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言及元朝， 總是在眼前閃現出這樣一個想頭：那是個野蠻的、英雄的、摧毀的時代。 其實， 我們對元朝的這種印象多多少少是一種誤解：成吉思汗的威名太過赫赫， 蒙古西征的洪流太過洶湧， 致使我們後人（包括東西方的許多學者）多把蒙古最初的擴張史看成了元帝國的全部精華所在。 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所有關於元朝的歷史作品中， 無論是教授學者的“正史”， 還是影視編劇、半吊子歷史學家的“戲說”， 五分之四甚至更多的篇幅， 皆是描繪成吉思汗到忽必烈這一段時間的蒙元征服史。 所有的職業和“業餘”作者們如此不吝惜筆墨肆意描畫征服者的歷史，
元朝在中國， 時間段大致有以下三種演算法：如果從蒙古滅金統一北中國的1231年算起， 那麼到元順帝惶惶然逃出大都為止的1368年，
元朝版圖
元朝版圖之廣大， 他們自己說了不算， 有吹牛之嫌， 但可以從明朝人的感歎中得到證明：“自封建變為郡縣， 有天下者， 漢、隋、唐、宋為盛， 然幅員之廣， 鹹不逮元。 漢梗于北狄， 隋不能服東夷， 唐患在西戎， 宋患常在西北。 若元， 則起朔漠， 並西域， 平西夏， 滅女真， 臣高麗， 定南詔， 遂下江南， 而天下為一。 故其地北逾陰山， 西極流沙， 東盡遼左， 南越海表。 ”元成宗時代， 當漠北諸王承認他為天下共主之時， 元朝的理論疆域， 包括中國、伊利汗國、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以及高麗、東南亞、海外諸島，
網路配圖
中國歷史， 正是憑藉元朝這個偉大的必不可缺的輝煌過度時代， 我們的版圖才能禁受後世不肖的繼承者們一次又一次“揮霍”。 大元的融爐， 把一個又一個曾經野蠻的民族， 包括吐谷渾、黨項、契丹、女真、沙陀、渤海， 以及數不清的“西南夷”部落， 統統融化掉， 昔日顯赫一時的民族皆成為了今天的“漢族”， 雖然這並非出於統治者的初衷， 但卻極大促進了日後主體民族國家超強的穩定性和凝聚力。 至於後世成為中華五大族群之一的“回族”， 也是拜元朝所“賜”。 正是元朝前所未有的超強吸附力， 西藏高原、雲南高原、蒙古高原， 鑄就了中國版圖不可更改的政治地理防護牆。
如果暫時“忘卻”蒙元東征西殺的殘酷性、破壞力，
那個時代所迸發出的勃勃不可抑止的創造力、擴張力、競爭力、進取力，
確實太值得後人悠然神往。可惜的是，民族壓迫這一致命的癥結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元帝國的結局一定是個巨大的歷史廢墟。蒙古統治者沒有抓住“漢化”的歷史機遇，他們太多的精力，都浪費在消受和享樂以及防止如何被“同化”方面。草原雖然非常遼闊，卻沒有給“黃金家族”賦予優秀而又遼闊的政治視野的基因。不可否認的是，蒙古人在十三世紀晚期帶來的血與火，從某種意義上也滌蕩了漢民族的頹靡苟全與委曲求全。殘酷有時促人警省，殺戮有時會讓復仇的雄心蘇醒。相比滿清，蒙古統治者人群本質上仍存有草原藍天下那種質樸的野蠻和不加掩飾的爽朗，他們來得急，去得快，輸得起，放得下。所以，在歷史的叢林中，驕傲的蒙古雄獅是那樣陽剛，白山黑水中大辮子的群狼陰柔卻更具破壞力。
元朝皇帝
有一種悲愴值得人們原諒：當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轟然達至巔峰之後，無論前瞻還是後顧，都將是往下而行。時光流逝百年，蒙古刀劍仍舊那樣鋒利無比，只不過它們的新主人的手再也握不住這些沉重的利器了。以暴易暴的魔咒，再一次把這樣一個不可一世的帝國送進歷史的黑洞之中。
自蒙古旗幟從大都消失之後，幾百年過去，出於政治原因，出於民族偏見，出於這樣那樣的“理由”，對於元朝，除過激的、以偏概全的“謳歌”以外，無外乎就是更加矯枉過正地把它“一團漆黑”化。其實，百年之中大元所取得的成就，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授時曆
郭守敬的《授時曆》，能夠看成是元朝科技的里程碑和總代表。它首先使用“截元法”和當時的新科技，同時，為了測算準確，元朝人前所未有地在極北南海廣闊地域間設置了27個天文觀測站，無論是儀器還是計算法，都領先世界幾百年；數學家李治提出“天元術”（立方程），朱世傑提出“四元術”（多元高次聯立方程解法）；朱思本繪成《輿地圖》，汪大淵有地理學專著《島夷志略》；軍事方面“成果”累累，積火藥與彈道技術為一身的新型武器“火銃”定型於這個時期；農業科技相對得到發展，王楨的《農書》可謂是當時集大成者；棉紡技術得到普及，“黃道婆”就是那個時代這一行業鼎盛的“代名詞”；交通系統尤為發達和先進，“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運河開鑿、航海技術、制鹽業、兵器業空前發展……可以想見，雖然號稱“停滯”，但時代，一直在進步著。
文學藝術領域內，中國戲劇無論是創作品質還是思想內容，在元朝都臻至巔峰狀態。而且，《三國演義》、《水滸傳》這兩部偉大的作品均創作於元末。底層人民喜聞樂見的“通俗文學”，火山爆發一樣湧現在這個正統文化備受摧殘的年代。即使是元人最不“擅長”的詩歌形式，百年之間，也出現了四千多位詩人，存詩十三萬首有多。唐代流傳至今的詩作有五萬首，詩人二千二百家。宋朝有詩二十七萬首，詩人九千多位。但是，唐宋均有三百年左右的歷史，相較之下，元詩從質到量絲毫不見遜色，況且它還有與漢賦、唐詩、宋詞比肩的“元曲”峙立於歷史長河間。特別是薩都剌、貫雲石、于闕、迺賢這樣的“色目”詩人，風格奇特，卓爾不群，形成了中國詩歌史上讓人刮目相看的“異類”。
十三世紀，蒙古的鐵蹄聲中，整個世界都在顫抖，西方人更是惡毒地詛咒這股強大的熔岩流為“黃禍”。其實，從長遠的歷史來看，蒙古西征最有利於後來西歐諸國的崛起，因為正是蒙古人給予了當時的穆斯林以沉重打擊，並讓東羅馬帝國藉此苟延殘喘了兩百多年。特別是他們在今天俄羅斯地區的統治所造的“後遺症”，更間接地幫了西歐國家率先進步的“大忙”。相較而言，北中國在蒙古崛起時受創最深，南中國由於忽必烈時代漢人儒士的勸告，受摧毀的程度和被屠殺的人都相對減低。許多學者疑惑不解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的北宋、南宋文明那樣發達，為何都相繼敗於野蠻、落後的女真和蒙古？這個答案很簡單，因為當時的漢文明，從政治學意義上觀察，它是一種衰敗的文明。原始蠻族沒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負擔，他們會不顧一切地為了搶劫和破壞向這種“先進”而又衰弱的文明發動進攻。由於“先進”文明的統治內部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等的複雜性和聯動性，其力量反而四趨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終成為“拖累”。而曠日持久的備戰和戰爭使“文明”的成本呈幾何級數放大，社會負擔越來越沉重，最終被簡單而又野蠻的力量消滅掉。可以想見，蒙古人乍起之時，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樣，他們盡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氣力和智力。所以，他們把每次進攻都當作是邁向萬丈深淵前的一搏。面對這樣的進攻者，又有哪個瞻前顧後、思慮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擋呢？
當然，憑心而論，這個巨人倒下的另外一個原因也不可忽視，就是它所處時代的“運氣”太背——十四世紀前五十年，天災不斷，水旱蝗災無年不興，元順帝時代更是河患滔滔，繼之引發饑荒、瘟疫、死亡，而後當然是無休無止的暴亂。耐人尋味的是，氣候的週期性影響，對中國歷史曾經造成過數次劇變：四世紀的西晉、十二世紀的北宋、以及十七世紀的明朝，都曾經經歷了氣候地理學所造就的“黑色星期天”。這幾個王朝，在滅亡的時候其內部遠遠沒有達到它們必然滅亡的衰落狀態。草原的沙漠化、乾旱化和各種天災把這些騎馬的蠻族推向耕地，週期性的搶掠忽然變成了征服。無知、蠻力加上運氣，馬上民族會以連他們自己也驚愕的速度坐在中原帝王的寶座上。這一次，卻是相反。
“天命”如此，草原的“主人”們勢必要退回草原。在大潰逃的過程中，經歷了最初的惘惑和不知所措之後，草原祖先們的記憶積澱和生存本能似乎又有部分重新回到這些馬背民族的頭腦中。寬廣的大漠和無邊的草原喚醒了他們沉睡的悟性，似乎在蜿蜒行進中和零散而又有秩序的遊逛中使草原民族能變得更加警省和團結。所以，不幸中的萬幸，這個民族未在改朝換代中滅絕，他們以退為進，走回“長生天”的保護圈，耐心等待著下一個輪回。
往事如風。赫赫元帝國，既不是流星，也不是曇花，更不是遺憾。可歎的是，只要是言及大元，人們總是聯想那地跨三大洲的龐然巨物，追思它短暫、輝煌而又近乎“理論性”版圖的驕傲，卻忽略了一千多萬平方公里範圍內本土中國區域內百年間曾經發生過那樣多的故事，有過那樣令人目眩神迷的血肉人生：
不可一世的元世祖在西南熱帶叢林和日本海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八思巴大和尚對帝國政治影響之深達到宗教和文字的深度；五百個美女的“主人”阿合馬斂財招恨最終屍體喂狗；趙孟與謝枋得這兩個宋朝遺臣截然相反的人生選擇；甘充蒙古鷹犬的中國北方漢人在夾縫中艱難生存的隱情；元成宗“天下共主”的瞬間榮光與“八百媳婦”叢林中遭受的羞辱；元武宗、元仁宗兄弟之間北族模式的帝位傳授弊病留遺後世；“南坡之變”中元英宗這一年輕帝王漢化改革未成而導致身死臣亡的悲劇；色目詩人薩都剌的“時代詩史”所展現的嶄新詩風和震撼；權臣燕貼木兒、伯顏、脫脫、哈麻生前的不可一世和死後的淒涼寂寞；元順帝對“大喜樂”房中術的迷狂和高麗母子對帝位的覬覦；元朝北方軍閥們在關內只爭“閒氣”而你死我活的無意義內耗；輝煌大都城在明軍潮水攻勢下無可奈何的崩潰；以及，新舊帝國破壞性的更迭中，那些文學史上失蹤的詩人背影……
在人們對龐然帝國轟然坍塌後的陌生世界瞠目結舌之際，東西方文明和歷史的新時代，已經悄悄來臨。
確實太值得後人悠然神往。可惜的是，民族壓迫這一致命的癥結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元帝國的結局一定是個巨大的歷史廢墟。蒙古統治者沒有抓住“漢化”的歷史機遇，他們太多的精力，都浪費在消受和享樂以及防止如何被“同化”方面。草原雖然非常遼闊，卻沒有給“黃金家族”賦予優秀而又遼闊的政治視野的基因。不可否認的是，蒙古人在十三世紀晚期帶來的血與火，從某種意義上也滌蕩了漢民族的頹靡苟全與委曲求全。殘酷有時促人警省，殺戮有時會讓復仇的雄心蘇醒。相比滿清，蒙古統治者人群本質上仍存有草原藍天下那種質樸的野蠻和不加掩飾的爽朗，他們來得急，去得快，輸得起，放得下。所以，在歷史的叢林中，驕傲的蒙古雄獅是那樣陽剛，白山黑水中大辮子的群狼陰柔卻更具破壞力。 元朝皇帝
有一種悲愴值得人們原諒：當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轟然達至巔峰之後，無論前瞻還是後顧，都將是往下而行。時光流逝百年，蒙古刀劍仍舊那樣鋒利無比，只不過它們的新主人的手再也握不住這些沉重的利器了。以暴易暴的魔咒，再一次把這樣一個不可一世的帝國送進歷史的黑洞之中。
自蒙古旗幟從大都消失之後，幾百年過去，出於政治原因，出於民族偏見，出於這樣那樣的“理由”，對於元朝，除過激的、以偏概全的“謳歌”以外，無外乎就是更加矯枉過正地把它“一團漆黑”化。其實，百年之中大元所取得的成就，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授時曆
郭守敬的《授時曆》，能夠看成是元朝科技的里程碑和總代表。它首先使用“截元法”和當時的新科技，同時，為了測算準確，元朝人前所未有地在極北南海廣闊地域間設置了27個天文觀測站，無論是儀器還是計算法，都領先世界幾百年；數學家李治提出“天元術”（立方程），朱世傑提出“四元術”（多元高次聯立方程解法）；朱思本繪成《輿地圖》，汪大淵有地理學專著《島夷志略》；軍事方面“成果”累累，積火藥與彈道技術為一身的新型武器“火銃”定型於這個時期；農業科技相對得到發展，王楨的《農書》可謂是當時集大成者；棉紡技術得到普及，“黃道婆”就是那個時代這一行業鼎盛的“代名詞”；交通系統尤為發達和先進，“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運河開鑿、航海技術、制鹽業、兵器業空前發展……可以想見，雖然號稱“停滯”，但時代，一直在進步著。
文學藝術領域內，中國戲劇無論是創作品質還是思想內容，在元朝都臻至巔峰狀態。而且，《三國演義》、《水滸傳》這兩部偉大的作品均創作於元末。底層人民喜聞樂見的“通俗文學”，火山爆發一樣湧現在這個正統文化備受摧殘的年代。即使是元人最不“擅長”的詩歌形式，百年之間，也出現了四千多位詩人，存詩十三萬首有多。唐代流傳至今的詩作有五萬首，詩人二千二百家。宋朝有詩二十七萬首，詩人九千多位。但是，唐宋均有三百年左右的歷史，相較之下，元詩從質到量絲毫不見遜色，況且它還有與漢賦、唐詩、宋詞比肩的“元曲”峙立於歷史長河間。特別是薩都剌、貫雲石、于闕、迺賢這樣的“色目”詩人，風格奇特，卓爾不群，形成了中國詩歌史上讓人刮目相看的“異類”。
十三世紀，蒙古的鐵蹄聲中，整個世界都在顫抖，西方人更是惡毒地詛咒這股強大的熔岩流為“黃禍”。其實，從長遠的歷史來看，蒙古西征最有利於後來西歐諸國的崛起，因為正是蒙古人給予了當時的穆斯林以沉重打擊，並讓東羅馬帝國藉此苟延殘喘了兩百多年。特別是他們在今天俄羅斯地區的統治所造的“後遺症”，更間接地幫了西歐國家率先進步的“大忙”。相較而言，北中國在蒙古崛起時受創最深，南中國由於忽必烈時代漢人儒士的勸告，受摧毀的程度和被屠殺的人都相對減低。許多學者疑惑不解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的北宋、南宋文明那樣發達，為何都相繼敗於野蠻、落後的女真和蒙古？這個答案很簡單，因為當時的漢文明，從政治學意義上觀察，它是一種衰敗的文明。原始蠻族沒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負擔，他們會不顧一切地為了搶劫和破壞向這種“先進”而又衰弱的文明發動進攻。由於“先進”文明的統治內部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等的複雜性和聯動性，其力量反而四趨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終成為“拖累”。而曠日持久的備戰和戰爭使“文明”的成本呈幾何級數放大，社會負擔越來越沉重，最終被簡單而又野蠻的力量消滅掉。可以想見，蒙古人乍起之時，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樣，他們盡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氣力和智力。所以，他們把每次進攻都當作是邁向萬丈深淵前的一搏。面對這樣的進攻者，又有哪個瞻前顧後、思慮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擋呢？
當然，憑心而論，這個巨人倒下的另外一個原因也不可忽視，就是它所處時代的“運氣”太背——十四世紀前五十年，天災不斷，水旱蝗災無年不興，元順帝時代更是河患滔滔，繼之引發饑荒、瘟疫、死亡，而後當然是無休無止的暴亂。耐人尋味的是，氣候的週期性影響，對中國歷史曾經造成過數次劇變：四世紀的西晉、十二世紀的北宋、以及十七世紀的明朝，都曾經經歷了氣候地理學所造就的“黑色星期天”。這幾個王朝，在滅亡的時候其內部遠遠沒有達到它們必然滅亡的衰落狀態。草原的沙漠化、乾旱化和各種天災把這些騎馬的蠻族推向耕地，週期性的搶掠忽然變成了征服。無知、蠻力加上運氣，馬上民族會以連他們自己也驚愕的速度坐在中原帝王的寶座上。這一次，卻是相反。
“天命”如此，草原的“主人”們勢必要退回草原。在大潰逃的過程中，經歷了最初的惘惑和不知所措之後，草原祖先們的記憶積澱和生存本能似乎又有部分重新回到這些馬背民族的頭腦中。寬廣的大漠和無邊的草原喚醒了他們沉睡的悟性，似乎在蜿蜒行進中和零散而又有秩序的遊逛中使草原民族能變得更加警省和團結。所以，不幸中的萬幸，這個民族未在改朝換代中滅絕，他們以退為進，走回“長生天”的保護圈，耐心等待著下一個輪回。
往事如風。赫赫元帝國，既不是流星，也不是曇花，更不是遺憾。可歎的是，只要是言及大元，人們總是聯想那地跨三大洲的龐然巨物，追思它短暫、輝煌而又近乎“理論性”版圖的驕傲，卻忽略了一千多萬平方公里範圍內本土中國區域內百年間曾經發生過那樣多的故事，有過那樣令人目眩神迷的血肉人生：
不可一世的元世祖在西南熱帶叢林和日本海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八思巴大和尚對帝國政治影響之深達到宗教和文字的深度；五百個美女的“主人”阿合馬斂財招恨最終屍體喂狗；趙孟與謝枋得這兩個宋朝遺臣截然相反的人生選擇；甘充蒙古鷹犬的中國北方漢人在夾縫中艱難生存的隱情；元成宗“天下共主”的瞬間榮光與“八百媳婦”叢林中遭受的羞辱；元武宗、元仁宗兄弟之間北族模式的帝位傳授弊病留遺後世；“南坡之變”中元英宗這一年輕帝王漢化改革未成而導致身死臣亡的悲劇；色目詩人薩都剌的“時代詩史”所展現的嶄新詩風和震撼；權臣燕貼木兒、伯顏、脫脫、哈麻生前的不可一世和死後的淒涼寂寞；元順帝對“大喜樂”房中術的迷狂和高麗母子對帝位的覬覦；元朝北方軍閥們在關內只爭“閒氣”而你死我活的無意義內耗；輝煌大都城在明軍潮水攻勢下無可奈何的崩潰；以及，新舊帝國破壞性的更迭中，那些文學史上失蹤的詩人背影……
在人們對龐然帝國轟然坍塌後的陌生世界瞠目結舌之際，東西方文明和歷史的新時代，已經悄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