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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松田康博:蔣介石與“反攻大陸”

【編者按】從1949年到1970年代, “反攻大陸”在臺灣都是最為常見的政治口號之一。 從蔣介石敗退臺灣直到他去世, “反攻大陸”一直是縈繞在他心頭的首要大事。 那麼, 為了“反攻大陸”, 蔣介石都做了哪些準備?制定了哪些政策?“反攻大陸”最終為什麼沒有成功?針對以上問題, 澎湃新聞記者借松田康博教授在復旦大學訪學之機, 對他進行了專訪。

松田康博, 1965年出生于北海道, 慶應義塾大學法學博士, 曾任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官, 現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研究領域有亞洲政治外交史、東亞國際政治研究等。

主要中文著作有《蔣介石的領導風格與遷台戰略》等。

松田康博教授 澎湃新聞記者 鐘源 攝

死守與撤退的“二律背反”

澎湃新聞:蔣介石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計畫“反攻大陸”的?您提到的蔣介石在三大戰役中面臨死守與撤退的“二律背反”是怎樣的情形?

松田康博:蔣介石是軍人, 一輩子都在打仗, 進攻順利的話就打下去, 如果不順利就選擇撤退的地方。 他在中日戰爭開始之前, 就對中國的西南部、西北部進行過調查, 研究跟日本打仗可以撤退到哪裡。 他認為四川不錯, 但當時四川的地方勢力太強;他還調查過銀川, 覺得可以撤退到西北, 來跟日本打持久戰。 後來因為紅軍長征經過四川, 四川的地方勢力開始跟當時的“中央政府”聯合, 於是重慶就變成了他後來撤退的地點。

選擇撤退地點是一名軍人必備的技術, 當戰爭處於劣勢的時候, 一定要留一條活路, 重整部隊再進行反攻, 他一輩子都在做這個。 所以在跟共產黨打仗的時候, 他也會考慮到, 我下一步撤退到什麼地方,

然後再進行反攻。

有人認為, 遼沈戰役

但是我認為這是真的, 從撤退到“積極反攻”再到“消極反攻”, 最後到“能屈能伸”, 我認為只有蔣介石這樣一個軍人政治家才能做到。 但他不是瘋狂的人, 不打沒有勝算的仗。 他一直小心翼翼, 沒有真正發動“積極反攻”。 蔣介石的內心經過掙扎, 最終放棄, “反攻大陸”分階段地漸漸成為口號。

很多文獻都寫到, 要“反攻大陸”需要動員什麼、建立什麼制度等等, 但是我去年訪問已經九十歲的國民黨幹部的時候, 問了每次都問的問題, “你什麼時候覺得‘反攻大陸’是沒有希望的?”很多人都回答說是1950年代後半期。 但是只看那時候的文獻資料, 完全看不到, 從頭到尾全部都是要“反攻大陸”, 只有雷震一個例外,

他們在《自由中國》上主張“反攻無望論”, 結果觸怒了蔣介石, 雷震被判刑十年。 我就繼續問, “為什麼你們在1950年代後半期知道反攻無望了?”他們都說:“我們絕對不敢講, 但是我們都知道。 因為大家開始結婚了。 ”這不是很有意思嗎?蔣介石到臺灣以後, 他不許軍人結婚, 後來宋美齡說, 他們太可憐了吧。 當時很多軍人、公務員的妻子都在大陸, 如果在臺灣成立了一個新的家庭, 等於說把大陸的家庭放棄了。 後來大家就一個一個都結婚了, 雖然大家都沒有開口, 但是都知道, “反攻大陸”無望了。 這是歷史的奧妙, 非常的有意思。

“反攻大陸”, 歸根結底是需要美國和蘇聯同時支援才能夠實現的, 在冷戰的環境下, 這是不可能的政策目標。

在現實國際政治中出現和消失的“機會”, 看起來可以做, 不過實際上還是做不到。 所以“反攻大陸”是“沒有實現的歷史”。

然而沒有實現的歷史就沒有研究意義嗎?蔣介石是以重新統一中國作為號召, 來推行自己在臺灣內部的統治。 當時的兩岸關係可以說是比較對稱的關係, 都堅持“一個中國”, 一個要“解放臺灣”, 一個要“反攻大陸”, 這樣一個內戰的態勢會對雙方社會的政治、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 一個民族分成兩個區塊, 鬥來鬥去, 這是很可怕的, “坐在你旁邊的就是你的敵人”, 臺灣的白色恐怖就是要抓“匪諜”, 在大陸要抓“國特”, 這種狀況是國家分裂所導致的。 雖然內戰沒有打, 但是這種長期的軍事對峙的狀況, 就像冷戰沒有發展成熱戰, 但是冷戰的研究非常重要一樣,沒有實現的歷史也有它的研究意義。

澎湃新聞:您如何評價蔣介石、蔣經國?

松田康博:蔣介石絕對是一個愛國者,但是他的手段是非常現實主義的,因為他在黨內沒有力量,在軍隊裡面有一些力量,所以為了集權,他的手段就是搞特務,有點像黑幫那樣,被迫害的人很多。而到了明明可以用民主手段的時候,他還是用非民主的手段,他是一個為了革命可以不擇手段的人。我覺得他參加革命是受那個時代的感召,但是他的手段還是需要被批評的。只要目的是好的,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嗎?這是講不通的。

我博士論文研究的階段,蔣經國一直都在搞特務,所以我對他的印象是很黑暗的。但是這個工作是他自己爭取的嗎?好像也不是。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蔣介石有意把政權讓給自己的兒子,那麼為什麼叫他去做那麼黑暗的事情?如果說只要統治臺灣就好,那應該給蔣經國一個好一點的形象。但是蔣介石完全沒有這樣做,他讓蔣經國做的這些事情並不是為了讓他繼承,而是為了讓自己的事業——反攻大陸——的成功,最信得過的人還是自己的兒子。

我覺得是蔣經國是在接受自己的命運,然後在這個命運的框架裡非常努力的人。

澎湃新聞:您為什麼對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感興趣?

松田康博:1984年在麗澤大學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有機會訪問中國大陸,從北京到上海,走了一圈;1985年有機會到臺灣留學。當時就感覺到兩岸雖然都說漢語,但差別非常大。由此產生了對兩岸關係的研究興趣。

碩士的時候,我轉到東京外國語大學的區域研究院,當時我研究的題目是:為什麼國民黨在大陸是失敗的,而在臺灣例如土地改革這樣的政策好像是成功的。當時我是這麼理解的:國民黨有很多技術官僚,有的是海歸,他們在大陸的時候政治環境不穩定,又一直在打仗,而到了臺灣以後政治相對比較穩定,日本統治50年,把臺灣的基礎設施都做好了,戰爭的破壞也比較小,更有利於推行他們的政策。

博士的時候我轉到了慶應義塾大學研究政治史,博士論文的題目是《臺灣一黨獨裁體制的成立》。我花了很久去完成這個博士論文,這時候就跟蔣介石個人有交集了。我是1965年出生的,在和平的環境下長大,日本在1945年的時候輸得乾乾淨淨,什麼都沒有了。在80年代我到了臺灣覺得好可怕,在電影院看電影還要一邊看軍隊的影片一邊唱“國歌”。

蔣介石是以管理軍隊的方式來控制台灣的,這樣就樹立了他個人的權威。在大陸時候的國民黨是四分五裂的,蔣一直苦惱國民黨不團結,中華民國也從來沒有統治過它所宣佈的統治疆域。我看了很多資料,就感覺很奇怪,如果蔣介石僅僅為了統治臺灣,不一定要做那麼多事情。我當時一共查了一千多個國民黨幹部的出身背景,比如說縣市黨部的委員,結果發現名單是有規律的:一半是本省人,一半是外省人,而且外省人都是來自各個省的,沒有偏倚。國民黨是外省人的政黨,本省人是不喜歡的,但是一定要提拔一半本省人,就是因為一旦打回大陸,不能讓臺灣空著,國民黨也要在臺灣生根。這完全是軍隊“老兵帶新兵”的方式。我原來以為蔣介石的制度設計是為了統治臺灣,後來覺得他是為了“反攻大陸”做準備,所以就開始了蔣介石與“反攻大陸”的研究。

澎湃新聞:您在上海訪學這一個月,除了學術工作外,其餘時間都做些什麼?

松田康博:我之前看過幾集《雍正王朝》,但是沒有看完,這次看了大部分內容。我太太常常說,你要瞭解中國的政治,不要看那些教科書,去看長篇歷史劇就好了。像《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拍得真的很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非常有意思。

以前我買過的舊的上海地圖,1932年的、1948年的,通過這些地圖就可以看到道路名字的變化。國民黨喜歡取中山路、中正路;但是共產黨比較喜歡的是淮海路、延安路。淮海路以前是林森路;延安路以前是中正路;還有中正一路、中正二路變成現在的瑞金一路、瑞金二路。所以我每次出去的時候,先把這些舊的地圖拿出來看看。這也是我的一個樂趣。

但是冷戰的研究非常重要一樣,沒有實現的歷史也有它的研究意義。

澎湃新聞:您如何評價蔣介石、蔣經國?

松田康博:蔣介石絕對是一個愛國者,但是他的手段是非常現實主義的,因為他在黨內沒有力量,在軍隊裡面有一些力量,所以為了集權,他的手段就是搞特務,有點像黑幫那樣,被迫害的人很多。而到了明明可以用民主手段的時候,他還是用非民主的手段,他是一個為了革命可以不擇手段的人。我覺得他參加革命是受那個時代的感召,但是他的手段還是需要被批評的。只要目的是好的,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嗎?這是講不通的。

我博士論文研究的階段,蔣經國一直都在搞特務,所以我對他的印象是很黑暗的。但是這個工作是他自己爭取的嗎?好像也不是。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蔣介石有意把政權讓給自己的兒子,那麼為什麼叫他去做那麼黑暗的事情?如果說只要統治臺灣就好,那應該給蔣經國一個好一點的形象。但是蔣介石完全沒有這樣做,他讓蔣經國做的這些事情並不是為了讓他繼承,而是為了讓自己的事業——反攻大陸——的成功,最信得過的人還是自己的兒子。

我覺得是蔣經國是在接受自己的命運,然後在這個命運的框架裡非常努力的人。

澎湃新聞:您為什麼對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感興趣?

松田康博:1984年在麗澤大學讀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有機會訪問中國大陸,從北京到上海,走了一圈;1985年有機會到臺灣留學。當時就感覺到兩岸雖然都說漢語,但差別非常大。由此產生了對兩岸關係的研究興趣。

碩士的時候,我轉到東京外國語大學的區域研究院,當時我研究的題目是:為什麼國民黨在大陸是失敗的,而在臺灣例如土地改革這樣的政策好像是成功的。當時我是這麼理解的:國民黨有很多技術官僚,有的是海歸,他們在大陸的時候政治環境不穩定,又一直在打仗,而到了臺灣以後政治相對比較穩定,日本統治50年,把臺灣的基礎設施都做好了,戰爭的破壞也比較小,更有利於推行他們的政策。

博士的時候我轉到了慶應義塾大學研究政治史,博士論文的題目是《臺灣一黨獨裁體制的成立》。我花了很久去完成這個博士論文,這時候就跟蔣介石個人有交集了。我是1965年出生的,在和平的環境下長大,日本在1945年的時候輸得乾乾淨淨,什麼都沒有了。在80年代我到了臺灣覺得好可怕,在電影院看電影還要一邊看軍隊的影片一邊唱“國歌”。

蔣介石是以管理軍隊的方式來控制台灣的,這樣就樹立了他個人的權威。在大陸時候的國民黨是四分五裂的,蔣一直苦惱國民黨不團結,中華民國也從來沒有統治過它所宣佈的統治疆域。我看了很多資料,就感覺很奇怪,如果蔣介石僅僅為了統治臺灣,不一定要做那麼多事情。我當時一共查了一千多個國民黨幹部的出身背景,比如說縣市黨部的委員,結果發現名單是有規律的:一半是本省人,一半是外省人,而且外省人都是來自各個省的,沒有偏倚。國民黨是外省人的政黨,本省人是不喜歡的,但是一定要提拔一半本省人,就是因為一旦打回大陸,不能讓臺灣空著,國民黨也要在臺灣生根。這完全是軍隊“老兵帶新兵”的方式。我原來以為蔣介石的制度設計是為了統治臺灣,後來覺得他是為了“反攻大陸”做準備,所以就開始了蔣介石與“反攻大陸”的研究。

澎湃新聞:您在上海訪學這一個月,除了學術工作外,其餘時間都做些什麼?

松田康博:我之前看過幾集《雍正王朝》,但是沒有看完,這次看了大部分內容。我太太常常說,你要瞭解中國的政治,不要看那些教科書,去看長篇歷史劇就好了。像《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拍得真的很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非常有意思。

以前我買過的舊的上海地圖,1932年的、1948年的,通過這些地圖就可以看到道路名字的變化。國民黨喜歡取中山路、中正路;但是共產黨比較喜歡的是淮海路、延安路。淮海路以前是林森路;延安路以前是中正路;還有中正一路、中正二路變成現在的瑞金一路、瑞金二路。所以我每次出去的時候,先把這些舊的地圖拿出來看看。這也是我的一個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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