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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議”上， 議案很難“一致通過”
古代中國雖是皇帝一個人說了算， 但“一個人拍腦袋”難免有局限性， 才有了“朝參”和“集議”這兩個會。
在“集議”上， 議案也很難“一致通過”， 有時還會出現“經年不決”的現象。 西漢末年的王莽新朝， 有一次集議的議題之一是討論並頒佈官員的工資制度， 結果集議了好幾年， 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見。
會議時間在始元六年(西元前81年)二月。 會上， 60餘名由相當於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國國主推舉出來的地方和基層代表， 與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首的駐京高級幹部代表， 進行面對面的激烈辯論。 另有魯國萬生、九江祝生等六十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賢良”、“文學”， 即知識份子身份的所謂“民意代表”應邀出席。
會議由時任丞相的田千秋主持。 地方和基層代表們對鹽鐵官營、平准均輸、酒類專賣、貨幣發行等多項政策提出了尖銳批評， 強烈要求廢除之。 桑弘羊深得漢武帝的信任， 曾統管中央財政近40年， 是這些政策的實際制定者， 對“賢能”和“文人”的否定意見不以為然。 會議最後經過表決， 通過了廢除全國酒類專賣和關內鐵官制度， 打破國有公營的壟斷。 這次辯論表現出了不同治國理念的大碰撞， 30年後學者桓寬根據這次“全代會”的會議記錄， 整理出了著名的歷史文獻《鹽鐵論》。 遺憾的是， 桓寬依照個人的政治意圖， 將整個集議過程簡化為針鋒相對的兩派對壘， 其他各色人物的發言、插話及會議程式等細節，
代表們除了“大臣”、“公務員”， 還有“基層代表”和專家學者
古代的“議事代表”都是些什麼人？從史料上來看， 主要有四類：一是相當於今天省部級高官的“二千石”以上的駐京大臣， 實為官僚和利益集團的代表；二是“地方代表”， 以分封在外、待遇達到一定級別的列侯為主； 三是“專業代表”， 主要是列大夫、博士、議郎這些專職諫官， 這類代表參政議政能力強， 因為都是領俸祿的， 實為“公務員”群體代表。
另外， 在需要時還會有“基層代表”。 這類代表以飽讀詩書、喝過墨水的“賢良”、“文學”人士為主， 表面看是來自地方和基層， 但由於是相當於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國國主和地方富豪推舉出來的， 實為學術界和富人的代表。 雖然這些代表並沒有代表性，
有些集議還安排先舉行專家論證會的程式， 如漢宣帝神爵元年(西元前61年)， 朝廷欲就改變對羌人的政策開會集議， 先通知長期主持對羌戰事的趙充國， “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 再將“博議”結果送交中央作為集議時的參考。
東漢元和三年(西元86年)， 在太學任教職的曹褒受章帝委託， 重新編了一部《漢禮》， 主管典禮的太常(禮儀局長， 位居九卿)巢堪說：“宜廣集諸儒， 共議得失”(《後漢書·曹褒傳》)。 “禮”是儒家的專業， 邀請諸儒參加制禮議論， 自然正是時人所熟悉的專家論證的程式。
集議的開會氣氛比儀制森嚴的朝會活躍得多，人人可以暢所欲言，即使無所倡議，最終也必須行使表決權，然後由會議主席向皇帝如實彙報。元帝時，貢禹上書，請罷郡國宗廟，參加集議的70個人都贊成這個提案，皇帝便畫可頒詔。成帝時，集議郊祀禮儀，車騎將軍許嘉等8人是一種意見，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50人又是一種意見，皇帝遂按多數派的提案頒詔。
還有一次，也是元帝下詔集議廟禮，分為丞相韋玄成等44人、車騎將軍許嘉等29人、諫大夫尹更始等18人共三派意見，另有廷尉獨持一議。四個提案呈奏後，皇帝猶豫不決，“依違者一年半”。由此看來，少數服從多數好像是通例。
董仲舒的“提案”在古代影響最大
除了“朝參”和“集議”這樣的形式外，還有一種“諫議”制度。所謂“諫”本義就是規勸君主，諫議自然就是給皇帝行為和決策提意見，專挑毛病和不足。諫議既有會議形式，也可個人約談，有時還會與集議混在一起，但與集議明顯的不同是，諫議多有“提案”。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諫議制度其實早在先秦時便出現了。秦中央設置了中大夫、太中大夫、諫議大夫、中常侍、給事中等權力大小不等的專職諫官，起初並無固定編制，多時達數十人。
西漢中早期皇帝都重視諫議制度的建設，漢武帝劉徹對諫官十分重視，出現了不少出色的諫官。當時，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學”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給漢武帝的提案《舉賢良對策三》，可以說是古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觀點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觀點得到了漢武帝的肯定，提案被採納，儒家地位驟升。
除了董仲舒，還有很多官員提出了許多五花八門的“提案”。明代宗景泰年間，南京守備陳豫等人上奏：永樂年間有過先例，一家被盜，四鄰十家有責任幫助擒盜。若擒獲盜賊，賞銀五十兩，鈔二千貫，文綺“四表裡”，並可分得盜賊的財產。如坐視，被盜人家的損失就要由四鄰十家共同賠償。不但如此，還要將這十家的人戴枷示眾，直到盜賊被逮才能釋放。陳豫等人要求正式實施這種連坐法。這份“提案”被朝廷壓下。此“提案”被否定的原因：措施極端，強調嚴刑峻法過頭。
明成祖與群臣討論政事，一談就是老半天，有的官員便進言：皇上啊，您講話這麼多，可不利於身體調養啊。作為君王，貴在“簡默”(講話簡約，有時不發一言)。明成祖不領該官員的情，說道：天下這麼大，百姓的苦樂，措施的利弊，必須廣詢博訪才能有透徹瞭解。並非我喜歡多講話，而是不得不如此。不敞開講，官員們怎能言無不盡？此“提案”被否定原因：有阿諛之嫌。
明永樂十五年(西元1417年)，壽星現，群臣請賀，明成祖說：往年壽星出現，你們以為是祥瑞，紛紛致賀。然而四方旱澇、蝗災、流行病比比皆是，卻很少有人向我報告。他對群臣的提議不予採納。這個“提案”被否定的原因：只關心天上的事，不關心地上的事。
愛提案的白居易為何被評為“最窩囊”
古代中國的“議事代表”也不容易。魏征本是太子党集團中的成員，為太子李建成洗馬官。唐太宗並未因此冷落他，奪得皇位後，提拔他為“諫議大夫”，後繼任“侍中”。魏征生前給唐太宗拿出了不少“提案”。如“明德慎罰”提案，主張加強社會道德建設，提高公民素質，慎用刑罰，因為法律並不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魏征所交“提案”中，最著名的當屬“民如水”理論，他稱“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規勸唐太宗要吸取隋朝亡國的教訓，善待老百姓。
即便皇帝很開明，也很難不被暗箭中傷。如西漢時的賈誼、晁錯遇到的都是明君，他們二人均當過“博士”諫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給漢文帝劉恒的“三農”提案《論積貯疏》，後者有給漢景帝劉啟的“擴大內需”的經濟提案《論貴粟疏》。可以說，西漢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賈誼、晁錯這些“代表們”的暢所欲言中出現的。但是，他們的結局都不好，賈誼因建言有功，被漢文帝破格提為太中大夫一年後，便因遭群臣忌恨，被貶為長沙王的太傅。晁錯貴為漢景帝的“智囊”，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國之亂”中由漢景帝親自下詔，斬殺于西安街頭。
古代諫官中，當得最窩囊的大概是中唐時的著名詩人白居易。白居易於元和三年(西元808年)被唐憲宗李純破格提拔為諫官左拾遺，當上了從八品的“副科級幹部”。白居易當時太把自己當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李純要提拔寵臣吐突承璀，他堅決反對，結果被李純斥駡為“小臣不遜”，貶為江州司馬，逐出京城。此後白居易再也沒有為民請願、仗義執言、上交提案的機會，只能寫寫《長恨歌》，在“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中作自我安慰。
中央有百官大會、部院會議，地方上各級機關也有會議。日常的屬員向上司請示定奪叫“衙參”，需要討論的叫“衙會”。州縣衙會的內容，有時也可以包含互相批評的內容。如韓愈《韓府君墓誌銘》記，崔圓開府地方時，當地布衣某，常跑到他家裡去，這是違反制度的，引起司錄參軍韓紳卿的不滿。韓紳卿就趁召開全府大會時，走上前去大聲說：讓我來舉出您的過失……《縣佐部名臣列傳》中，收錄有好幾則州縣敢於同正官激辯抗衡，弄得對方無法下臺的故事。遇到這種僚屬，正官想一手遮天就不那麼容易了。
(綜合自《北京晚報》、《新華每日電訊》、新華網等)
集議的開會氣氛比儀制森嚴的朝會活躍得多，人人可以暢所欲言，即使無所倡議，最終也必須行使表決權，然後由會議主席向皇帝如實彙報。元帝時，貢禹上書，請罷郡國宗廟，參加集議的70個人都贊成這個提案，皇帝便畫可頒詔。成帝時，集議郊祀禮儀，車騎將軍許嘉等8人是一種意見，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50人又是一種意見，皇帝遂按多數派的提案頒詔。
還有一次，也是元帝下詔集議廟禮，分為丞相韋玄成等44人、車騎將軍許嘉等29人、諫大夫尹更始等18人共三派意見，另有廷尉獨持一議。四個提案呈奏後，皇帝猶豫不決，“依違者一年半”。由此看來，少數服從多數好像是通例。
董仲舒的“提案”在古代影響最大
除了“朝參”和“集議”這樣的形式外，還有一種“諫議”制度。所謂“諫”本義就是規勸君主，諫議自然就是給皇帝行為和決策提意見，專挑毛病和不足。諫議既有會議形式，也可個人約談，有時還會與集議混在一起，但與集議明顯的不同是，諫議多有“提案”。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諫議制度其實早在先秦時便出現了。秦中央設置了中大夫、太中大夫、諫議大夫、中常侍、給事中等權力大小不等的專職諫官，起初並無固定編制，多時達數十人。
西漢中早期皇帝都重視諫議制度的建設，漢武帝劉徹對諫官十分重視，出現了不少出色的諫官。當時，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學”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給漢武帝的提案《舉賢良對策三》，可以說是古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觀點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觀點得到了漢武帝的肯定，提案被採納，儒家地位驟升。
除了董仲舒，還有很多官員提出了許多五花八門的“提案”。明代宗景泰年間，南京守備陳豫等人上奏：永樂年間有過先例，一家被盜，四鄰十家有責任幫助擒盜。若擒獲盜賊，賞銀五十兩，鈔二千貫，文綺“四表裡”，並可分得盜賊的財產。如坐視，被盜人家的損失就要由四鄰十家共同賠償。不但如此，還要將這十家的人戴枷示眾，直到盜賊被逮才能釋放。陳豫等人要求正式實施這種連坐法。這份“提案”被朝廷壓下。此“提案”被否定的原因：措施極端，強調嚴刑峻法過頭。
明成祖與群臣討論政事，一談就是老半天，有的官員便進言：皇上啊，您講話這麼多，可不利於身體調養啊。作為君王，貴在“簡默”(講話簡約，有時不發一言)。明成祖不領該官員的情，說道：天下這麼大，百姓的苦樂，措施的利弊，必須廣詢博訪才能有透徹瞭解。並非我喜歡多講話，而是不得不如此。不敞開講，官員們怎能言無不盡？此“提案”被否定原因：有阿諛之嫌。
明永樂十五年(西元1417年)，壽星現，群臣請賀，明成祖說：往年壽星出現，你們以為是祥瑞，紛紛致賀。然而四方旱澇、蝗災、流行病比比皆是，卻很少有人向我報告。他對群臣的提議不予採納。這個“提案”被否定的原因：只關心天上的事，不關心地上的事。
愛提案的白居易為何被評為“最窩囊”
古代中國的“議事代表”也不容易。魏征本是太子党集團中的成員，為太子李建成洗馬官。唐太宗並未因此冷落他，奪得皇位後，提拔他為“諫議大夫”，後繼任“侍中”。魏征生前給唐太宗拿出了不少“提案”。如“明德慎罰”提案，主張加強社會道德建設，提高公民素質，慎用刑罰，因為法律並不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魏征所交“提案”中，最著名的當屬“民如水”理論，他稱“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規勸唐太宗要吸取隋朝亡國的教訓，善待老百姓。
即便皇帝很開明，也很難不被暗箭中傷。如西漢時的賈誼、晁錯遇到的都是明君，他們二人均當過“博士”諫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給漢文帝劉恒的“三農”提案《論積貯疏》，後者有給漢景帝劉啟的“擴大內需”的經濟提案《論貴粟疏》。可以說，西漢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賈誼、晁錯這些“代表們”的暢所欲言中出現的。但是，他們的結局都不好，賈誼因建言有功，被漢文帝破格提為太中大夫一年後，便因遭群臣忌恨，被貶為長沙王的太傅。晁錯貴為漢景帝的“智囊”，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國之亂”中由漢景帝親自下詔，斬殺于西安街頭。
古代諫官中，當得最窩囊的大概是中唐時的著名詩人白居易。白居易於元和三年(西元808年)被唐憲宗李純破格提拔為諫官左拾遺，當上了從八品的“副科級幹部”。白居易當時太把自己當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李純要提拔寵臣吐突承璀，他堅決反對，結果被李純斥駡為“小臣不遜”，貶為江州司馬，逐出京城。此後白居易再也沒有為民請願、仗義執言、上交提案的機會，只能寫寫《長恨歌》，在“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中作自我安慰。
中央有百官大會、部院會議，地方上各級機關也有會議。日常的屬員向上司請示定奪叫“衙參”，需要討論的叫“衙會”。州縣衙會的內容，有時也可以包含互相批評的內容。如韓愈《韓府君墓誌銘》記，崔圓開府地方時，當地布衣某，常跑到他家裡去，這是違反制度的，引起司錄參軍韓紳卿的不滿。韓紳卿就趁召開全府大會時，走上前去大聲說：讓我來舉出您的過失……《縣佐部名臣列傳》中，收錄有好幾則州縣敢於同正官激辯抗衡，弄得對方無法下臺的故事。遇到這種僚屬，正官想一手遮天就不那麼容易了。
(綜合自《北京晚報》、《新華每日電訊》、新華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