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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D 也談人和機器的衝突,都在談些什麼? | TED 2017 現場報導

機器主子來了, 人類該如何回應?

TED 大會進行到第三天。

《紐約時報》今天頭版的 7 個頭條, 5 個和特朗普直接相關。 剩下的 2 個消息一個是氣候變化威脅澳洲古跡、一個是中國高中監控學生。

不管持何種政治立場, 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是各種衝突和醜聞長期霸佔著頭條。 對政治的擔憂取代了對未來的期望。

TED 大會負責人克裡斯·安德森在開場的時候說“政治讓我覺得噁心”, 說 TED 不會回避政治, 但政治以外, 要談真新聞。

真新聞在這裡不是說假新聞 VS 真新聞, 而是指真正重要的新聞。

在這次主題是“未來的我們”的 TED 大會上, “真新聞”就是人和機器的關係如何處理。 人工智慧對人類的威脅, 和人類的回應。 兩個環節分別叫——“我們的機器主子”和“人類的回應”。

這個話題不算新, 但 TED 找來了一批很適合的演講者。

這當中有被機器打敗的棋手、也有造出機器打敗人類考生的研究員。 他們有人堅定相信機器越聰明越好, 也有人懷疑人類可能像汽車時代的馬匹一樣走向滅絕的人工智慧科學家。

但不論是哪一方, 都做了精彩的論證。

象棋冠軍卡斯帕羅夫:敗戰教給我的, 是要擁抱機器來增強人類

“人們意識到機器智慧的崛起,

大多是在 20 年前的這一個時刻, 當這個男人和 IBM 的電腦‘深藍’進行了一場歷史性的國際象棋對決。 當時和那之後的發生的事情, 給了我們一個去看待人工智慧的線索。 ”

TED 大會負責人克裡斯·安德森這麼介紹加里·卡斯帕羅夫。

兩天前, 卡斯帕羅夫是第一個在 TED 大會上談論人與機器關係的人。

1997 年, 他和 IBM “深藍”電腦之間著名的人機大戰。 賽事進行了兩場, 卡斯帕羅夫贏得了第一場。 幾乎所有政界人士都認為, 解決方法在於教育。 鑒於自動化和支援外包的遠端通訊系統技術導致了工作崗位日益減少的趨勢, 美國人需要在智力方面做到足夠聰明, 以免受到影響。 任何希望躋身中產階級的人都需要擁有大學學位、靈活性、創造性,

以及不斷更新的技能組合。

不過, 正如馬丁·福特(Martin Ford)在《機器人的崛起》(Rise of the Robots)一書中描述的那樣, 吞噬工作的“技術之胃”現在已經威脅到了最聰明、接受過最昂貴教育的人們。 律師、放射科醫生和軟體設計師等群體的工作已經轉移到了印度和中國;一些看上去只有有能力分辨細微差別的人才能完成的任務正在日益被分配給演算法(比如目前引入到大學考試作文評分中的演算法)。 更令我感到害怕的是, 電腦程式現在可以寫出適合發表的條理清晰的文章。 而且正如福特所說, 《連線》雜誌引用了一位專家的預測:在未來大約十年之內, 90% 的新聞報導都將是由電腦生成的。

在閱讀《機器人的崛起》時, 我不能不思考了一下書評領域本身被電腦自動化甚至改善的前景——思考這些也是因為我得為它寫個書評嘛。

首先, 目前人們通常用便利貼和紅色氈頭鋼筆進行的“研讀”工作將被交給掃描器完成, 這種掃描器可以立即注意到所有反復出現的詞語、短語和主題。 其次, 在人類評論員需要絞盡腦汁研究社會和歷史背景的地方, 評論機器人可以將演算法發送到互聯網上, 掃描作者寫的剩餘所有著作, 以及關於這一主題的全部著作和文章。 最後, 所有這些資訊將以一切含水、會思考的碳基生物無法做到的、更加公正和博學的方式得到綜合。 其中大多數功能可以在今天實現。 不過正如福特指出的那樣, 如果你想讓你的評論機器人具有更多創造性和自我反思能力, 你可能需要等到 2050 年。

這是一本令人感到羞辱的書。從最好的意義上說,它也是一本謙虛的書。福特是一位元軟體企業家,不僅理解技術,而且對技術的經濟後果做過充分研究。他從不屈服於過分戲劇化和誇張的明顯誘惑。實際上,他幾乎沒有提到軍事領域的自動化。作為最不吉利的自動化領域之一,軍事領域不僅正在用無人機取代飛行員,而且正準備部署一些機器人步兵——這些機器人與目前用於拆除炸彈的機器人類似。福特也沒有過多探討可穿戴醫療設備正在開啟的一些驚人的可能性,這些設備現在可以監測人們在重症監護室收集到的幾乎所有生物計量資料。未來,當感應血糖水準的微型設備學會向其他微型植入設備發出釋放胰島素的信號時,人類健康領域的工作人員可能會被驅逐出這個領域。

不過,《機器人的崛起》並不需要更多的例子;自動化對人類的影響已經出現在了我們身上,並在這裡得到了巧妙的記錄。雖然失業率下降到了官方可以接受的水準,但長期失業仍在持續,不充分就業(需要全職工作的人從事兼職工作,或者工作崗位無法反映工人的教育水準)也在增長。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常常在畢業後經歷多年的掙扎,一邊尋找臨時工作,一邊尋找永久室友。成年男性和女性在絕望中脫離勞動大軍。所有這些事情的發生都是出於選擇,儘管這並不是普通市民和工人的選擇。福特寫道,在衰退發生後,許多公司認為“不斷進步的資訊技術”能夠使企業成功運轉,無須重新雇用被他們解雇的人。而且毫無疑問,技術正在朝著人類全體失業的方向發展。福特引用了一家致力於美味漢堡生產自動化的初創企業共同創始人的話說:“我們的設備不是為了提高員工的效率,而是為了完全取代員工。”

福特幾乎不認為新興技術最終將會就像 20 世紀早期鐵匠被汽車工人取代一樣,導致新的就業形式。他預測說,新興產業將“很少具有勞動力高度聚集的特點,如果還會聚集的話”。他舉了 YouTube 和 Instagram 等公司為例,這些公司普遍具有“很少的員工人數以及巨大的估值和收入”。在另一個領域,3D 列印即將使我們過去熟知的製造方式成為笑料。卡車駕駛可能會繼續存在一段時間——至少是在底特律甚至聖約瑟開始大量生產自動駕駛汽車之前。

工作消失之後,人類並沒有像社會理論家在 1950 年代不安的預測那樣,迎來一個悠閒自在的時代。人們從勞動中解放出來後,會以多產的方式來利用他們獲得的自由時間嗎?譬如提升公民參與以及進行藝術創作,還是說他們會因為終日無所事事而老死在他們的農場住宅中?不過不管怎樣,大家通常覺得人依然得吃飯。

事實上,儘管不會有人願意為工作付錢,但仍然會有大量工作需要人類來做。這就是克雷格·蘭伯特( Craig Lambert)在他的新書《影子工作:那些填滿你一天時間的看不見的無償工作》(Shadow Work: The Unpaid, Unseen Jobs That Fill Your Day)中提出的一個有趣的概念——“影子工作”。 我們總覺得,我們自己動手加油、在 Panera Bread (美國一家麵包咖啡連鎖店,譯注) 用完餐後清理自己的桌面都是理所當然的。旅遊訂票現在全靠自己動手解決,旅行代理商都消失了。隨著企業削減他們的勞動力,經理們必須承擔其支持人員的工作(還記得秘書這個職位嗎?),顧客現在要準備好花費幾個小時的時間,在功能表和錄製好的廣告中找到“客戶服務”。與此同時,資金不足和人員不足的學校似乎需要更多的家長參與,負責任的父母往往不僅需要開車送他們的孩子上學放學,還得抽出幾個小時陪孩子做科學項目、鑽研五年級的數學。然而正如蘭伯特在書中指出,沒有證據證明,家長和孩子一起做家庭作業能提高孩子的表現或考試成績。

這本書大部分時候都很順暢,但也有讀不通的地方。書中對“影子工作”的定義似乎包含了所有無償的工作——從剝削性的勞動力(譬如無薪實習生)到自願承擔的工作,再到照顧自己的家人。而有時候,這本書也會因為莫須有的懷舊情緒而減分,譬如對一個需要大多數交易都需要涉及人類互動的時代。例如,蘭伯特認為家庭懷孕測試能為婦女提供“更多的隱私和更多的控制權”,同時也感歎——雖然沒有女性這樣抱怨過——家庭懷孕測試隔絕了醫生的參與,將“一個原本可以成為令人難忘、被共同分享的事件變成了女性與一根塑膠棒之間的孤獨遭遇。”

蘭伯特曾任《哈佛雜誌》(Harvard Magazine)編輯,他的立場一直很堅定,因為他通過研究發現,各種公司和新技術都在盡其所能地給人們分配各種新任務,這些任務中的每一個似乎都無足輕重,但疊加起來卻會給人帶來幾個小時的麻煩,比如刪除收件箱裡的垃圾郵件、升級各種軟體、為我們使用的每個網站想密碼,以及定期更新這些密碼。撇開別的不談,他還給“分心”(distraction)這個詞賦予了新的含義,用它來解釋公民無為現象(civic inaction)。隨著海平面的上升、空氣變成有毒的霧霾,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將踡曲在筆記本前填著各種表格、試圖讀完各種難懂的“使用條款”。

蘭伯特沒有讓世界上的影子工作者上街示威,但可能我們確實需要一些時間、做好心理上的準備,好面對技術帶來的反烏托邦式可能性。馬丁·福特預計,如果隨著財富向上層積累,中產階級的工作也會不斷消失的話,經濟流動性將“不復存在”:“富豪統治將把它自己禁錮在各種封閉社區和精英城市裡,而且這些社區和城市的守衛者還可能是自動武裝機器人和無人機。”事實上,從《極樂空間》(Elysium)到《饑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我們已經在電影中反反復複地見過了各種各樣這樣的世界。

福特在《機器人的崛起》一書中說,以少數精英的奢侈消費為基礎的社會在經濟上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這樣的社會在生物學上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和機器人不同,人類需要食物、醫療,需要感覺到個人存在的價值,而創造這些需求的正是工作崗位,或者其他形式的工作。福特對這個問題給出的解決方案也極其直接:正如保守派和自由派多年來提倡的那樣,我們需要實行確保每個人都能享受到的年度最低收入制度(他建議這個收入設定在每年一萬美元)。只有這個很可能還不夠,當然了,多少錢都無法補償失去有意義的工作帶來的失落感。但作為解決這個問題的第一步,福特的建議可能是當下人類缺乏活力的大腦能想到的最好的辦法了。

Siri 之父湯姆·格魯伯:機器會讓人類變得更聰明,而不是相互取代

隨著人工智慧離我們的生活越來越近,人們對“人工智慧”這個概念的警惕也開始蔓延。遠到“會不會出現統治世界的超級智慧”,近到“人工智慧會搶走人類的工作”,這些問題被媒體、學者和科技公司反復討論。

今年 1 月,蘋果加入了人工智慧聯盟 Partnership on AI,那是由亞馬遜、Facebook、Google、IBM和微軟五家公司在去年 9 月聯合發起的,旨在努力減輕公眾對於正在學習自主思考的機器的恐慌。基於這五個巨頭的共識,這一行業聯合組織制定了一系列用於工程開發和科學研究的基本道德標準。

蘋果人工智慧高級專家、Siri 聯合創始人 Tom Gruber 代表蘋果擔任了這個聯盟的理事。

在昨天的 TED 演講中, Tom Gruber 提出:“每當機器變得更加智慧,我們人類也變得更加聰明。”

“我站在這裡,是想給你們分享一個新的視角。”Tom Gruber 並沒有在臺上演示 Siri 能做些什麼,而是以一個問題開場:“人工智慧的目標是什麼?”

有些人會認為,這個目標是讓機器變智慧,這樣機器就可以自動處理我們不想做、或是不擅長做的事,或是在遊戲裡擊敗我們,比如被 Alpha Go 擊敗的李世乭。

關於超級智慧的恐慌由此產生。

SpaceX、特斯拉的創始人伊隆·馬斯克就認為:“人類需要與機器結合,成為一種半機械人,來避免在人工智慧時代面臨淘汰的命運。”在馬斯克看來:“未來的生物智慧將會和數位智慧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對於人類實現自身的半機器化有所幫助。

但是 Tom Gruber 卻認為,人工智慧是為了用機器的智慧增強人類能力而存在的。與其說人工智慧要與人類競爭,不如說是要與人類合作,機器和人類是在同一個團隊中,各自做著自己最擅長的事。

與其擔憂機器到底能變得多聰明,不如來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機器,能夠讓人變得多聰明?

對於 Tom Gruber 的盲人朋友 Daniel 來說,智慧助理的影響是巨大的,它讓一個視力障礙的人仍然能夠保持自己對社交的熱情,Daniel 用 Siri 來管理他所有的社交生活:郵件、短信、電話等等。

這還不是最有說服力的。同樣是在顯微鏡下辨別癌細胞,人和機器的錯誤率各自都在百分之幾,人在判斷明顯不是癌症細胞的時候效率比較高,但是機器在篩選比較細微的癌症細胞時比人更強,同時它能一次性處理大量的資料——所以當兩者的能力結合,辨別癌細胞的錯誤率會十倍的降低。

另一個將人類智慧與機器智慧結合起來的例子是記憶。

人類擅長講故事,卻無法記住所有的細節。那如果把記憶交給電腦呢?在電腦的幫助下,我們將有能力記下我們所見過的每個人、吃過的每一餐飯以及所有當時的感覺。而人才是能夠調用記憶、做出反應的角色。當然,我們可以選擇哪些記憶不用被保存下來。

它還將影響數百萬受到阿茲海默症困擾的人,機器增強記憶帶來的差別就不僅僅是能不能記住同事的生日和喜好,而是你是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還是擁有尊嚴、體面地與世界相互連接的生活。

“我們正處於一場文藝復興的浪潮中間,就在數年之內,我們將擁有人工智慧的解決方案,來解決那些困擾我們多年的問題。”他說,“我說不出這將在何時發生或者以什麼樣的形式發生,但我認為這必將發生。”

我們可以選擇如何運用那些技術,我們可以選擇讓人工智慧和人類競爭,也可以選擇讓人工智慧和人類合作,讓機器幫人類做我們想做的事——甚至做得更好。

而那些技術的進步,並不會是某一個智慧助理的進化,而是會分發到全世界的智慧助理。Tom Gruber 對這樣的未來持有超級樂觀的態度,他的核心觀點就是:與其說人工智慧會削弱人類,不如說,超級智慧會賦予人類超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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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需要等到 2050 年。

這是一本令人感到羞辱的書。從最好的意義上說,它也是一本謙虛的書。福特是一位元軟體企業家,不僅理解技術,而且對技術的經濟後果做過充分研究。他從不屈服於過分戲劇化和誇張的明顯誘惑。實際上,他幾乎沒有提到軍事領域的自動化。作為最不吉利的自動化領域之一,軍事領域不僅正在用無人機取代飛行員,而且正準備部署一些機器人步兵——這些機器人與目前用於拆除炸彈的機器人類似。福特也沒有過多探討可穿戴醫療設備正在開啟的一些驚人的可能性,這些設備現在可以監測人們在重症監護室收集到的幾乎所有生物計量資料。未來,當感應血糖水準的微型設備學會向其他微型植入設備發出釋放胰島素的信號時,人類健康領域的工作人員可能會被驅逐出這個領域。

不過,《機器人的崛起》並不需要更多的例子;自動化對人類的影響已經出現在了我們身上,並在這裡得到了巧妙的記錄。雖然失業率下降到了官方可以接受的水準,但長期失業仍在持續,不充分就業(需要全職工作的人從事兼職工作,或者工作崗位無法反映工人的教育水準)也在增長。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常常在畢業後經歷多年的掙扎,一邊尋找臨時工作,一邊尋找永久室友。成年男性和女性在絕望中脫離勞動大軍。所有這些事情的發生都是出於選擇,儘管這並不是普通市民和工人的選擇。福特寫道,在衰退發生後,許多公司認為“不斷進步的資訊技術”能夠使企業成功運轉,無須重新雇用被他們解雇的人。而且毫無疑問,技術正在朝著人類全體失業的方向發展。福特引用了一家致力於美味漢堡生產自動化的初創企業共同創始人的話說:“我們的設備不是為了提高員工的效率,而是為了完全取代員工。”

福特幾乎不認為新興技術最終將會就像 20 世紀早期鐵匠被汽車工人取代一樣,導致新的就業形式。他預測說,新興產業將“很少具有勞動力高度聚集的特點,如果還會聚集的話”。他舉了 YouTube 和 Instagram 等公司為例,這些公司普遍具有“很少的員工人數以及巨大的估值和收入”。在另一個領域,3D 列印即將使我們過去熟知的製造方式成為笑料。卡車駕駛可能會繼續存在一段時間——至少是在底特律甚至聖約瑟開始大量生產自動駕駛汽車之前。

工作消失之後,人類並沒有像社會理論家在 1950 年代不安的預測那樣,迎來一個悠閒自在的時代。人們從勞動中解放出來後,會以多產的方式來利用他們獲得的自由時間嗎?譬如提升公民參與以及進行藝術創作,還是說他們會因為終日無所事事而老死在他們的農場住宅中?不過不管怎樣,大家通常覺得人依然得吃飯。

事實上,儘管不會有人願意為工作付錢,但仍然會有大量工作需要人類來做。這就是克雷格·蘭伯特( Craig Lambert)在他的新書《影子工作:那些填滿你一天時間的看不見的無償工作》(Shadow Work: The Unpaid, Unseen Jobs That Fill Your Day)中提出的一個有趣的概念——“影子工作”。 我們總覺得,我們自己動手加油、在 Panera Bread (美國一家麵包咖啡連鎖店,譯注) 用完餐後清理自己的桌面都是理所當然的。旅遊訂票現在全靠自己動手解決,旅行代理商都消失了。隨著企業削減他們的勞動力,經理們必須承擔其支持人員的工作(還記得秘書這個職位嗎?),顧客現在要準備好花費幾個小時的時間,在功能表和錄製好的廣告中找到“客戶服務”。與此同時,資金不足和人員不足的學校似乎需要更多的家長參與,負責任的父母往往不僅需要開車送他們的孩子上學放學,還得抽出幾個小時陪孩子做科學項目、鑽研五年級的數學。然而正如蘭伯特在書中指出,沒有證據證明,家長和孩子一起做家庭作業能提高孩子的表現或考試成績。

這本書大部分時候都很順暢,但也有讀不通的地方。書中對“影子工作”的定義似乎包含了所有無償的工作——從剝削性的勞動力(譬如無薪實習生)到自願承擔的工作,再到照顧自己的家人。而有時候,這本書也會因為莫須有的懷舊情緒而減分,譬如對一個需要大多數交易都需要涉及人類互動的時代。例如,蘭伯特認為家庭懷孕測試能為婦女提供“更多的隱私和更多的控制權”,同時也感歎——雖然沒有女性這樣抱怨過——家庭懷孕測試隔絕了醫生的參與,將“一個原本可以成為令人難忘、被共同分享的事件變成了女性與一根塑膠棒之間的孤獨遭遇。”

蘭伯特曾任《哈佛雜誌》(Harvard Magazine)編輯,他的立場一直很堅定,因為他通過研究發現,各種公司和新技術都在盡其所能地給人們分配各種新任務,這些任務中的每一個似乎都無足輕重,但疊加起來卻會給人帶來幾個小時的麻煩,比如刪除收件箱裡的垃圾郵件、升級各種軟體、為我們使用的每個網站想密碼,以及定期更新這些密碼。撇開別的不談,他還給“分心”(distraction)這個詞賦予了新的含義,用它來解釋公民無為現象(civic inaction)。隨著海平面的上升、空氣變成有毒的霧霾,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將踡曲在筆記本前填著各種表格、試圖讀完各種難懂的“使用條款”。

蘭伯特沒有讓世界上的影子工作者上街示威,但可能我們確實需要一些時間、做好心理上的準備,好面對技術帶來的反烏托邦式可能性。馬丁·福特預計,如果隨著財富向上層積累,中產階級的工作也會不斷消失的話,經濟流動性將“不復存在”:“富豪統治將把它自己禁錮在各種封閉社區和精英城市裡,而且這些社區和城市的守衛者還可能是自動武裝機器人和無人機。”事實上,從《極樂空間》(Elysium)到《饑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我們已經在電影中反反復複地見過了各種各樣這樣的世界。

福特在《機器人的崛起》一書中說,以少數精英的奢侈消費為基礎的社會在經濟上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這樣的社會在生物學上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和機器人不同,人類需要食物、醫療,需要感覺到個人存在的價值,而創造這些需求的正是工作崗位,或者其他形式的工作。福特對這個問題給出的解決方案也極其直接:正如保守派和自由派多年來提倡的那樣,我們需要實行確保每個人都能享受到的年度最低收入制度(他建議這個收入設定在每年一萬美元)。只有這個很可能還不夠,當然了,多少錢都無法補償失去有意義的工作帶來的失落感。但作為解決這個問題的第一步,福特的建議可能是當下人類缺乏活力的大腦能想到的最好的辦法了。

Siri 之父湯姆·格魯伯:機器會讓人類變得更聰明,而不是相互取代

隨著人工智慧離我們的生活越來越近,人們對“人工智慧”這個概念的警惕也開始蔓延。遠到“會不會出現統治世界的超級智慧”,近到“人工智慧會搶走人類的工作”,這些問題被媒體、學者和科技公司反復討論。

今年 1 月,蘋果加入了人工智慧聯盟 Partnership on AI,那是由亞馬遜、Facebook、Google、IBM和微軟五家公司在去年 9 月聯合發起的,旨在努力減輕公眾對於正在學習自主思考的機器的恐慌。基於這五個巨頭的共識,這一行業聯合組織制定了一系列用於工程開發和科學研究的基本道德標準。

蘋果人工智慧高級專家、Siri 聯合創始人 Tom Gruber 代表蘋果擔任了這個聯盟的理事。

在昨天的 TED 演講中, Tom Gruber 提出:“每當機器變得更加智慧,我們人類也變得更加聰明。”

“我站在這裡,是想給你們分享一個新的視角。”Tom Gruber 並沒有在臺上演示 Siri 能做些什麼,而是以一個問題開場:“人工智慧的目標是什麼?”

有些人會認為,這個目標是讓機器變智慧,這樣機器就可以自動處理我們不想做、或是不擅長做的事,或是在遊戲裡擊敗我們,比如被 Alpha Go 擊敗的李世乭。

關於超級智慧的恐慌由此產生。

SpaceX、特斯拉的創始人伊隆·馬斯克就認為:“人類需要與機器結合,成為一種半機械人,來避免在人工智慧時代面臨淘汰的命運。”在馬斯克看來:“未來的生物智慧將會和數位智慧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對於人類實現自身的半機器化有所幫助。

但是 Tom Gruber 卻認為,人工智慧是為了用機器的智慧增強人類能力而存在的。與其說人工智慧要與人類競爭,不如說是要與人類合作,機器和人類是在同一個團隊中,各自做著自己最擅長的事。

與其擔憂機器到底能變得多聰明,不如來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機器,能夠讓人變得多聰明?

對於 Tom Gruber 的盲人朋友 Daniel 來說,智慧助理的影響是巨大的,它讓一個視力障礙的人仍然能夠保持自己對社交的熱情,Daniel 用 Siri 來管理他所有的社交生活:郵件、短信、電話等等。

這還不是最有說服力的。同樣是在顯微鏡下辨別癌細胞,人和機器的錯誤率各自都在百分之幾,人在判斷明顯不是癌症細胞的時候效率比較高,但是機器在篩選比較細微的癌症細胞時比人更強,同時它能一次性處理大量的資料——所以當兩者的能力結合,辨別癌細胞的錯誤率會十倍的降低。

另一個將人類智慧與機器智慧結合起來的例子是記憶。

人類擅長講故事,卻無法記住所有的細節。那如果把記憶交給電腦呢?在電腦的幫助下,我們將有能力記下我們所見過的每個人、吃過的每一餐飯以及所有當時的感覺。而人才是能夠調用記憶、做出反應的角色。當然,我們可以選擇哪些記憶不用被保存下來。

它還將影響數百萬受到阿茲海默症困擾的人,機器增強記憶帶來的差別就不僅僅是能不能記住同事的生日和喜好,而是你是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還是擁有尊嚴、體面地與世界相互連接的生活。

“我們正處於一場文藝復興的浪潮中間,就在數年之內,我們將擁有人工智慧的解決方案,來解決那些困擾我們多年的問題。”他說,“我說不出這將在何時發生或者以什麼樣的形式發生,但我認為這必將發生。”

我們可以選擇如何運用那些技術,我們可以選擇讓人工智慧和人類競爭,也可以選擇讓人工智慧和人類合作,讓機器幫人類做我們想做的事——甚至做得更好。

而那些技術的進步,並不會是某一個智慧助理的進化,而是會分發到全世界的智慧助理。Tom Gruber 對這樣的未來持有超級樂觀的態度,他的核心觀點就是:與其說人工智慧會削弱人類,不如說,超級智慧會賦予人類超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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