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行婚約還是灑脫異國戀，胡適選擇當個“道德完人”

[摘要]胡適少年成名， 一生恪于中國傳統知識份子追求成為“完人”的理想， 隱含著對“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全面嚮往。

北大的陳平原教授在上課時講：“成名很早的人， 如梁啟超、胡適， 下筆的時候會特別小心，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任何文字都會傳世。 ”這裡講的“小心”， 據我的理解， 並非指在寫作品質上要求特別高， 不然梁任公不會一面打麻將一面作文章， 胡適之也不會留下那麼多“半本書”， 多半還是指他們在道德和處世方面大有顧忌， 生怕貽後世之譏。

新近出版的《胡適與韋蓮司》， 揭開一段鮮為人知的異國戀情，

其意義當然不在於又讓我們知道了一段名人的“閫闈秘事”， 而確如著者周質平所言， “相信對胡適思想的研究和整個人格的瞭解是有幫助的”。

這段戀情的發現， 倒不怎麼令人驚異， 因為以胡適年輕時的瀟灑倜儻， 又在上海有過一段浪蕩生活， 兼且遠在美國經年， 若一點風流韻事都沒有， 反是怪事。 據《胡適與韋蓮司》， 胡適在美國求學時， 與韋蓮司雖然親密， 但仍能持禮自守， “在愛慕與矜持之間”， 並且及時打消了韋蓮司進一步交往的念頭。 這尚可以說是對國內已訂婚約的責任感所致。 回國以後， 他還向韋蓮司傾訴過對這段婚姻的煩惱：“我不能說， 我是懷著愉快的心情， 企盼著我們的婚禮。 我只是懷著強烈的好奇，

走向一個重大的實驗——生活的實驗！”但很快， 胡適的心態起了明顯的變化。 在狂潮一般的新文化運動中， 胡適驟得大名， 從此以叛逆者和啟蒙者的雙重身份登上歷史舞臺。 他因此也發現了恪行婚約給他帶來的社會聲譽上的好處：“最佔便宜的， 是社會上對於此事的過分贊許。 ”（1921年8月30日日記）在中國這樣一個講求道德的國度裡， 生活上的清白與否足以影響一個人事業的成敗。 胡適既然因為不毀舊約受到“新舊兩派人士的共同稱讚”， 而他又一直以公眾人物的身份在社會上活動， 那麼他就必須維護自己做為一個“道德完人”的身份。

因此在美國的時候， 胡適還肯向韋蓮司表達“她曾經是他最感念， 也是給他啟發最多的一個人”，

哪怕這樣說“有違此地的社交規矩”， 也還肯向她承認“我早已放棄讓她（江冬秀）來做我知識上的伴侶了。 這不能說是沒有遺憾的。 ”歸國後， 胡適給韋蓮司的信就漸漸添上了一層保護色， 如“在過去悠長的歲月裡， 我從未忘記過你……我們這樣單純的友誼是永遠不會凋謝的”， 這是在表達真情後找補的道德外套。 再以後， 在胡適的信中（至少在周質平引用的部分中）幾乎再也看不到些許使人疑心到戀情上去的成分。 他有好幾年不和韋蓮司通信， 恢復通信後又擔心韋蓮司的信中稱“把你看作是我少有的一個好朋友”會有讓人懷疑胡適“對妻子不忠實或不體貼”（這是從韋蓮司的回信中看出來的）。 日後出版《胡適留學日記》時， 胡適還特意為其中一首現在看來明顯是為韋蓮司而作的豔詞大花心思地使“障眼法”：“詞中語意一無所指， 懼他日讀者之妄相猜度也。 ”身在中國的胡適， 對於社會上的“物議”有著太多的顧慮， 這種顧慮終於讓韋蓮司在1927年4月6日的信中有些絕望和沉痛地寫下了印在封面上的那句話：“讓你走， 是如此的艱難， 老友——但是你留下來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

應該說， 胡適對韋蓮司的愛是深厚的， 不然他不會將情人曹珮英託付給她， 也不會有1933年9月那兩次“里程碑式”的重逢。 但是胡適決不可能與髮妻離婚而與韋蓮司結合。 胡適與韋蓮司的關係變得益發尷尬起來。 一方面， 胡適要防範萬一事實暴露後社會上的責難， 一方面又要承受面對癡情的韋蓮司時的負疚感。

胡適不是神仙， 他也不能免俗。 當韋蓮司寫信告訴她一樁“擬議中的婚事”時， 他“立即贊成”。 這種贊成與其說是期望對方幸福， 不如說是亟盼為自己卸責。 一個自己“唯一想嫁的人”如此反應， 韋蓮司的傷心可想而知。 她在1937年11月11日的信中失望而帶著譏諷口吻地說了這樣一段話（這也幾乎是全書中韋蓮司唯一對胡適“不敬”的言辭）：

“從你的反應看來， 要是我結婚， 能減輕你精神上的負擔， 同時也能給一些你所缺的自由。 甚至於只是想一想， 你都能感覺到[自由]。 你的幸福在我討價還價的時候， 會考慮進去的。 可是， 恐怕我是不會為了討你的歡心而跟別人結婚的！！這是一個共同的理解吧？分手也能達到這個目的。 ”

這幾句話把韋蓮司“高潔幾近狂狷”的性格展露無遺，同時也足以讓品行為世人稱道的胡適博士赧顏，“榨出皮袍下麵的小來”。雖然韋蓮司也表示“[我從未]要你感覺有任何責任或負擔”，以後也對胡適一如既往地關懷和愛慕，但這樁事終不免成為我們的胡適先生性格上缺陷的一個見證。

說這麼些，並不是要究人隱私，唐突前賢。只是覺得從胡適對這件事的態度上，可以對胡適的思想脈絡有更好的把握。胡適一生，固然有奔走呼籲，維護自由的一面，但也有謹慎怕事，委曲求全的一面。他的《文學改良芻議》是因為幾個美國留學生的反對而改成了這樣膽怯的題目；他在五四時勸學生複課，營救上卻出力不多；他任駐美大使後期備受宋子文掣肘，但就是在日記也不敢發為怨言；他聲稱“二十年不問政治”，卻幾乎從未從政治上脫身。又如一直扯不清楚的胡適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其實自由知識份子當然不一定要以反政府為己任，但也並沒有完全順從、維護政府的義務，西方就先有梭羅，後有羅素，都以“合理的反政府”聞名。胡適本來也可以選擇另一條不違反自己原則的路的。這一切當然可以歸諸中國本世紀過於變亂紛複的環境，但與胡適自身的性格也很難說毫無關係。

胡適少年成名，一生恪于中國傳統知識份子追求成為“完人”的理想，隱含著對“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全面嚮往。他的處境和他之前的另一個“完人”曾國藩頗有相似處，為了百代聲名，一舉一動不免帶上了表演的成分，自然難以活得灑脫。對於提倡個性自由的“新學之士”胡適來說，這尤其是個兩難命題。以今天的眼光看，胡適的困境可以讓人寄以“同情之瞭解”，卻未必讓人贊成他的選擇。因為和許多人相比，“同是一個不合理制度下的犧牲品”，胡適卻本來“有許多許多機會”（韋蓮司1927年4月5日信）。

本文來自騰訊新聞用戶端自媒體，不代表騰訊新聞的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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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句話把韋蓮司“高潔幾近狂狷”的性格展露無遺，同時也足以讓品行為世人稱道的胡適博士赧顏，“榨出皮袍下麵的小來”。雖然韋蓮司也表示“[我從未]要你感覺有任何責任或負擔”，以後也對胡適一如既往地關懷和愛慕，但這樁事終不免成為我們的胡適先生性格上缺陷的一個見證。

說這麼些，並不是要究人隱私，唐突前賢。只是覺得從胡適對這件事的態度上，可以對胡適的思想脈絡有更好的把握。胡適一生，固然有奔走呼籲，維護自由的一面，但也有謹慎怕事，委曲求全的一面。他的《文學改良芻議》是因為幾個美國留學生的反對而改成了這樣膽怯的題目；他在五四時勸學生複課，營救上卻出力不多；他任駐美大使後期備受宋子文掣肘，但就是在日記也不敢發為怨言；他聲稱“二十年不問政治”，卻幾乎從未從政治上脫身。又如一直扯不清楚的胡適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其實自由知識份子當然不一定要以反政府為己任，但也並沒有完全順從、維護政府的義務，西方就先有梭羅，後有羅素，都以“合理的反政府”聞名。胡適本來也可以選擇另一條不違反自己原則的路的。這一切當然可以歸諸中國本世紀過於變亂紛複的環境，但與胡適自身的性格也很難說毫無關係。

胡適少年成名，一生恪于中國傳統知識份子追求成為“完人”的理想，隱含著對“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全面嚮往。他的處境和他之前的另一個“完人”曾國藩頗有相似處，為了百代聲名，一舉一動不免帶上了表演的成分，自然難以活得灑脫。對於提倡個性自由的“新學之士”胡適來說，這尤其是個兩難命題。以今天的眼光看，胡適的困境可以讓人寄以“同情之瞭解”，卻未必讓人贊成他的選擇。因為和許多人相比，“同是一個不合理制度下的犧牲品”，胡適卻本來“有許多許多機會”（韋蓮司1927年4月5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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