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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讀」胡適: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

作者:胡適。 本文來自1932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在北大畢業典禮上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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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要拋棄學問

你們現在要離開母校了, 我沒有什麼禮物送給你們,

只好送你們一句話吧。 這一句話是:“不要拋棄學問。 ”以前的功課也許有一大部分是為了這張畢業文憑, 不得已而做的。 從今以後, 你們可以依自己的心願去自由研究了。 趁現在年富力強的時候, 努力去做一種專門學問。

少年是一去不復返的, 等到精力衰疲時, 要做學問也來不及了。 即為吃飯計, 學問決不會辜負人的。 吃飯而不求學問, 三年五年之後, 你們都要被後進少年淘汰掉的。 到那時再想做點學問來補救, 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說:“出去做事之後, 哪有工夫去讀書?即使要做學問, 既沒有圖書館, 又沒有實驗室, 哪能做學問?”我要對你們說:凡是要等到有了圖書館方才讀書的, 有了圖書館也不肯讀書。 凡是要等到有了實驗室方才做研究的, 有了實驗室也不肯做研究。

你有了決心要研究一個問題, 自然會損衣節食去買書, 自然會想出法子來設置儀器。 至於時間, 更不成問題。 達爾文一生多病, 不能多做工, 每天只能做一點鐘的工作。 你們看他的成績!每天花一點鐘看十頁有用的書,

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頁書, 三十年可讀十一萬頁書。

諸位, 十一萬頁書可以使你成一個學者了。 可是, 每天看三種小報也得費你一點鐘的工夫;四圈麻將也得費你一點半鐘的光陰。 看小報呢, 還是打麻將呢, 還是努力做一個學者呢?全靠你們自己的選擇!

易蔔生說:“你的最大責任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學問便是鑄器的工具。 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你自己。 再會了, 你們的母校眼睜睜地要看你們十年之後成什麼器。

這一兩個星期裡, 各地的大學都有畢業的班次, 都有很多的畢業生離開學校去開始他們的成人事業。 學生的生活是一種享有特殊優待的生活, 不妨幼稚一點, 不妨吵吵鬧鬧, 社會都能縱容他們,

不肯嚴格的要他們負行為的責任。

現在他們要撐起自己的肩膀來挑他們自己的擔子了。 在這個國難最緊急的年頭, 他們的擔子真不輕!我們祝他們的成功, 同時也不忍不依據我們自己的經驗, 贈與他們幾句送行的贈言——雖未必是救命毫毛, 也許作個防身的錦囊罷!

二、不要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

你們畢業之後, 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作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著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 辦黨, 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閒居了。

第一條繼續求學之路, 我們可以不討論。 走其餘幾條路的人, 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 墮落的方式很多, 總括起來,

約有這兩大類:

第一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識的欲望。 你們到了實際社會裡, 往往所用非所學, 往往所學全無用處, 往往可以完全用不著學問, 而一樣可以胡亂混飯吃, 混官做。 在這種環境裡, 即使向來抱有求知識學問的決心的人, 也不免心灰意懶, 把求知的欲望漸漸冷淡下去。

況且學問是要有相當的設備的;書籍, 試驗室, 師友的切磋指導, 閒暇的工夫, 都不是一個平常要糊口養家的人所能容易辦到的。 沒有做學問的環境, 又誰能怪我們拋棄學問呢?

第二是容易拋棄學生時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少年人初次與冷酷的社會接觸, 容易感覺理想與事實相去太遠, 容易發生悲觀和失望。 多年懷抱的人生理想, 改造的熱誠, 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裡,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抱著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往往是棄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惡勢力的俘虜。

你在那俘虜牢獄裡,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從此以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成社會的順民了。

三、三種防禦墮落的藥方

要防禦這兩方面的墮落,一面要保持我們求知識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們對於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麼好法子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一試的。

第一個方子只有一句話:“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古今來一切知識的產生與積聚,都是因為要解答問題,——要解答實用上的困難或理論上的疑難。

所謂“為知識而求知識”,其實也只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不過因為那種問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應用的,人們就覺得這是“無所為”的求知識了。

我們出學校之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果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裡盤旋,就很難繼續保持追求學問的熱心。

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天天對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沒錢也得撙衣節食去巴結她。

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

你只要能時時有疑難問題來逼你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智識環境中,你也會慢慢的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置起一所小試驗室來。

所以我說: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裡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古人說,“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試想葛理略(Gali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書?有多少儀器?

他們不過是有問題而已。有了問題而後,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答他們的問題。沒有問題的人們,關在圖書館裡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裡也不會有什麼發現。

第二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離開學校之後,大家總得尋個吃飯的職業。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學而實在和你的性情不想近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覺興趣了。為糊口而作那種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難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又應該有他的非職業的頑藝兒,可以叫做業餘活動。

凡一個人用他的閒暇來做的事業,都是他的業餘活動。往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為一個人的前程往往會靠他怎樣用他的閒暇時間。他用他的閒暇來打馬將,他就成個賭徒;你用你的閒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閒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閒暇往往定你的終身。

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人,彌兒(J.S.Mill)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秘書,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個很高的位置;斯賓塞(Spencer)是一個測量工程師,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為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

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善用他的閒暇時間的。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墮落,只有多方發展業餘的興趣,使我們的精神有所寄託,使我們的剩餘精力有所施展。

有了這種心愛的頑藝兒,你就做六個鐘頭的抹桌子工夫也不會感覺煩悶了,因為你知道,抹了六點鐘的桌子之後,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學研究,或畫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寫你的小說戲曲,或繼續你的歷史考據,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

第三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你總得有一點信心。”我們生當這個不幸的時代,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是叫我們悲觀失望的。

特別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眼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強權的世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線的光明,——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已算是萬幸了,怎麼還能夠希望保持一點內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心呢?我要對你們說:這時候正是我們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

只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古人說:“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說:“只要工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

你不信嗎?當拿破崙的軍隊征服普魯士佔據柏林的時候,有一位窮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講堂上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復興的。

菲希特死的時候(1814),誰也不能預料德意志統一帝國何時可以實現。然而不滿五十年,新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居然實現了。

四、付出的努力不會白費

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佛典裡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

你不信嗎?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後,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終日埋頭在他的試驗室裡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菌學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

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

(1)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於一種微菌的發展;

(2)每一種傳染病都是由於一種微菌在生物體中的發展;

(3)傳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養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它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苗。

這三個問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的關係。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醋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

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怎樣選種防病,教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醫學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除外科手術的死亡率。

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療治藥苗,每年替法國農家滅除了二千萬佛郎的大損失;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的生命。

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學會裡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績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

巴斯德對於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的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穫了科學救國的奇跡了。

朋友們,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奮鬥的勇氣,到此時候,好像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渺小的個人在那強烈的社會爐火裡,往往經不起長時期的烤煉就鎔化了,一點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滅了。抱著改造社會的夢想而來,往往是棄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惡勢力的俘虜。

你在那俘虜牢獄裡,回想那少年氣壯時代的種種理想主義,好像都成了自誤誤人的迷夢!從此以後,你就甘心放棄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現成社會的順民了。

三、三種防禦墮落的藥方

要防禦這兩方面的墮落,一面要保持我們求知識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們對於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麼好法子呢?依我個人的觀察和經驗,有三種防身的藥方是值得一試的。

第一個方子只有一句話:“總得時時尋一兩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問題是知識學問的老祖宗;古今來一切知識的產生與積聚,都是因為要解答問題,——要解答實用上的困難或理論上的疑難。

所謂“為知識而求知識”,其實也只是一種好奇心追求某種問題的解答,不過因為那種問題的性質不必是直接應用的,人們就覺得這是“無所為”的求知識了。

我們出學校之後,離開了做學問的環境,如果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裡盤旋,就很難繼續保持追求學問的熱心。

可是,如果你有了一個真有趣的問題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誘你去解決他,天天對你挑釁笑你無可奈他,——這時候,你就會同戀愛一個女子發了瘋一樣,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沒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沒錢也得撙衣節食去巴結她。

沒有書,你自會變賣家私去買書;沒有儀器,你自會典押衣服去置辦儀器;沒有師友,你自會不遠千里去尋師訪友。

你只要能時時有疑難問題來逼你用腦子,你自然會保持發展你對學問的興趣,即使在最貧乏的智識環境中,你也會慢慢的聚起一個小圖書館來,或者設置起一所小試驗室來。

所以我說:第一要尋問題,腦子裡沒有問題之日,就是你的智識生活壽終正寢之時!古人說,“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試想葛理略(Galieo)和牛敦(Newton)有多少藏書?有多少儀器?

他們不過是有問題而已。有了問題而後,他們自會造出儀器來解答他們的問題。沒有問題的人們,關在圖書館裡也不會用書,鎖在試驗室裡也不會有什麼發現。

第二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總得多發展一點非職業的興趣。”離開學校之後,大家總得尋個吃飯的職業。可是你尋得的職業未必就是你所學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學而實在和你的性情不想近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覺興趣了。為糊口而作那種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難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最好的救濟方法只有多多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又應該有他的非職業的頑藝兒,可以叫做業餘活動。

凡一個人用他的閒暇來做的事業,都是他的業餘活動。往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為一個人的前程往往會靠他怎樣用他的閒暇時間。他用他的閒暇來打馬將,他就成個賭徒;你用你的閒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閒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閒暇往往定你的終身。

英國十九世紀的兩個哲人,彌兒(J.S.Mill)終身做東印度公司的秘書,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在哲學上,經濟學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個很高的位置;斯賓塞(Spencer)是一個測量工程師,然而他的業餘工作使他成為前世紀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鎮。

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善用他的閒暇時間的。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墮落,只有多方發展業餘的興趣,使我們的精神有所寄託,使我們的剩餘精力有所施展。

有了這種心愛的頑藝兒,你就做六個鐘頭的抹桌子工夫也不會感覺煩悶了,因為你知道,抹了六點鐘的桌子之後,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學研究,或畫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寫你的小說戲曲,或繼續你的歷史考據,或做你的社會改革事業。你有了這種稱心如意的活動,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會煩悶了。

第三個方子也只有一句話:“你總得有一點信心。”我們生當這個不幸的時代,眼中所見,耳中所聞,無非是叫我們悲觀失望的。

特別是在這個年頭畢業的你們,眼見自己的國家民族沉淪到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強權的世界,望極天邊好像看不見一線的光明,——在這個年頭不發狂自殺,已算是萬幸了,怎麼還能夠希望保持一點內心的鎮定和理想的信心呢?我要對你們說:這時候正是我們培養我們的信心的時候!

只要我們有信心,我們還有救。古人說:“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說:“只要工夫深,生鐵磨成繡花針。”

你不信嗎?當拿破崙的軍隊征服普魯士佔據柏林的時候,有一位窮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講堂上勸他的國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們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復興的。

菲希特死的時候(1814),誰也不能預料德意志統一帝國何時可以實現。然而不滿五十年,新的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居然實現了。

四、付出的努力不會白費

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佛典裡有一句話:“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丟了,我們也應該說:“功不唐捐!”沒有一點努力是會白白的丟了的。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我們看不見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葉開花結果了!

你不信嗎?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後,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Pasteur)終日埋頭在他的試驗室裡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菌學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

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

(1)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於一種微菌的發展;

(2)每一種傳染病都是由於一種微菌在生物體中的發展;

(3)傳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養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它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苗。

這三個問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的關係。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醋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

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怎樣選種防病,教全國的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醫學界怎樣注重消毒以減除外科手術的死亡率。

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療治藥苗,每年替法國農家滅除了二千萬佛郎的大損失;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的生命。

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學會裡稱頌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績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

巴斯德對於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試驗室。他絕不想他的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佛郎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穫了科學救國的奇跡了。

朋友們,在你最悲觀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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