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屠呦呦因“青蒿素”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一時間引起國內外對中醫藥的極大關注。 在陪同屠呦呦赴瑞典、經歷了領獎前後的諸多活動後，
諾獎落京東， 青蒿素名。
良藥治瘧救蒼生。
百般艱辛實驗難，
醫典啟明。
協作會戰興， 遞補相競。
古方須賴科技成。
埋頭幹事何顧它，
呦呦晚鳴！
正是“古方須賴科技成”驅動著張伯禮一直奮戰在中醫藥的研發前線， 力求給中醫藥插上科學翅膀。 作為國家“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技術副總師、國務院醫改諮詢專家委員會委員， 他帶隊承擔了很多專案， 包括“方劑關鍵科學問題的基礎研究”、“中成藥二次開發研究”， 等等， 在推動中醫藥現代化、中醫藥企業技術升級換代等方面， 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對於中醫藥長期以來遭致的誤解和非議， 張伯禮坦言， 中醫藥被理解和接受的確需要時間， 但也希望大家都能去讀一讀《百年中醫史》， 以史為鑒， 從而更加理智和包容地看待中醫藥。
在傳承和發展中不斷進步
文匯：早在2011年， 您就提議開展百年中醫史的研究， 後來， 這項研究作為院級重點項目得以立項。 其實， 學界對清末民初以來中醫藥發展的梳理和探討， 從來沒有停止過， 不乏研究人員和著作。 在您看來， 中國中醫科學院的《百年中醫史》同以往相比， 有什麼特別之處？除了學術價值外，
張伯禮：第一點就是充分佔有資料。 “百年中醫史”這個課題的研究歷時3年多時間， 以朱建平研究員為首的專案組盡可能地搜集第一手史料， 基本涵蓋了國家和地方圖書館的史料， 包括醫書、非醫書、民國時期的舊報刊， 甚至海外文獻資料。 充分掌握史料， 利用史料說話， 應該是一個重要的特點。
其次， 協同攻關。 以往這類研究往往是一個專家或一個團隊擔綱， 這次編撰幾乎動員了海內外、業內外相關領域的專家共同參與， 課題組研究和專家諮詢相結合的工作方式， 也是過去沒有過的。
第三點就是史料與史論結合。 帶著問題去搜集、甄別、分析、整理史料。 專案組打破時間限制， 根據中醫藥發展的性質和階段，
總的來說， 史料更廣泛豐富， 專家參與程度高， 視野更開闊， 站在歷史高度， 進行了反映內涵特點的歷史分期， 都使得最後成書的《百年中醫史》有了不同於以往研究的新視角， 結論也更具有參考性和啟迪性。
就研究的現實意義而言， 我個人希望這套書面世後能產生廣泛影響， 使不同人群都有獲益。
就中醫從業人員來說， 可以看到一百年來幾代中醫人的堅守和執著。
就管理決策人士來說， 可使他更清楚地認識到支援中醫藥發展的重大意義和價值， 加大支持力度。 有了支持， 中醫發展就更快， 人民就得利；沒有支援， 備受打壓， 中醫發展就慢， 也不能很好地為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健康服務。 把中醫支持好、發展好， 中國醫改就有更強的動力， 用中國式辦法解決醫改難題就有了更堅實的基礎。 中醫藥走出去， 服務“一帶一路”建設， 也將弘揚中華優秀文化。 因為中醫不光有實用價值， 能解決問題， 在宣傳東方哲學和智慧方面， 也是一個很好的載體，彰顯中華文化軟實力。
此外，我還希望一些對中醫有偏見的人，也能讀一讀這本書。反對中醫的聲音百年前就有了，那時候喊得還要凶，人物社會地位還要高，但當時主要因為他們對落後社會不滿，以及受個人主觀思維定式的限制，並不真正懂中醫。覺得中醫不符合現代科學標準，必須退出，這無疑是錯誤的。中醫的確能治好病，其療效在幾千年裡一直重複著，在一個個個體上重複著。我們非常期待各學科及社會大眾能在更理智、冷靜、深入地瞭解中醫後，摒棄學科偏見和武斷思想，提出有助於中醫發展的意見和建議。大家一起討論，取長補短，整個醫學發展的前景才會更好。
文匯：2015年，您陪同屠呦呦先生前往瑞典領取諾貝爾醫學獎，卡洛琳醫學院的發言人當時就表示，這個獎不是給傳統中醫藥的。後來在科協的座談會上，您也強調，傳統中醫必須和現代科技相結合，才能產生原創性的成果。中醫的歷史傳統悠久，但不可能拿來就用，如何讓它成為一個維持生命健康的現代工具？
張伯禮：這個問題非常好，也是我們正在努力的方向。屠老師講，中醫藥是一個寶庫，但也不是拿來就用的。中醫藥有很多寶貴的經驗，但一定要和包括現代醫學在內的現代科技結合，才能在解決重大問題中做出貢獻，這條路子要走下去。
中醫藥發展包括兩個層次，一是理論層次，特別是哲學的部分，相對穩定；而另一個技術層次，即疾病治療方法和藥物，始終在發展。我們經常會聽到這樣的指責，說：“你們老用那套幾千年的理論，怎麼行？”中醫的思維方式、認知方法確實相對固定，但在其指導下的防病治病技術方法卻在不斷發展。
舉個例子，如中醫絡病理論源於兩千年前的《內經》，當時還比較簡單；清代醫家葉天士總結了絡病治療的一些方法和藥物；而今天推動中醫絡病理論發展的是吳以嶺院士，不僅建立了絡病標準，研究了一系列方藥，還做了臨床循證評價和相關基礎實驗，揭示出絡病與微血管病變相關，解決了一些西醫解決不了的問題。譬如急性心梗介入治療後常出現的無複流問題，即大血管再通了而小血管在麻痹狀態下沒有血流灌注，心肌依然處於缺血狀態。西醫在這方面缺少有效干預方法，中醫則用通絡中藥大大降低了無複流的發生率。
類似的例子不少，足以證明中醫理論通過現代研究在不斷發展著。傳承和發展就好比一架車的兩個輪子，傳承就要發展，發展也必須依賴傳承，中醫和其他很多學科一樣，都是在傳承和發展中不斷進步的。肯定傳承、否定發展的想法，無疑割裂了兩者之間的關係。
“健康中國”需要“大處方”
文匯：這兩年的全國“兩會”上，您一直比較關注健康問題。在您看來，對“健康中國”的建設，中醫藥可以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有什麼貢獻？
張伯禮：為什麼叫“健康中國”，而不是“醫療中國”、“治病中國”？這是現實需求。去年8月份召開的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不僅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而且提出要全民共建共用。“健康”不只是醫生的事，主要力量也不在於醫療衛生系統，而在於每個個體、每個家庭，跟各行各業、整個社會都有關係。醫療衛生服務開的是“小處方”，“健康中國”需要社會聯動開出“大處方”。
看病難、看病貴是全世界的問題，中國的醫療水準並不比國外差多少，但我們不能只關注治病救人。其實，如何讓人不得病，才是真正顯功夫的地方。中醫藥在幾千年裡積累了非常豐富的預防醫學思想和方法，在養生、保健、治未病上大有可為，很多俗語，譬如“春捂秋凍”、“飯吃七分飽”、“三分治七分養”，等等，老百姓完全可以自己掌握，把維護健康的行為落實到日常生活習慣上。
醫學是個特殊行業，別的行業都應該培育自己的顧客，培養自己的粉絲，醫生恰恰相反，病人多、買賣興隆，不是好事。人人健康，醫院清閒，讓人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應該是醫學追求的目標。只有每個人健康了，整個民族才健康，國家才能興盛繁榮。充分發揮中醫藥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療、疾病康復等方面的作用，將在“健康中國”建設中大有作為。
文匯：曾有媒體報導，某年春節有600萬人出國旅遊，消費900億元人民幣，第一榜單竟是藥品、保健品。國人海外購藥的新聞頻頻見諸報端，給國內製藥業發出了什麼樣的信號？
張伯禮：多年來，隨著中醫藥事業的發展，標準大幅提高，國內藥品品質已經完全有保證，卻仍然得不到國人的信任和青睞。我們應當尋找不足和差距。我曾率隊訪問日本製藥公司，他們的儀器設備有些還不如我們先進，廠房也不怎麼大，但做出來的藥品確實精緻，尤其是一些常用藥，包裝精美，說明書清晰，非常值得國內企業學習。我後來總結出國外醫藥企業的幾條成功經驗：一是全員的品質意識，全程的品質控制，視品質為企業生命；二是注重消費者意見，以消費者的需求作為企業創新的動力；三是從細節上下功夫，注意培育和珍惜品牌。總的來說，就是工匠精神，精益求精，注重信譽，打造品牌，提供服務。
其實，國內中醫藥從來不缺好品牌，比如在海內外都有很好聲譽的同仁堂，以及一些現代化的中藥企業。但就整個行業來看，的確還有不少問題，3000多家中藥藥企，水準不一，品質參差不齊。當然，搶買國外藥品還是有些崇洋心理的。其實國內同類藥品，比如一些現代中藥、保健品、外用膏劑等，完全達到國外產品水準。這一現象提醒我們，我國製藥業要有工匠精神，要做精、做細、做好，不僅讓中國老百姓購買國內好藥，總有一天也要讓外國遊客來購買中國藥品。
醫藥行業要重視製藥工藝優化和藥品標準提升工作，同時藥品監管部門也要強化監管，更要尊重中藥特點，鼓勵提升品質而進行的技術改進，重點應把的是“安全關”。去年5月底召開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就是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重視實效與轉化，同時提倡坐冷板凳精神。有了這個大環境，以及大國工匠精神的宣導，我相信中醫藥行業的轉變很快就會到來，現在基本實現了機械化、管道化，下一步就是努力實現數位化、智慧化。
逐步實現用現代科學語言詮釋中醫藥
文匯：《中醫藥法》去年底正式頒佈，是我國中醫藥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有法可依只是基本保障，涉及一系列具體問題，您重點關注哪幾個方面？
張伯禮：中醫立法這一大事，中醫界翹首企盼了30多年。上位法定了，還有很多內容有待補充、完善、細化，需要一個過程。我個人認為最核心的問題就是管理機構，希望將中醫藥縣級管理機構建齊；目前多建在省一級，有些政策不能按要求貫徹到基層，可謂“高位截癱”。就像中國革命“支部建在連隊上”是取得勝利的關鍵一樣，把中醫藥管理機構建在縣上，就是中醫藥發展的一個組織保證，這一點已經在立法中有所體現，《中醫藥法》中就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醫藥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的中醫藥管理工作。我還建議，把中醫藥發展經費列入政府財政計畫中。有了管理機構，經費有所保證，確定一個比例，以便做好計畫及相關工作的安排。
此外，保護中醫藥的繼承一定要符合中醫藥本身的發展規律。中國民間的高人高術其實有很多，應該得到關注和重視。此次立法就肯定了那些通過“師承”方式學習實踐中醫、確有醫術專長的人才，並在政策上給予從業機會。當然，政府必須擔起責任來，制定一系列的規定和要求，並對相關人員進行考核和監管，扶持和管理並行不悖。
文匯：中醫藥要想走得遠，能不能標準化、能不能為大家所理解，都是問題。可喜的是，這幾年裡，陸續有標準獲列美國藥典，在國際上得到應用。這是不是意味著，科學解釋中醫已經不是問題？
張伯禮：以前去國外，人家跟我們聊天，對中醫多是好奇、感興趣，這幾年的情況已經大不一樣。去年我帶隊訪問的歐洲5個醫科大學及2個研究院所，無一不希望選擇一個切入點跟我們合作開展研究，可見中醫藥越來越得到國外學界的重視和關注。
中醫能不能標準化，要根據具體內容來看。中藥化學成分、微量成分有哪些，各占多少比例；針灸裡，針的長短、粗細、韌性、鋼含量，等等，這些都沒有問題，國際標準組織也都接受了。當然，有些標準的制定還比較難，比如腎虛的標準、脈象的標準……尚需要過程。其實，不僅中醫藥，很多學科在制定標準時也都如此，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階段。
怎麼詮釋中醫藥，在很多人看來是個大問題。一碗湯藥裡面有什麼，過去真搞不清楚；20年前若大致分析出其中化學成分，也需要幾個月甚至一年才能完成；現在只要幾天甚至十幾個小時，就可以基本獲知裡面化學成分的占比、結構。包括現代醫學在內的現代科學將有助於揭示中藥治病的原理，對人體乃至分子層面的影響，都能不同程度的予以解釋。我們堅信，假以時日，用現代科學語言詮釋中醫藥，以利於更多人理解和接受，將逐步得到實現。（作者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
也是一個很好的載體，彰顯中華文化軟實力。此外，我還希望一些對中醫有偏見的人，也能讀一讀這本書。反對中醫的聲音百年前就有了，那時候喊得還要凶，人物社會地位還要高，但當時主要因為他們對落後社會不滿，以及受個人主觀思維定式的限制，並不真正懂中醫。覺得中醫不符合現代科學標準，必須退出，這無疑是錯誤的。中醫的確能治好病，其療效在幾千年裡一直重複著，在一個個個體上重複著。我們非常期待各學科及社會大眾能在更理智、冷靜、深入地瞭解中醫後，摒棄學科偏見和武斷思想，提出有助於中醫發展的意見和建議。大家一起討論，取長補短，整個醫學發展的前景才會更好。
文匯：2015年，您陪同屠呦呦先生前往瑞典領取諾貝爾醫學獎，卡洛琳醫學院的發言人當時就表示，這個獎不是給傳統中醫藥的。後來在科協的座談會上，您也強調，傳統中醫必須和現代科技相結合，才能產生原創性的成果。中醫的歷史傳統悠久，但不可能拿來就用，如何讓它成為一個維持生命健康的現代工具？
張伯禮：這個問題非常好，也是我們正在努力的方向。屠老師講，中醫藥是一個寶庫，但也不是拿來就用的。中醫藥有很多寶貴的經驗，但一定要和包括現代醫學在內的現代科技結合，才能在解決重大問題中做出貢獻，這條路子要走下去。
中醫藥發展包括兩個層次，一是理論層次，特別是哲學的部分，相對穩定；而另一個技術層次，即疾病治療方法和藥物，始終在發展。我們經常會聽到這樣的指責，說：“你們老用那套幾千年的理論，怎麼行？”中醫的思維方式、認知方法確實相對固定，但在其指導下的防病治病技術方法卻在不斷發展。
舉個例子，如中醫絡病理論源於兩千年前的《內經》，當時還比較簡單；清代醫家葉天士總結了絡病治療的一些方法和藥物；而今天推動中醫絡病理論發展的是吳以嶺院士，不僅建立了絡病標準，研究了一系列方藥，還做了臨床循證評價和相關基礎實驗，揭示出絡病與微血管病變相關，解決了一些西醫解決不了的問題。譬如急性心梗介入治療後常出現的無複流問題，即大血管再通了而小血管在麻痹狀態下沒有血流灌注，心肌依然處於缺血狀態。西醫在這方面缺少有效干預方法，中醫則用通絡中藥大大降低了無複流的發生率。
類似的例子不少，足以證明中醫理論通過現代研究在不斷發展著。傳承和發展就好比一架車的兩個輪子，傳承就要發展，發展也必須依賴傳承，中醫和其他很多學科一樣，都是在傳承和發展中不斷進步的。肯定傳承、否定發展的想法，無疑割裂了兩者之間的關係。
“健康中國”需要“大處方”
文匯：這兩年的全國“兩會”上，您一直比較關注健康問題。在您看來，對“健康中國”的建設，中醫藥可以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有什麼貢獻？
張伯禮：為什麼叫“健康中國”，而不是“醫療中國”、“治病中國”？這是現實需求。去年8月份召開的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不僅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而且提出要全民共建共用。“健康”不只是醫生的事，主要力量也不在於醫療衛生系統，而在於每個個體、每個家庭，跟各行各業、整個社會都有關係。醫療衛生服務開的是“小處方”，“健康中國”需要社會聯動開出“大處方”。
看病難、看病貴是全世界的問題，中國的醫療水準並不比國外差多少，但我們不能只關注治病救人。其實，如何讓人不得病，才是真正顯功夫的地方。中醫藥在幾千年裡積累了非常豐富的預防醫學思想和方法，在養生、保健、治未病上大有可為，很多俗語，譬如“春捂秋凍”、“飯吃七分飽”、“三分治七分養”，等等，老百姓完全可以自己掌握，把維護健康的行為落實到日常生活習慣上。
醫學是個特殊行業，別的行業都應該培育自己的顧客，培養自己的粉絲，醫生恰恰相反，病人多、買賣興隆，不是好事。人人健康，醫院清閒，讓人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應該是醫學追求的目標。只有每個人健康了，整個民族才健康，國家才能興盛繁榮。充分發揮中醫藥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療、疾病康復等方面的作用，將在“健康中國”建設中大有作為。
文匯：曾有媒體報導，某年春節有600萬人出國旅遊，消費900億元人民幣，第一榜單竟是藥品、保健品。國人海外購藥的新聞頻頻見諸報端，給國內製藥業發出了什麼樣的信號？
張伯禮：多年來，隨著中醫藥事業的發展，標準大幅提高，國內藥品品質已經完全有保證，卻仍然得不到國人的信任和青睞。我們應當尋找不足和差距。我曾率隊訪問日本製藥公司，他們的儀器設備有些還不如我們先進，廠房也不怎麼大，但做出來的藥品確實精緻，尤其是一些常用藥，包裝精美，說明書清晰，非常值得國內企業學習。我後來總結出國外醫藥企業的幾條成功經驗：一是全員的品質意識，全程的品質控制，視品質為企業生命；二是注重消費者意見，以消費者的需求作為企業創新的動力；三是從細節上下功夫，注意培育和珍惜品牌。總的來說，就是工匠精神，精益求精，注重信譽，打造品牌，提供服務。
其實，國內中醫藥從來不缺好品牌，比如在海內外都有很好聲譽的同仁堂，以及一些現代化的中藥企業。但就整個行業來看，的確還有不少問題，3000多家中藥藥企，水準不一，品質參差不齊。當然，搶買國外藥品還是有些崇洋心理的。其實國內同類藥品，比如一些現代中藥、保健品、外用膏劑等，完全達到國外產品水準。這一現象提醒我們，我國製藥業要有工匠精神，要做精、做細、做好，不僅讓中國老百姓購買國內好藥，總有一天也要讓外國遊客來購買中國藥品。
醫藥行業要重視製藥工藝優化和藥品標準提升工作，同時藥品監管部門也要強化監管，更要尊重中藥特點，鼓勵提升品質而進行的技術改進，重點應把的是“安全關”。去年5月底召開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就是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重視實效與轉化，同時提倡坐冷板凳精神。有了這個大環境，以及大國工匠精神的宣導，我相信中醫藥行業的轉變很快就會到來，現在基本實現了機械化、管道化，下一步就是努力實現數位化、智慧化。
逐步實現用現代科學語言詮釋中醫藥
文匯：《中醫藥法》去年底正式頒佈，是我國中醫藥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有法可依只是基本保障，涉及一系列具體問題，您重點關注哪幾個方面？
張伯禮：中醫立法這一大事，中醫界翹首企盼了30多年。上位法定了，還有很多內容有待補充、完善、細化，需要一個過程。我個人認為最核心的問題就是管理機構，希望將中醫藥縣級管理機構建齊；目前多建在省一級，有些政策不能按要求貫徹到基層，可謂“高位截癱”。就像中國革命“支部建在連隊上”是取得勝利的關鍵一樣，把中醫藥管理機構建在縣上，就是中醫藥發展的一個組織保證，這一點已經在立法中有所體現，《中醫藥法》中就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醫藥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的中醫藥管理工作。我還建議，把中醫藥發展經費列入政府財政計畫中。有了管理機構，經費有所保證，確定一個比例，以便做好計畫及相關工作的安排。
此外，保護中醫藥的繼承一定要符合中醫藥本身的發展規律。中國民間的高人高術其實有很多，應該得到關注和重視。此次立法就肯定了那些通過“師承”方式學習實踐中醫、確有醫術專長的人才，並在政策上給予從業機會。當然，政府必須擔起責任來，制定一系列的規定和要求，並對相關人員進行考核和監管，扶持和管理並行不悖。
文匯：中醫藥要想走得遠，能不能標準化、能不能為大家所理解，都是問題。可喜的是，這幾年裡，陸續有標準獲列美國藥典，在國際上得到應用。這是不是意味著，科學解釋中醫已經不是問題？
張伯禮：以前去國外，人家跟我們聊天，對中醫多是好奇、感興趣，這幾年的情況已經大不一樣。去年我帶隊訪問的歐洲5個醫科大學及2個研究院所，無一不希望選擇一個切入點跟我們合作開展研究，可見中醫藥越來越得到國外學界的重視和關注。
中醫能不能標準化，要根據具體內容來看。中藥化學成分、微量成分有哪些，各占多少比例；針灸裡，針的長短、粗細、韌性、鋼含量，等等，這些都沒有問題，國際標準組織也都接受了。當然，有些標準的制定還比較難，比如腎虛的標準、脈象的標準……尚需要過程。其實，不僅中醫藥，很多學科在制定標準時也都如此，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階段。
怎麼詮釋中醫藥，在很多人看來是個大問題。一碗湯藥裡面有什麼，過去真搞不清楚；20年前若大致分析出其中化學成分，也需要幾個月甚至一年才能完成；現在只要幾天甚至十幾個小時，就可以基本獲知裡面化學成分的占比、結構。包括現代醫學在內的現代科學將有助於揭示中藥治病的原理，對人體乃至分子層面的影響，都能不同程度的予以解釋。我們堅信，假以時日，用現代科學語言詮釋中醫藥，以利於更多人理解和接受，將逐步得到實現。（作者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