餘的檔，集中起來全部燒毀。經過徹底輕裝，紅五軍團的行軍負擔減輕了，戰鬥力增強了。
這段日子，是紅軍處境極為艱難且非常痛苦的時期，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的劉少奇目睹了推行“左”傾路線的領導人幾乎已經把革命引向絕境，也異常焦急，同時也為他隨後在遵義會議上堅決支持以毛澤東為首的正確路線確定了思想基礎。
再次，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1935年2月，劉少奇被調往紅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擔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當時，紅三軍團的團長是彭德懷，政治委員是楊尚昆。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都比他們高，資格也更老，為了工作需要，劉少奇到任後就積極地抓政治思想工作。
劉少奇來到紅三軍團後，彭德懷首先向劉少奇詳細介紹了紅三軍團在湘贛地區的革命活動、攻打中心城市長沙以及長征初期軍團受挫的情況。接著他批評“左”傾機會主義者是“崽賣爺田不心疼”。他還向劉少奇如實講述了當前紅三軍團戰士因無根據地作戰而普遍存在的思想問題。他說：“現在部隊的普遍情緒，是不怕打仗陣亡，就怕負傷，不怕急行軍、夜行軍，就怕害病掉隊，這是沒有根據地作戰的反映。”[3]P217正因為如此，大家對遵義會議決定北渡長江，到川西建立新根據地都非常擁護。
劉少奇對彭德懷所反映的情況和意見高度重視，立即著手解決。1935年3月上旬，三軍團在貴州鴨溪召開團以上政工幹部工作座談會，研究幹部和戰士的思想情況。劉少奇在會上“就黨的支部工作、幹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設問題作了發言。”[4]P38會後劉少奇將紅三軍團幹部戰士的思想情況，寫成文字材料，向中央作了彙報。
王平將軍回憶：劉少奇重視政治工作，在長征中曾專門召集政工幹部開會，討論如何做好政治工作。他講話的時候，喜歡離開講臺，到聽眾跟前，不時地問個“對不對？”“是不是？”別人發言的時候，他喜歡插話，有時發揮起來，講個沒完，而大家都願意聽。他過事不忘。記憶力很強。[5]P58
自劉少奇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以後，紅三軍團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進一步加強，糾正了當時軍團內嚴重存在的消極畏難情緒，統一了軍團內全體紅軍戰士的思想和行動，極大地鼓舞了紅軍戰士的革命士氣，凸顯了遵義會議的正確和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強大威力。
三、遵義會議上堅決支持毛澤東，批評王明“左”傾錯誤路線
隨著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初期的嚴重損失，越來越引起許多幹部對“左”傾錯誤領導者的不滿，紛紛要求改變當前的領導。為了挽救党和紅軍的危機，1935年1月中旬，黨中央在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檢查黨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
會議前夕，劉少奇正隨紅五軍團行動，所以負責這次會議組織工作的周恩來打電報給他和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電謂：“卓然、少奇：十五日開政治局會議，你們應於明十四日來遵義城。”[1]P139劉少奇接到開會通知後，按時趕到遵義城出席了此次會議。
會上，博古作了關於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紅軍不能粉碎第五次“圍剿”的各種客觀原因，以此來掩蓋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針對博古的報告，毛澤東作了長篇重要發言，尖銳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所犯的一系列嚴重錯誤，批評了博古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要歸結于敵強我弱的客觀因素的錯誤觀點，同時還斥責了李德不懂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不從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出發，只知道紙上談兵。接著，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等相繼發言，同意毛澤東的意見。
劉少奇也在會上發言，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1]P139，揭露和批評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劉少奇過去長期在白區工作，因堅持黨在白區工作的正確方針，屢次遭到“左”傾機會主義的打擊。例如1932年劉少奇在上海領導工人罷工鬥爭中,就因堅持正確鬥爭方針,而被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撤銷了中央職工部部長的職務。劉少奇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後,對根據地內推行的一些“左”的政策,仍表示了不滿。他強調實事求是,提倡並帶領幹部深入基層作調查研究,反對浮誇作風。因而，他對“左”傾錯誤的危害是有切身體會和深刻認識的。
在會上，劉少奇還提出了政治路線問題，要求中央作出全面檢討。他指出，四中全會以來，中央在蘇區工作上犯了嚴重錯誤，尤其是在軍事戰略戰術等方面；中央在白區工作上同樣犯了嚴重錯誤，導致白區工人運動和黨的組織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和損失。他強調這不是個別的錯誤，要求中央作出全面檢討。檢查四中全會以來，特別是五中全會後，白區和蘇區黨的路線是否正確。“四中全會以來，白區工作也犯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導致白區職工運動乃至党的組織的瓦解，特別是五中全會後，白區和蘇區黨的路線是否正確，要求中央作出全面檢討和改正。”[6]P269因為當時會議需要急迫解決的是軍事路線問題，加之出於維護黨內統一戰線戰略的考慮，對於政治路線問題未能展開討論。但劉少奇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反映了他深刻的洞察力與政治上的敏銳和勇氣。這個問題是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以後，在瓦窯堡會議上解決的。
劉少奇在遵義會議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遵義會議上劉少奇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抨擊“左”傾錯誤，當時毛澤東也需要這種支援。在事隔多年之後，對於劉少奇在遵義會議上的積極表現，毛澤東的讚美之詞仍溢於言表：“在遵義會議上，他（劉少奇）表現還是不錯的，在那個時候還是很寶貴的。”[7]P231980年5月17日，鄧小平在追悼劉少奇的悼詞中稱：“1935年1月，在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遵義會議上，劉少奇同志堅定地支持了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正確路線。”[8]王首道在追念劉少奇的文章中指出，在遵義會議上，“少奇同志堅決支持了確立毛澤東同志在中央的正確領導”[9]P4。當時在中共中央工作的吳亮也回憶說：“少奇同志參加了遵義會議，在會上支持毛澤東同志，起了不小作用”[10]。可見，在最關鍵時刻，劉少奇堅持站在真理一邊，支持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確路線。正是由於劉少奇等人的大力支持，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党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實現了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
遵義會議結束後，中央紅軍各部在緊張的行軍作戰途中，先後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1月下旬，劉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紅五軍團也傳達了會議精神。據紅五軍團幹部謝良回憶，“這一天，在軍團長董振堂的陪同下，在五軍團駐地召開的排以上幹部會議上，劉少奇傳達了遵義會議召開的情況和會議決議的基本內容。”[4]P132當劉少奇以興奮的心情宣佈：黨中央最近在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左”傾錯誤的軍事領導，毛主席又回到中央領導崗位來時，會場上頓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劉少奇年譜》也記載：劉少奇“在傳達中說，最近紅軍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這都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排斥毛澤東同志的領導造成的。現在好了，毛澤東同志又回到中央來了，我們紅軍有希望了，我們黨有希望了，中國革命有希望了。”[1]P140傳達會後，劉少奇同董振堂到各連隊走訪、視察，鼓舞紅軍戰士相信毛澤東，相信中國革命一定會取得勝利。
四、堅決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積極支持黨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張
紅軍在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採取高度機動靈活的運動戰方針，扭轉了危局。劉少奇隨紅三軍團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翻越夾金山，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地區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這時，黨中央、毛澤東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和實際情況，決定紅軍繼續北上，創造川陝甘革命根據地。可是，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反對北上，主張紅軍向川康邊陲地區退卻。為此，發生了反對張國燾分裂党和紅軍的罪惡活動。
6月26日到28日，黨中央在兩河口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紅軍的戰略方針和行動方向問題。周恩來代表中央作報告，提出：紅軍決定到川陝甘去，那裡的地域條件好，便於紅軍機動；那裡曾有黨的組織和紅軍活動，群眾條件好；那裡農業發達，經濟條件也好，便於籌糧。因此，紅軍向川陝甘地區發展，是必要的。會上，大多數人支持這個方針，但是，張國燾卻持有不同意見。他主張紅軍要向川西北發展，佔領成都。他的意圖是把紅軍都控制在過去紅四方面軍的範圍內，這樣便於他掌握、控制全部紅軍主力部隊。
劉少奇在會上發言，堅決支持周恩來、毛澤東北上創建川陝甘根據地的正確意見，不同意張國燾南打成都的主張。他建議：應向部隊作宣傳解釋工作，說明戰略方針。他還分析了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和好處，認為川陝甘不僅地區遼闊，便於向東發展，而且有利於通過蒙古和新疆同共產國際取得聯繫。會議最後一致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的決定》。紅軍繼續集中主力向北進軍，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劉少奇的發言，在兩河口會議上還是有很大影響的，因為他代表著一個軍團的意見，他在關鍵時刻支持了毛澤東，對於中央最後粉碎張國燾分裂主義陰謀，起了重要作用。兩河口會議後，劉少奇離開紅三軍團，回到了中央。
由於張國燾不執行中央北進攻打松潘胡宗南部的作戰方針。後因敵情發生變化,紅軍不得不改經草地北上。
1935年7月中旬，紅軍進入四川松潘地區。鑒於長征中部隊的吃飯問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為了籌集糧食準備過草地，中央決定成立籌糧委員會，由劉少奇任主任，楊尚昆、曾傳六任副主任。劉少奇接受任務後，立即組織紅三軍團指戰員，在當地籌糧。松潘一帶是藏民區，地廣人稀，藏民因對紅軍缺乏瞭解，紛紛躲入深山老林，所以籌糧極為困難。劉少奇針對當地情況，親自制訂了籌糧政策，對指戰員們的征糧進行指導；同時劉少奇深入到當地藏民群眾中和上層人士中，做宣傳動員工作，發動藏民支援紅軍。這樣，在藏族同胞幫助下，總算籌到了能滿足部隊最低需要的糧食，完成了這一當時堪稱最為艱巨的任務。
在任籌糧委員會主任時，劉少奇還做了一件對紅軍來說非常重要的事，這就是：動員紅軍女幹部到各軍團去。在毛兒蓋準備過草地時，劉少奇預見到前面的路途將十分困難，過去集中在中央縱隊一起行軍的女同志將很難自己相互照顧。於是他向參加一方面軍長征的幾十個女同志作了動員，要他們分散到各個軍團去，如遇困難還可以由那些男同志幫助。事後證明，正是由於採取了這樣的措施，除了隨四方面軍南下的人以外，這些女同志都安全走過了艱難險惡的草地。許多長征過來的紅軍女幹部至今還常講：沒有劉少奇的這個辦法，我們可能走不過草地，也沒有今天。此後，三軍團改為紅三軍，軍長彭德懷，劉少奇不再擔任該軍的職務。
正當劉少奇緊張籌糧之際，他又被任命為紅軍學校政治部主任。由於行軍緊張，加上籌糧任務重，紅軍學校也處在緊張行軍之中，劉少奇實際上沒有到職。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任務和組織問題。劉少奇出席了這次會議。他在會上堅決支持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紅軍北上、建立根據地的主張，對張國燾分裂黨中央、分裂紅軍的行為進行了批評。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重申了紅軍主力北上，創建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方針。這次會議還強調，要保證党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紅一、四方面軍要加強團結。這次會後，中央決定將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混合編組，分為左路軍和右路軍，分兩路北上。劉少奇被編到右路軍，和毛澤東、周恩來，及中央機關一起行動。
8月下旬，劉少奇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及右路軍踏上了征服草地的艱難途程。青藏高原與四川盆地相連接的松潘草地，一望無際，不見山丘，不見樹木，沒有村舍，沒有道路，人跡罕至。劉少奇等領導人和右路軍指戰員在能陷沒人的沼澤泥潭中整整搏鬥了七八個晝夜，終於擺脫了茫茫草地的困苦和威脅，到達了巴西（今屬四川若爾蓋）。等待左路軍的到來，以便共同北上。
1935年9月2日，劉少奇出席在巴西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紅一方面軍的工作方針。他在會上發言，同意毛澤東作的關於紅一方面軍行動方針的報告，並認為紅一方面軍需要有較長時間的休息和整頓。還提出，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應該注意溶合兩個方面軍的寶貴經驗。這時，張國燾率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他拒絕北上，甚至要全部紅軍南下，並企圖危害中央。黨中央、毛澤東不得不決定率部單獨北上。劉少奇堅決擁護黨中央、毛澤東的正確決定，隨中央紅軍迅速向甘南前進，到達了俄界。
9月12日，黨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關於同張國燾的爭論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劉少奇與大家一致同意中央採取的步驟和繼續北上的戰略方針，贊成會議通過的《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
俄界會議後，劉少奇隨中央紅軍主力繼續北上，突破天險臘子口，越過六盤山高峰。在1935年10月19日，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起勝利到達陝北保安縣吳起鎮。至此，紅一方面軍歷時一年的長征勝利結束。劉少奇自始至終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走完了兩萬五千里的長征路。
到達陝北後，劉少奇連續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參與討論決定党和紅軍的戰略任務、行動方針、以及中央組織分工等問題。劉少奇被確定分管工會工作。11月7日，劉少奇出任新組建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西北執行局委員長。1936年春，劉少奇奉黨中央之命，從陝北到國民黨統治區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大力恢復和發展黨的白區工作，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劉少奇這顆在紅軍和赤色區域中經歷過鍛煉，走完萬里長征的白區星辰，又將再次在國民黨統治區裡閃爍出光輝。
參考文獻
[1]劉崇文、陳紹疇.《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2]莫文驊.《二十年打個來回》，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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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吳東峰.長征中的領袖素描《領導文萃》（下），2016(7).
[6] 陳松、黃先榮.《人民軍隊從這裡走向勝利》，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7] 劉愛琴.《我的父親劉少奇》，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8] 鄧小平.《在劉少奇同志追悼大會上致悼詞》，人民日報，1980-05-18.
[9] 王首道.追念劉少奇同志，《懷念劉少奇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10] 王雙梅.劉少奇是否在遵義會議上提出了政治路線錯誤的問題？《黨的文獻》，1996(6).
策 劃：羅 雄
文 字：李桂芳
圖文編輯：吳力斌
首先，任紅八軍團中共中央代表。1934年10月22日，當紅軍突破國民黨軍在贛南設置的第一道封鎖線時，劉少奇接到周恩來、博古（秦邦憲）電令：“劉少奇參加中央紅軍第八軍團領導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1]P137於是在行軍途中前去上任。
紅八軍團是中央紅軍突圍前夕，即1934年9月組成的主力部隊。軍團長為周昆，政治委員為黃甦，擔任著紅軍長征的側後衛。劉少奇到達紅八軍團後，一面同大家每日一起艱苦行軍，一面以他特有的嚴謹作風督促檢查各項工作。如充實部隊的黨組織，安排一些幹部到連隊去當支部書記，加強党的領導，進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動員工作。但是，這個軍團畢竟是新編成的，新兵多，立即投入到激烈的戰鬥中，減員嚴重。特別是在突破第三道封鎖線後，減員更嚴重。在湘江戰役中，紅八軍團的戰鬥力本來就較弱，但擔負的戰鬥任務卻不輕。劉少奇沉著鎮定，實事求是，善於在實踐中學習。他根據敵我情況，與軍團長周昆、軍團政委黃甦一起商量後，恰當使用兵力，使本來戰鬥力比較弱的紅八軍團，完成了上級交給的作戰任務。他還同周昆、黃甦一起到前線去直接指揮。按當時的作戰要求，紅八軍團在掩護中央機關過湘江的同時，本部隊也要邊打邊撤。劉少奇既要指揮部隊完成掩護任務，又要組織部隊強渡湘江，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劉少奇在組織完成這個系統工程中，展現了自己的領導才幹。
強渡湘江後，紅八軍團損失嚴重，由原來的7000多人，減員至1000多人。對此，劉少奇特別注意安排好各部隊的基層領導幹部，他把瞭解、安排幹部的重點，放在了連、排一級。行軍中，他逐個找擬定使用的幹部談話，鼓勵他們做好工作。新安排的幹部，往往經驗不足，劉少奇就親自去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當時，軍團領導幹部備有馬匹，但劉少奇從來不騎，而是把馬讓給傷患騎。莫文驊曾回憶自己在紅八軍團的經歷時說：長征開始前，我由五軍團調到八軍團，擔任八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我是在突破第一道封鎖線時，在行軍途中才認識劉少奇的。那時他穿著一身普通軍服，有時騎馬，有時步行。我因為做團隊的宣傳鼓動工作，跑前跑後，很快就認識了劉少奇。一天，因我跑路多，腳上起了泡，感染後腳腫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劉少奇看見了，執意要把他騎的馬讓給我騎。開始我覺得少奇是中央首長，我怎麼能騎首長的馬呢？後來又想到腿腳一時好不了，不能走路就會掉隊，一旦掉了隊，就有被俘的危險，想到這些我就接受了。“在這樣困難的時候，少奇同志給我這匹馬，的確是雪中送炭，這不僅是對我的關懷，也是對我們工作的支持”[2]。他在《二十年打個來回》一書中說道。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黎平縣城召開會議，劉少奇出席，參加討論中央紅軍戰略行動方針問題。他和多數同志一起支持毛澤東繼續向貴州西北地方前進的正確主張，否決了博古、李德等北上湘西的意見。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關於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決定》，決定紅軍繼續向黔西北前進。這次會議還決定：到了遵義地區後，要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這次會議成為“左”傾軍事路線徹底終結的前奏曲。
其次，任紅五軍團中共中央代表。黎平會議結束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緊縮機關，充實戰鬥部隊，撤銷了在行軍作戰中傷亡減員巨大的紅八軍團番號，將剩餘人員全部編入紅五軍團。與此同時，軍委第一、第二縱隊合編為軍委縱隊，原紅五軍團的黨中央代表陳雲改任軍委縱隊政治委員，劉少奇便轉任紅五軍團的黨中央代表。
鑒於情況嚴重，劉少奇到紅五軍團的第一個重要任務是對全部隊實行輕裝。湘江戰役已經證明，背著許多物資，搞“大搬家”式的行軍，會導致全軍覆滅。在毛澤東的力爭下，中革軍委同意全體紅軍輕裝行軍。劉少奇接到這個命令後，非常擁護，立即在紅五軍團做輕裝的工作。劉少奇向全體幹部戰士講清這樣的道理：紅軍今天主動丟掉一些物資，是為了今後發展壯大起來後，得到更多的物資。劉少奇自己帶頭，組織部隊清理所有需要丟掉的物資及多餘的檔，集中起來全部燒毀。經過徹底輕裝，紅五軍團的行軍負擔減輕了，戰鬥力增強了。
這段日子，是紅軍處境極為艱難且非常痛苦的時期，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的劉少奇目睹了推行“左”傾路線的領導人幾乎已經把革命引向絕境，也異常焦急，同時也為他隨後在遵義會議上堅決支持以毛澤東為首的正確路線確定了思想基礎。
再次，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1935年2月，劉少奇被調往紅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擔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當時，紅三軍團的團長是彭德懷，政治委員是楊尚昆。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都比他們高，資格也更老，為了工作需要，劉少奇到任後就積極地抓政治思想工作。
劉少奇來到紅三軍團後，彭德懷首先向劉少奇詳細介紹了紅三軍團在湘贛地區的革命活動、攻打中心城市長沙以及長征初期軍團受挫的情況。接著他批評“左”傾機會主義者是“崽賣爺田不心疼”。他還向劉少奇如實講述了當前紅三軍團戰士因無根據地作戰而普遍存在的思想問題。他說：“現在部隊的普遍情緒，是不怕打仗陣亡，就怕負傷，不怕急行軍、夜行軍，就怕害病掉隊，這是沒有根據地作戰的反映。”[3]P217正因為如此，大家對遵義會議決定北渡長江，到川西建立新根據地都非常擁護。
劉少奇對彭德懷所反映的情況和意見高度重視，立即著手解決。1935年3月上旬，三軍團在貴州鴨溪召開團以上政工幹部工作座談會，研究幹部和戰士的思想情況。劉少奇在會上“就黨的支部工作、幹部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設問題作了發言。”[4]P38會後劉少奇將紅三軍團幹部戰士的思想情況，寫成文字材料，向中央作了彙報。
王平將軍回憶：劉少奇重視政治工作，在長征中曾專門召集政工幹部開會，討論如何做好政治工作。他講話的時候，喜歡離開講臺，到聽眾跟前，不時地問個“對不對？”“是不是？”別人發言的時候，他喜歡插話，有時發揮起來，講個沒完，而大家都願意聽。他過事不忘。記憶力很強。[5]P58
自劉少奇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以後，紅三軍團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進一步加強，糾正了當時軍團內嚴重存在的消極畏難情緒，統一了軍團內全體紅軍戰士的思想和行動，極大地鼓舞了紅軍戰士的革命士氣，凸顯了遵義會議的正確和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強大威力。
三、遵義會議上堅決支持毛澤東，批評王明“左”傾錯誤路線
隨著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初期的嚴重損失，越來越引起許多幹部對“左”傾錯誤領導者的不滿，紛紛要求改變當前的領導。為了挽救党和紅軍的危機，1935年1月中旬，黨中央在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檢查黨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
會議前夕，劉少奇正隨紅五軍團行動，所以負責這次會議組織工作的周恩來打電報給他和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電謂：“卓然、少奇：十五日開政治局會議，你們應於明十四日來遵義城。”[1]P139劉少奇接到開會通知後，按時趕到遵義城出席了此次會議。
會上，博古作了關於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紅軍不能粉碎第五次“圍剿”的各種客觀原因，以此來掩蓋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針對博古的報告，毛澤東作了長篇重要發言，尖銳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所犯的一系列嚴重錯誤，批評了博古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主要歸結于敵強我弱的客觀因素的錯誤觀點，同時還斥責了李德不懂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不從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出發，只知道紙上談兵。接著，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等相繼發言，同意毛澤東的意見。
劉少奇也在會上發言，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1]P139，揭露和批評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劉少奇過去長期在白區工作，因堅持黨在白區工作的正確方針，屢次遭到“左”傾機會主義的打擊。例如1932年劉少奇在上海領導工人罷工鬥爭中,就因堅持正確鬥爭方針,而被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撤銷了中央職工部部長的職務。劉少奇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後,對根據地內推行的一些“左”的政策,仍表示了不滿。他強調實事求是,提倡並帶領幹部深入基層作調查研究,反對浮誇作風。因而，他對“左”傾錯誤的危害是有切身體會和深刻認識的。
在會上，劉少奇還提出了政治路線問題，要求中央作出全面檢討。他指出，四中全會以來，中央在蘇區工作上犯了嚴重錯誤，尤其是在軍事戰略戰術等方面；中央在白區工作上同樣犯了嚴重錯誤，導致白區工人運動和黨的組織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和損失。他強調這不是個別的錯誤，要求中央作出全面檢討。檢查四中全會以來，特別是五中全會後，白區和蘇區黨的路線是否正確。“四中全會以來，白區工作也犯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導致白區職工運動乃至党的組織的瓦解，特別是五中全會後，白區和蘇區黨的路線是否正確，要求中央作出全面檢討和改正。”[6]P269因為當時會議需要急迫解決的是軍事路線問題，加之出於維護黨內統一戰線戰略的考慮，對於政治路線問題未能展開討論。但劉少奇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反映了他深刻的洞察力與政治上的敏銳和勇氣。這個問題是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以後，在瓦窯堡會議上解決的。
劉少奇在遵義會議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遵義會議上劉少奇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抨擊“左”傾錯誤，當時毛澤東也需要這種支援。在事隔多年之後，對於劉少奇在遵義會議上的積極表現，毛澤東的讚美之詞仍溢於言表：“在遵義會議上，他（劉少奇）表現還是不錯的，在那個時候還是很寶貴的。”[7]P231980年5月17日，鄧小平在追悼劉少奇的悼詞中稱：“1935年1月，在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遵義會議上，劉少奇同志堅定地支持了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正確路線。”[8]王首道在追念劉少奇的文章中指出，在遵義會議上，“少奇同志堅決支持了確立毛澤東同志在中央的正確領導”[9]P4。當時在中共中央工作的吳亮也回憶說：“少奇同志參加了遵義會議，在會上支持毛澤東同志，起了不小作用”[10]。可見，在最關鍵時刻，劉少奇堅持站在真理一邊，支持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確路線。正是由於劉少奇等人的大力支持，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党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結束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實現了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
遵義會議結束後，中央紅軍各部在緊張的行軍作戰途中，先後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1月下旬，劉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紅五軍團也傳達了會議精神。據紅五軍團幹部謝良回憶，“這一天，在軍團長董振堂的陪同下，在五軍團駐地召開的排以上幹部會議上，劉少奇傳達了遵義會議召開的情況和會議決議的基本內容。”[4]P132當劉少奇以興奮的心情宣佈：黨中央最近在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左”傾錯誤的軍事領導，毛主席又回到中央領導崗位來時，會場上頓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劉少奇年譜》也記載：劉少奇“在傳達中說，最近紅軍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這都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排斥毛澤東同志的領導造成的。現在好了，毛澤東同志又回到中央來了，我們紅軍有希望了，我們黨有希望了，中國革命有希望了。”[1]P140傳達會後，劉少奇同董振堂到各連隊走訪、視察，鼓舞紅軍戰士相信毛澤東，相信中國革命一定會取得勝利。
四、堅決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積極支持黨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張
紅軍在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採取高度機動靈活的運動戰方針，扭轉了危局。劉少奇隨紅三軍團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翻越夾金山，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地區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這時，黨中央、毛澤東根據當時的政治形勢和實際情況，決定紅軍繼續北上，創造川陝甘革命根據地。可是，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反對北上，主張紅軍向川康邊陲地區退卻。為此，發生了反對張國燾分裂党和紅軍的罪惡活動。
6月26日到28日，黨中央在兩河口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紅軍的戰略方針和行動方向問題。周恩來代表中央作報告，提出：紅軍決定到川陝甘去，那裡的地域條件好，便於紅軍機動；那裡曾有黨的組織和紅軍活動，群眾條件好；那裡農業發達，經濟條件也好，便於籌糧。因此，紅軍向川陝甘地區發展，是必要的。會上，大多數人支持這個方針，但是，張國燾卻持有不同意見。他主張紅軍要向川西北發展，佔領成都。他的意圖是把紅軍都控制在過去紅四方面軍的範圍內，這樣便於他掌握、控制全部紅軍主力部隊。
劉少奇在會上發言，堅決支持周恩來、毛澤東北上創建川陝甘根據地的正確意見，不同意張國燾南打成都的主張。他建議：應向部隊作宣傳解釋工作，說明戰略方針。他還分析了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和好處，認為川陝甘不僅地區遼闊，便於向東發展，而且有利於通過蒙古和新疆同共產國際取得聯繫。會議最後一致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的決定》。紅軍繼續集中主力向北進軍，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劉少奇的發言，在兩河口會議上還是有很大影響的，因為他代表著一個軍團的意見，他在關鍵時刻支持了毛澤東，對於中央最後粉碎張國燾分裂主義陰謀，起了重要作用。兩河口會議後，劉少奇離開紅三軍團，回到了中央。
由於張國燾不執行中央北進攻打松潘胡宗南部的作戰方針。後因敵情發生變化,紅軍不得不改經草地北上。
1935年7月中旬，紅軍進入四川松潘地區。鑒於長征中部隊的吃飯問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為了籌集糧食準備過草地，中央決定成立籌糧委員會，由劉少奇任主任，楊尚昆、曾傳六任副主任。劉少奇接受任務後，立即組織紅三軍團指戰員，在當地籌糧。松潘一帶是藏民區，地廣人稀，藏民因對紅軍缺乏瞭解，紛紛躲入深山老林，所以籌糧極為困難。劉少奇針對當地情況，親自制訂了籌糧政策，對指戰員們的征糧進行指導；同時劉少奇深入到當地藏民群眾中和上層人士中，做宣傳動員工作，發動藏民支援紅軍。這樣，在藏族同胞幫助下，總算籌到了能滿足部隊最低需要的糧食，完成了這一當時堪稱最為艱巨的任務。
在任籌糧委員會主任時，劉少奇還做了一件對紅軍來說非常重要的事，這就是：動員紅軍女幹部到各軍團去。在毛兒蓋準備過草地時，劉少奇預見到前面的路途將十分困難，過去集中在中央縱隊一起行軍的女同志將很難自己相互照顧。於是他向參加一方面軍長征的幾十個女同志作了動員，要他們分散到各個軍團去，如遇困難還可以由那些男同志幫助。事後證明，正是由於採取了這樣的措施，除了隨四方面軍南下的人以外，這些女同志都安全走過了艱難險惡的草地。許多長征過來的紅軍女幹部至今還常講：沒有劉少奇的這個辦法，我們可能走不過草地，也沒有今天。此後，三軍團改為紅三軍，軍長彭德懷，劉少奇不再擔任該軍的職務。
正當劉少奇緊張籌糧之際，他又被任命為紅軍學校政治部主任。由於行軍緊張，加上籌糧任務重，紅軍學校也處在緊張行軍之中，劉少奇實際上沒有到職。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任務和組織問題。劉少奇出席了這次會議。他在會上堅決支持毛澤東、周恩來關於紅軍北上、建立根據地的主張，對張國燾分裂黨中央、分裂紅軍的行為進行了批評。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重申了紅軍主力北上，創建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方針。這次會議還強調，要保證党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紅一、四方面軍要加強團結。這次會後，中央決定將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混合編組，分為左路軍和右路軍，分兩路北上。劉少奇被編到右路軍，和毛澤東、周恩來，及中央機關一起行動。
8月下旬，劉少奇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及右路軍踏上了征服草地的艱難途程。青藏高原與四川盆地相連接的松潘草地，一望無際，不見山丘，不見樹木，沒有村舍，沒有道路，人跡罕至。劉少奇等領導人和右路軍指戰員在能陷沒人的沼澤泥潭中整整搏鬥了七八個晝夜，終於擺脫了茫茫草地的困苦和威脅，到達了巴西（今屬四川若爾蓋）。等待左路軍的到來，以便共同北上。
1935年9月2日，劉少奇出席在巴西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紅一方面軍的工作方針。他在會上發言，同意毛澤東作的關於紅一方面軍行動方針的報告，並認為紅一方面軍需要有較長時間的休息和整頓。還提出，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應該注意溶合兩個方面軍的寶貴經驗。這時，張國燾率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他拒絕北上，甚至要全部紅軍南下，並企圖危害中央。黨中央、毛澤東不得不決定率部單獨北上。劉少奇堅決擁護黨中央、毛澤東的正確決定，隨中央紅軍迅速向甘南前進，到達了俄界。
9月12日，黨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關於同張國燾的爭論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劉少奇與大家一致同意中央採取的步驟和繼續北上的戰略方針，贊成會議通過的《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
俄界會議後，劉少奇隨中央紅軍主力繼續北上，突破天險臘子口，越過六盤山高峰。在1935年10月19日，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起勝利到達陝北保安縣吳起鎮。至此，紅一方面軍歷時一年的長征勝利結束。劉少奇自始至終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走完了兩萬五千里的長征路。
到達陝北後，劉少奇連續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參與討論決定党和紅軍的戰略任務、行動方針、以及中央組織分工等問題。劉少奇被確定分管工會工作。11月7日，劉少奇出任新組建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西北執行局委員長。1936年春，劉少奇奉黨中央之命，從陝北到國民黨統治區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大力恢復和發展黨的白區工作，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劉少奇這顆在紅軍和赤色區域中經歷過鍛煉，走完萬里長征的白區星辰，又將再次在國民黨統治區裡閃爍出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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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劃：羅 雄
文 字：李桂芳
圖文編輯：吳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