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絲綢之路早已超出了字面含義， 成為後世對中國與西方所有往來通道的統稱：不僅是一兩條交通道路， 而是四通八達、輻射廣遠的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交通網絡；不僅是絲綢西傳、西物東來， 而且沉澱了東西方文明相互交往幾千年的軌跡；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 而且已擴展為一種歷史文化的象徵符號， 構建的是一個多元共生互動的中外文明開放系統， 凸顯了古代諸文明之交流對人類的巨大貢獻。 明代鄭和七下印度洋， 貫通了古代西域與海上絲綢之路， 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範例。
600多年前，
海洋是人類文明的搖籃， 中國這個著名的文明古國， 是最早養蠶織絲的國家， 擁有漫長的海岸線和廣袤的海洋國土， 既是東亞的大陸國家， 又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國家；是一個海洋大國， 也曾經是一個海洋強國。 中華文明是大陸和海洋共同孕育出的世界最古老的偉大文明之一，
近一二十年， 全球史學術思潮已席捲全球， 但是在起源於西方的全球史研究中， 難免存在著強調西方中心的論調。 21世紀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紀， 是一個海洋的世紀。 一部人類發展史， 是人類從各自相對隔絕、相對閉塞的陸地走向海洋， 最終融為一個整體世界的全球史。 追本溯源， 15-16世紀， 海洋成為時代的主題， 海上活動成為最令人矚目的國際現象。 全球化自海洋始， 海洋世紀自鄭和下西洋始。 中國學者應該發出聲音， 宣示15世紀的海洋世紀是由中國鄭和下西洋開端的，
中國古代向西方的尋求可謂源遠流長。 亞歐大陸的大河和平原孕育了偉大的文明， 在諸文明之間， 如中華文明、印度文明、西亞文明和歐洲文明之間， 自古具有一種互動關係， 而互動的中心， 一直是在亞歐大陸上， 而且主要有賴於亞歐大陸上自古形成的陸上通道。 漢代張騫通西域， 其重大意義就在為陸路交通開闢了新時代。 在人類文明史上為海路交通開闢了新時代的， 正是鄭和下西洋。
追溯絲綢之路的源起， 我們注意到這一由民間對外交往活動形成的線路， 正式成名則來自國家層面的推動。 2100多年前， 張騫的赫赫聲名與陸上絲綢之路的開創聯繫在一起， 正是因為張騫出使西域是漢代中國的國家代表。
正如張騫的名字永遠與西域聯繫在一起， 鄭和的名字也永遠與西洋聯繫在一起。 鄭和下西洋後， “西洋”新名詞出現， 不僅廣泛流行於社會， 而且有了狹義和廣義的區別。 狹義的“西洋”， 包括鄭和下西洋所到的今天印度洋周邊至波斯灣、紅海和東非一帶；廣義的“西洋”， 則形成一個象徵整合的意義， 引申出海外各國、外國之義。 下西洋賦予的“西洋”一詞新義， 即使在後來西方人東來後也不過是引申義更擴大了範圍而已，
從海上為古絲路畫一個圓
下西洋， “西洋”究竟指哪裡？這是理解鄭和下西洋的基本問題。 以往我們談及鄭和下西洋， 強調的是中國與東南亞關係、中國與南亞關係、中國與西亞關係、中國與東非關係等等。
根據近年的實證研究， 明朝人理念中的“西洋”即印度洋。 “西洋”一開始是有特指的， 在跟隨鄭和親歷下西洋的通事（翻譯官）馬歡筆下， 當時明朝人所認識的“西洋”， 具體所指為“那沒黎洋”， 也即今天稱為印度洋的海域。 因此， 作為鄭和大航海時代一個整體的印度洋久已被極大地忽視了。 鑒於迄今大多學者仍以汶萊劃分東西洋界限，對鄭和所下“西洋”的認識模糊不清，澄清下西洋即下印度洋，調整觀念，這對於下西洋目的的認識和探討至關重要，更說明我們對於明代中國的外交理念與實踐應該有一個全面的重新認識。
明代鄭和七下西洋，中國人以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走向了海洋。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最終目的地是西洋的古裡，也就是位於印度洋中部的印度古裡，即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又譯科澤科德。此後七次下西洋，古裡都是每次必到之地，並在第四次以後由古裡延伸到波斯灣、阿拉伯半島，乃至東非。這些地區與海域都是在印度洋的範圍之內。更重要的是“古裡通西域，山青景色奇”，費信的詩句打開了我們的眼界，在當時明朝人看來，西洋的盡頭就是西域，明朝人對於西洋與西域的連接是再清楚不過了。
鄭和下西洋——國家航海外交行為全面聯通了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從海上給古代絲綢之路畫了一個圓。陸海絲綢之路，至此從海上全面貫通，交會之地就在印度洋。此後，明朝人甚至將亞歐大陸上的撒馬兒罕（如今的“撒馬爾罕”）等地稱作“旱西洋”，由此海上絲綢之路的航海外交達于空前鼎盛時期，明朝人對於海外世界的互聯互通理念在此凸顯出來。
今天我們知道，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約占世界海洋總面積的1／5，擁有紅海、阿拉伯海、亞丁灣、波斯灣、阿曼灣、孟加拉灣、安達曼海等重要邊緣海和海灣。在古代，印度洋貿易緊緊地將亞、非、歐連接在一起。鄭和七下印度洋，聯通了亞、非、歐，中國航海外交參與了一個“全球”貿易雛形的構建，為一個整體的世界形成於海上做出了重要鋪墊，也可以說拉開了全球史的序幕。
航海外交催生國際新秩序
蒙元帝國崩潰後，地緣國際關係格局出現重大變化。明代中國是東亞大國，明初從農耕大國向海洋大國的走勢和鄭和七下印度洋形成的新的國際秩序，理應引起我們高度的關注。明代中國作為崛起的海洋大國，如何應對蒙元帝國崩潰後快速變化的印度洋世界？如何理解明代中國航海外交建立的新國際秩序的影響？通過考察14世紀下半葉到15世紀初中國外交觀念的演變，可以為明代中國對外關係建立一個宏觀的分析框架。
明初開始謀求在東亞建立一種完全不同于蒙元帝國的新的國際秩序，鄭和七下印度洋，是明帝國從建國之初就萌生的新的國際秩序理念的延續。明初國際秩序的建立，具有與此前蒙元帝國、此後西方海外擴張殖民帝國迥然不同的特徵，不應簡單以傳統朝貢制度或體系籠統歸納和理解。可以說，15世紀初印度洋國際關係的演變過程，是明代中國不斷推行和實施其國際秩序理念的過程。
鄭和遠航印度洋，宣告徹底改變了蒙元帝國對外交往的暴力征服模式，代之以和平外交模式，使得明朝中國對外交往盛況空前。在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筆下，所有使團到達之處，無論大小，皆稱之為“國”，這無疑是明代中國的國家航海外交行為帶來區域國家前所未有的彰顯。馬歡《瀛涯勝覽》記述，每到一國，鄭和使團首先是開讀詔書，在與各國政治上邦交關係確定後，隨之而來的是一種正常的區域合作機制的建立和國際貿易網路的形成，對印度洋區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蒙元帝國在政治上結束了，然而在貿易上的影響留了下來。明初一反元朝四處征伐的做法，鄭和外交使團也是中國派往印度洋的龐大貿易使團，滿載中國絲綢、瓷器、鐵器、麝香及其他諸多特產的船隊。七次遠航至印度洋，改變了阿拉伯人掌控印度洋海上貿易的狀況，促使古代絲綢之路商貿往來達于鼎盛。
鄭和七下印度洋，將今天的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乃至東非、歐洲等廣袤的地方，連成了一個文明互動的共同體。政治上國家權力整體上揚，經濟上貿易資源互通有無，文化上多元文化認同交融。
現存斯里蘭卡的鄭和碑（即“佈施錫蘭山佛寺碑”），以中文、泰米爾文、波斯文三種文字記載著鄭和向佛祖釋迦牟尼、婆羅門教保護神毗濕奴和伊斯蘭教真主貢獻佈施的史實，就是明朝人對於多元文化相容並蓄的最好例證。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出現了西洋古裡、柯枝、加異勒、溜山、南浡利、蘇門答剌、阿魯、滿剌加等16國派遣使節1200人到北京的所謂“萬國來朝”盛況，是下西洋將中華秩序理念付諸實踐，在沒有對任何國家產生威脅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循禮安分，毋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淩弱，庶幾共用太平之福”的國際新秩序的標誌。
“協和萬邦”模式與西方不同
從漫長的人類文明發展史來看，鄭和下西洋具有豐厚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人類歷史發展到15世紀初，隨著科技的發達，海上運輸日益顯示出比陸上運輸更大的優越性，商業貿易的需求使海上絲綢之路成為各國的共同願望所在。鄭和七下印度洋，在與各國“共用太平之福”理念指導下，明代中國以負責任的海洋大國形象出現，在促使印度洋地區國家權力整體上揚的同時，維護了海道清甯、人民安業，與各國公平交易、互利互惠，促成了一種資源分享合作機制，推動了區域國際貿易網路的活躍發展，開創了印度洋區域各國跨文明和平對話與合作發展的新局面和國際新秩序，也使明代中國海洋大國乃至海洋強國形象，在印度洋上留下了深刻印記。
進一步說，下西洋成功地全面貫通了古代陸海絲綢之路，為中西文明交往的重心從亞歐大陸轉移至海上，為海洋文明的全球崛起做出了重要鋪墊，繁盛了一個世紀的世界上最穩定、也最繁榮的貿易網路之一——印度洋國際貿易網路，為一個整體世界在海上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由此拉開了全球化的序幕。如果把這個功勞僅僅記在了歐洲人的賬上，是令人遺憾的。
鄭和下西洋具有全球意義，還體現在人類文明史上曾經存在不同的航海模式，有著不同的實現機制，也有著不同的結果。儘管有著時代局限性，但鄭和下西洋所代表的和平交往航海模式與西方的暴力掠奪航海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歷史可以作證，鄭和高揚中華民族“協和萬邦”的人文精神，在長達28年的航海活動中，維持了海道清甯、人民安業，僅有三次戰事發生，沒有佔據海外國家一寸土地。明代中國的世界形象，在七下西洋中樹立起來，得到了世界公認；如今，鄭和已經成為一個象徵符號，它所體現的中國和平交往和絲綢之路上各國互通共贏的理念與實踐，為人類文明和諧共處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昭示了不同文明之間和平交流的歷史軌跡和歷史規律，正是今天全球化國際社會所需要的。雄強一時的西方航海模式造就了大批殖民地，已成明日黃花，殖民主義在全球範圍內遭到徹底失敗，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
今天，中國構建“一帶一路”新模式，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國走向海外世界，具有豐厚的歷史積澱性和延續性。記取歷史的經驗與教訓，繼承和發揚古代航海外交的互聯互通和合作共贏的基本價值理念，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打造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各國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同發展繁榮的“命運共同體”，這無疑是對古代絲綢之路的超越，是對於全球化的創新性發展，也是中國對全球人類文明發展做出的新貢獻。（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鑒於迄今大多學者仍以汶萊劃分東西洋界限，對鄭和所下“西洋”的認識模糊不清，澄清下西洋即下印度洋，調整觀念，這對於下西洋目的的認識和探討至關重要，更說明我們對於明代中國的外交理念與實踐應該有一個全面的重新認識。明代鄭和七下西洋，中國人以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走向了海洋。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最終目的地是西洋的古裡，也就是位於印度洋中部的印度古裡，即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又譯科澤科德。此後七次下西洋，古裡都是每次必到之地，並在第四次以後由古裡延伸到波斯灣、阿拉伯半島，乃至東非。這些地區與海域都是在印度洋的範圍之內。更重要的是“古裡通西域，山青景色奇”，費信的詩句打開了我們的眼界，在當時明朝人看來，西洋的盡頭就是西域，明朝人對於西洋與西域的連接是再清楚不過了。
鄭和下西洋——國家航海外交行為全面聯通了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從海上給古代絲綢之路畫了一個圓。陸海絲綢之路，至此從海上全面貫通，交會之地就在印度洋。此後，明朝人甚至將亞歐大陸上的撒馬兒罕（如今的“撒馬爾罕”）等地稱作“旱西洋”，由此海上絲綢之路的航海外交達于空前鼎盛時期，明朝人對於海外世界的互聯互通理念在此凸顯出來。
今天我們知道，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約占世界海洋總面積的1／5，擁有紅海、阿拉伯海、亞丁灣、波斯灣、阿曼灣、孟加拉灣、安達曼海等重要邊緣海和海灣。在古代，印度洋貿易緊緊地將亞、非、歐連接在一起。鄭和七下印度洋，聯通了亞、非、歐，中國航海外交參與了一個“全球”貿易雛形的構建，為一個整體的世界形成於海上做出了重要鋪墊，也可以說拉開了全球史的序幕。
航海外交催生國際新秩序
蒙元帝國崩潰後，地緣國際關係格局出現重大變化。明代中國是東亞大國，明初從農耕大國向海洋大國的走勢和鄭和七下印度洋形成的新的國際秩序，理應引起我們高度的關注。明代中國作為崛起的海洋大國，如何應對蒙元帝國崩潰後快速變化的印度洋世界？如何理解明代中國航海外交建立的新國際秩序的影響？通過考察14世紀下半葉到15世紀初中國外交觀念的演變，可以為明代中國對外關係建立一個宏觀的分析框架。
明初開始謀求在東亞建立一種完全不同于蒙元帝國的新的國際秩序，鄭和七下印度洋，是明帝國從建國之初就萌生的新的國際秩序理念的延續。明初國際秩序的建立，具有與此前蒙元帝國、此後西方海外擴張殖民帝國迥然不同的特徵，不應簡單以傳統朝貢制度或體系籠統歸納和理解。可以說，15世紀初印度洋國際關係的演變過程，是明代中國不斷推行和實施其國際秩序理念的過程。
鄭和遠航印度洋，宣告徹底改變了蒙元帝國對外交往的暴力征服模式，代之以和平外交模式，使得明朝中國對外交往盛況空前。在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筆下，所有使團到達之處，無論大小，皆稱之為“國”，這無疑是明代中國的國家航海外交行為帶來區域國家前所未有的彰顯。馬歡《瀛涯勝覽》記述，每到一國，鄭和使團首先是開讀詔書，在與各國政治上邦交關係確定後，隨之而來的是一種正常的區域合作機制的建立和國際貿易網路的形成，對印度洋區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蒙元帝國在政治上結束了，然而在貿易上的影響留了下來。明初一反元朝四處征伐的做法，鄭和外交使團也是中國派往印度洋的龐大貿易使團，滿載中國絲綢、瓷器、鐵器、麝香及其他諸多特產的船隊。七次遠航至印度洋，改變了阿拉伯人掌控印度洋海上貿易的狀況，促使古代絲綢之路商貿往來達于鼎盛。
鄭和七下印度洋，將今天的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乃至東非、歐洲等廣袤的地方，連成了一個文明互動的共同體。政治上國家權力整體上揚，經濟上貿易資源互通有無，文化上多元文化認同交融。
現存斯里蘭卡的鄭和碑（即“佈施錫蘭山佛寺碑”），以中文、泰米爾文、波斯文三種文字記載著鄭和向佛祖釋迦牟尼、婆羅門教保護神毗濕奴和伊斯蘭教真主貢獻佈施的史實，就是明朝人對於多元文化相容並蓄的最好例證。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出現了西洋古裡、柯枝、加異勒、溜山、南浡利、蘇門答剌、阿魯、滿剌加等16國派遣使節1200人到北京的所謂“萬國來朝”盛況，是下西洋將中華秩序理念付諸實踐，在沒有對任何國家產生威脅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循禮安分，毋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淩弱，庶幾共用太平之福”的國際新秩序的標誌。
“協和萬邦”模式與西方不同
從漫長的人類文明發展史來看，鄭和下西洋具有豐厚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人類歷史發展到15世紀初，隨著科技的發達，海上運輸日益顯示出比陸上運輸更大的優越性，商業貿易的需求使海上絲綢之路成為各國的共同願望所在。鄭和七下印度洋，在與各國“共用太平之福”理念指導下，明代中國以負責任的海洋大國形象出現，在促使印度洋地區國家權力整體上揚的同時，維護了海道清甯、人民安業，與各國公平交易、互利互惠，促成了一種資源分享合作機制，推動了區域國際貿易網路的活躍發展，開創了印度洋區域各國跨文明和平對話與合作發展的新局面和國際新秩序，也使明代中國海洋大國乃至海洋強國形象，在印度洋上留下了深刻印記。
進一步說，下西洋成功地全面貫通了古代陸海絲綢之路，為中西文明交往的重心從亞歐大陸轉移至海上，為海洋文明的全球崛起做出了重要鋪墊，繁盛了一個世紀的世界上最穩定、也最繁榮的貿易網路之一——印度洋國際貿易網路，為一個整體世界在海上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由此拉開了全球化的序幕。如果把這個功勞僅僅記在了歐洲人的賬上，是令人遺憾的。
鄭和下西洋具有全球意義，還體現在人類文明史上曾經存在不同的航海模式，有著不同的實現機制，也有著不同的結果。儘管有著時代局限性，但鄭和下西洋所代表的和平交往航海模式與西方的暴力掠奪航海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歷史可以作證，鄭和高揚中華民族“協和萬邦”的人文精神，在長達28年的航海活動中，維持了海道清甯、人民安業，僅有三次戰事發生，沒有佔據海外國家一寸土地。明代中國的世界形象，在七下西洋中樹立起來，得到了世界公認；如今，鄭和已經成為一個象徵符號，它所體現的中國和平交往和絲綢之路上各國互通共贏的理念與實踐，為人類文明和諧共處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昭示了不同文明之間和平交流的歷史軌跡和歷史規律，正是今天全球化國際社會所需要的。雄強一時的西方航海模式造就了大批殖民地，已成明日黃花，殖民主義在全球範圍內遭到徹底失敗，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
今天，中國構建“一帶一路”新模式，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國走向海外世界，具有豐厚的歷史積澱性和延續性。記取歷史的經驗與教訓，繼承和發揚古代航海外交的互聯互通和合作共贏的基本價值理念，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打造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各國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同發展繁榮的“命運共同體”，這無疑是對古代絲綢之路的超越，是對於全球化的創新性發展，也是中國對全球人類文明發展做出的新貢獻。（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