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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岱文獻的新發現

梁宗岱(右)與司徒喬。

□劉志俠 盧嵐

我們搜集梁宗岱老師作品的工作兩年前便告一段落,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印行了我們撰寫的《青年梁宗岱》和主編的《梁宗岱早期著譯》。 但是多年的工作慣性仍未完全停止, 最近又發現了兩種珍貴的文獻。 一種在廣州, 一種在瑞士。

羅曼·羅蘭致梁宗岱信

春節前, 我們收到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檔案館陳紅霞館長寄來一些掃描檔, 來自梁宗岱紀念館的外國友人書信檔案,

除了法國文學大師瓦萊裡一封信外, 其餘兩位作家是日本草野心平(1903-1 9 8 8 )和法國奧克雷爾(Marcelle A iclair, 1899-1983), 都是“文革”後期以後的書信, 沒有遭受祝融之災。

當我們翻閱到編號R W12 .12- 1 .0004檔時, 發現中間夾著一篇梁老師關於文藝復興後期大作家蒙田的論文手稿, 以法文書寫, 總共三頁。 頁眉印著英文“國立北京大學”的字樣, 可以推算出寫作日期在1 9 3 2年至1934年之間。 這是至今在國內唯一保存下來的梁老師的法文文稿, 一直沒有被發現, 錯過了收入近年出版的多種梁老師文集裡。

這三頁論文已經是一個不小的收穫, 接下的一頁樣子完全不同, 有點古怪, 上方大片空白, 下方是一頁圖像, 大約書本大小, 上面是手書的外文字, 潦草模糊,

斷斷續續, 還有大面積的黑色污漬, 好像這張紙曾經揉成一團, 被人扔掉, 然後再撿起來那樣。 這麼糟糕的紙頭, 令人看不起眼。

但是只瞄了一眼, 立即被吸引住, 筆跡雖然不清, 卻相當熟悉, 腦袋閃出“羅曼·羅蘭”幾個字。 再仔細看, 發現這是一張法國古老的對折式信紙, 中間有折痕, 看得出這是一封信的首末兩頁。 收信人稱呼在右方的首頁, 相當清楚:L iang T song T ai, 寫信人是誰呢?簽名在左方末頁, 雖然被污漬掩蓋了一部分, 但熟悉的羅曼·羅蘭簽名躍然入目!這是一封羅曼·羅蘭寫給梁宗岱的信!

我們從2012年便開始和羅曼·羅蘭的字跡打交道, 閱讀和轉錄他的日記的微縮膠捲, 雖然篇幅不算很大, 但花費了相當多時間。 在法國人眼中, 他的字不算潦草,

甚至可說工整。 但對母語不是法文的外國人來說, 需要經過相當艱苦的學習過程才會辨認。 在抄錄過程中曾犯過一個錯誤, 把pacifiste(和平主義的)抄成populiste(民粹主義的)。 當然, 微縮膠捲的圖像不夠清晰也是原因, 而眼前這頁更糟糕, 看來像低質的影印件, 失去所有灰階細節, 令人皺眉頭。 我們寫信給陳紅霞館長, 麻煩她找出原件再掃描一次。 但她仔細覆核後, 確定紀念館收藏的就是影印件, 不見紙本原信。 重做的高解像度掃描, 同樣模糊不清。

我們只好靜下心來辨認, 最初只有幾個無關重要的字可以完整讀出來, 例如“我接到你的”“和”, 其餘就像天書。 一讀再讀, 動員所有想像力, 依然一無所得。 最後從個別殘存的字母左右伸延,

忖度單字, 嘗試到第二行, 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怪字“T iien”, 前面那個單字大部分空白, 但開頭的橫劃似是字母T的殘餘, 這樣合起來就是“TT iien”, 這豈非“T‘ao T s’ien”(陶潛)?這時感到有點門路了, 因為梁老師在1936年的《憶羅曼·羅蘭》一文中, 翻譯了羅曼·羅蘭一些來信的內容, 其中最長一封就是關於《法譯陶潛詩選》。 趕快把文章找出來, 把譯文和圖像並放, 逐字對照想像“回譯”成法文。 奇跡出現了, 原來斷斷續續的單字, 一個接一個露出真正面目, 經過反復修正, 第一頁的法文原文完整復原出來了。 這全靠梁老師, 因為他的中譯完全直譯, 連詞序也基本一致, 提供了可溯的條件, 由此也可以知道, 梁老師譯文之準確和可靠。

這封信是回復梁老師1930年10月30日從德國的來信, 詢問是否收到他交帶出版社寄贈的《法譯陶潛詩選》,信的第一頁包含第一段和第二段的開頭半句:

我已經收到你那精美的《陶潛詩選》,我衷心感謝你。這是一部傑作,從各方面看:靈感,迻譯,和版本。

那奇跡,對於我,在這樣一部作品裡,就是它和那最古典的……

原信肯定不止兩頁,中間有缺失,最可惜污漬遮蓋了寫信日期,目前只能從梁宗岱的詢問信,確定在1930年11月初幾。

我們想起學長黃建華和余秀梅,他們是老廣外,最早開始收集梁老師生平的資料,對紀念館文獻的來龍去脈最清楚。他們收到資訊後,反應跟我們一樣,希望能儘快找出原件。他們連同陳館長,親自到學校檔案館庫房找尋。經過一個星期辛勞,證實原件不在庫房。

換而言之,紀念館的影印件是目前唯一可見的文獻。儘管是影印件,這是一份十分珍貴的歷史見證,我們正在整理法國國家圖書館羅曼·羅蘭檔案收藏的中國留學生信件,總數一百二十多封。按照羅曼·羅蘭每信必複的習慣,回信應超過一百封,但除了敬隱漁和傅雷多年前發表的兩封外,現在可見的原件只有八封,收信人是盛成和張昊,都在國外,其餘全部毀於戰火或“運動”。至今為止,這兩頁信是國內唯一死裡逃生的幸運兒,從1966年到現在半個世紀,一直被認為已經被焚毀。紙張看上去吃盡苦頭,不知包藏著何等驚心動魄的經歷。

在多年搜集工作中,我們不止一次發出這樣的感歎,“冥冥中有一種力量,不肯讓有價值的東西泯滅”,這次仍然一樣。影印技術在“文革”之後才普及,從那時候到現在,再無同樣的動亂,相信原件一定還在,我們私心期待下一次感歎。

梁宗岱和司徒喬的瑞士照片

梁宗岱就讀培正中學期間,認識了已經在嶺南大學讀書的司徒喬,結成好友。司徒喬的名字在他的作品中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1922年的旅遊詩歌《登鼎湖山》,梁宗岱邀來司徒喬,和同班同學一道遠足登山。第二次是1936年的《憶羅曼·羅蘭》,記述了他到嶺南大學探望司徒喬,和同住的日本留學生草野心平,三個人一起激情朗誦英譯《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情景。

他們同在1924年離開嶺南。司徒喬上北京進燕京大學神學院讀書,後來改向美術發展;梁宗岱出國遊學歐洲。四年之後,1928年底,兩人在巴黎重新見面。好朋友異鄉重聚,格外親切。次年八月,他們連袂前往瑞士南部阿爾卑斯山區,瑞士新朋友阿琳娜·瓦郎讓女士(A lin eV alangin,1889—1986)和他的丈夫剛買了一座古老大屋“船堡”,邀請他們去度假。他們在那裡流連忘返,住了兩個多月,到十月中旬才離開。

阿琳娜是一位文學藝術愛好者,她的家儼然一個文藝沙龍,文人墨客和畫家盈門終日。她有一個中國朋友鄺森志(Sam C hi K w ong,譯音),在蘇黎世聯邦工程學院讀博士學位,學成後到巴黎搭火車回國,她陪同前來,經他介紹認識了梁宗岱。她沒有想到,梁宗岱來度假竟然改變了她的人生路線。她晚年在回憶錄寫道,“在長達兩個多月的時間裡,梁宗岱每天拿著詩歌追在我後頭,總是要為我朗讀一首特別優美的詩……他對我施了法,那是魔法的力量,我一下子像他那樣充滿了強烈的興趣……我甚至開始寫詩,但沒有給他看。”原來她活到四十歲,寫作的天賦一直在沉睡,直到梁宗岱到來才被喚醒。七年之後,1936年,她發表了第一部法文詩集,這時已經四十七歲了,可說大器晚成。她一生總共創作了四本法文詩,四本德文詩及八本德文小說集,在瑞士頗有名氣。

她去世後,家屬把她的書信文獻檔案,送給盧加諾州立圖書館,我們就是在檔案裡第一次找到梁宗岱的歐洲書信。《青年梁宗岱》出版後,我們寄了一冊給檔案部主任呂埃施女士(D ia n a Rüesch)表示感謝,她回信要我們為圖書館的季刊寫一篇介紹文章。我們以法文寫了《U ne am itiéch inoised‘A line》(阿琳娜的一位中國朋友)。呂埃施女士在文後加上義大利語譯文,因為當地是義大利語區。文章發表後,本地一家雜誌《翁塞爾諾內之聲》( L a v o c eonsernonese)表示要轉載,這是一家有四十五年歷史的半年刊。去年耶誕節前,呂埃施女士寄來刊登這篇譯文的第二○七期。

這份出版物的外形像四開大型報紙,使用高級銅版紙,全彩印刷,版面精美。這一期共二十八版,打開來看,我們的文章占去兩版。編者插入一張黑白老照片,兩個中國年輕人。一個身穿西裝,昂首遠眺,這是梁宗岱;另一個半躺在帆布椅上,似在沉思,身上穿著中國的長袍馬褂,不用說,他就是司徒喬。照片下面有一段說明:“梁宗岱和司徒喬1929年夏天在科莫洛尼奧‘船堡’[原載《翁塞爾諾內方舟,避難與靈感之地》(L‘A rca d’O nsernone terra di rifugioe diispirazioni),翁塞爾諾內博物館出版,2000年)”。這是一個新發現,也是目前在國外找到的梁宗岱第二張歐洲照片。

司徒喬的長袍短褂出人意外,留學生入鄉隨俗,一般都改穿西裝,但在當時的中國,長袍幾乎是知識界的標準裝,直到1934年,傅雷送給羅曼·羅蘭的肖像也穿長袍。司徒喬在“船堡”十分安靜,從未掀起任何波瀾,除了散步便是繪畫,但是留給居停主人一個十分奇特的印象,不是因為長袍,也不是因為畫,而是他每天充滿神秘感的散步。

阿琳娜的丈夫在回憶錄留下記載,每天早上十一時,司徒喬必定獨自一人,沿著古堡高牆一條通道來回走動,一邊不停喃喃自語,時高時低,二十分鐘便停止。主人家出於禮貌,沒有直接查問,只是私下向梁宗岱打探。後者哈哈一笑:“他在詛咒!”人家多次追問,他最後說出一個難以置信的故事:司徒喬愛上一位同鄉少女,她的家人卻把她許配給一個富家子。那人把她帶在身邊,去了美國留學。司徒喬對他恨之入骨,要以咒語把他咒死。雖然西方的唯理主義在笛卡兒提倡下,在十七世紀便深入人心,但是迷信是人類天性,兩位主人聽了很驚訝,半信半疑。

一年後,梁宗岱再度來到“船堡”,身邊不見司徒喬。瑞士主人追問下落,梁宗岱的回答更加神奇,那個富家子真的暴卒了,司徒喬已經購買船票去了美國。對瑞士主人來說,這件事何其神秘,他們想起司徒喬最後一次散步只走了十分鐘便停止,猜想他在這一刻認定咀咒已經把富家子咒死,因此不再繼續。

梁宗岱所說的故事是真是假,當事人全部去世,再無求證可能。不過世事就那麼湊巧,他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還不知道已經當了紅娘。在司徒喬動身前往美國之前三星期,梁宗岱帶了一位新到巴黎的女留學生介紹他認識,她就是他的未來太太馮伊媚。

◎劉志俠、盧嵐,作家,現居巴黎。合著《青年梁宗岱》。

「未經許可,本版文字不得轉載」

詢問是否收到他交帶出版社寄贈的《法譯陶潛詩選》,信的第一頁包含第一段和第二段的開頭半句:

我已經收到你那精美的《陶潛詩選》,我衷心感謝你。這是一部傑作,從各方面看:靈感,迻譯,和版本。

那奇跡,對於我,在這樣一部作品裡,就是它和那最古典的……

原信肯定不止兩頁,中間有缺失,最可惜污漬遮蓋了寫信日期,目前只能從梁宗岱的詢問信,確定在1930年11月初幾。

我們想起學長黃建華和余秀梅,他們是老廣外,最早開始收集梁老師生平的資料,對紀念館文獻的來龍去脈最清楚。他們收到資訊後,反應跟我們一樣,希望能儘快找出原件。他們連同陳館長,親自到學校檔案館庫房找尋。經過一個星期辛勞,證實原件不在庫房。

換而言之,紀念館的影印件是目前唯一可見的文獻。儘管是影印件,這是一份十分珍貴的歷史見證,我們正在整理法國國家圖書館羅曼·羅蘭檔案收藏的中國留學生信件,總數一百二十多封。按照羅曼·羅蘭每信必複的習慣,回信應超過一百封,但除了敬隱漁和傅雷多年前發表的兩封外,現在可見的原件只有八封,收信人是盛成和張昊,都在國外,其餘全部毀於戰火或“運動”。至今為止,這兩頁信是國內唯一死裡逃生的幸運兒,從1966年到現在半個世紀,一直被認為已經被焚毀。紙張看上去吃盡苦頭,不知包藏著何等驚心動魄的經歷。

在多年搜集工作中,我們不止一次發出這樣的感歎,“冥冥中有一種力量,不肯讓有價值的東西泯滅”,這次仍然一樣。影印技術在“文革”之後才普及,從那時候到現在,再無同樣的動亂,相信原件一定還在,我們私心期待下一次感歎。

梁宗岱和司徒喬的瑞士照片

梁宗岱就讀培正中學期間,認識了已經在嶺南大學讀書的司徒喬,結成好友。司徒喬的名字在他的作品中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1922年的旅遊詩歌《登鼎湖山》,梁宗岱邀來司徒喬,和同班同學一道遠足登山。第二次是1936年的《憶羅曼·羅蘭》,記述了他到嶺南大學探望司徒喬,和同住的日本留學生草野心平,三個人一起激情朗誦英譯《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情景。

他們同在1924年離開嶺南。司徒喬上北京進燕京大學神學院讀書,後來改向美術發展;梁宗岱出國遊學歐洲。四年之後,1928年底,兩人在巴黎重新見面。好朋友異鄉重聚,格外親切。次年八月,他們連袂前往瑞士南部阿爾卑斯山區,瑞士新朋友阿琳娜·瓦郎讓女士(A lin eV alangin,1889—1986)和他的丈夫剛買了一座古老大屋“船堡”,邀請他們去度假。他們在那裡流連忘返,住了兩個多月,到十月中旬才離開。

阿琳娜是一位文學藝術愛好者,她的家儼然一個文藝沙龍,文人墨客和畫家盈門終日。她有一個中國朋友鄺森志(Sam C hi K w ong,譯音),在蘇黎世聯邦工程學院讀博士學位,學成後到巴黎搭火車回國,她陪同前來,經他介紹認識了梁宗岱。她沒有想到,梁宗岱來度假竟然改變了她的人生路線。她晚年在回憶錄寫道,“在長達兩個多月的時間裡,梁宗岱每天拿著詩歌追在我後頭,總是要為我朗讀一首特別優美的詩……他對我施了法,那是魔法的力量,我一下子像他那樣充滿了強烈的興趣……我甚至開始寫詩,但沒有給他看。”原來她活到四十歲,寫作的天賦一直在沉睡,直到梁宗岱到來才被喚醒。七年之後,1936年,她發表了第一部法文詩集,這時已經四十七歲了,可說大器晚成。她一生總共創作了四本法文詩,四本德文詩及八本德文小說集,在瑞士頗有名氣。

她去世後,家屬把她的書信文獻檔案,送給盧加諾州立圖書館,我們就是在檔案裡第一次找到梁宗岱的歐洲書信。《青年梁宗岱》出版後,我們寄了一冊給檔案部主任呂埃施女士(D ia n a Rüesch)表示感謝,她回信要我們為圖書館的季刊寫一篇介紹文章。我們以法文寫了《U ne am itiéch inoised‘A line》(阿琳娜的一位中國朋友)。呂埃施女士在文後加上義大利語譯文,因為當地是義大利語區。文章發表後,本地一家雜誌《翁塞爾諾內之聲》( L a v o c eonsernonese)表示要轉載,這是一家有四十五年歷史的半年刊。去年耶誕節前,呂埃施女士寄來刊登這篇譯文的第二○七期。

這份出版物的外形像四開大型報紙,使用高級銅版紙,全彩印刷,版面精美。這一期共二十八版,打開來看,我們的文章占去兩版。編者插入一張黑白老照片,兩個中國年輕人。一個身穿西裝,昂首遠眺,這是梁宗岱;另一個半躺在帆布椅上,似在沉思,身上穿著中國的長袍馬褂,不用說,他就是司徒喬。照片下面有一段說明:“梁宗岱和司徒喬1929年夏天在科莫洛尼奧‘船堡’[原載《翁塞爾諾內方舟,避難與靈感之地》(L‘A rca d’O nsernone terra di rifugioe diispirazioni),翁塞爾諾內博物館出版,2000年)”。這是一個新發現,也是目前在國外找到的梁宗岱第二張歐洲照片。

司徒喬的長袍短褂出人意外,留學生入鄉隨俗,一般都改穿西裝,但在當時的中國,長袍幾乎是知識界的標準裝,直到1934年,傅雷送給羅曼·羅蘭的肖像也穿長袍。司徒喬在“船堡”十分安靜,從未掀起任何波瀾,除了散步便是繪畫,但是留給居停主人一個十分奇特的印象,不是因為長袍,也不是因為畫,而是他每天充滿神秘感的散步。

阿琳娜的丈夫在回憶錄留下記載,每天早上十一時,司徒喬必定獨自一人,沿著古堡高牆一條通道來回走動,一邊不停喃喃自語,時高時低,二十分鐘便停止。主人家出於禮貌,沒有直接查問,只是私下向梁宗岱打探。後者哈哈一笑:“他在詛咒!”人家多次追問,他最後說出一個難以置信的故事:司徒喬愛上一位同鄉少女,她的家人卻把她許配給一個富家子。那人把她帶在身邊,去了美國留學。司徒喬對他恨之入骨,要以咒語把他咒死。雖然西方的唯理主義在笛卡兒提倡下,在十七世紀便深入人心,但是迷信是人類天性,兩位主人聽了很驚訝,半信半疑。

一年後,梁宗岱再度來到“船堡”,身邊不見司徒喬。瑞士主人追問下落,梁宗岱的回答更加神奇,那個富家子真的暴卒了,司徒喬已經購買船票去了美國。對瑞士主人來說,這件事何其神秘,他們想起司徒喬最後一次散步只走了十分鐘便停止,猜想他在這一刻認定咀咒已經把富家子咒死,因此不再繼續。

梁宗岱所說的故事是真是假,當事人全部去世,再無求證可能。不過世事就那麼湊巧,他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還不知道已經當了紅娘。在司徒喬動身前往美國之前三星期,梁宗岱帶了一位新到巴黎的女留學生介紹他認識,她就是他的未來太太馮伊媚。

◎劉志俠、盧嵐,作家,現居巴黎。合著《青年梁宗岱》。

「未經許可,本版文字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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