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民的名義》逐漸接近尾聲， 本劇（目前為止）藏得最深的育良書記終於露出了狐狸尾巴。 高小鳳同學僅僅惡補了一本《萬曆十五年》就拿下了曾經的漢東大學政法系主任、如今的省政法委書記。
這本書在大陸流行了二三十年， 很多表述如“萬曆十五年”、“世間已無張居正”等都成了流行標語。
一本研究明史的漢學著作為什麼如此暢銷， 這本書到底講了什麼。 隨著這部劇的熱播，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 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 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 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 必然受到限制。 即便是宗旨善良， 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這本書的基本結構
作者從萬曆年間的集權中心——萬曆皇帝入手敘述， 援引史料， 簡略概括了萬曆皇帝的習政過程及宮闈瑣事。 隨後分別選取萬曆皇帝身邊的兩位內閣首輔：張居正， 申時行， 描述其生平及政治主張， 以及他們在本朝和後世產生的影響。
這三人之後， 作者選擇了此朝的幾位代表人物：清官海瑞，
黃仁宇所使用的寫作手法， 除他自述的“大歷史觀”下的年鑒寫法外， 我更願意將其理解為一種紀傳體史料寫作。 因為畢竟是通過六個典型人物來梳理本朝的歷史和事件脈絡的。 皇帝、首輔、高級將領、文官和思想家， 是萬曆王朝上層階級的主要類別， 充滿了整個朝野， 折射了整個社會的陰陽兩面。
張居正
萬曆皇帝少年登基， 卻在首輔大臣張居正的管制下， 放棄了喜好的書法， 成了一隻被關在籠裡的金絲雀。 14歲迎娶不愛的皇后， 18歲遇到人生所愛——然而最懂他的女人卻不被老臣們看好。 張居正在世時權力大於天， 皇帝對他的信任也達到了極致。
申時行
申時行此人， 中庸又圓滑， 他富有現實感， 深諳為臣之道， 始終堅持調濟折中之原則。 在張居正死後， 申時行出任內閣首輔， 參透了文官的陰陽兩面性， 並極力通過中庸來掩蓋自己內心的“陰”， 展現給皇帝與百官的則是胸襟開闊， 性情溫和的“陽”的一面。 他以恕道待人， 又通過不斷舉行禮儀， 講解“四書”和其他經史來推廣誠意。 然而當看到皇帝興趣漸微， 申時行的不安亦隨之而來。
在失去了張居正的龐大帝國，
申時行認為僅靠道德作為施政之本即可使整個國家機構運轉正常， 引得江湖上傳來“無事可記”與“尸位素餐”的評價， 但他毫不理會。 治理黃河， 加固軍防， 恢復周禮， 修築陵墓， 這些浩大的工事牽涉著王朝的安全， 表面的繁華似乎也彰顯著他申時行任期的功績。 然而愈演愈烈的文官之爭，及重文輕武的畸形社會，都為日後天朝的潰敗埋下了伏筆。
海瑞
海瑞罷官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這位耿直過頭的文官，性情古怪卻極度清廉。因認為倫理綱常高過個人私產，出仕做官的海瑞以君子自居，要求自己排除一切利己的動機，保持簡樸，不貪不染。愚孝思想荼毒下，他的妻妾離奇故去，退隱荒涼瘴癘之區的海瑞只有孤獨終老。即便如此，安貧樂道仍被他揉入忠孝二字裡作為人生信條。
但現實是，海瑞過分耿直又過分恪守規矩的性格行為，不能也不可能成為全體文官的辦事準則。
戚繼光
萬曆十五年，戚繼光逝世。儘管在歷史課本上“戚繼光抗倭”名聲大噪，但當時帝國重文輕武的風氣則彌漫在整個軍隊之間。文官不贊同戰爭，即使海寇打到家門口，他們也須遵循冗長的禮法去指揮武將。
戚繼光是軍事奇才，會看人善訓人能打仗。而他的功成名遂，離不開張居正的賞識。平海寇，服俺答，戚繼光出任薊州總兵，研發戰略戰術，並同時寫作軍事著作和詩歌文集。然而張居正死後，戚繼光作為前首輔遺黨被調任後自請退休。
戚家軍不斷膨脹的軍備實力已然打破文官集團所謂的平衡，亦成為張居正身前謀反的鐵證。1588年將星隕落，古老帝國喪失了重整軍備的最好良機。
李贄
這位寫作《焚書》《藏書》的思想家，或許深知自己不為當世所容。雖受儒家教育出仕為官，卻總想逃避對宗族的照顧；雖晚年遁入空門研習佛法，卻保持官僚學者的生活方式且不去受戒；雖抨擊地主達官的自私自利，卻不得不仰仗這類人的接濟過活。
李贄充滿矛盾，甚至他的片段式思想也矛盾重重。在僵化的孔孟之道下，李贄看穿了“陽為道學，陰為富貴”的官僚社會，身仍享有人間歡樂，心早去了佛法古國。李贄不是禍患，他所在的表面平靜實則暗流湧動的所謂太平盛世，才是整個國家機器一觸即發的禍患。
10段精彩文摘
1，（申時行）深知我們這個帝國有一個特點；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擾，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這一帝國既無崇尚武功的趨向，也沒有改造社會、提高生活程度的宏願，它的宗旨，只是在於使大批人民不為饑荒所窘迫，即在“四書”所謂“黎民不饑不寒”的低標準下以維持長治久安。這種宗旨如何推行？直接與農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們是被統治者，不讀書，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語言。和各地紳士合作，也不會收到很大的效果，因為他們的分佈地區過廣，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為聯繫的工具，其接觸也極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與全體文官的合作，如果沒有取得他們的同意，辦任何事情都將此路不通。例如就在這1587年，山東省的三千農民，由於饑荒誕而走險，叢聚為盜；各地白蓮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局勢令人驚駭。但僅是驚駭於事無補，解決問題的關鍵仍在於全體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賴，以致於精誠團結，眾志成城。如果不是這樣，則全國1100多個縣，其中萬別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訓令，使得多個縣個個個做事符合機宜？所以說來說去，施政的要訣，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針為主，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務是促進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和諧。此亦即鼓舞土氣，發揮精神上的力量。
2，要影響全體文官，申時行必須首先提供自己的誠意。他寧可被目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評為犧牲原則的政客，但他堅持他調濟折衷的原則。他確實看透了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張居正的精明練達，竟忽視了這樣基本而簡單的事實。（這就是《人民的名義》裡強調的政治平衡）
3，要消除文官中不願公開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為整個社會都認為做官是一種發財的機會，不少的小說和筆記都寫到，一個人得中進士，立即有人前來出謀劃策，如何買田放債，如何影響訴訟，如何利用權勢作額外收入的資本。北京的一些放債人，經常借錢給窮困的京官，一俟後者派任地方官，這些債主就隨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還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衣地方官兜攬民政與財政，致富的機會至多。至於官員本身，向這種社會風氣投降的程度則各有不同。大多數人覺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補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們土大夫階級的生活水難，與情操無損。另有相當數量的官員，則聲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跡令人憤慨。再有一部分極端人物，則屬清高自負，一介不苟取於人，這絕對的道德觀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禦史海瑞作為代表。這三者的差別，也就是文官之間不能和諧的一大原因。（《人民的名義》裡精彩的戲劇衝突，正是不同官員對待私欲的差別）
4，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也使他們結成小集團。出生於一省一縣，是為‘鄉誼”。同一年考中舉人或進土，是為“年誼”；同年的舉人或進士就像學校裡的同班一樣，在原則上有彼此關照的義務，他們的考官則不消說是終身的恩師。婚姻關係，包括男女雙方的遠親近屬，是為“姻誼”。這多種的“誼”堤形成文官派系的一個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後臺老闆就有提拔新進的義務；私人的困難，可以協助解決，錯誤也可以掩飾。被提拔的和被幫助的當然會對後臺老闆效忠賣力，終身不渝。（《人民的名義》裡的師生關係設置，跳不出歷史的窠臼）
5，即算本朝推行倫理道德以作為治國的標準，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別無更好的辦法。假如沒有這些觀念和原則，我們政府靠什麼而存在？如果放棄“四書”上說的真心誠意，仁民愛物，嫂溺則手援，如何能使2000名京官對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18000名地方官和衷共濟，或者無端受罰而仍然歌頌“皇恩浩蕩”了？我們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教育全國約1百萬的讀書人，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表彰他們的祖先、寡母、賢妻？個人的私心會隨時隨地變遷，只有倫理道德永恆不變。古代的聖賢寫作“四書”的時候如此，朱是注解“四書”的時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為如此，它才可以在經筵上被講解者發揮，也可以在墓誌上被鐫刻，以為後人的典範。
6，表面上的寧靜通常是虛幻的。文官集團缺乏應有的和衷共濟，反而集中了無數的利害衝突，形成了一個帶有爆炸性的團體。在萬曆皇帝禦字的48年中，特別到了後期，大臣們已經看透了中樞無複具有領導全域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極敷衍的態度來應付局面。此類態度類似疫氣，很快就在文官中流傳，使忠於職守者缺乏信心，貪污腐敗者更加有機可乘。這種不景氣的趨勢愈演愈烈，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其所以能勉強維持，實在是因為替代的辦法尚未找到。而像我們這樣龐大而歷史悠久的帝國，即使在不利的條件之下，僅憑慣性的作用也可以使這個王朝繼續存在若干年月。
7，本朝的制度，應當說是不能聽任這種黨爭發展的。我們的司法制度極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在這種具體情況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書”的教導，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約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別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要是官員們口誦經典中的詞句，稱自己為君子，別人為小人，在道德的掩蓋下奪利爭權，這就是把原則整個顛倒了。這種做法會導致文官集團的渙散，進而導致我們的帝國無法治理。這不必等到1620年萬曆的靈柩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時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時行說的“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長治久安者”，已經把這個道理說得十分清楚了。
8，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斥他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廷臣。萬曆皇帝以他的聰明接觸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詢的計畫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懶，對這個操縱實際的官僚集團日益疏遠，採取了長期怠工的消極對抗。
9，身為天子的萬曆，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權力大多帶有被動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歡的官員革職查辦，但是很難升遷拔搖他所喜歡的官員，以致沒有一個人足以成為他的心腹。他對大臣們的奏摺作出決斷，可以超出法律的規定，但是他沒有制訂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間發生衝突，理所當然地由他加以裁奪，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衝突的發生，而且他裁奪的權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為他被臣下視為燕安怠情。各邊區的軍事問題必須奏報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統率兵將，在平日也沒有整頓軍備的可能。他很難跨出宮門一步，自然更談不上離開京城巡視各省。連這一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居於九五之尊還有什麼趣味？
10，大小臣僚期望（萬曆）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但是德行意味著什麼呢？張居正在世之日，皇帝在首輔及老師的控制下作為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所謂德行大部分體現於各種禮儀之中。他要忍受各種禮儀的苦悶與單調，這也許是人們所能夠理解的。但幾乎很少有人理解的乃是他最深沉的苦悶尚在無情的禮儀之外。皇位是一種社會制度，他采翊鈞卻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個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規範，但是道德規範的解釋卻分屬於文官。他不被允許能和他的臣僚一樣，在陽之外另外存在著陰。他之被拘束是無限的，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責為逾越道德規範。
所謂的萬曆十五年，實為1587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但在這一年發生的許多瑣細小事,卻如青萍之末成為帝國走向崩潰的前兆。讀者只要讀到這些摘要，對於萬曆連續30年（1589-1619年）不上朝的這段歷史就不至於過於驚訝了。
▲ 1979年，在紐普茲家中，黃仁宇與妻子格爾共同校閱手稿。
《萬曆十五年》 黃仁宇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8
然而愈演愈烈的文官之爭，及重文輕武的畸形社會，都為日後天朝的潰敗埋下了伏筆。海瑞
海瑞罷官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這位耿直過頭的文官，性情古怪卻極度清廉。因認為倫理綱常高過個人私產，出仕做官的海瑞以君子自居，要求自己排除一切利己的動機，保持簡樸，不貪不染。愚孝思想荼毒下，他的妻妾離奇故去，退隱荒涼瘴癘之區的海瑞只有孤獨終老。即便如此，安貧樂道仍被他揉入忠孝二字裡作為人生信條。
但現實是，海瑞過分耿直又過分恪守規矩的性格行為，不能也不可能成為全體文官的辦事準則。
戚繼光
萬曆十五年，戚繼光逝世。儘管在歷史課本上“戚繼光抗倭”名聲大噪，但當時帝國重文輕武的風氣則彌漫在整個軍隊之間。文官不贊同戰爭，即使海寇打到家門口，他們也須遵循冗長的禮法去指揮武將。
戚繼光是軍事奇才，會看人善訓人能打仗。而他的功成名遂，離不開張居正的賞識。平海寇，服俺答，戚繼光出任薊州總兵，研發戰略戰術，並同時寫作軍事著作和詩歌文集。然而張居正死後，戚繼光作為前首輔遺黨被調任後自請退休。
戚家軍不斷膨脹的軍備實力已然打破文官集團所謂的平衡，亦成為張居正身前謀反的鐵證。1588年將星隕落，古老帝國喪失了重整軍備的最好良機。
李贄
這位寫作《焚書》《藏書》的思想家，或許深知自己不為當世所容。雖受儒家教育出仕為官，卻總想逃避對宗族的照顧；雖晚年遁入空門研習佛法，卻保持官僚學者的生活方式且不去受戒；雖抨擊地主達官的自私自利，卻不得不仰仗這類人的接濟過活。
李贄充滿矛盾，甚至他的片段式思想也矛盾重重。在僵化的孔孟之道下，李贄看穿了“陽為道學，陰為富貴”的官僚社會，身仍享有人間歡樂，心早去了佛法古國。李贄不是禍患，他所在的表面平靜實則暗流湧動的所謂太平盛世，才是整個國家機器一觸即發的禍患。
10段精彩文摘
1，（申時行）深知我們這個帝國有一個特點；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擾，否則理論上的完美，仍不過是空中樓閣。這一帝國既無崇尚武功的趨向，也沒有改造社會、提高生活程度的宏願，它的宗旨，只是在於使大批人民不為饑荒所窘迫，即在“四書”所謂“黎民不饑不寒”的低標準下以維持長治久安。這種宗旨如何推行？直接與農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們是被統治者，不讀書，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語言。和各地紳士合作，也不會收到很大的效果，因為他們的分佈地區過廣，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為聯繫的工具，其接觸也極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與全體文官的合作，如果沒有取得他們的同意，辦任何事情都將此路不通。例如就在這1587年，山東省的三千農民，由於饑荒誕而走險，叢聚為盜；各地白蓮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局勢令人驚駭。但僅是驚駭於事無補，解決問題的關鍵仍在於全體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賴，以致於精誠團結，眾志成城。如果不是這樣，則全國1100多個縣，其中萬別千差，又何能由朝廷訓令，使得多個縣個個個做事符合機宜？所以說來說去，施政的要訣，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針為主，以道德為一切事業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務是促進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和諧。此亦即鼓舞土氣，發揮精神上的力量。
2，要影響全體文官，申時行必須首先提供自己的誠意。他寧可被目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評為犧牲原則的政客，但他堅持他調濟折衷的原則。他確實看透了國家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文官，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張居正的精明練達，竟忽視了這樣基本而簡單的事實。（這就是《人民的名義》裡強調的政治平衡）
3，要消除文官中不願公開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為整個社會都認為做官是一種發財的機會，不少的小說和筆記都寫到，一個人得中進士，立即有人前來出謀劃策，如何買田放債，如何影響訴訟，如何利用權勢作額外收入的資本。北京的一些放債人，經常借錢給窮困的京官，一俟後者派任地方官，這些債主就隨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還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衣地方官兜攬民政與財政，致富的機會至多。至於官員本身，向這種社會風氣投降的程度則各有不同。大多數人覺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間取得一部分額外收入，補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們土大夫階級的生活水難，與情操無損。另有相當數量的官員，則聲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跡令人憤慨。再有一部分極端人物，則屬清高自負，一介不苟取於人，這絕對的道德觀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禦史海瑞作為代表。這三者的差別，也就是文官之間不能和諧的一大原因。（《人民的名義》裡精彩的戲劇衝突，正是不同官員對待私欲的差別）
4，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也使他們結成小集團。出生於一省一縣，是為‘鄉誼”。同一年考中舉人或進土，是為“年誼”；同年的舉人或進士就像學校裡的同班一樣，在原則上有彼此關照的義務，他們的考官則不消說是終身的恩師。婚姻關係，包括男女雙方的遠親近屬，是為“姻誼”。這多種的“誼”堤形成文官派系的一個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後臺老闆就有提拔新進的義務；私人的困難，可以協助解決，錯誤也可以掩飾。被提拔的和被幫助的當然會對後臺老闆效忠賣力，終身不渝。（《人民的名義》裡的師生關係設置，跳不出歷史的窠臼）
5，即算本朝推行倫理道德以作為治國的標準，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別無更好的辦法。假如沒有這些觀念和原則，我們政府靠什麼而存在？如果放棄“四書”上說的真心誠意，仁民愛物，嫂溺則手援，如何能使2000名京官對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18000名地方官和衷共濟，或者無端受罰而仍然歌頌“皇恩浩蕩”了？我們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教育全國約1百萬的讀書人，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去表彰他們的祖先、寡母、賢妻？個人的私心會隨時隨地變遷，只有倫理道德永恆不變。古代的聖賢寫作“四書”的時候如此，朱是注解“四書”的時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為如此，它才可以在經筵上被講解者發揮，也可以在墓誌上被鐫刻，以為後人的典範。
6，表面上的寧靜通常是虛幻的。文官集團缺乏應有的和衷共濟，反而集中了無數的利害衝突，形成了一個帶有爆炸性的團體。在萬曆皇帝禦字的48年中，特別到了後期，大臣們已經看透了中樞無複具有領導全域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極敷衍的態度來應付局面。此類態度類似疫氣，很快就在文官中流傳，使忠於職守者缺乏信心，貪污腐敗者更加有機可乘。這種不景氣的趨勢愈演愈烈，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其所以能勉強維持，實在是因為替代的辦法尚未找到。而像我們這樣龐大而歷史悠久的帝國，即使在不利的條件之下，僅憑慣性的作用也可以使這個王朝繼續存在若干年月。
7，本朝的制度，應當說是不能聽任這種黨爭發展的。我們的司法制度極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在這種具體情況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書”的教導，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約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別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要是官員們口誦經典中的詞句，稱自己為君子，別人為小人，在道德的掩蓋下奪利爭權，這就是把原則整個顛倒了。這種做法會導致文官集團的渙散，進而導致我們的帝國無法治理。這不必等到1620年萬曆的靈柩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時候才能明白，1587年申時行說的“自古國家未有如此而能長治久安者”，已經把這個道理說得十分清楚了。
8，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斥他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廷臣。萬曆皇帝以他的聰明接觸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詢的計畫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懶，對這個操縱實際的官僚集團日益疏遠，採取了長期怠工的消極對抗。
9，身為天子的萬曆，在另一種意義上講，他不過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權力大多帶有被動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歡的官員革職查辦，但是很難升遷拔搖他所喜歡的官員，以致沒有一個人足以成為他的心腹。他對大臣們的奏摺作出決斷，可以超出法律的規定，但是他沒有制訂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間發生衝突，理所當然地由他加以裁奪，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衝突的發生，而且他裁奪的權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為他被臣下視為燕安怠情。各邊區的軍事問題必須奏報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統率兵將，在平日也沒有整頓軍備的可能。他很難跨出宮門一步，自然更談不上離開京城巡視各省。連這一點選擇的自由都沒有，居於九五之尊還有什麼趣味？
10，大小臣僚期望（萬曆）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但是德行意味著什麼呢？張居正在世之日，皇帝在首輔及老師的控制下作為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所謂德行大部分體現於各種禮儀之中。他要忍受各種禮儀的苦悶與單調，這也許是人們所能夠理解的。但幾乎很少有人理解的乃是他最深沉的苦悶尚在無情的禮儀之外。皇位是一種社會制度，他采翊鈞卻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個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規範，但是道德規範的解釋卻分屬於文官。他不被允許能和他的臣僚一樣，在陽之外另外存在著陰。他之被拘束是無限的，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責為逾越道德規範。
所謂的萬曆十五年，實為1587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但在這一年發生的許多瑣細小事,卻如青萍之末成為帝國走向崩潰的前兆。讀者只要讀到這些摘要，對於萬曆連續30年（1589-1619年）不上朝的這段歷史就不至於過於驚訝了。
▲ 1979年，在紐普茲家中，黃仁宇與妻子格爾共同校閱手稿。
《萬曆十五年》 黃仁宇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