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 原名祖詒， 字廣廈， 號長素， 又號明夷、更甡、西樵山人、遊存叟、天遊化人， 廣東省南海縣丹灶蘇村人， 人稱康南海，
康有為是中國近代史上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學藝術家，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 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 在宣導維新運動時， 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 但後來， 他與袁世凱同流合污， 充當帝制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學
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 祖父康贊修是道光年間的舉人， 父親康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
小時康有為最早的教師是他的祖父康贊修。
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 他二十二歲那年離開朱次琦， 一個人到西樵山白雲洞讀書， 讀了不少經世致用的書， 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等。 同年他遊了一次香港， 使他大開眼界。 以後他又閱讀《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書， “購地球圖， 漸收西學之書，
1882年， 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 回歸時經過上海， 進一步接觸到了資本主義的事物， 並收集了不少介紹資本主義各國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學的書刊。 經過學習， 康有為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 比中國的封建制度先進。 帝國主義的侵略， 清朝的腐敗， 使年輕的康有為胸中燃起了救國之火。 西方的強盛， 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學習， 藉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國。 他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 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公車上書
1888年， 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 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 請求變法， 受阻未上達。 當年9月， 他上書光緒帝，
1891年， 康有為回到廣東， 開辦萬木草堂學館， 聚徒講學， 弟子有梁啟超、陳千秋等人。 並為變法運動創造理論。 先後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部著作， 這兩部書都是在尊孔名義下寫成的。 前一部書把封建主義者歷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某些經典宣佈為偽造的文獻。 後一部書把本來偏於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滿懷進取精神， 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觀念的人。 康有為的這些看法， 雖都不科學， 但他的改革精神卻在知識界產生了強烈的震動和反響， 而對封建頑固守舊分子構成了很大的威脅， 因而這兩部書被他們視為異端邪說。
1894年， 康有為開始編《人類公理》一書， 這本書經多次修補， 後來定名為《大同書》發表。 《大同書》描繪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 提出大同社會將是無私產、無階級、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人間樂園。 這當然是荒謬的， 因為“康有為寫了《大同書》， 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 ”
在從容不迫地為戊戌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之後， 1895年～1898年， 康有為積極地進行了變法實踐。
1895年4月， 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 聽說清政府要與日本訂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極為憤慨。 康有為連夜起草了一份一萬八千多字的上皇帝書。 各省舉人一千三百多人集會， 通過了這個萬言書。
1895年都察院。 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 在上書中， 康有為從愛國的立場出發， 強烈主張“拒和、遷都、變法”，建議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在這次會試中，康有為中了進士，被任命為工部主事。以後，康有為又連續給皇帝上了幾次書。光緒皇帝對康有為提出的問題，很受感動。在這些上書中，康有為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變法思想，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幾個方面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政治方面，康有為提出了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的要求。他�賦觶�“東西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經濟方面，康有為提出了發展工業，振興商業，保護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主張。文化教育方面，康有為提出了“開民智”、“興學校”、“廢八股”的主張。這幾個方面構成了康有為變法維新的基本綱領。
1895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帝的贊許。7月，他和梁啟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次年1月，光緒皇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域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4月，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
歷史真相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乙未科會試，康有為自稱得知《馬關條約》簽訂，在松筠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事實上，這次行動康有為僅有眾弟子支持，而公車上書的主要發起者均為其他人。由於光緒帝年紀較輕，且沒有實際從政經驗，康有為依靠其激進且不符合實際的改革觀點于當年5月底第三次上書，這得到光緒帝贊許。但根據不少學者的看法，康有為在進行政治宣傳以及回憶的時候，(最明顯如其《康南海自訂年譜》)他的做法存在著很多不尊重事實的地方，而且又有很多吹牛造假的現象。而茅海建等不少學者則根據許多文獻認為康有為所謂的組織舉人聯名上書，事實上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但是被康有為的派系不斷地塗抹，篡改了歷史，並被之前許多歷史學家所接受。公車上書實則是由當時的翁同龢、李鴻藻、汪鳴鑾等京城高官發動組織，目的是阻撓《馬關條約》的簽訂。
戊戌變法
1898年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准其專折奏事，籌備變法事宜，史稱戊戌變法。後因慈禧太后的干預，維新運動失敗，其具體細節尚有較大爭議。
戊戌變法之初，在康有為的幕後主持下，光緒皇帝推動了一系列的改革，後人稱為戊戌變法。後因慈禧太后的干預，維新運動失敗。後經學者考證，光緒皇帝收到的每筆奏摺，全文或摘要皆須送慈禧審閱，在清宮檔案中均有詳細紀錄，因此慈禧對變法內容完全知情。若慈禧不支持變法，戊戌變法不會維持一百天時間。只是因為改革中光緒皇帝身邊的維新派官員，魯莽地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激進政策，才導致慈禧發動政變。
根據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一書指出：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於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1897年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瞭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
不過，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1897年9月20日(八月初五)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儼然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的國家大權，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于1897年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後，於9月20至21日獲知此事，驚覺事態嚴重，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
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千島與僑商李福基、馮秀石等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簡稱保皇會。1900年2月11日，清廷下令，嚴命李鴻章將康有為、梁啟超在廣東本籍的祖上墳墓盡皆鏟平，以儆凶邪。14日，清廷又命閩、浙、廣東督撫懸賞10萬兩，緝拿康有為、梁啟超，呈驗屍身，亦一體給賞。如願得官階，亦必予破格之賞。如有購閱所發報章者，嚴拿懲辦，並將所著各書嚴查銷毀。
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撰寫了兩部有關明治維新史的專著。一部是《日本書目志》，丁酉年(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譯書局出版。另一部是在故宮博物院發現的《日本變政考》，戊戌年進呈光緒帝御覽。據日本學者研究，“在大量收集和閱讀日本書籍的過程中，他對明治維新的史實進行不少改動和捏造，藉以適合中國當時變法改制的需要。這些改動大都和作者所建議的具體變法措施有著密切關係。”
逃亡海外
1898年9月21日淩晨，慈禧太后宣佈“臨朝聽政”，光緒皇帝被軟禁，戊戌六君子被殺，康有為攜僕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時離京，從天津塘沽南下逃亡香港後輾轉日本、美國、歐洲，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為獲得國際支持，他曾遊歷列國，會見歐洲各國君主。1898年至1913年的16年間，康有為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經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後遊歷美、英、法、意、加拿大、希臘、埃及、巴西、墨西哥、日本、新加坡、印度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宣統元年(1909年)八月十二日(9月25日)，楊銳之子楊慶昶詣都察院，將密詔上繳光緒帝的弟弟攝政王載灃，請昭雪楊銳，康有為篡改密詔從此真相大白。
1903年，康有為又發起成立了名為中國商務公司的股份制公司，總局設在香港，在廣州、上海、橫濱、三藩市都設有分局，並先後開辦了十餘家企業。
1904年，康有為還在瑞典買下了一個小島，並在島上搭建了中國式的園林建築“北海草堂”。據廣東省社科院的趙立人研究員考證，康有為花了2.8萬克朗買下，又花了7999克朗進行修繕。“房屋雖非廣大，但約可供十人居住，而且傢俱及裝飾極其豪華，似乎頗為富裕。”這有點像說一套做一套。
辛亥革命後，康有為於1913年回國，主編“不忍”雜誌，宣揚尊孔復辟。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清廢帝溥儀復位。
1917年，康有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軍閥張勳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
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卻無錢償嫖資。久而久之，讓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為所住的客棧索取，康有為覺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廣東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來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開船後，有水手看見船板內有人，大驚，呼眾人來看，正是康有為先生。後來，有人寫詩諷之：“避債無台卻有舟，一錢不值莫風流”。
1918年春夏暢遊杭州。這位“聖人”竟“挾妓遊湖”，並乘興做詩一首，開頭便是“南妝西子泛西湖，我亦飄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時被傳為笑柄。
康有為泛湖閒遊，忽見一位妙齡女郎在浣紗，疑是西施再世。經打聽此女叫張光，年僅18歲，尚未婚配。康趕緊托人提親，張家見康已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堅決要求和媒人盡力撮合之下，家境貧寒的張家最終點了頭。1919年，康有為在上海舉行婚禮，親朋好友盡皆道賀，唯獨妻妾兒女均不贊成這門親事，以集體缺席婚禮相抵制。
晚年生活
1923年，康有為遷居青島匯泉灣畔，購宅居住，題其宅為“天遊園”。後其幾個子女在青島讀書時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島時，有意興建大學，並擬好大學章程，後因膠澳商埠督辦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罷。晚年，為青島的優美風光寫下了不少詩作，其若干詩詞刻石已成為嶗山景點的組成部分。
關於康有為的生平事蹟，雖然諸多歷史學家已寫下了許多專著，但對於他在1916年秋至1927年春這段時間裡，曾一度超脫世外，遁身茅山的往事，卻至今鮮為人知。
應該承認，康有為領導的戊戌維新運動，具有鮮明的愛國性質和進步意義，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由於歷史的局限，其晚年政治上趨於保守。
辛亥革命以後，康有為從海外歸來，心情抑鬱，但仍未能忘情政治。他一面組織“孔教會”，發起“定孔教會為國教”的活動，一面又千方百計地與盤踞在江蘇的張勳等人保持密切聯繫。 1916年夏，有位茅山道士到上海找到康有為，邀請他到素有“秦漢神仙府，梁唐宰相家”的茅山一遊。康有為對於那位被稱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仰慕已久，故欣然前往。他到茅山后，住在乾元觀，並將當初陶弘景住過的萃黃館改為宰相堂。後來，他又在華陽洞口書寫了“山中宰相陶弘景，海外逃臣康有為”的對聯，自喻身居 成深山，胸懷國家之志。這次他 在茅山住了將近一年時間。張勳復辟的醜劇僅上演 了12天，就匆匆收場了。康有為遭通緝，潛逃上海，此後又長期隱居茅山。
1927年3月29日，康有為去一位廣東同鄉家中作客。回家飲了一杯檸檬紅茶，腹痛如絞，請了兩位醫生診斷，一位日本醫生斷為食物中毒。苟延殘喘20多小時，於1927年3月31日(陰曆二月二十八)清晨5時斷氣。據說死時七竅溢血，屍體不僵。
1927年康有為逝世，正值北伐軍進入江浙，張靜江任浙江省主席，曾以康有為系“保皇餘孽，佔據公產”封閉一天園。雖托人說情，也未有結果。抗日軍興，杭州失陷，二姨太梁氏親生的子女三人，將一天園出售，從此風景絕佳的一天園逐漸湮沒。
主要舉措：
強學會
為了組織和發展維新派力量，1895年9月，康有為在北京組織了強學會。強學會成立之後，每三天舉行一次例會，相互討論“中國自強之學”，批判頑固派的投降賣國。這就惹怒了李鴻章等人，他們下令封閉了這個學會。在這個學會被封閉之前，康有為已感到形勢緊張，于同年11月離京南下在上海組織了強學分會，不久也被封閉。光緒二十一年(1895)，偕梁啟超參加會試。路過上海時，興中會重要成員陳少白登門造訪，共議時局。會試期間，中日甲午戰爭已近尾聲。同年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簽訂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康有為聞訊極為憤慨，三月二十八日，同梁啟超等鼓動廣東、湖南舉人百余人上書都察院，請代奏皇帝拒絕批准條約。隨後，各省舉人亦相繼上書。四月初，康約同18省舉人1300多人，開會決定聯合上書，會上公推康有為起草，康用一日兩夜的時間，起草了1.8萬字的《上今上皇帝書》，請求光緒帝拒和、遷都、練兵、變法，但四月初八日(5月2日)，清廷批准了《馬關條約》，於是群情渙散，書未遞上，但這一行動在知識界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史稱“公車上書”(公車是舉人進京應考的代稱)，它標誌著維新思潮漸變為政治運動。四月初九日，會試放榜，康有為中進士，次日授工部主事，但未到任。五月初六日(5月29日)，康有為第三次上書光緒帝，提出變法具體步驟，謂自強雪恥之策有四：富國、養民、教士、練兵，其中包括了選舉“議郎”，實行議會政治建議。這次上書，光緒帝極為嘉許，將康有為與一些高級官員奏摺一起發各省督撫會議奏複，又下詔督促各地築路開礦，鼓勵私人開工廠。閏五月初八日(6月30日)，康第四次上書光緒帝，更明確地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但為守舊大臣所阻，未能遞上。他由此感到變法要成功，必須在王公大臣中開展宣傳，遂於六月二十七日(8月17日)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後改稱《中外紀聞》)，每期印2000份，分送朝官。七月，籌設北京強學會，得到光緒帝和帝師翁同和的支持。九月，赴上海，設上海強學會，翌年一月，返穗為母祝壽，其後仍在廣府學宮萬木草堂講學，他撰寫多年的《孔子改制考》完稿，該書借“素王改制說”把孔子描述成“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又附會《春秋公羊傳》“通三統，張三世”之說，認為歷史發展有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個階段，不斷改革進步，以此作為維新變法的理論根據。1897年11月，德國出兵占膠州灣，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激烈反對。1898年3月，康有為在北京又組織了保國會。在成立大會上，康有為慷慨陳詞，說：“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康有為的話深深地打動了聽眾的心，保國會員很快發展到數百人。這就引起了頑固派的恐懼和誹謗。有人上書大罵保國會是“名為保國，勢必亂國。”有的人還上書彈劾，準備對康等進行查究。只是光緒皇帝說了“會為保國，豈不甚善”才算作罷。不過從此以後，保國會的活動也就很少了。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通過組織學會，宣傳了愛國主義思想，進一步動員了群眾，擴大了變法維新的影響。
保皇會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有為流亡海外，不忘改良，組織起這個改良派政治團體。康有為任會長，梁啟超、徐勤任副會長。以保救光緒、反對慈禧和抵制革命為宗旨，陸續在美國、墨西哥、中美、南美、日本、南洋等地建立組織，共建總會11個，支會103個，設總部於澳門。以澳門《知新報》和橫濱《清議報》為喉舌，宣傳君主立憲。
創辦報刊
改良派還通過發行報刊進行輿論宣傳。1898年強學會成立時，康有為就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當時許多官員都能看到，一時在朝廷內外影響甚大。同年，康有為又在上海組織發行了《強學報》。改良派通過報紙，動員力量，擴大了自己的陣地。
思想主張：
康有為的理想和政治主張主要在他撰寫的《大同書》中得到體現。康有為是19世紀末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變法運動的領導者。康有為主張變法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他認為賦稅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減出口之稅以擴商務。他猛烈抨擊了厘金稅，認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農，也不利於國，必須予以裁撤。他說”內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內之務農工之源，外之損富商之實。既以籌款計，亦徒中飽吏役，而國不受其大益“。他主張通過徵收印花稅等開闢財源，同時舉辦銀行、郵政等國有事業，用以代替厘金稅。康有為認為商興才能國富，統治者必須”保商“，而保商的關鍵在於輕稅。指出”中國向者誤於抑末之說，乃惟重租稅以困辱之。至於吾商出口之稅，重于外商人口之稅，此與各國保商之道相反，商務安得不困?“康有為的輕稅思想在後期發展為無稅論，在《大同書》裡他主張”公中更未嘗向一人而收賦稅，掃萬國亙古重征厚斂之苦。“這種觀點實際上是超越現實的空想。
憲法貢獻
1. 依憲治國觀念的引入
到戊戌變法以前，中國的封建制度存留長達4000餘年，不可謂沒有法，也不可謂沒有”依法治國“，但是法自君出，權尊於法，法律作為一種統治工具，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引禮入法，以家族為本位而維護封建等級制。當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相繼建立，自由、平等、博愛等人權概念在19世紀末傳入中國之時，中國仍然是一個皇帝”口含天憲“，君權至上的社會。康有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權意義的法律概念，即憲法。他認為國家的政體可以分為專制、立憲和共和三種。在專制政體下，”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而立憲政體則是”人君與千百萬國民和為一體“。因此，”憲法“就是”維新之路“。早期出國留學或出使海外的中國人，也曾經提出應當改革內政、學習西方的政治體制，但往往是簡單的制度引介，沒有意識到憲法限制君權、對抗封建專制的作用。自康有為提倡君主立憲以來，直至清末立憲，雖然歷經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專制政體之反復，歷任政府無不以立憲為立國之開端，無不以憲法記載一國政治的基本原則，這未嘗不應歸功於第一代宣導依憲治國者。
2. 主張君主立憲
康有為反對君主專制政體，主張君主立憲。他認為君主權威無限”大背幾何公理“，主張”立一議院以行政，並民主亦不立。“又說，”君臣一倫，亦全從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後有君臣。今此立法權歸於眾，所謂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於人道矣。“由此，康有為在中國明確提出了作為資產階級民主立憲理論基礎的身份平等觀。
康有為對立憲模式的選擇在戊戌變法前後有所變化。戊戌變法以前，他提倡集權制的君主立憲，類似於日本和德國。但是戊戌變法之後，他提倡虛位君主，類似于英國。戊戌變法時期，他認為”變法“應”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前者意在強調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後者則指日本明治維新後所確立的君主立憲制。直到1906年《法國創興沿革》中，康有為還分析說，(法國與日爾曼)兩國之創同時，而強弱異形於後，這主要是看君權是否能夠集中而決定的。
3. 提倡權力制衡
合議與分權是在傳統方面或理性方面對於集權統治進行限制的特別手段。它們共同促成了現代行政管理和立憲政治。作為世界憲政史最為恢宏的一幕的法國大革命，就曾經明確提出：”凡分權未確立、權利無保障的國家就沒有憲法“。康有為很早就從理論上肯定了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理論的合理性。在戊戌變法之前所撰寫的《實理公法全書》(1888年前)當中，康有為從幾何原理出發，認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無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內。“他認為：”以一順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則必有擅權勢而作威福者，居於其下，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在代禦史宋伯魯草擬的《變法先後有序，乞速奮乾斷以救艱危折》中，他又具體指出了三權分立的主要內容：”泰西論政，有三權鼎立之義。三權者，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國之政體，猶人之身體也。議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後體立事成。“同時，他反對機構設置重疊，認為中國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
4. 民權思想與政治觀
在康有為之前，中國雖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卻沒有民權思想。康有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民權觀，強調公民自治。
在《萬身公法書籍目錄提要及實理公法全書》中，康有為較為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權觀。他認為，人生來平等，同時又充滿差異性，這些充滿差異性的人是獨立的，有自主權，應當”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對此進行規範。他不但主張長幼平等、朋友平等(治事門、論人公法)，甚至認為君民之間也是平等的。在該書的君臣門實理中，他論述道：”民之立君者，以為己之保衛者也。蓋又如兩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覓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統稱為君“。把君主比作契約關係中的見證人，而不是以往以君主為一切社會關係的合法性來源，這在當時是一大思想進步。
5. 主張實行地方自治
以公民自治理論為基礎，主張實行地方自治
他認為：”中國地方之大病在於官代民治，而不聽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為國，非以為民，但求不亂，非以求治。有大官而無小官，有國官而無鄉官，有國政而無民政，有代治而無自治“。康有為所主張的地方自治，類似于”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亂世封建其一人，則有世及自私爭戰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眾人，聽民自治，聽眾公議，人人自謀其公益，則地利大辟，人工大進“。他還提出了具體的參照系，即”因鄉邑之舊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以”萬人以上地十裡者為一局，或名曰邑，l等具體設計。在當時，地方自治的提出是與中國傳統的大一統國家結構形式相對立的。地方自治有利於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減輕中央負擔，並且在促進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時形成對中央行政的牽制力量。不但如此，地方自治的基礎是民治，這與中國歷代的割據式自治或紳權和族權維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質的區別。從中國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傳統看，維持國家秩序的規範當中不乏“ 治官之法”和地方規範，然而其出發點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為目標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為為代表的戊戌變法派的啟蒙。
立憲思想
康有為早年思想的演變經歷了一個由儒家學說到佛學、道學，再由佛、道之學到西學的曲折過程。由於家庭環境的影響，康有為自幼即開始接受正統的儒家教育。
由於堅持儒教正統，康有為有意識地摒棄了盛行於近代西方國家的某些民主觀念。例如，他從中西文化淵源的不同出發，指出：“中西之本末絕異有二焉：一曰勢，一曰俗。二者既異，不能以中國之是非繩之也”。雖然他當時主要是為了批評“中國秉禮而日弱。泰西尊賢而能強”，但終究認為“幸先聖之學，深入于人心，故時清議能維持之朝居矣”。
康有為保守主義立憲思想的第二個來源是其“同治情結”，這是中國的王黨主義。在《七十賜壽謝恩折》(1927年)中，康有為稱：“臣海濱鄙人，文質無底，雖十三世為士，而門非華腴，既四十歲而無聞先帝擇臣於側陋冗散之中，諮臣以變法自強之業，諭臣專折奏事，由是感激，竭盡愚忠。”此後，當梁啟超企圖與革命党合作時，康有為強烈反對，指責梁啟超辜負聖恩。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仍然是一種統治階級內部的糾紛解決機制，是一種自我“革政”，並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說“制度局也罷，懋勤殿也罷，都是百日維新時康有為藉以寄身，藉以參與到清中央政權中去指導變法的機構”，那麼在辛亥革命之後，帝制既已被推翻，他仍然堅持維護君主的利益，直至策動復辟，則充分表現出其保守的一面。
書學思想
後人瞭解康有為，大多基於“戊戌變法”。康有為在書法藝術方面所作的貢獻，絕不比他在政治舞臺上的作為遜色。他不僅是位傑出的政治家，也是繼阮元、包世臣後又一大書論家。他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廣藝舟雙楫》從理論上全面地系統地總結碑學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說，大力推崇漢魏六朝碑學，對碑派書法的興盛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康有為的事業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驚人建樹，僅著述就有700多萬字，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特色，輯成《南海先生詩集》。代表詩篇即《出都留別諸公》5首，其中對國家危亡命運十分關切，意氣豪邁。其政論文打破傳統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駢散不拘，開梁啟超“新文體”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日本變政考》、《大同書》和《歐洲十一國遊記》等。然而多年來，很少能見到康有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不僅出版了全集，而且還出版了奏議、家書、政論、未刊遺稿等，身後備極哀榮，而學貫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則受到很冷遇。
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開始周遊列國。當今在瑞典驚現“康有為島”，足以見證他遊歷之廣，康有為由此成為中國近代史中偉大的旅行家之一。吳昌碩曾給他刻一枚印章：“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他周遊列國的經歷，拓展了他的胸襟與學識，這在近代知識份子當中是屈指可數。而在他的學生中，梁啟超、王國維、徐悲鴻、劉海粟和蕭嫻等，在文藝領域內都有建樹，說明康有為也是偉大的教育家。
康有為以晚清書法鉅子身份，對帖學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識，造就一代新風，提出“卑唐”，將有唐數百年來書家創作一筆抹殺，終覺太過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論家很難成為創作大家，因為理論和實踐之間既有相輔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對立的一面。理論需要冷靜的邏輯分析，創作需要發自心胸的激情，理論強調公正，創作必須“偏激”，才能顯現個性的建立。自古以來，像孫過庭、蘇軾和米芾這樣的理論實踐均有極高造詣的雙棲人物極為少見。康有為振聾發聵的理論是為自身創作服務立言。以他在政壇上曾經叱吒風雲而最終遭慘敗流亡的情況看，以胸中鬱勃不平之氣作書，不會傾心於柔媚一路的趙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況且在他出生之前，碑學的發展已是風起雲湧。康有為不能容忍帖學的存在，即使象趙之謙這樣以帖寫碑的人都逃脫不了頻頻譏諷，而他卻對張裕釗則大加稱讚，不惜抬舉到“國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處由此可見，同時也說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處，但必須辨證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學發展達到了嶄新的歷史高度。
就康有為的創作而言，對《石門銘》和《爨龍顏》用功尤深，同時參以《經石峪》和雲峰山諸石刻。書寫上以平長弧線為基調，轉折以圓轉為主，長鋒羊毫所發揮出的特有的粗茁、渾重和厚實效果在他書作中有很好的體現，迥然異于趙之謙的頓方挫折、節奏流動，也不同於何紹基的單一圓勁而少見枯筆，這是他的別開生面處。至於線條張揚帶出結構的動盪，否定四平八穩的創作，也是清代碑學的總體特徵表現。就創作形式上來說，以對聯最為精彩，見氣勢開張、渾穆大氣的陽剛之美。逆筆藏鋒，遲送澀進，運筆時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從中也可以看出康有為的運筆輕視帖法，全從碑出。轉折之處常提筆暗過，圓渾蒼厚。結體不似晉、唐欹側綺麗，而是長撇大捺，氣勢開展，饒有漢人古意。也有人認為這是表面上虛張聲勢的火氣，潘伯鷹先生評說康有為的字“象一條翻滾的爛草繩。”認為康有為線條沒有質感，濫用飛白，顯得很虛浮。康有為在筆法上力倡圓筆，反對方筆，這是造成他筆法單調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筆無尖鋒，收筆無缺鋒，也無挫鋒，提按不是很明顯，線條單一，缺少變化。粗筆時見鬆散虛空，不夠凝斂緊迫，當是一病。用墨上缺少變化，表現形式不足，起筆飽蘸濃墨，行筆中見飛白，僅此而已。從他的中堂作品來看，章法方面落款常有局促之意，這是對帖學否定所致，實質上他早年日課，還是以歐虞為主的。
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發動了近代書法領域內的一場深刻的“變法”運動。相比較而言，他的書法創作勝過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創作和理論成就相比，還是有段差距，他並不是最傑出的碑學實踐者。
思想局限
康有為的立憲思想曾經啟迪和影響了後來的憲法理論，但是，其中卻存在許多保守主義的成分，主要表現在對君權的妥協以及對傳統的、占統治地位的以禮治國、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階級力量的支持。康有為對西方的立憲政治缺乏價值上的深刻認識。由於時代的局限性，康有為對西學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器物”論的基礎上，他還不能把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與封建的開明政治嚴格區分開來。就憲法的來源看，立憲主義包括立憲的價值學說和立憲的規範形式兩方面，其中憲法的價值尤其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相伴生。它是一個“新開端”，反映的是新生的獲得勝利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康有為的立憲理想則是從社會進化論出發，希望調和君權與民權之間的矛盾，減緩新生力量對封建專制的衝擊，維護舊體制。因此，康有為對憲法的理解是有內在矛盾的。中國唯以君權治天下而已，若雷厲風行，三月而規模成，二年而成效著“。康有為一直稱讚西方的代議制，但是他主張設立的制度局、集意院、懋勤殿等都屬於君主的智囊機構，而不是民選機構。不但如此，議院作為資產階級國家的權力機構，是作為封建君權的對立物而出現於歷史舞臺之上的。然而，康有為和當時中國先進的思想家往往是從”通下情“的角度來認識其作用的。這樣一來，議院的設立並不否定封建君權，相反倒成為強化封建國家機器的有效機制。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其憲政實踐的諸多兩難困境。
康有為的另一面
茅海建先生根據以往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經驗，原計劃用十年或稍多一點的時間來研究戊戌變法這個歷史課題。但當他深入檔案，在一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查資料“之後，發現這個課題需要做的工作遠遠超出了他的預計。由於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著述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在其著述中存在諸多作偽，理清真相是歷史研究最基本的步驟，真相不清遑論評價借鑒。儘管在茅海建之前的諸多學者已經取得了非常多去偽存真的考證工作，但由於前人研究檔案的條件局限，研究大陸檔案或不熟悉臺灣檔案，研究臺灣檔案或不熟悉大陸檔案，因而在諸多關鍵性的事件真相的考證上面存在諸多不足。茅海建先生以坐冷板凳的精神，在浩如煙海的檔案裡面尋求解讀歷史真相。儘管有人懷疑他陷入了以考證為歷史研究的窠臼，但從他已發表的這幾部研究戊戌變法的著作來看，均屬於帶有問題的考證，所考證的具體歷史事件對於研究戊戌變法這個大的歷史事件均是有意義的，而非為了考證而考證。
如果說茅海建之前發表的三部戊戌變法研究論文集、專著(《戊戌變法史事考》初集、二集和《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是從正面研究戊戌變法的來龍去脈，其聚焦點集中在康梁兩人行動、思想、著述上面，那麼《戊戌變法的另面》則是站在康梁以外，特別是張之洞一派對康梁變法派行動的描述和看法。從茅海建對中國社科院近史所圖書館所藏的”張之洞檔案“的解讀，不僅有助於理清康梁著述作偽的痕跡，還可以看出戊戌變法中，主張變法卻又與康梁分屬不同政治派別的張之洞這一派的觀點和行動。
歷史學家陳寅恪言及戊戌變法的思想源流曾說，他的先人陳寶箴、陳三立的政治思想和源流與康梁不同：
”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曆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是可知餘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寒柳堂集》)
學術界對此說法有多次引用，也證明張之洞、陳寶箴這些在朝握有實權、有實際行政經驗的變法派與康有為托古改制、帶有烏托邦色彩的變法派存在本質區別，但一直以來對這種說法就沒有人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辨析，而茅海建先生則從”張之洞檔案“的解讀中，讓我們更清晰和具體的看到了這兩個變法派之間的區別。
張之洞一開始對康有為思想就存在猜疑，在張之洞入股強學會的時候就曾派人勸康放棄今文學”孔子改制“的學術思想，隨後”強學會“報刊用孔子紀年更加引起了張之洞的警惕，康有為認為西方有教權，用基督紀年，中國要模仿西方所以也需要樹立孔教，用孔子紀年，但這種書呆子的見解和做法，引發了張之洞的極大反感，張之洞作為一個政治高度敏感的老官僚，疑心康有為有”保中國不保大清“的立場，加上康有為鼓吹開議院和”民權“(指官民上書)，被張之洞誤解為提倡民主選舉，意圖顛覆帝制。學術思想、變法思想的差異，加上康梁背後鼓吹的激進式變法行動，使張之洞、陳寶箴等變法派官員對之產生敵視和對抗。從康梁變法派得不到朝廷內部改革派支持，反而得到敵視這一點來看，可知康有為等人完全不懂政治鬥爭的策略，也對高層政治一無所知，但為什麼康梁竟會成為當時乃至今天大眾心目中的變法派?我認為康梁雖然不懂政治為何物，但他們能成功的關鍵乃在於繼承了廣東人善於經商做生意的傳統，實際上康有為的所作所為無不帶有做生意的投機心態(如由康領導、因遲到而流產的聯省上書)，他用做生意的智慧彌補了政治經驗和智慧不足。
早在戊戌變法之前，康有為就曾與澳門商人何連旺合作，向朝廷兜售”巴西移民“計畫，但李鴻章以巴西政府未提出要求為由拒絕了，因為之前就發生過很多華人被”賣豬仔“到巴西，淪為種植園奴隸的諸多悲劇，清政府於是下令禁止了此類招工行為。茅海建從現有檔案研究發現，康有為的所謂”移民計畫“其實是”運民計畫“，其中對華工權益並沒有任何保障方案和計畫，何況澳門商人何連旺家族本來就是靠”賣豬仔“發跡的奸商，”康聖人“的這個移民計畫極有可能就是一單”賣豬仔“的生意(詳見《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
從”張之洞檔案“可以看出，康有為對陳寶箴在湖南變法的態度經歷了幾次變化，最開始他讚賞陳寶箴聘請梁啟超到湖南講學，到後來張之洞、陳寶箴排斥梁啟超派在湖南的政治活動，康有為轉而對陳寶箴變法持批評態度，再到變法失敗流亡海外，康有為派又轉而對遭遇政治迫害的陳寶箴持讚譽態度，並把陳寶箴作為”吾党“同志加以宣傳。康有為對陳寶箴態度的變化均取決於個人政治態勢的變化，他通過醜化慈禧、塑造朝廷頑固派來達到宣傳個人受難的政治形象，為了博取海外華僑的同情和捐款，他不惜出賣光緒帝，偽造光緒密詔，把他自己策劃失敗的”圍園殺後“計畫說成是光緒帝的密旨，這種下流的手段堪稱他經營革命事業的一絕。康有為後來流亡海外之後不但沒有窮困潦倒，反而變成大富翁，很大程度上也是他這種善於做生意的才能的結果，他帶領全黨下海經商，拉攏同情他政治遭遇的華僑，利用僑鄉優勢，合夥經營報業、出版(科舉考試教輔教材)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政治對於康有為來說也更像是一盤大生意。
甲午戰敗對清朝是一個巨大的改革契機，朝野內外都有改革的呼聲，戊戌變法具備歷史的必然性。當時清廷具備現代化知識、視野，又具有行政經驗、最適合領導改革的無疑是李鴻章，但他已經背上了”賣國賊“的惡名，身敗名裂的人不可能做政治領袖。李鴻章之外最適合領導改革的是張之洞，但由於種種歷史的偶然性，他和大清國都錯失了一次自改革的機會(詳見《戊戌變法史事考初集》)。茅海建先生研究到這個地方不禁慨歎”可惜不是你“!假如是張之洞入朝為相輔佐光緒帝進行變法，或許戊戌變法的結果會大大不同。張之洞、陳寶箴所代表的穩健改革派沒有成為戊戌變法的主流，而康梁的烏托邦式激進改革方案卻成為主流，並徹底斷送了這個大好機會，這就是歷史，沒有”假如“。
軼事典故：
1898年光緒皇帝準備召見康有為。但由於反對變法的大臣從中設置障礙未能成功，光緒皇帝下令說，以後康有為如有奏摺，即日呈遞，不得阻攔。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發佈《明定國是詔》，宣佈實行新政，”變法自強“。五天以後，光緒皇帝正式接見康有為，並賞給六品銜，任”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同時給他以專折奏事的權力。梁啟超、譚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職。這樣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總算參與了變法維新的機要。在三個來月的時間裡，他們根據皇帝的授意，發佈了不少實行新政的詔書，如設立學堂、提倡一定的言論自由、獎勵發明創造、保護和獎勵農工商業、改革財政等。
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所進行的資產階級政治改革，是清光緒二十四年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主要內容是：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這次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反對，同年九月慈禧太后等發動政變，光緒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和日本，譚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殺害。
康有為等人以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無事不成，其實，光緒皇帝只不過是個空架子，實權完全掌握在慈禧太后等人手裡。正當康有為等躊躇滿志的時候，反對派發動”戊戌政變“，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緒皇帝被囚禁，譚嗣同等人被殺，康有為、梁啟超逃往國外。戊戌變法，前後共一百零三天，又稱”百日維新“。
人物評價：
康有為是參與戊戌變法的重要人物之一，自50年代以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學術界對他在近代歷史發展進程中所起的作用評價較低，這是因為有兩種說法一直為多數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國主義的圈套“，成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與洋務派主張的”以夷制夷“並無二致。一曰：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對民權、膜拜君權的立場，最終墮落為保皇黨，成了社會前進的絆腳石。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深刻地指出：”當舊制度本身還相信而且也應當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時候，它的歷史是悲劇性的“。康有為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舉憲法的旗幟對封建專制進行質疑和挑戰的學者和改革家。雖然他的改革思想具有明顯的歷史局限性，但是這並不妨礙他作為近代中國憲法思想啟蒙的第一人。正如凱西勒在評價歐洲的思想啟蒙時認識到，從歷史上看，儘管啟蒙哲學熱衷於進步，並力圖粉碎舊法律的框架，建立新的人生觀，然而它所表現出來的基本特徵，卻是屢屢返回那些哲學的老問題上去。這種一方面和近古和現存的秩序作鬥爭，但另一方面又不斷回到古代思潮和問題上去的兩重性同樣可以用來理解康有為在憲法問題上的局限性和進步性。進一步來看，康有為試圖結合儒家思想傳統和西方立憲主義的努力雖然成為一幕”悲劇性的歷史“，但是作為一種方法，移植和借鑒國外的法學經驗，並兼顧該國國情的思路，卻被後來的學者所繼承因為康有為的一生，當時與後世皆褒貶不一，頌之者稱他是改革家，”廣廈長素究為誰?南海先生康有為。治學公羊張三世，上書清帝凡七回。論性勸學長興記，萬木草堂立學規。人類公理大同書，不忍為仁孟子微。“貶之者稱其為保皇黨，章炳麟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對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沒有和譚嗣同一樣選擇殺身成仁，而選擇了逃亡。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宣導維新運動和領導戊戌變法時，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當他在民國初年為尊孔復古思潮推波助瀾，與袁世凱同流合污，充當帝制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時，就站到了歷史的對立面，從政治巨人蛻變為現實的侏儒。
強烈主張“拒和、遷都、變法”，建議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在這次會試中，康有為中了進士，被任命為工部主事。以後，康有為又連續給皇帝上了幾次書。光緒皇帝對康有為提出的問題，很受感動。在這些上書中，康有為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變法思想，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幾個方面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政治方面，康有為提出了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的要求。他�賦觶�“東西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經濟方面，康有為提出了發展工業，振興商業，保護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主張。文化教育方面，康有為提出了“開民智”、“興學校”、“廢八股”的主張。這幾個方面構成了康有為變法維新的基本綱領。1895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帝的贊許。7月，他和梁啟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次年1月，光緒皇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域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4月，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
歷史真相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乙未科會試，康有為自稱得知《馬關條約》簽訂，在松筠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事實上，這次行動康有為僅有眾弟子支持，而公車上書的主要發起者均為其他人。由於光緒帝年紀較輕，且沒有實際從政經驗，康有為依靠其激進且不符合實際的改革觀點于當年5月底第三次上書，這得到光緒帝贊許。但根據不少學者的看法，康有為在進行政治宣傳以及回憶的時候，(最明顯如其《康南海自訂年譜》)他的做法存在著很多不尊重事實的地方，而且又有很多吹牛造假的現象。而茅海建等不少學者則根據許多文獻認為康有為所謂的組織舉人聯名上書，事實上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但是被康有為的派系不斷地塗抹，篡改了歷史，並被之前許多歷史學家所接受。公車上書實則是由當時的翁同龢、李鴻藻、汪鳴鑾等京城高官發動組織，目的是阻撓《馬關條約》的簽訂。
戊戌變法
1898年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准其專折奏事，籌備變法事宜，史稱戊戌變法。後因慈禧太后的干預，維新運動失敗，其具體細節尚有較大爭議。
戊戌變法之初，在康有為的幕後主持下，光緒皇帝推動了一系列的改革，後人稱為戊戌變法。後因慈禧太后的干預，維新運動失敗。後經學者考證，光緒皇帝收到的每筆奏摺，全文或摘要皆須送慈禧審閱，在清宮檔案中均有詳細紀錄，因此慈禧對變法內容完全知情。若慈禧不支持變法，戊戌變法不會維持一百天時間。只是因為改革中光緒皇帝身邊的維新派官員，魯莽地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激進政策，才導致慈禧發動政變。
根據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一書指出：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於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1897年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瞭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
不過，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1897年9月20日(八月初五)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儼然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的國家大權，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于1897年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後，於9月20至21日獲知此事，驚覺事態嚴重，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
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千島與僑商李福基、馮秀石等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簡稱保皇會。1900年2月11日，清廷下令，嚴命李鴻章將康有為、梁啟超在廣東本籍的祖上墳墓盡皆鏟平，以儆凶邪。14日，清廷又命閩、浙、廣東督撫懸賞10萬兩，緝拿康有為、梁啟超，呈驗屍身，亦一體給賞。如願得官階，亦必予破格之賞。如有購閱所發報章者，嚴拿懲辦，並將所著各書嚴查銷毀。
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撰寫了兩部有關明治維新史的專著。一部是《日本書目志》，丁酉年(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譯書局出版。另一部是在故宮博物院發現的《日本變政考》，戊戌年進呈光緒帝御覽。據日本學者研究，“在大量收集和閱讀日本書籍的過程中，他對明治維新的史實進行不少改動和捏造，藉以適合中國當時變法改制的需要。這些改動大都和作者所建議的具體變法措施有著密切關係。”
逃亡海外
1898年9月21日淩晨，慈禧太后宣佈“臨朝聽政”，光緒皇帝被軟禁，戊戌六君子被殺，康有為攜僕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時離京，從天津塘沽南下逃亡香港後輾轉日本、美國、歐洲，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為獲得國際支持，他曾遊歷列國，會見歐洲各國君主。1898年至1913年的16年間，康有為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經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後遊歷美、英、法、意、加拿大、希臘、埃及、巴西、墨西哥、日本、新加坡、印度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宣統元年(1909年)八月十二日(9月25日)，楊銳之子楊慶昶詣都察院，將密詔上繳光緒帝的弟弟攝政王載灃，請昭雪楊銳，康有為篡改密詔從此真相大白。
1903年，康有為又發起成立了名為中國商務公司的股份制公司，總局設在香港，在廣州、上海、橫濱、三藩市都設有分局，並先後開辦了十餘家企業。
1904年，康有為還在瑞典買下了一個小島，並在島上搭建了中國式的園林建築“北海草堂”。據廣東省社科院的趙立人研究員考證，康有為花了2.8萬克朗買下，又花了7999克朗進行修繕。“房屋雖非廣大，但約可供十人居住，而且傢俱及裝飾極其豪華，似乎頗為富裕。”這有點像說一套做一套。
辛亥革命後，康有為於1913年回國，主編“不忍”雜誌，宣揚尊孔復辟。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清廢帝溥儀復位。
1917年，康有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軍閥張勳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
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卻無錢償嫖資。久而久之，讓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為所住的客棧索取，康有為覺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廣東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來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開船後，有水手看見船板內有人，大驚，呼眾人來看，正是康有為先生。後來，有人寫詩諷之：“避債無台卻有舟，一錢不值莫風流”。
1918年春夏暢遊杭州。這位“聖人”竟“挾妓遊湖”，並乘興做詩一首，開頭便是“南妝西子泛西湖，我亦飄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時被傳為笑柄。
康有為泛湖閒遊，忽見一位妙齡女郎在浣紗，疑是西施再世。經打聽此女叫張光，年僅18歲，尚未婚配。康趕緊托人提親，張家見康已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堅決要求和媒人盡力撮合之下，家境貧寒的張家最終點了頭。1919年，康有為在上海舉行婚禮，親朋好友盡皆道賀，唯獨妻妾兒女均不贊成這門親事，以集體缺席婚禮相抵制。
晚年生活
1923年，康有為遷居青島匯泉灣畔，購宅居住，題其宅為“天遊園”。後其幾個子女在青島讀書時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島時，有意興建大學，並擬好大學章程，後因膠澳商埠督辦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罷。晚年，為青島的優美風光寫下了不少詩作，其若干詩詞刻石已成為嶗山景點的組成部分。
關於康有為的生平事蹟，雖然諸多歷史學家已寫下了許多專著，但對於他在1916年秋至1927年春這段時間裡，曾一度超脫世外，遁身茅山的往事，卻至今鮮為人知。
應該承認，康有為領導的戊戌維新運動，具有鮮明的愛國性質和進步意義，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但由於歷史的局限，其晚年政治上趨於保守。
辛亥革命以後，康有為從海外歸來，心情抑鬱，但仍未能忘情政治。他一面組織“孔教會”，發起“定孔教會為國教”的活動，一面又千方百計地與盤踞在江蘇的張勳等人保持密切聯繫。 1916年夏，有位茅山道士到上海找到康有為，邀請他到素有“秦漢神仙府，梁唐宰相家”的茅山一遊。康有為對於那位被稱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仰慕已久，故欣然前往。他到茅山后，住在乾元觀，並將當初陶弘景住過的萃黃館改為宰相堂。後來，他又在華陽洞口書寫了“山中宰相陶弘景，海外逃臣康有為”的對聯，自喻身居 成深山，胸懷國家之志。這次他 在茅山住了將近一年時間。張勳復辟的醜劇僅上演 了12天，就匆匆收場了。康有為遭通緝，潛逃上海，此後又長期隱居茅山。
1927年3月29日，康有為去一位廣東同鄉家中作客。回家飲了一杯檸檬紅茶，腹痛如絞，請了兩位醫生診斷，一位日本醫生斷為食物中毒。苟延殘喘20多小時，於1927年3月31日(陰曆二月二十八)清晨5時斷氣。據說死時七竅溢血，屍體不僵。
1927年康有為逝世，正值北伐軍進入江浙，張靜江任浙江省主席，曾以康有為系“保皇餘孽，佔據公產”封閉一天園。雖托人說情，也未有結果。抗日軍興，杭州失陷，二姨太梁氏親生的子女三人，將一天園出售，從此風景絕佳的一天園逐漸湮沒。
主要舉措：
強學會
為了組織和發展維新派力量，1895年9月，康有為在北京組織了強學會。強學會成立之後，每三天舉行一次例會，相互討論“中國自強之學”，批判頑固派的投降賣國。這就惹怒了李鴻章等人，他們下令封閉了這個學會。在這個學會被封閉之前，康有為已感到形勢緊張，于同年11月離京南下在上海組織了強學分會，不久也被封閉。光緒二十一年(1895)，偕梁啟超參加會試。路過上海時，興中會重要成員陳少白登門造訪，共議時局。會試期間，中日甲午戰爭已近尾聲。同年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簽訂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康有為聞訊極為憤慨，三月二十八日，同梁啟超等鼓動廣東、湖南舉人百余人上書都察院，請代奏皇帝拒絕批准條約。隨後，各省舉人亦相繼上書。四月初，康約同18省舉人1300多人，開會決定聯合上書，會上公推康有為起草，康用一日兩夜的時間，起草了1.8萬字的《上今上皇帝書》，請求光緒帝拒和、遷都、練兵、變法，但四月初八日(5月2日)，清廷批准了《馬關條約》，於是群情渙散，書未遞上，但這一行動在知識界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史稱“公車上書”(公車是舉人進京應考的代稱)，它標誌著維新思潮漸變為政治運動。四月初九日，會試放榜，康有為中進士，次日授工部主事，但未到任。五月初六日(5月29日)，康有為第三次上書光緒帝，提出變法具體步驟，謂自強雪恥之策有四：富國、養民、教士、練兵，其中包括了選舉“議郎”，實行議會政治建議。這次上書，光緒帝極為嘉許，將康有為與一些高級官員奏摺一起發各省督撫會議奏複，又下詔督促各地築路開礦，鼓勵私人開工廠。閏五月初八日(6月30日)，康第四次上書光緒帝，更明確地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但為守舊大臣所阻，未能遞上。他由此感到變法要成功，必須在王公大臣中開展宣傳，遂於六月二十七日(8月17日)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後改稱《中外紀聞》)，每期印2000份，分送朝官。七月，籌設北京強學會，得到光緒帝和帝師翁同和的支持。九月，赴上海，設上海強學會，翌年一月，返穗為母祝壽，其後仍在廣府學宮萬木草堂講學，他撰寫多年的《孔子改制考》完稿，該書借“素王改制說”把孔子描述成“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又附會《春秋公羊傳》“通三統，張三世”之說，認為歷史發展有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個階段，不斷改革進步，以此作為維新變法的理論根據。1897年11月，德國出兵占膠州灣，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激烈反對。1898年3月，康有為在北京又組織了保國會。在成立大會上，康有為慷慨陳詞，說：“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康有為的話深深地打動了聽眾的心，保國會員很快發展到數百人。這就引起了頑固派的恐懼和誹謗。有人上書大罵保國會是“名為保國，勢必亂國。”有的人還上書彈劾，準備對康等進行查究。只是光緒皇帝說了“會為保國，豈不甚善”才算作罷。不過從此以後，保國會的活動也就很少了。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通過組織學會，宣傳了愛國主義思想，進一步動員了群眾，擴大了變法維新的影響。
保皇會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有為流亡海外，不忘改良，組織起這個改良派政治團體。康有為任會長，梁啟超、徐勤任副會長。以保救光緒、反對慈禧和抵制革命為宗旨，陸續在美國、墨西哥、中美、南美、日本、南洋等地建立組織，共建總會11個，支會103個，設總部於澳門。以澳門《知新報》和橫濱《清議報》為喉舌，宣傳君主立憲。
創辦報刊
改良派還通過發行報刊進行輿論宣傳。1898年強學會成立時，康有為就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當時許多官員都能看到，一時在朝廷內外影響甚大。同年，康有為又在上海組織發行了《強學報》。改良派通過報紙，動員力量，擴大了自己的陣地。
思想主張：
康有為的理想和政治主張主要在他撰寫的《大同書》中得到體現。康有為是19世紀末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變法運動的領導者。康有為主張變法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他認為賦稅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減出口之稅以擴商務。他猛烈抨擊了厘金稅，認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農，也不利於國，必須予以裁撤。他說”內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內之務農工之源，外之損富商之實。既以籌款計，亦徒中飽吏役，而國不受其大益“。他主張通過徵收印花稅等開闢財源，同時舉辦銀行、郵政等國有事業，用以代替厘金稅。康有為認為商興才能國富，統治者必須”保商“，而保商的關鍵在於輕稅。指出”中國向者誤於抑末之說，乃惟重租稅以困辱之。至於吾商出口之稅，重于外商人口之稅，此與各國保商之道相反，商務安得不困?“康有為的輕稅思想在後期發展為無稅論，在《大同書》裡他主張”公中更未嘗向一人而收賦稅，掃萬國亙古重征厚斂之苦。“這種觀點實際上是超越現實的空想。
憲法貢獻
1. 依憲治國觀念的引入
到戊戌變法以前，中國的封建制度存留長達4000餘年，不可謂沒有法，也不可謂沒有”依法治國“，但是法自君出，權尊於法，法律作為一種統治工具，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引禮入法，以家族為本位而維護封建等級制。當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相繼建立，自由、平等、博愛等人權概念在19世紀末傳入中國之時，中國仍然是一個皇帝”口含天憲“，君權至上的社會。康有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權意義的法律概念，即憲法。他認為國家的政體可以分為專制、立憲和共和三種。在專制政體下，”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而立憲政體則是”人君與千百萬國民和為一體“。因此，”憲法“就是”維新之路“。早期出國留學或出使海外的中國人，也曾經提出應當改革內政、學習西方的政治體制，但往往是簡單的制度引介，沒有意識到憲法限制君權、對抗封建專制的作用。自康有為提倡君主立憲以來，直至清末立憲，雖然歷經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專制政體之反復，歷任政府無不以立憲為立國之開端，無不以憲法記載一國政治的基本原則，這未嘗不應歸功於第一代宣導依憲治國者。
2. 主張君主立憲
康有為反對君主專制政體，主張君主立憲。他認為君主權威無限”大背幾何公理“，主張”立一議院以行政，並民主亦不立。“又說，”君臣一倫，亦全從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後有君臣。今此立法權歸於眾，所謂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於人道矣。“由此，康有為在中國明確提出了作為資產階級民主立憲理論基礎的身份平等觀。
康有為對立憲模式的選擇在戊戌變法前後有所變化。戊戌變法以前，他提倡集權制的君主立憲，類似於日本和德國。但是戊戌變法之後，他提倡虛位君主，類似于英國。戊戌變法時期，他認為”變法“應”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前者意在強調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後者則指日本明治維新後所確立的君主立憲制。直到1906年《法國創興沿革》中，康有為還分析說，(法國與日爾曼)兩國之創同時，而強弱異形於後，這主要是看君權是否能夠集中而決定的。
3. 提倡權力制衡
合議與分權是在傳統方面或理性方面對於集權統治進行限制的特別手段。它們共同促成了現代行政管理和立憲政治。作為世界憲政史最為恢宏的一幕的法國大革命，就曾經明確提出：”凡分權未確立、權利無保障的國家就沒有憲法“。康有為很早就從理論上肯定了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理論的合理性。在戊戌變法之前所撰寫的《實理公法全書》(1888年前)當中，康有為從幾何原理出發，認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無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內。“他認為：”以一順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則必有擅權勢而作威福者，居於其下，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在代禦史宋伯魯草擬的《變法先後有序，乞速奮乾斷以救艱危折》中，他又具體指出了三權分立的主要內容：”泰西論政，有三權鼎立之義。三權者，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國之政體，猶人之身體也。議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後體立事成。“同時，他反對機構設置重疊，認為中國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
4. 民權思想與政治觀
在康有為之前，中國雖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卻沒有民權思想。康有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民權觀，強調公民自治。
在《萬身公法書籍目錄提要及實理公法全書》中，康有為較為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權觀。他認為，人生來平等，同時又充滿差異性，這些充滿差異性的人是獨立的，有自主權，應當”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對此進行規範。他不但主張長幼平等、朋友平等(治事門、論人公法)，甚至認為君民之間也是平等的。在該書的君臣門實理中，他論述道：”民之立君者，以為己之保衛者也。蓋又如兩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覓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統稱為君“。把君主比作契約關係中的見證人，而不是以往以君主為一切社會關係的合法性來源，這在當時是一大思想進步。
5. 主張實行地方自治
以公民自治理論為基礎，主張實行地方自治
他認為：”中國地方之大病在於官代民治，而不聽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為國，非以為民，但求不亂，非以求治。有大官而無小官，有國官而無鄉官，有國政而無民政，有代治而無自治“。康有為所主張的地方自治，類似于”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亂世封建其一人，則有世及自私爭戰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眾人，聽民自治，聽眾公議，人人自謀其公益，則地利大辟，人工大進“。他還提出了具體的參照系，即”因鄉邑之舊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以”萬人以上地十裡者為一局，或名曰邑，l等具體設計。在當時，地方自治的提出是與中國傳統的大一統國家結構形式相對立的。地方自治有利於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減輕中央負擔，並且在促進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時形成對中央行政的牽制力量。不但如此，地方自治的基礎是民治，這與中國歷代的割據式自治或紳權和族權維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質的區別。從中國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傳統看，維持國家秩序的規範當中不乏“ 治官之法”和地方規範，然而其出發點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為目標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為為代表的戊戌變法派的啟蒙。
立憲思想
康有為早年思想的演變經歷了一個由儒家學說到佛學、道學，再由佛、道之學到西學的曲折過程。由於家庭環境的影響，康有為自幼即開始接受正統的儒家教育。
由於堅持儒教正統，康有為有意識地摒棄了盛行於近代西方國家的某些民主觀念。例如，他從中西文化淵源的不同出發，指出：“中西之本末絕異有二焉：一曰勢，一曰俗。二者既異，不能以中國之是非繩之也”。雖然他當時主要是為了批評“中國秉禮而日弱。泰西尊賢而能強”，但終究認為“幸先聖之學，深入于人心，故時清議能維持之朝居矣”。
康有為保守主義立憲思想的第二個來源是其“同治情結”，這是中國的王黨主義。在《七十賜壽謝恩折》(1927年)中，康有為稱：“臣海濱鄙人，文質無底，雖十三世為士，而門非華腴，既四十歲而無聞先帝擇臣於側陋冗散之中，諮臣以變法自強之業，諭臣專折奏事，由是感激，竭盡愚忠。”此後，當梁啟超企圖與革命党合作時，康有為強烈反對，指責梁啟超辜負聖恩。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仍然是一種統治階級內部的糾紛解決機制，是一種自我“革政”，並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說“制度局也罷，懋勤殿也罷，都是百日維新時康有為藉以寄身，藉以參與到清中央政權中去指導變法的機構”，那麼在辛亥革命之後，帝制既已被推翻，他仍然堅持維護君主的利益，直至策動復辟，則充分表現出其保守的一面。
書學思想
後人瞭解康有為，大多基於“戊戌變法”。康有為在書法藝術方面所作的貢獻，絕不比他在政治舞臺上的作為遜色。他不僅是位傑出的政治家，也是繼阮元、包世臣後又一大書論家。他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廣藝舟雙楫》從理論上全面地系統地總結碑學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說，大力推崇漢魏六朝碑學，對碑派書法的興盛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康有為的事業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驚人建樹，僅著述就有700多萬字，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特色，輯成《南海先生詩集》。代表詩篇即《出都留別諸公》5首，其中對國家危亡命運十分關切，意氣豪邁。其政論文打破傳統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駢散不拘，開梁啟超“新文體”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日本變政考》、《大同書》和《歐洲十一國遊記》等。然而多年來，很少能見到康有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不僅出版了全集，而且還出版了奏議、家書、政論、未刊遺稿等，身後備極哀榮，而學貫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則受到很冷遇。
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開始周遊列國。當今在瑞典驚現“康有為島”，足以見證他遊歷之廣，康有為由此成為中國近代史中偉大的旅行家之一。吳昌碩曾給他刻一枚印章：“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他周遊列國的經歷，拓展了他的胸襟與學識，這在近代知識份子當中是屈指可數。而在他的學生中，梁啟超、王國維、徐悲鴻、劉海粟和蕭嫻等，在文藝領域內都有建樹，說明康有為也是偉大的教育家。
康有為以晚清書法鉅子身份，對帖學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識，造就一代新風，提出“卑唐”，將有唐數百年來書家創作一筆抹殺，終覺太過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論家很難成為創作大家，因為理論和實踐之間既有相輔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對立的一面。理論需要冷靜的邏輯分析，創作需要發自心胸的激情，理論強調公正，創作必須“偏激”，才能顯現個性的建立。自古以來，像孫過庭、蘇軾和米芾這樣的理論實踐均有極高造詣的雙棲人物極為少見。康有為振聾發聵的理論是為自身創作服務立言。以他在政壇上曾經叱吒風雲而最終遭慘敗流亡的情況看，以胸中鬱勃不平之氣作書，不會傾心於柔媚一路的趙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況且在他出生之前，碑學的發展已是風起雲湧。康有為不能容忍帖學的存在，即使象趙之謙這樣以帖寫碑的人都逃脫不了頻頻譏諷，而他卻對張裕釗則大加稱讚，不惜抬舉到“國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處由此可見，同時也說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處，但必須辨證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學發展達到了嶄新的歷史高度。
就康有為的創作而言，對《石門銘》和《爨龍顏》用功尤深，同時參以《經石峪》和雲峰山諸石刻。書寫上以平長弧線為基調，轉折以圓轉為主，長鋒羊毫所發揮出的特有的粗茁、渾重和厚實效果在他書作中有很好的體現，迥然異于趙之謙的頓方挫折、節奏流動，也不同於何紹基的單一圓勁而少見枯筆，這是他的別開生面處。至於線條張揚帶出結構的動盪，否定四平八穩的創作，也是清代碑學的總體特徵表現。就創作形式上來說，以對聯最為精彩，見氣勢開張、渾穆大氣的陽剛之美。逆筆藏鋒，遲送澀進，運筆時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從中也可以看出康有為的運筆輕視帖法，全從碑出。轉折之處常提筆暗過，圓渾蒼厚。結體不似晉、唐欹側綺麗，而是長撇大捺，氣勢開展，饒有漢人古意。也有人認為這是表面上虛張聲勢的火氣，潘伯鷹先生評說康有為的字“象一條翻滾的爛草繩。”認為康有為線條沒有質感，濫用飛白，顯得很虛浮。康有為在筆法上力倡圓筆，反對方筆，這是造成他筆法單調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筆無尖鋒，收筆無缺鋒，也無挫鋒，提按不是很明顯，線條單一，缺少變化。粗筆時見鬆散虛空，不夠凝斂緊迫，當是一病。用墨上缺少變化，表現形式不足，起筆飽蘸濃墨，行筆中見飛白，僅此而已。從他的中堂作品來看，章法方面落款常有局促之意，這是對帖學否定所致，實質上他早年日課，還是以歐虞為主的。
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發動了近代書法領域內的一場深刻的“變法”運動。相比較而言，他的書法創作勝過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創作和理論成就相比，還是有段差距，他並不是最傑出的碑學實踐者。
思想局限
康有為的立憲思想曾經啟迪和影響了後來的憲法理論，但是，其中卻存在許多保守主義的成分，主要表現在對君權的妥協以及對傳統的、占統治地位的以禮治國、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階級力量的支持。康有為對西方的立憲政治缺乏價值上的深刻認識。由於時代的局限性，康有為對西學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器物”論的基礎上，他還不能把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與封建的開明政治嚴格區分開來。就憲法的來源看，立憲主義包括立憲的價值學說和立憲的規範形式兩方面，其中憲法的價值尤其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相伴生。它是一個“新開端”，反映的是新生的獲得勝利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康有為的立憲理想則是從社會進化論出發，希望調和君權與民權之間的矛盾，減緩新生力量對封建專制的衝擊，維護舊體制。因此，康有為對憲法的理解是有內在矛盾的。中國唯以君權治天下而已，若雷厲風行，三月而規模成，二年而成效著“。康有為一直稱讚西方的代議制，但是他主張設立的制度局、集意院、懋勤殿等都屬於君主的智囊機構，而不是民選機構。不但如此，議院作為資產階級國家的權力機構，是作為封建君權的對立物而出現於歷史舞臺之上的。然而，康有為和當時中國先進的思想家往往是從”通下情“的角度來認識其作用的。這樣一來，議院的設立並不否定封建君權，相反倒成為強化封建國家機器的有效機制。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其憲政實踐的諸多兩難困境。
康有為的另一面
茅海建先生根據以往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經驗，原計劃用十年或稍多一點的時間來研究戊戌變法這個歷史課題。但當他深入檔案，在一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查資料“之後，發現這個課題需要做的工作遠遠超出了他的預計。由於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著述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在其著述中存在諸多作偽，理清真相是歷史研究最基本的步驟，真相不清遑論評價借鑒。儘管在茅海建之前的諸多學者已經取得了非常多去偽存真的考證工作，但由於前人研究檔案的條件局限，研究大陸檔案或不熟悉臺灣檔案，研究臺灣檔案或不熟悉大陸檔案，因而在諸多關鍵性的事件真相的考證上面存在諸多不足。茅海建先生以坐冷板凳的精神，在浩如煙海的檔案裡面尋求解讀歷史真相。儘管有人懷疑他陷入了以考證為歷史研究的窠臼，但從他已發表的這幾部研究戊戌變法的著作來看，均屬於帶有問題的考證，所考證的具體歷史事件對於研究戊戌變法這個大的歷史事件均是有意義的，而非為了考證而考證。
如果說茅海建之前發表的三部戊戌變法研究論文集、專著(《戊戌變法史事考》初集、二集和《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是從正面研究戊戌變法的來龍去脈，其聚焦點集中在康梁兩人行動、思想、著述上面，那麼《戊戌變法的另面》則是站在康梁以外，特別是張之洞一派對康梁變法派行動的描述和看法。從茅海建對中國社科院近史所圖書館所藏的”張之洞檔案“的解讀，不僅有助於理清康梁著述作偽的痕跡，還可以看出戊戌變法中，主張變法卻又與康梁分屬不同政治派別的張之洞這一派的觀點和行動。
歷史學家陳寅恪言及戊戌變法的思想源流曾說，他的先人陳寶箴、陳三立的政治思想和源流與康梁不同：
”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曆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是可知餘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寒柳堂集》)
學術界對此說法有多次引用，也證明張之洞、陳寶箴這些在朝握有實權、有實際行政經驗的變法派與康有為托古改制、帶有烏托邦色彩的變法派存在本質區別，但一直以來對這種說法就沒有人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辨析，而茅海建先生則從”張之洞檔案“的解讀中，讓我們更清晰和具體的看到了這兩個變法派之間的區別。
張之洞一開始對康有為思想就存在猜疑，在張之洞入股強學會的時候就曾派人勸康放棄今文學”孔子改制“的學術思想，隨後”強學會“報刊用孔子紀年更加引起了張之洞的警惕，康有為認為西方有教權，用基督紀年，中國要模仿西方所以也需要樹立孔教，用孔子紀年，但這種書呆子的見解和做法，引發了張之洞的極大反感，張之洞作為一個政治高度敏感的老官僚，疑心康有為有”保中國不保大清“的立場，加上康有為鼓吹開議院和”民權“(指官民上書)，被張之洞誤解為提倡民主選舉，意圖顛覆帝制。學術思想、變法思想的差異，加上康梁背後鼓吹的激進式變法行動，使張之洞、陳寶箴等變法派官員對之產生敵視和對抗。從康梁變法派得不到朝廷內部改革派支持，反而得到敵視這一點來看，可知康有為等人完全不懂政治鬥爭的策略，也對高層政治一無所知，但為什麼康梁竟會成為當時乃至今天大眾心目中的變法派?我認為康梁雖然不懂政治為何物，但他們能成功的關鍵乃在於繼承了廣東人善於經商做生意的傳統，實際上康有為的所作所為無不帶有做生意的投機心態(如由康領導、因遲到而流產的聯省上書)，他用做生意的智慧彌補了政治經驗和智慧不足。
早在戊戌變法之前，康有為就曾與澳門商人何連旺合作，向朝廷兜售”巴西移民“計畫，但李鴻章以巴西政府未提出要求為由拒絕了，因為之前就發生過很多華人被”賣豬仔“到巴西，淪為種植園奴隸的諸多悲劇，清政府於是下令禁止了此類招工行為。茅海建從現有檔案研究發現，康有為的所謂”移民計畫“其實是”運民計畫“，其中對華工權益並沒有任何保障方案和計畫，何況澳門商人何連旺家族本來就是靠”賣豬仔“發跡的奸商，”康聖人“的這個移民計畫極有可能就是一單”賣豬仔“的生意(詳見《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
從”張之洞檔案“可以看出，康有為對陳寶箴在湖南變法的態度經歷了幾次變化，最開始他讚賞陳寶箴聘請梁啟超到湖南講學，到後來張之洞、陳寶箴排斥梁啟超派在湖南的政治活動，康有為轉而對陳寶箴變法持批評態度，再到變法失敗流亡海外，康有為派又轉而對遭遇政治迫害的陳寶箴持讚譽態度，並把陳寶箴作為”吾党“同志加以宣傳。康有為對陳寶箴態度的變化均取決於個人政治態勢的變化，他通過醜化慈禧、塑造朝廷頑固派來達到宣傳個人受難的政治形象，為了博取海外華僑的同情和捐款，他不惜出賣光緒帝，偽造光緒密詔，把他自己策劃失敗的”圍園殺後“計畫說成是光緒帝的密旨，這種下流的手段堪稱他經營革命事業的一絕。康有為後來流亡海外之後不但沒有窮困潦倒，反而變成大富翁，很大程度上也是他這種善於做生意的才能的結果，他帶領全黨下海經商，拉攏同情他政治遭遇的華僑，利用僑鄉優勢，合夥經營報業、出版(科舉考試教輔教材)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政治對於康有為來說也更像是一盤大生意。
甲午戰敗對清朝是一個巨大的改革契機，朝野內外都有改革的呼聲，戊戌變法具備歷史的必然性。當時清廷具備現代化知識、視野，又具有行政經驗、最適合領導改革的無疑是李鴻章，但他已經背上了”賣國賊“的惡名，身敗名裂的人不可能做政治領袖。李鴻章之外最適合領導改革的是張之洞，但由於種種歷史的偶然性，他和大清國都錯失了一次自改革的機會(詳見《戊戌變法史事考初集》)。茅海建先生研究到這個地方不禁慨歎”可惜不是你“!假如是張之洞入朝為相輔佐光緒帝進行變法，或許戊戌變法的結果會大大不同。張之洞、陳寶箴所代表的穩健改革派沒有成為戊戌變法的主流，而康梁的烏托邦式激進改革方案卻成為主流，並徹底斷送了這個大好機會，這就是歷史，沒有”假如“。
軼事典故：
1898年光緒皇帝準備召見康有為。但由於反對變法的大臣從中設置障礙未能成功，光緒皇帝下令說，以後康有為如有奏摺，即日呈遞，不得阻攔。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發佈《明定國是詔》，宣佈實行新政，”變法自強“。五天以後，光緒皇帝正式接見康有為，並賞給六品銜，任”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同時給他以專折奏事的權力。梁啟超、譚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職。這樣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總算參與了變法維新的機要。在三個來月的時間裡，他們根據皇帝的授意，發佈了不少實行新政的詔書，如設立學堂、提倡一定的言論自由、獎勵發明創造、保護和獎勵農工商業、改革財政等。
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所進行的資產階級政治改革，是清光緒二十四年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主要內容是：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這次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反對，同年九月慈禧太后等發動政變，光緒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和日本，譚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殺害。
康有為等人以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無事不成，其實，光緒皇帝只不過是個空架子，實權完全掌握在慈禧太后等人手裡。正當康有為等躊躇滿志的時候，反對派發動”戊戌政變“，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緒皇帝被囚禁，譚嗣同等人被殺，康有為、梁啟超逃往國外。戊戌變法，前後共一百零三天，又稱”百日維新“。
人物評價：
康有為是參與戊戌變法的重要人物之一，自50年代以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學術界對他在近代歷史發展進程中所起的作用評價較低，這是因為有兩種說法一直為多數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國主義的圈套“，成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與洋務派主張的”以夷制夷“並無二致。一曰：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對民權、膜拜君權的立場，最終墮落為保皇黨，成了社會前進的絆腳石。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深刻地指出：”當舊制度本身還相信而且也應當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時候，它的歷史是悲劇性的“。康有為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舉憲法的旗幟對封建專制進行質疑和挑戰的學者和改革家。雖然他的改革思想具有明顯的歷史局限性，但是這並不妨礙他作為近代中國憲法思想啟蒙的第一人。正如凱西勒在評價歐洲的思想啟蒙時認識到，從歷史上看，儘管啟蒙哲學熱衷於進步，並力圖粉碎舊法律的框架，建立新的人生觀，然而它所表現出來的基本特徵，卻是屢屢返回那些哲學的老問題上去。這種一方面和近古和現存的秩序作鬥爭，但另一方面又不斷回到古代思潮和問題上去的兩重性同樣可以用來理解康有為在憲法問題上的局限性和進步性。進一步來看，康有為試圖結合儒家思想傳統和西方立憲主義的努力雖然成為一幕”悲劇性的歷史“，但是作為一種方法，移植和借鑒國外的法學經驗，並兼顧該國國情的思路，卻被後來的學者所繼承因為康有為的一生，當時與後世皆褒貶不一，頌之者稱他是改革家，”廣廈長素究為誰?南海先生康有為。治學公羊張三世，上書清帝凡七回。論性勸學長興記，萬木草堂立學規。人類公理大同書，不忍為仁孟子微。“貶之者稱其為保皇黨，章炳麟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對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沒有和譚嗣同一樣選擇殺身成仁，而選擇了逃亡。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宣導維新運動和領導戊戌變法時，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當他在民國初年為尊孔復古思潮推波助瀾，與袁世凱同流合污，充當帝制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時，就站到了歷史的對立面，從政治巨人蛻變為現實的侏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