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之初只有134人， 發展到2016年6月底， 會員總數已達169449人。 其中， 經濟界會員136145人， 占會員總數的80.3%；企業界會員106189人， 占會員總數的62.6%。
與經濟界的密切聯繫， 是民建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歷史特點和界別特色， 也是民建發揮參政黨作用的一個優勢。
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洞對
抗戰勝利後， 中國民族工商業者盼望國家走上和平統一、獨立富強、民主自由的道路， 主張和平民主， 反對內戰獨裁， 希望在良好的環境中振興民族工商業。
為了推動國共談判， 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邀請， 黃炎培與冷囀等6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於1945年7月飛赴延安訪問。
7月4日下午， 毛澤東邀請黃炎培到他住的窯洞裡作客， 當毛澤東問及黃炎培來延安所見所聞的感受時， 黃炎培直言：“我生六十餘年， 耳聞的不說， 所親眼見到的， 真所謂‘其興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一人， 一家， 一團體，
對黃炎培的這一席耿耿諍言， 毛澤東鄭重地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 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 這條新路， 就是民主。 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鬆懈。 只有人人起來負責， 才不會人亡政息。 ”
黃炎培聽了毛澤東的回答， 十分高興， 他說：“這話是對的， 只有把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 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 只有把每個地方的事， 公之於每個地方的人， 才能使地地得人， 人人得事。
這次延安之行， 使黃炎培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 對中國的光明前途有了新的信心， 鼓舞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氣， 成為他一生中一個重大的轉捩點， 為日後新政黨的籌組和發起奠定了思想基礎。
基於對當時局勢的認識判斷， 以及中國共產黨政策的影響， 民族工商業代表人物和與其有聯繫的知識份子開始醞釀成立政治團體。 經過緊張的籌備， 134人參加了民主建國會的發起簽名。 1945年12月16日， 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召開民主建國會成立大會， 宣告了民主建國會的誕生。
憲法中增加的那句話
1993年修憲時， 序言中增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這一修改， 離不開中國民主建國會成員的貢獻。
1989年， 中共中央印發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簡稱“14號檔”）， 明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1993年， 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對憲法部分內容作出修改。 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力主抓住時機， 動員民建上下一起努力， 希望能在修改憲法時把相關內容加進去。
修改憲法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1993年1月， 孫起孟邀請了部分會內外法律工作者， 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入憲法的問題舉行座談， 並在隨後開展了調查研究工作。
2月14日， 中共中央向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關於修改國家憲法的建議， 有8條建議， 並沒有涉及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問題。
2月22日， 時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李崇淮受民建中央委託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上發言， 建議“在憲法序言中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3月1日， 民建中央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關於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建議》。 建議提出， 在中共中央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發佈後， 民建中央表示完全擁護；同時鄭重建議， “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明確寫進憲法。”
3月6日，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主持的會議上，孫起孟再次建議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進憲法。
3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八屆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提出了《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補充建議案》，其中第一條就是在憲法序言第10自然段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最終，八屆人大一次會議全體代表正式通過了這一修改憲法的建議。
成思危與“風投”提案
1997年9月，在武漢到重慶的輪船上，時任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主持召開了一次以風險投資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
這次會議規模不大，不到100人，但美國花旗成長基金、穆迪公司等都派人來參加了。最後，大家一致認為，中國發展風險投資的條件基本成熟了。研討會的意見最後成為民建中央的提案——《關於加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幾點意見》，然後提交給了1998年3月的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這就是後來被認為引發了一場高科技產業新高潮的“一號提案”。
1998年3月，全國政協提案審查委員會邀請民建中央和政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共同討論和研究提案的落實問題。4月，民建中央又邀請政府有關部門進行專題研討。1999年4月，民建中央、全國政協聯合舉辦“進一步推動風險投資事業發展研討會”，並聯合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關於當前發展風險投資事業的幾點建議》。
“一號提案”提出以後，風險投資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視。據科技部當時的統計，我國每年約有3萬項科研成果通過省部級鑒定，但真正能夠轉化為產品的只有20%，而真正能夠實現產業化的只有5%。與此同時，國家需要新的經濟增長點，企業需要新產品，銀行金融界需要新的投資工具，學者對新的理念感興趣。
以民建中央的“一號提案”為契機，我國風險投資很快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僅僅十餘年，中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風險投資第二大目標國。由於成思危對中國風險投資事業的熱心推動和努力，使他在中國科技產業界備受尊崇，並有了“中國風險投資之父”的稱號。
明確寫進憲法。”3月6日，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主持的會議上，孫起孟再次建議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進憲法。
3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八屆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提出了《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補充建議案》，其中第一條就是在憲法序言第10自然段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最終，八屆人大一次會議全體代表正式通過了這一修改憲法的建議。
成思危與“風投”提案
1997年9月，在武漢到重慶的輪船上，時任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主持召開了一次以風險投資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
這次會議規模不大，不到100人，但美國花旗成長基金、穆迪公司等都派人來參加了。最後，大家一致認為，中國發展風險投資的條件基本成熟了。研討會的意見最後成為民建中央的提案——《關於加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幾點意見》，然後提交給了1998年3月的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這就是後來被認為引發了一場高科技產業新高潮的“一號提案”。
1998年3月，全國政協提案審查委員會邀請民建中央和政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共同討論和研究提案的落實問題。4月，民建中央又邀請政府有關部門進行專題研討。1999年4月，民建中央、全國政協聯合舉辦“進一步推動風險投資事業發展研討會”，並聯合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關於當前發展風險投資事業的幾點建議》。
“一號提案”提出以後，風險投資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視。據科技部當時的統計，我國每年約有3萬項科研成果通過省部級鑒定，但真正能夠轉化為產品的只有20%，而真正能夠實現產業化的只有5%。與此同時，國家需要新的經濟增長點，企業需要新產品，銀行金融界需要新的投資工具，學者對新的理念感興趣。
以民建中央的“一號提案”為契機，我國風險投資很快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僅僅十餘年，中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風險投資第二大目標國。由於成思危對中國風險投資事業的熱心推動和努力，使他在中國科技產業界備受尊崇，並有了“中國風險投資之父”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