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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江終端碼頭興衰 見證影響中國的歷史大事件

由郴州網組織策劃、湖南省文物局退休專家謝武經帶隊的湘粵古道考察正在進行。 近日, 在裕後街考察中, 謝武經有了最新的重大發現, 這個重大發現可以說是直接見證了一段影響中國的歷史大事件。

謝武經在裕後街一帶考察中發現, 從蘇仙橋至牙石橋這一段1公里多的河道旁, 曾經佈滿了大大小小的碼頭, 而且, 據參與此次湘粵古道考察的文史專家張式成回憶, 他以前在蘇仙橋至牙石橋一帶就見過十幾個碼頭。

郴江(圖/李文)

那麼, 作為一個終端碼頭, 為什麼會在短短一公里多的河道就密佈著這麼多碼頭?謝武經通過實地考察, 查閱資料後發現:這便是中國歷史上“一口通商”“閉關鎖國”的最好見證!

“一口通商”通常指的是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757-1842)85年間, 清政府實行的對外貿易政策。 清康熙年間開放粵(廣州)、閩(廈門)、江(上海)、浙(寧波)四大海關。

乾隆二十二年(1757)後, 英國商人多次違反清政府禁例, 並有“移市入浙”的趨勢, 企圖直接打開中國絲茶產區的市場, 使寧波有成為另一個澳門的可能。 這種形勢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 認為江浙是華夏文物禮教之鄉, 而且物產富庶, 如果讓外國勢力打進去, 會對其統治不利。 加之粵海關海防也比浙海關堅固, 有利於防範外商和保證稅收。 因此, 乾隆皇帝首先下令增加浙海關稅收, 以抵制外船北上, 使其無利可圖而返回廣東。 但雖然增稅, 仍然沒有效果。 於是, 清政府加強了對“西洋船”的限制, 規定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廣東通商的政策。 而“東洋船”“南洋船”也逐步集中收泊於粵海關進行貿易, 形成了所謂廣州“一口通商”的局面。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 具有重要戰略交通樞紐地位的郴州, 水路運輸火爆也就順其自然, 郴江這一終端碼頭如春風拂過, 日漸繁華。 據嘉慶郴州總志載:“東山書院渡:在河街司馬堤, 嘉慶十二年紳士潘興亮、曹義正等捐設並立渡船, 會裡人陳昭謀有記”, 陳昭謀的《東山書院捐修渡船碑記》有載:“我郴沿河一街, 上設牙石渡, 下設司馬渡, 鄉間服賈牽車, 絡繹不絕, 至便也, 迨連遭水患, 兩渡沖沒, 上捐修橋, 下未設渡。 至乾隆甲午年, 建立書院於東山, 生童日眾, 其下居民日多, 往往臨流興歎, 欲渡無由, 民之不便……”從陳昭謀的《東山書院捐修渡船碑記》不難看出, 乾隆至嘉慶年間, 從蘇仙橋到牙石橋一段就興起了兩個渡口。 我們再來看看明代的相關史料:嘉靖年間曾任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的湛若水經過郴州時,

是在蘇仙橋下坐的船。 而在萬曆郴州志中, 津渡裡面竟然沒有蘇仙橋至牙石橋這一段。 到崇禎年間徐霞客游郴時, 也是“下小舟, 東北由蘇仙橋下”。

而且從陳昭謀所記的“沿河一街”、“生童日眾”“居民日多”這些話中, 更能體會到“一口通商”背景下, 郴江水路運輸火爆帶來的繁華。 而原有的碼頭已不能滿足日益增多的商船需要, 於是, 在蘇仙橋至牙石橋一帶的河道, 大大小小的碼頭湧現, 並形成了“我郴沿河一街”的熱鬧非凡。 試想, 在這段並不算長的河道, 碼頭林立, 舳艫相繼, 墟燈人影, 又何嘗沒有“煙籠寒水月籠沙”的美景呢?

郴州古碼頭(圖/謝武經)

道光二十年(1840), 鴉片戰爭爆發, 英國侵略者用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 道光二十二年(1842), 清朝在與英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敗。 清政府代表與英國簽署《中英南京條約》, 是中國近代史上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涉及割地、賠款、五口通商和稅款協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六月二十五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公佈施行,八月十五日訂立《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即《虎門條約》。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十八日,清政府與美國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即《中美五口通商章程》。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十三日,清政府與法國簽訂了《中法黃埔條約》。

“五口通商”後,海禁大開,廣州“一口通商”也不復存在。郴江終端碼頭的繁華景象也日漸凋敝。據永興縣誌載:“……道光以前,廣貨由郴過永,下達衡湘,出其途者眾,故市多繁盛。自海運既開,陸路之商旅遂絕跡焉,數十年來市井蕭條,有若江河之日下,至肩挑小貿當妝獲以後,上赴坪樂,下往萍醴所販惟雞鴨等物,輸力甚苦,獲利甚微,當商戰之世,區匕直奴隸不若,又何怪強弱之懸殊哉。”而且在湘粵古道考察中,我們也找到了一位曾跑過船的老人,據她回憶,她那時候跑船到郴州,都是到蘇仙橋就不會再往上了。

謝武經說,蘇仙橋至牙石橋這一段碼頭的興衰,是清政府長達85年閉關鎖國政策的最好見證!

湘粵古道考察團在裕後街考察(圖/曾湘榮)

道光二十三年(1843)六月二十五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公佈施行,八月十五日訂立《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即《虎門條約》。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十八日,清政府與美國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即《中美五口通商章程》。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十三日,清政府與法國簽訂了《中法黃埔條約》。

“五口通商”後,海禁大開,廣州“一口通商”也不復存在。郴江終端碼頭的繁華景象也日漸凋敝。據永興縣誌載:“……道光以前,廣貨由郴過永,下達衡湘,出其途者眾,故市多繁盛。自海運既開,陸路之商旅遂絕跡焉,數十年來市井蕭條,有若江河之日下,至肩挑小貿當妝獲以後,上赴坪樂,下往萍醴所販惟雞鴨等物,輸力甚苦,獲利甚微,當商戰之世,區匕直奴隸不若,又何怪強弱之懸殊哉。”而且在湘粵古道考察中,我們也找到了一位曾跑過船的老人,據她回憶,她那時候跑船到郴州,都是到蘇仙橋就不會再往上了。

謝武經說,蘇仙橋至牙石橋這一段碼頭的興衰,是清政府長達85年閉關鎖國政策的最好見證!

湘粵古道考察團在裕後街考察(圖/曾湘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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