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達開是一位倍受爭議的人物。 史學界對他的評價各不一樣， 有的說他功大於過， 有的說他過大於功， 有的說他功過參半， 有的說他是傑出的農民革命英雄， 也有的說他是混進革命隊伍中的階級異己分子。 總之眾說紛紜， 各持一見。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對歷史人物應該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評價， 既不能一鞭子打死， 也不能文過飾非。 我認為他武功卓著， 政績斐然， 是一位當之無愧的農民革命領袖。 但他身上也存在著許多缺點和錯誤， 特別是1857年5月離京出走以後， 他的錯誤行為， 給太平天國和他自己都造成了嚴重損失。
一、對敵鬥爭立場堅定。 石達開雖是地主階級家庭出身， 但他處於社會階級矛盾非常激烈的時期， 目睹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活生生的社會現實， 不禁使他心靈中產生了匡世救民的壯志豪情。 他從參加太平天國起義時起， 由廣西到湖南、武漢， 一直打到天京， 身經百戰沉重地打擊了封建勢力。 安徽督戰、湖口、九江作戰， 用兵江西， 粉碎江南大營等重大戰役， 更是打得反動派一敗塗地。 甚至從天京分裂出走以後， 也沒有改變他同封建統治階級作鬥爭的嚴正立場， 仍然在太平天國旗幟下， 與地主階級總代表——滿清封建王朝作不屈不撓的鬥爭。
然而這些年來， 特別是文革年代， 受極左思潮的影響， 竟對這樣一位農民領袖， 掄起無情大斧， 橫加誅伐， 說他是混進革命隊伍中的地主分子， 說他“懷著個人動機被捲入了農民革命的洪流，
那些人之所以大加誅伐石達開的另一個原因， 也許是把帶兵出走的罪責， 完全歸咎到石達開一個人身上， 說他是分裂主義的罪魁禍首。 對於這件事， 我認為也應客觀分析。 此事產生的根源在於洪秀全， 因他經歷“內訌”之後心有餘悸， 生怕異姓王執政對他造成威脅。 石達開回朝輔政， 不是出於洪秀全的初衷， 而是滿朝文武的推舉。 輔政後他疑心更大， 立即加封自己的兩位胞兄洪仁發、洪仁達為安王、福王， 用來“挾制翼王”。 對石達開的工作橫加干擾， 後來甚至發展到“有陰圖戕害之意。 ”石達開為了不使矛盾公開化，為了避免楊秀清突遭襲擊的不測事件重演，不得不走上率兵出走的道路。也許有人認為應該選擇犯顏直諫或委曲求全的辦法解決。如果犯顏直諫，更會遭致不測後果。因為石達開是首義之王，眾望很高，犯顏直諫只能被洪秀全理解為石達開的篡逼。如果採取委曲求全，也是不可能的事。洪秀全即使明裡不對石達開斥責謾駡，卻暗裡卻用安、福二王“挾制”，處處疑忌他，百般掣阻他，甚至要陰圖戕害他，那也就很難使石達開解除心病，委曲求全了。因為兩種勢力明爭暗鬥，總有一天矛盾會激發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所以說石達開的出走，是被逼出走，是無可非議的事。要說罪責，首先應由洪秀全承擔，因為這一分裂事件，完全是洪秀全一手造成的。至於說石達開出走不應帶走部隊，這種說法也是不合情理的。不帶走部隊。孤身一人出走，不僅再也沒有抗擊清王朝反動勢力的資本，就連自己的人生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即使不被敵人殺掉，也會被革命內部的異己者謀殺。
二、武功卓著政績斐然。石達開從廣西進軍湖南途中，他與蕭朝貴共同擔任前敵指揮。蕭朝貴在進攻長沙犧牲後，石達開獨任前敵指揮。他披荊斬棘，勇不可當。當時人們稱讚他說：“太平軍自永安趨湖南，攻長沙，破岳陽、漢陽、武昌，經安徽省而下金陵，與清軍大小數百戰，獨達開所部未嘗挫，清軍稱之曰：“‘石敢當’，所至爭避之。”確實如此，石達開率師從武昌直下金陵途中，大軍所向勢如破竹，連克黃州、九江、安慶、芫湖、東西梁山，直至攻破南京城，為太平天國建都南京立下了汗馬功勞。
從1853年秋到1856年9月，石達開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西線戰場上督師，西線戰場上的幾次重大軍事行動，都是他親手主持的。
1854年4月，西征軍在湖南湘潭遇上了清軍中最兇狠的敵人——湘軍以後，太平軍連吃敗仗，湘軍乘勝攻擊，一舉奪去湖南的所有據點，接著又攻下武昌，佔領了田家鎮，敵人氣勢洶洶，咄咄逼人，西戰場的局勢非常危急。石達開面臨強大的敵人，認為硬拼不行，只能智取。他對敵我雙方兵力作了詳盡分析，認為我軍戰鬥力雖強，但兵力不足，湘軍之所以這樣囂張，全賴水師強大，要擊敗湘軍水師，又必須有足夠的水師力量，而太平軍水師已被湘軍破壞殆盡，力量極弱。於是“深謀遠慮”的石達開和他的部將羅大綱採取了“堅守不戰，疲憊敵人，乘虛反攻”三要點的作戰方略，他們死守湖口、梅家洲達一月之久，不與敵決戰。在此期間，他們經常使用各種不同的“驚營”戰術，使敵人不能安枕，疲憊不堪。當敵人銳氣盡失之時，石達開主動敞開水卡不塞，讓敵人輕捷小船駛入鄱陽湖內，然後突然下令將水卡堵死，將敵人笨重的快蟹、長龍攔在江外，使湘軍水師的輕便船和笨重船分離隔開來，不能有效配合。這時太平軍便乘機出擊，正如曾國藩自己所說的那樣，太平軍“用小劃三四十號，攢入老營，燒我船隻”。清軍水師遭受到了慘敗。
湖口大捷之後，石達開又乘勝追擊擴大戰果，指揮羅大綱、林啟容再襲湘軍水師於九江。據《楚寇紀略》中記載道，太平軍“乘月黑迷漫，攢入我軍（即湘軍）船夾內，火箭噴筒，百枝齊放，湘軍大敗，輜重喪失，不復成軍。曾國藩見勢不妙，即從拖罟船跳入三板小船逃命，才免於一死。石達開湖口、九江兩次突襲成功，扭轉了整個西線戰場的危局。秦日綱、韋俊、陳玉成乘機自安徽西進，4月間再度攻下武昌，太平軍重新控制了長江上游地帶。
石達開指揮的又一傑出戰役，是橫掃江西之戰。曾國藩在湖口、九江慘敗以後，躲進江西南昌，仍作垂死掙扎，立即派陸路湘軍頭目羅澤南部增援胡林翼包圍武昌，當時老巢江西空虛，如突襲江西抄其老巢，羅澤南必救江西，武昌之圍必解。於是石達開當機立斷，採用“圍魏救趙“的方略，率部自鄂南進入江西，勢如風捲殘雲，幾個月之間連克袁州、瑞州、臨江、吉安、撫州、建昌、南康、九江等地。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餘州縣，全入太平天國的版圖之中。曾國藩坐困南昌驚恐萬狀，慌忙調兵遣將，撤武昌之圍來援江西。如不是石達開當時受命東王，回援天京掃蕩江南大營，南昌的攻克當是朝夕之間的事。江西戰場上這一全盛時期的出現，石達開確實功不可抹。
另外，1856年6月石達開奉東王楊秀清之命，協助破江南大營，他回師天京後與秦日綱配合，採用聲東擊西、各個擊破的方略，一舉粉碎了清軍慘澹經營的江南大營。功績也很卓著，後來在以他的名義頒發的“官照”中，就寫有他的“金陵東門之功”。
石達開不僅是一位卓越的戰將，他的政治才幹也是非常突出的。東王楊秀清非常器重他，從天京建都到1853年9月這段時間內，一直將他留在天京城內，協助輔政，制定新的國家政策、政令、憲章、法規等，同時還把許多軍國要務委託他去處理，如銓選官吏、議定獎勵、衛戍聖庫、審查告示、審核死刑等。除此而外，他還肩負外交任務。他與外國公使的交往中，頭腦清醒、態度明朗、有理有節、不卑不亢，既維護了民族尊嚴，也斥責了侵略者的卑劣行徑。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在安慶撫民易制中，其政治才幹表現更為出色。
太平天國在南京建都以後，為了鞏固政權，發展革命形勢，便按照平均主義的藍圖，制定了《天朝田畝制度》這個徹底平均主義的烏托邦方案。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如果強令推行，顯然只能導致廣大群眾普遍貧困和對生產力造成破壞。定都後不久，太平天國曾力圖推行這一空想政策，沿長江兩岸就曾出現過這樣的告示，內稱“天下農民米谷，商賈資本，皆天父所有，全應爭歸聖庫。”南京城內也曾實行過“聖庫制度”，廢除私有財產，這些措施在實施中，遭到了民眾的普遍抵制。有些原來擁護太平天國的群眾，也表示反感，“此令已無人理，究不能行”。楊秀清在《告諭南京人民》一文中，也承認南京群眾認為這是“蕩我家資，離我骨肉，財物為之一空，妻孥忽然盡散，嗟怨之聲，至今未息。”這種不滿的現象，安徽更為嚴重，群眾對立情緒極大。史書記載：“皖省民情頑悍，以太平之宗教法制之不相習也，多抗命。”因此政策問題不解決，政權也就無法鞏固。有作為的政治家，就應該面對現實，勇於改革不利於發展生產力的一切制度。
當時石達開受命來安慶撫民。撫民的任務就是平息“抗命”。平息“抗命”的作法有兩種：一是用武力鎮壓，強制推行這一不切實際的政策；一是實事求是，將原有不切實際的方案改革成切實可行的撫民政策。石達開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當然會放棄前者採用後者。他一面發佈“安民告示”，號召民眾協助太平軍“嚴拿”妖魔，一面勸告百姓不要“擅自遷徙”，同時果斷地撇開《天朝田畝制度》，實行“督民造冊，按畝輸錢米”的辦法，後來稱之為“照舊交糧納稅”。這一制度的實際，既解決了太平天國的財政收入裕國課的目的，也減輕了農民負擔，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由於石達開武功赫赫，治政有方，所以太平軍中的將領都非常崇敬他，甚至連敵人也為之驚服。陳玉成被浮後在論及太平軍將領時說：“皆非將才，惟馮雲山、石達開二人可耳。”李秀成認為石達開“文武足備”。湘軍大頭目曾國藩也說：“伏查賊渠以石……為最悍。”素以諸葛自比的左宗堂也說：“石逆狡悍著聞，素得群賊之心，其才知出諸賊之上。”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對石達開的評價更高，他說：“餘詢逆首才能及各偽王優劣，畢雲中中，而獨服石王，言其謀略甚深。”從敵我雙方的評價中，足以說明石達開是一位文武兼備的傑出將領，他的武功政績將永遠銘刻在太平天國的史冊上。
三、光明磊落不泄私憤。石達開的人品在首義諸王中算是最好的，他為人正派，光明磊落，從不拉黨結派，打擊異己。這裡用幾件事例來說明。
首先談談他在牧馬人事件中的態度。東王楊秀清的同庚叔因為牧馬人見到他沒起身施禮，便將牧馬人抽了二百鞭，同庚叔猶不洩憤，還將此事控告到主持刑部事務的黃玉昆那兒，要求對牧馬人加杖。黃玉混弄清事情原委後，認為既已鞭苔，就不須再加杖，既用好言勸慰同庚叔，但同庚叔蠻不講理，大鬧公堂，並將此事告知楊秀清。楊秀清依仗自己的權勢，命令負責城防的石達開捉拿黃玉昆，石達開雖然對此事不滿，但他保持克制，只是不抓人而已，沒有另生枝節，把事態擴大。這樣的人品還是比較正派的。
再談談他在天京“內訌”中的表現。1856年秋，正在江西督師的韋昌輝，獲得東王楊秀清“逼封”的消息以後，認為這是蓄謀奪權千載難逢的好時機，立即帶領他的部屬三千餘人，乘船於9月1日深夜進入天京襲擊東王府，大肆屠殺，死于韋昌輝屠刀下的太平天國將士數以萬計。當時石達開正在武昌督師，聞訊後，即隻身趕回天京。石達開進得城來，面對淒涼的慘景，心頭悲憤交加，見到韋昌輝便斥責道：“我們兄弟一同起義，原是希望大家戮力同心，共圖革命事業，今天你全不顧金田起義，永安被圍時患難與共的兄弟情義，竟下如此毒手。秀清有篡位逆謀，要殺也只能殺他一人。現在你這樣大肆株連濫殺無辜，難道說就不顧天國江山的安危了嗎？”韋昌輝則蠻不講理地回答：“你這樣衛護逆黨，莫非你也是逆黨嗎？”殺紅了眼的韋昌輝竟然又動殺機要殺害石達開。石達開見韋昌輝氣勢不善，留在天京恐遭不測，即連夜縋城出天京。韋昌輝得知石達開逃出天京，十分驚恐惱怒，便將石達開的妻子兒女全部殺害，並以丞相官位六百兩黃金重賞購買石達開的人頭。石達開逃出天京後，於10月初在涇縣調集部隊四萬人，組成靖難軍，陳兵天京週邊，高舉討伐韋昌輝的義旗，要求天王洪秀全當機立斷將韋昌輝處死。韋昌輝在城內軍民和城外靖難軍的雙重壓力下，終於成了孤立無援的獨夫，束手就擒被處以極刑。
從這一平息“內訌”的事件中，石達開的態度是極其正確的。他站在衛護太平天國利益的正義立場上，痛斥和討伐韋昌輝濫殺無辜的罪惡行徑，並高舉靖難義旗，使這場血腥屠殺平息了下來。所以太平天國廣大將士，無不對石達開這種忠貞、正義、光明磊落的行為所感動。“內訌”平息後，合朝文武都力舉石達開回朝輔政，並要求加封他為“義王”。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在處治叛亂禍首中，他只主張殺韋昌輝和幾個罪大惡極的幫兇，其他追隨者一概不咎，就連韋昌輝的父親也不株連。由此可見，石達開的胸懷是何等的寬廣豁達，他不因自己的家屬殘遭毒手而泄私憤。
說到這裡很有必要澄清一件事。那就是《李秀成自述》中曾說到天京事變起因，是楊秀清“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北翼兩王不服……翼與北王密議，殺東一人，殺其兄弟三人。按照這條史料，翼王石達開則是參與謀殺楊秀清的叛亂禍首。李秀成所說的密議，實際上不存在，只能是他的道聼塗説，因當時他還是下層官員，一直征戰在外，並不瞭解諸王之間的內情和“內訌”經過。據《中興別記》卷二十八所載，楊秀清“逼封”在陽曆8月22日有的認為稍早幾天，大概在8月中旬。從時間來說，當時韋昌輝、石達開都分別督師在外，沒有機會密議。韋昌輝在破江南大營之前即6月20日之前，就已離開天京進攻江西饒州。7月16日攻佔饒州後向南昌轉移。8月12日至8月17日在江西連吃敗仗。而石達開在破江南大營之後，於7月14日即率三萬大軍到達湖口，隨即又兵分四路抵達湖北大治、武昌和崇陽等地。這段時間韋、石兩人的行程背道而馳，一個在江西，一個在湖北，兩地相距千里，以當時的交通條件、資訊條件，兩人相聚密議，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另從楊、韋、石三者的關係來講，石達開也不可能參與誅楊活動。從金田起義前後直到天京事變的整個歷史過程，都看不到楊、石之間有什麼突出矛盾，也看不到韋、石之間有什麼勾結。天京建都前諸王之間是比較團結的，“寢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於一室，得計便行”。建部以後領導之間的矛盾就出現了，楊、韋矛盾更為突出。楊、石關係則不然，他倆的關係一直很好，石達開安慶撫民，執行“按畝輸錢米”的政策，得到楊秀清的贊許。石達開的軍事、政治才能、很受楊秀清的器重。每當前線出現危局，“屢委以軍事”。石達開對楊秀清則是“深信不疑”、“尊若神明”。石達開在安慶發佈佈告時，明確提出要群眾“敬天識主，實認東王”，對楊秀清十分敬重。所以說，石達開和楊秀清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根本不可能產生誅楊的念頭。
另有一條材料，是有關楊輔清的記載，更可看出楊、石的關係。據說楊秀清派韋昌輝去江西時，“輔清曰：‘怨恨日深，難將作矣’。遂自請於秀清，如湖北達開軍為師帥，達開器之。……昌輝殺秀清求輔清，達開不與。”韋昌輝叛亂時，楊輔清在石達開軍中，設若石達開和韋昌輝對誅楊有“密議”，在韋昌輝誅殺楊秀清的同時，石達開也會把楊輔清殺掉，石達開不但沒有這樣做，而且石達開聞訊回到天京後，韋昌輝向他索取楊輔清，他偏偏不給，這恰恰成了韋昌輝懸賞捉拿石達開“反顧偏心罪”的口實。從上述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石達開並沒有介入天京事變，更談不上翼王與北王有什麼“密議”，他道道地地是一位胸懷坦白、光明正大、不泄私憤、頂天立地的男兒漢。
石達開在人生的道路上，確實展現了許多閃光的東西，但他身上也存在著不少瑕疵，比如剛愎自用，就是他的致命弱點。尤其是離京出走後更犯有難以原諒的錯誤。出走時他帶有一批願意跟隨他的精兵良將，加上他個人的軍政才幹，要打出一個嶄新的局面，是完全可能的。但他沒有把握住這一有利條件，戰鬥目標不明確，盲目進軍，舉止非常被動，給太平天國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其錯誤歸納起來不外乎兩個方面：
一、不顧大局堅持分裂。石達開帶兵出走以後，既然打著太平天國的旗號，所發文告仍尊洪秀全為主，從沒僭越跡象，那麼在行動上就應當和太平天國天京政權有所配合和互相支援。可是石達開出走後，卻在行動上與洪秀全完全決裂，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與洪秀全還有什麼合作。1858年2月份之前，石達開還在江西，這時天京的戰況非常吃緊，鎮江、瓜洲相繼失守，天京對岸江浦岌岌可危，清軍已逼近京郊，李秀成所部與清軍在孝陵衛至秣陵關一線，連連激戰，形勢非常危急，迫切需要他回京增援，因此李秀成對洪秀全重用嬖臣犯顏直諫，要求仍重用翼王，不用安、福王。洪秀全也採納了李秀成的建議，取消安、福二王秉政資格，派人去江西迎翼王。多次派人到撫州請援。設若石達開這時能夠顧全大局，和洪秀全重歸於好，又有陳玉成、李秀成兩名優秀戰將協助，天京的形勢肯定會有很大的起色。但石達開見死不救，反聽親信部將張遂謀等人的慫恿，毅然率軍自江西進軍浙江、福建，離天京越來越遠，致使天京方面太平軍孤軍無援，陷入危急困境。
反過來說，正因為堅持分裂，石達開部隊的行軍作戰，也就得不到天京方面的配合和支援，也形成了孤軍行動，軍械彈藥得不到補充，糧食衣物得不到供應，兵臨困境也得不到天京方面的增援。在強大敵人的壓力下，自然失敗的時候多。1857年12月江西臨江解危，就是因為缺乏戰船而不能成功。1860年3月石達開的得力助手石鎮吉攻打廣西百色，也正因糧食奇缺而遭受失敗。如果這兩次戰役都能得到天京方面的配合和支持，結果可能就會大不一樣了。曾是石達開手下的敗將曾國藩針對石達開分裂後的軍事行動評論說：“賊至十萬之多，每日糧米千石，需子藥千斤，渠全無來源。”一旦石達開軍“糧米擄盡，斷無不去之理，可不須大勝仗也。”
部隊的連續失敗，士氣自然渙散，加之敵人經濟封鎖，堅壁清野，糧食陷入困境，將士們就愈來愈感到分裂的前景渺茫，“起義出江”的人也就愈來愈多。早在寶慶失利之後，石達開的部將傅忠信、李壽輝就率部離湘由贛入皖，輾轉投入到李世賢部下。1860年3月石達開部隊更是接連不斷出現“起義出江”的事件。後旗宰輔餘忠扶因阻撓部眾脫離石達開被部下殺害，其部在歸朝途中不斷受阻，以致覆滅。接著武衛軍宰輔蔡次賢也準備率部出走，因事泄被元宰張遂謀所殺。面臨這樣軍心渙散的困境，石達開也無法制止部下返回天京的要求。1860年6月石達開被迫南下，放棄經營八個月之久的慶遠時，他的部將彭大順、朱衣點、吉慶元等，再次痛切地勸告石達開結束分裂局面，重新“回朝扶主”，但仍被石達開固執地拒絕。後來六十七名將領便率部離開石達開，經過一年多的苦戰，終於進入江西境地，參加了李秀成的部隊。數以十余萬計的部隊，只因為石達開固執地堅守分裂，死的死，傷的傷，走的走，降的降，最後留下來的將士，不過一萬來人，地地道道走向了眾叛親離的地步。
二、流竄作戰沒建基地。石達開出走後有著足夠的戰將和兵力，可以建立牢固的革命根據地，但他沒有這樣做，卻選擇了東征西竄流動作戰的方式。他先在安徽、江西停留近一年之久，沒有明確目標。天京再次告急時，他才憤然走浙江入福建，再轉至江西，始終沒有建立根據地。石達開在革命早期，特別是第一次進據武昌商討建都問題時，就有進圖四川，建為革命根據地的意圖，但一直沒有付諸行動。石達開如果離京出走後目標明確，決定要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據地，那他就不會在安徽、江西停留一年時間，更不會背道而馳去浙江、福建。正由於他分裂後沒能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一味採取流竄式的作戰方式，致使他在贛、浙、閩、湘、桂、黔、滇、川八省萬里的征途中，連一次出色的戰役也沒打過。湘軍大頭目曾國藩也認為此時石達開的部隊“既鈍於浙，鈍於閩，入湘後又鈍于永、祁，鈍于寶慶，裹脅之人，願從者漸少，既無老巢以為糧台，糧米須擄，子藥須搬，行且自疲於山谷之間。”這種說法應該是石達開失去根據地，流竄作戰的真實寫照。1859年2月，石達開進據江西、廣東交界處的南安後，這才作出“經湘圖川”的計畫。後因寶慶之役失利，回師廣西，廣西又遇困，軍糧不濟，部隊離散，最後才決心離開廣西進圖四川，希望效法諸葛亮在四川成都建立革命根據地。他轉戰於石柱、涪州、綦江、長寧、橫江，打算從這些地區突破江防進入成都，但此時的敵人在長江沿線的防務，已遠非昔比，大大加強了，多次強渡都不能成功。設若石達開率軍離京後，目標明確，不在皖贛延誤時間，不向浙閩盲目進軍，徑直由武漢、宜昌、三峽，直取成都，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為當時入川的條件，對石達開非常有利。1858年10月以李永和和藍大順為首的起義隊伍，已經聚眾數萬從雲南進入四川，聲勢極大，沉重地打擊了四川的反動統治勢力。當時三峽也無兵防守，防務極為空虛，入川大門是敞開著的。可是石達開熱衷於東征西竄，盲目行動，坐視入川良機，到頭來入川的計畫不能實現，只能自食慘敗的惡果。
綜上所述，石達開所犯錯誤雖很嚴重，但他一生中畢竟戰功赫赫，政績卓然，人品也光明磊落。特別是他那反封建、反清王朝的革命鬥志非常堅定。離京出走後，儘管處境極度困難，也毫不動搖地堅持鬥爭，打擊敵人。所以說，他即使錯誤嚴重，但仍不失為一位傑出的農民革命領袖。
”石達開為了不使矛盾公開化，為了避免楊秀清突遭襲擊的不測事件重演，不得不走上率兵出走的道路。也許有人認為應該選擇犯顏直諫或委曲求全的辦法解決。如果犯顏直諫，更會遭致不測後果。因為石達開是首義之王，眾望很高，犯顏直諫只能被洪秀全理解為石達開的篡逼。如果採取委曲求全，也是不可能的事。洪秀全即使明裡不對石達開斥責謾駡，卻暗裡卻用安、福二王“挾制”，處處疑忌他，百般掣阻他，甚至要陰圖戕害他，那也就很難使石達開解除心病，委曲求全了。因為兩種勢力明爭暗鬥，總有一天矛盾會激發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所以說石達開的出走，是被逼出走，是無可非議的事。要說罪責，首先應由洪秀全承擔，因為這一分裂事件，完全是洪秀全一手造成的。至於說石達開出走不應帶走部隊，這種說法也是不合情理的。不帶走部隊。孤身一人出走，不僅再也沒有抗擊清王朝反動勢力的資本，就連自己的人生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即使不被敵人殺掉，也會被革命內部的異己者謀殺。二、武功卓著政績斐然。石達開從廣西進軍湖南途中，他與蕭朝貴共同擔任前敵指揮。蕭朝貴在進攻長沙犧牲後，石達開獨任前敵指揮。他披荊斬棘，勇不可當。當時人們稱讚他說：“太平軍自永安趨湖南，攻長沙，破岳陽、漢陽、武昌，經安徽省而下金陵，與清軍大小數百戰，獨達開所部未嘗挫，清軍稱之曰：“‘石敢當’，所至爭避之。”確實如此，石達開率師從武昌直下金陵途中，大軍所向勢如破竹，連克黃州、九江、安慶、芫湖、東西梁山，直至攻破南京城，為太平天國建都南京立下了汗馬功勞。
從1853年秋到1856年9月，石達開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西線戰場上督師，西線戰場上的幾次重大軍事行動，都是他親手主持的。
1854年4月，西征軍在湖南湘潭遇上了清軍中最兇狠的敵人——湘軍以後，太平軍連吃敗仗，湘軍乘勝攻擊，一舉奪去湖南的所有據點，接著又攻下武昌，佔領了田家鎮，敵人氣勢洶洶，咄咄逼人，西戰場的局勢非常危急。石達開面臨強大的敵人，認為硬拼不行，只能智取。他對敵我雙方兵力作了詳盡分析，認為我軍戰鬥力雖強，但兵力不足，湘軍之所以這樣囂張，全賴水師強大，要擊敗湘軍水師，又必須有足夠的水師力量，而太平軍水師已被湘軍破壞殆盡，力量極弱。於是“深謀遠慮”的石達開和他的部將羅大綱採取了“堅守不戰，疲憊敵人，乘虛反攻”三要點的作戰方略，他們死守湖口、梅家洲達一月之久，不與敵決戰。在此期間，他們經常使用各種不同的“驚營”戰術，使敵人不能安枕，疲憊不堪。當敵人銳氣盡失之時，石達開主動敞開水卡不塞，讓敵人輕捷小船駛入鄱陽湖內，然後突然下令將水卡堵死，將敵人笨重的快蟹、長龍攔在江外，使湘軍水師的輕便船和笨重船分離隔開來，不能有效配合。這時太平軍便乘機出擊，正如曾國藩自己所說的那樣，太平軍“用小劃三四十號，攢入老營，燒我船隻”。清軍水師遭受到了慘敗。
湖口大捷之後，石達開又乘勝追擊擴大戰果，指揮羅大綱、林啟容再襲湘軍水師於九江。據《楚寇紀略》中記載道，太平軍“乘月黑迷漫，攢入我軍（即湘軍）船夾內，火箭噴筒，百枝齊放，湘軍大敗，輜重喪失，不復成軍。曾國藩見勢不妙，即從拖罟船跳入三板小船逃命，才免於一死。石達開湖口、九江兩次突襲成功，扭轉了整個西線戰場的危局。秦日綱、韋俊、陳玉成乘機自安徽西進，4月間再度攻下武昌，太平軍重新控制了長江上游地帶。
石達開指揮的又一傑出戰役，是橫掃江西之戰。曾國藩在湖口、九江慘敗以後，躲進江西南昌，仍作垂死掙扎，立即派陸路湘軍頭目羅澤南部增援胡林翼包圍武昌，當時老巢江西空虛，如突襲江西抄其老巢，羅澤南必救江西，武昌之圍必解。於是石達開當機立斷，採用“圍魏救趙“的方略，率部自鄂南進入江西，勢如風捲殘雲，幾個月之間連克袁州、瑞州、臨江、吉安、撫州、建昌、南康、九江等地。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餘州縣，全入太平天國的版圖之中。曾國藩坐困南昌驚恐萬狀，慌忙調兵遣將，撤武昌之圍來援江西。如不是石達開當時受命東王，回援天京掃蕩江南大營，南昌的攻克當是朝夕之間的事。江西戰場上這一全盛時期的出現，石達開確實功不可抹。
另外，1856年6月石達開奉東王楊秀清之命，協助破江南大營，他回師天京後與秦日綱配合，採用聲東擊西、各個擊破的方略，一舉粉碎了清軍慘澹經營的江南大營。功績也很卓著，後來在以他的名義頒發的“官照”中，就寫有他的“金陵東門之功”。
石達開不僅是一位卓越的戰將，他的政治才幹也是非常突出的。東王楊秀清非常器重他，從天京建都到1853年9月這段時間內，一直將他留在天京城內，協助輔政，制定新的國家政策、政令、憲章、法規等，同時還把許多軍國要務委託他去處理，如銓選官吏、議定獎勵、衛戍聖庫、審查告示、審核死刑等。除此而外，他還肩負外交任務。他與外國公使的交往中，頭腦清醒、態度明朗、有理有節、不卑不亢，既維護了民族尊嚴，也斥責了侵略者的卑劣行徑。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在安慶撫民易制中，其政治才幹表現更為出色。
太平天國在南京建都以後，為了鞏固政權，發展革命形勢，便按照平均主義的藍圖，制定了《天朝田畝制度》這個徹底平均主義的烏托邦方案。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如果強令推行，顯然只能導致廣大群眾普遍貧困和對生產力造成破壞。定都後不久，太平天國曾力圖推行這一空想政策，沿長江兩岸就曾出現過這樣的告示，內稱“天下農民米谷，商賈資本，皆天父所有，全應爭歸聖庫。”南京城內也曾實行過“聖庫制度”，廢除私有財產，這些措施在實施中，遭到了民眾的普遍抵制。有些原來擁護太平天國的群眾，也表示反感，“此令已無人理，究不能行”。楊秀清在《告諭南京人民》一文中，也承認南京群眾認為這是“蕩我家資，離我骨肉，財物為之一空，妻孥忽然盡散，嗟怨之聲，至今未息。”這種不滿的現象，安徽更為嚴重，群眾對立情緒極大。史書記載：“皖省民情頑悍，以太平之宗教法制之不相習也，多抗命。”因此政策問題不解決，政權也就無法鞏固。有作為的政治家，就應該面對現實，勇於改革不利於發展生產力的一切制度。
當時石達開受命來安慶撫民。撫民的任務就是平息“抗命”。平息“抗命”的作法有兩種：一是用武力鎮壓，強制推行這一不切實際的政策；一是實事求是，將原有不切實際的方案改革成切實可行的撫民政策。石達開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當然會放棄前者採用後者。他一面發佈“安民告示”，號召民眾協助太平軍“嚴拿”妖魔，一面勸告百姓不要“擅自遷徙”，同時果斷地撇開《天朝田畝制度》，實行“督民造冊，按畝輸錢米”的辦法，後來稱之為“照舊交糧納稅”。這一制度的實際，既解決了太平天國的財政收入裕國課的目的，也減輕了農民負擔，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由於石達開武功赫赫，治政有方，所以太平軍中的將領都非常崇敬他，甚至連敵人也為之驚服。陳玉成被浮後在論及太平軍將領時說：“皆非將才，惟馮雲山、石達開二人可耳。”李秀成認為石達開“文武足備”。湘軍大頭目曾國藩也說：“伏查賊渠以石……為最悍。”素以諸葛自比的左宗堂也說：“石逆狡悍著聞，素得群賊之心，其才知出諸賊之上。”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對石達開的評價更高，他說：“餘詢逆首才能及各偽王優劣，畢雲中中，而獨服石王，言其謀略甚深。”從敵我雙方的評價中，足以說明石達開是一位文武兼備的傑出將領，他的武功政績將永遠銘刻在太平天國的史冊上。
三、光明磊落不泄私憤。石達開的人品在首義諸王中算是最好的，他為人正派，光明磊落，從不拉黨結派，打擊異己。這裡用幾件事例來說明。
首先談談他在牧馬人事件中的態度。東王楊秀清的同庚叔因為牧馬人見到他沒起身施禮，便將牧馬人抽了二百鞭，同庚叔猶不洩憤，還將此事控告到主持刑部事務的黃玉昆那兒，要求對牧馬人加杖。黃玉混弄清事情原委後，認為既已鞭苔，就不須再加杖，既用好言勸慰同庚叔，但同庚叔蠻不講理，大鬧公堂，並將此事告知楊秀清。楊秀清依仗自己的權勢，命令負責城防的石達開捉拿黃玉昆，石達開雖然對此事不滿，但他保持克制，只是不抓人而已，沒有另生枝節，把事態擴大。這樣的人品還是比較正派的。
再談談他在天京“內訌”中的表現。1856年秋，正在江西督師的韋昌輝，獲得東王楊秀清“逼封”的消息以後，認為這是蓄謀奪權千載難逢的好時機，立即帶領他的部屬三千餘人，乘船於9月1日深夜進入天京襲擊東王府，大肆屠殺，死于韋昌輝屠刀下的太平天國將士數以萬計。當時石達開正在武昌督師，聞訊後，即隻身趕回天京。石達開進得城來，面對淒涼的慘景，心頭悲憤交加，見到韋昌輝便斥責道：“我們兄弟一同起義，原是希望大家戮力同心，共圖革命事業，今天你全不顧金田起義，永安被圍時患難與共的兄弟情義，竟下如此毒手。秀清有篡位逆謀，要殺也只能殺他一人。現在你這樣大肆株連濫殺無辜，難道說就不顧天國江山的安危了嗎？”韋昌輝則蠻不講理地回答：“你這樣衛護逆黨，莫非你也是逆黨嗎？”殺紅了眼的韋昌輝竟然又動殺機要殺害石達開。石達開見韋昌輝氣勢不善，留在天京恐遭不測，即連夜縋城出天京。韋昌輝得知石達開逃出天京，十分驚恐惱怒，便將石達開的妻子兒女全部殺害，並以丞相官位六百兩黃金重賞購買石達開的人頭。石達開逃出天京後，於10月初在涇縣調集部隊四萬人，組成靖難軍，陳兵天京週邊，高舉討伐韋昌輝的義旗，要求天王洪秀全當機立斷將韋昌輝處死。韋昌輝在城內軍民和城外靖難軍的雙重壓力下，終於成了孤立無援的獨夫，束手就擒被處以極刑。
從這一平息“內訌”的事件中，石達開的態度是極其正確的。他站在衛護太平天國利益的正義立場上，痛斥和討伐韋昌輝濫殺無辜的罪惡行徑，並高舉靖難義旗，使這場血腥屠殺平息了下來。所以太平天國廣大將士，無不對石達開這種忠貞、正義、光明磊落的行為所感動。“內訌”平息後，合朝文武都力舉石達開回朝輔政，並要求加封他為“義王”。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在處治叛亂禍首中，他只主張殺韋昌輝和幾個罪大惡極的幫兇，其他追隨者一概不咎，就連韋昌輝的父親也不株連。由此可見，石達開的胸懷是何等的寬廣豁達，他不因自己的家屬殘遭毒手而泄私憤。
說到這裡很有必要澄清一件事。那就是《李秀成自述》中曾說到天京事變起因，是楊秀清“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北翼兩王不服……翼與北王密議，殺東一人，殺其兄弟三人。按照這條史料，翼王石達開則是參與謀殺楊秀清的叛亂禍首。李秀成所說的密議，實際上不存在，只能是他的道聼塗説，因當時他還是下層官員，一直征戰在外，並不瞭解諸王之間的內情和“內訌”經過。據《中興別記》卷二十八所載，楊秀清“逼封”在陽曆8月22日有的認為稍早幾天，大概在8月中旬。從時間來說，當時韋昌輝、石達開都分別督師在外，沒有機會密議。韋昌輝在破江南大營之前即6月20日之前，就已離開天京進攻江西饒州。7月16日攻佔饒州後向南昌轉移。8月12日至8月17日在江西連吃敗仗。而石達開在破江南大營之後，於7月14日即率三萬大軍到達湖口，隨即又兵分四路抵達湖北大治、武昌和崇陽等地。這段時間韋、石兩人的行程背道而馳，一個在江西，一個在湖北，兩地相距千里，以當時的交通條件、資訊條件，兩人相聚密議，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另從楊、韋、石三者的關係來講，石達開也不可能參與誅楊活動。從金田起義前後直到天京事變的整個歷史過程，都看不到楊、石之間有什麼突出矛盾，也看不到韋、石之間有什麼勾結。天京建都前諸王之間是比較團結的，“寢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於一室，得計便行”。建部以後領導之間的矛盾就出現了，楊、韋矛盾更為突出。楊、石關係則不然，他倆的關係一直很好，石達開安慶撫民，執行“按畝輸錢米”的政策，得到楊秀清的贊許。石達開的軍事、政治才能、很受楊秀清的器重。每當前線出現危局，“屢委以軍事”。石達開對楊秀清則是“深信不疑”、“尊若神明”。石達開在安慶發佈佈告時，明確提出要群眾“敬天識主，實認東王”，對楊秀清十分敬重。所以說，石達開和楊秀清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根本不可能產生誅楊的念頭。
另有一條材料，是有關楊輔清的記載，更可看出楊、石的關係。據說楊秀清派韋昌輝去江西時，“輔清曰：‘怨恨日深，難將作矣’。遂自請於秀清，如湖北達開軍為師帥，達開器之。……昌輝殺秀清求輔清，達開不與。”韋昌輝叛亂時，楊輔清在石達開軍中，設若石達開和韋昌輝對誅楊有“密議”，在韋昌輝誅殺楊秀清的同時，石達開也會把楊輔清殺掉，石達開不但沒有這樣做，而且石達開聞訊回到天京後，韋昌輝向他索取楊輔清，他偏偏不給，這恰恰成了韋昌輝懸賞捉拿石達開“反顧偏心罪”的口實。從上述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石達開並沒有介入天京事變，更談不上翼王與北王有什麼“密議”，他道道地地是一位胸懷坦白、光明正大、不泄私憤、頂天立地的男兒漢。
石達開在人生的道路上，確實展現了許多閃光的東西，但他身上也存在著不少瑕疵，比如剛愎自用，就是他的致命弱點。尤其是離京出走後更犯有難以原諒的錯誤。出走時他帶有一批願意跟隨他的精兵良將，加上他個人的軍政才幹，要打出一個嶄新的局面，是完全可能的。但他沒有把握住這一有利條件，戰鬥目標不明確，盲目進軍，舉止非常被動，給太平天國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其錯誤歸納起來不外乎兩個方面：
一、不顧大局堅持分裂。石達開帶兵出走以後，既然打著太平天國的旗號，所發文告仍尊洪秀全為主，從沒僭越跡象，那麼在行動上就應當和太平天國天京政權有所配合和互相支援。可是石達開出走後，卻在行動上與洪秀全完全決裂，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與洪秀全還有什麼合作。1858年2月份之前，石達開還在江西，這時天京的戰況非常吃緊，鎮江、瓜洲相繼失守，天京對岸江浦岌岌可危，清軍已逼近京郊，李秀成所部與清軍在孝陵衛至秣陵關一線，連連激戰，形勢非常危急，迫切需要他回京增援，因此李秀成對洪秀全重用嬖臣犯顏直諫，要求仍重用翼王，不用安、福王。洪秀全也採納了李秀成的建議，取消安、福二王秉政資格，派人去江西迎翼王。多次派人到撫州請援。設若石達開這時能夠顧全大局，和洪秀全重歸於好，又有陳玉成、李秀成兩名優秀戰將協助，天京的形勢肯定會有很大的起色。但石達開見死不救，反聽親信部將張遂謀等人的慫恿，毅然率軍自江西進軍浙江、福建，離天京越來越遠，致使天京方面太平軍孤軍無援，陷入危急困境。
反過來說，正因為堅持分裂，石達開部隊的行軍作戰，也就得不到天京方面的配合和支援，也形成了孤軍行動，軍械彈藥得不到補充，糧食衣物得不到供應，兵臨困境也得不到天京方面的增援。在強大敵人的壓力下，自然失敗的時候多。1857年12月江西臨江解危，就是因為缺乏戰船而不能成功。1860年3月石達開的得力助手石鎮吉攻打廣西百色，也正因糧食奇缺而遭受失敗。如果這兩次戰役都能得到天京方面的配合和支持，結果可能就會大不一樣了。曾是石達開手下的敗將曾國藩針對石達開分裂後的軍事行動評論說：“賊至十萬之多，每日糧米千石，需子藥千斤，渠全無來源。”一旦石達開軍“糧米擄盡，斷無不去之理，可不須大勝仗也。”
部隊的連續失敗，士氣自然渙散，加之敵人經濟封鎖，堅壁清野，糧食陷入困境，將士們就愈來愈感到分裂的前景渺茫，“起義出江”的人也就愈來愈多。早在寶慶失利之後，石達開的部將傅忠信、李壽輝就率部離湘由贛入皖，輾轉投入到李世賢部下。1860年3月石達開部隊更是接連不斷出現“起義出江”的事件。後旗宰輔餘忠扶因阻撓部眾脫離石達開被部下殺害，其部在歸朝途中不斷受阻，以致覆滅。接著武衛軍宰輔蔡次賢也準備率部出走，因事泄被元宰張遂謀所殺。面臨這樣軍心渙散的困境，石達開也無法制止部下返回天京的要求。1860年6月石達開被迫南下，放棄經營八個月之久的慶遠時，他的部將彭大順、朱衣點、吉慶元等，再次痛切地勸告石達開結束分裂局面，重新“回朝扶主”，但仍被石達開固執地拒絕。後來六十七名將領便率部離開石達開，經過一年多的苦戰，終於進入江西境地，參加了李秀成的部隊。數以十余萬計的部隊，只因為石達開固執地堅守分裂，死的死，傷的傷，走的走，降的降，最後留下來的將士，不過一萬來人，地地道道走向了眾叛親離的地步。
二、流竄作戰沒建基地。石達開出走後有著足夠的戰將和兵力，可以建立牢固的革命根據地，但他沒有這樣做，卻選擇了東征西竄流動作戰的方式。他先在安徽、江西停留近一年之久，沒有明確目標。天京再次告急時，他才憤然走浙江入福建，再轉至江西，始終沒有建立根據地。石達開在革命早期，特別是第一次進據武昌商討建都問題時，就有進圖四川，建為革命根據地的意圖，但一直沒有付諸行動。石達開如果離京出走後目標明確，決定要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據地，那他就不會在安徽、江西停留一年時間，更不會背道而馳去浙江、福建。正由於他分裂後沒能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一味採取流竄式的作戰方式，致使他在贛、浙、閩、湘、桂、黔、滇、川八省萬里的征途中，連一次出色的戰役也沒打過。湘軍大頭目曾國藩也認為此時石達開的部隊“既鈍於浙，鈍於閩，入湘後又鈍于永、祁，鈍于寶慶，裹脅之人，願從者漸少，既無老巢以為糧台，糧米須擄，子藥須搬，行且自疲於山谷之間。”這種說法應該是石達開失去根據地，流竄作戰的真實寫照。1859年2月，石達開進據江西、廣東交界處的南安後，這才作出“經湘圖川”的計畫。後因寶慶之役失利，回師廣西，廣西又遇困，軍糧不濟，部隊離散，最後才決心離開廣西進圖四川，希望效法諸葛亮在四川成都建立革命根據地。他轉戰於石柱、涪州、綦江、長寧、橫江，打算從這些地區突破江防進入成都，但此時的敵人在長江沿線的防務，已遠非昔比，大大加強了，多次強渡都不能成功。設若石達開率軍離京後，目標明確，不在皖贛延誤時間，不向浙閩盲目進軍，徑直由武漢、宜昌、三峽，直取成都，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為當時入川的條件，對石達開非常有利。1858年10月以李永和和藍大順為首的起義隊伍，已經聚眾數萬從雲南進入四川，聲勢極大，沉重地打擊了四川的反動統治勢力。當時三峽也無兵防守，防務極為空虛，入川大門是敞開著的。可是石達開熱衷於東征西竄，盲目行動，坐視入川良機，到頭來入川的計畫不能實現，只能自食慘敗的惡果。
綜上所述，石達開所犯錯誤雖很嚴重，但他一生中畢竟戰功赫赫，政績卓然，人品也光明磊落。特別是他那反封建、反清王朝的革命鬥志非常堅定。離京出走後，儘管處境極度困難，也毫不動搖地堅持鬥爭，打擊敵人。所以說，他即使錯誤嚴重，但仍不失為一位傑出的農民革命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