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疑點重重的回憶材料
梁思成建議美軍不要轟炸摧毀京都、奈良之說， 其核心材料， 是羅哲文、宿白、林洙三人的回憶文字。 但這些材料， 細究起來， 可謂疑點重重。
羅哲文的回憶與梁思成自己的“交代”， 存在兩大衝突
1968年， 梁思成曾就擔任“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一事做出情況說明。 梁在“說明材料”中寫道③：
“1945年春， 為了準備協助美軍在我國沿海地區登陸進攻日寇， 偽教育部在重慶設立了‘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 任命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為主任， 我為副主任， 我在該委員會唯一的工作就是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編制華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築表，
林徽因去世後， 梁思成與林洙結為夫妻。 1991年， 林洙出版《大匠的困惑 我與梁思成》一書， 1997年又出版《建築師梁思成》一書。 兩書均僅提及梁思成受命編寫淪陷區古建築資料， 而無隻字提及梁思成對京都、奈良的保護。 其原文如下：
“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 為了政府軍大規模反攻的需要， 他曾緊張地工作了兩個月， 任務是編寫一份淪陷區文物建築的名單。 除按照地區列出文物建築的名稱外， 並對每個建築的建造年代、特點、價值作簡單地介紹， 還附上照片。 為了與盟軍配合作戰的需要，
2004年， 林洙出版《梁思成、林徽因與我》一書。 書中稱：文革期間， 梁思成曾對林洙介紹過自己1945年擔任“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事的情況；但仍無一字言及對京都、奈良的保護。 原文如下：
“關於‘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 他說：‘1944年冬， 為了反擊日本侵略軍， 並在盟軍對日本佔領區空襲時避免轟炸文物建築， 國民黨政府教育部設置了‘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 杭立武任主任， 我是副主任， 惟一的工作就是編制一份淪陷區的文物建築表， 並在軍用地圖上標出位置。 當時為了和盟軍配合作戰， 全部資料用英漢對照兩種文字。 這份資料我還托費慰梅轉交給周總理一份， 除此以外沒有做任何工作。
及至2010年， 林洙改變了自己的說法。 該年， 經羅哲文等人多年的宣傳， 及一些日本友人的運作推動， 奈良縣一度擬於10底的“平城遷都1300周年紀念”式典上樹立一尊梁思成半身銅像以示感激。 此事被國內媒體視為中日外交的一次盛事。 日本媒體也對此事甚感興趣， 但經採訪挖掘後， 輿論卻出現了質疑之聲， 認為“僅有口述史而沒有書面證明梁思成曾提出保護京都和奈良的建議”。 銅像安置計畫最終被擱置， 奈良縣知事荒井正吾於該年8月3日在記者會上解釋：“現在無法確認是否是因為梁氏的勸告， 奈良免遭轟炸， 因此包括安置場所在內， 我們要重新考慮。 ”正是在該年， 林洙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首次聲稱：梁思成在家中曾對自己說過向美軍航空部隊建議免炸奈良和京都一事，
“晚上我看他就‘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寫了一份交代材料。 第二天交給工宣隊。 他對我說：‘因為給我的任務範圍僅限於我國大陸， 不包括日本， 所以我提出的保護名單， 不涉及日本本土。 但儘管如此我還是向史克門建議美軍不要轟炸日本的京都和奈良這兩座歷史文化名城。 ’”⑥
似是為了增強上述文字的可信度， 林洙還聲稱：“1987年我應費正清夫婦的邀請去他家做客， 我們曾談到思成當年對美軍的建議……”。 值得注意的是， 2000年， 林洙提交的一份會議論文《梁思成與〈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
略言之：1991年、1997年乃至2004年， 林洙從未提及梁思成對她說過向美軍航空部隊建議免炸奈良和京都一事。 直到2010年中日之間因此事造成風波後， 林洙才在再版著作中增入相關文字， 稱自己親耳聽過梁思成如何如何說。 這種變遷， 顯然是令人生疑的。
2010年國內媒體曾熱烈報導“奈良將為梁思成樹立銅像”
二、可以確認的幾件事情
（1）“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是在美國的建議下組建的
抗戰末期，梁思成確曾擔任過“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該委員會的成立，系美國國務院向中國駐美大使館發出照會建議所致。美方認為，中國方面應該仿照美、英等國的做法，設置“保存戰區美術及歷史古跡委員會”，以利於盟國之間就戰爭期間的文物保存事宜開展合作。外交部接到中國駐美大使館報告後，呈請行政院處理。行政院則將戰區文物保護事宜交由教育部主持辦理。1945年3月17日，“中國保存戰區美術及古跡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梁思成被推舉為建築組主任，負責設計繪製文物地圖，供盟軍反攻時參考，以減少因作戰造成的文物損失。同時，美方來函電稱，將派專員來華與中方合作。4月1日，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在中央研究院正式辦公。⑦
所謂效法美、英等國的做法，乃是指經羅斯福總統的批准和支持，美國于1943年成立了“American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alvage of Artistic and Historic Monuments in War Areas”（美國保護與拯救戰區藝術遺物和歷史遺物委員會）。該會由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羅伯茨（Justice Owen J. Roberts）擔任委員會主席，故又被稱作“羅伯茨委員會”（The Roberts Commission）。其首要工作是將需要保護的文物遺址編列成表，繪製出文物遺址地圖，交給軍方使用，以便在制定作戰計畫時參考，減少文物損失。二戰期間，該委員會至少向盟軍提供了700幅以上的包括歐洲、亞洲在內的文物古跡地圖。⑧梁思成1945年春參與編制中國日占區文物古跡目錄和地圖，正是對“羅伯茨委員會”的工作的一種效仿。
（2）與梁思成接觸的史克門，與“羅伯茨委員會”關係密切
如前所述，據梁思成在1968年的“交代材料”，他製成日占區文物古跡目錄和地圖後，即送交美國在華空軍，“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隊目標官史克門。但當時具體地是由什麼人用什麼方式送過去的，現在已記不清。”
史克門（Laurence Sickman）
史克門，即Laurence Sickman（1907-1988）。此人1930年畢業于哈佛大學東亞藝術專業，師從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1881-1955）。二戰期間，史克門服務於第十四航空隊，擔任文物古跡方面的情報官員。其師華爾納於1943年初與諸多哈佛校友發起成立“American Defense – Harvard Group”（美國保護-哈佛團體），致力於保護戰火中的文物古跡，該組織即“羅伯茨委員會”的前身。華爾納後來在“羅伯茨委員會”中被任命為負責中國、日本、朝鮮、暹羅地區的特別顧問，史克門是他的重要幫手。⑨
美方建議中國成立“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梁思成與史克門對接，這些事件，實際上可以視作“羅伯茨委員會”的文物古跡保護活動在中國的延伸。
值得一提的是：1、據梁思成的“交代材料”，目錄及地圖系並非由他親自交至史克門之手，坊間流行的“梁思成跑去重慶美軍總部”之類的情節，乃是後世文人向壁虛構。2、梁思成當年製作的《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目前尚存，目錄限於中國境內，並無日本京都、奈良。與目錄配套的照片及標有文物古跡位置的軍用地圖，則不知下落。地圖上是否標注了京都與奈良，已不得而知。
（3）戰後，日本人長期認為是華爾納保全了京都和奈良
鑒於華爾納在“羅伯茨委員會”中所擔任的職務，戰後，矢代幸雄等日本學者將其視為拯救京都、奈良免遭戰火摧毀的最大功臣。1945-1946年間，華爾納作為駐日美軍總司令麥克亞瑟的高級顧問，曾前往東京工作，負責藝術與文物古跡的保護。每到一處，都受到日本民眾的隆重歡迎。但華爾納本人始終否認自己有這樣的功績。在1946年給秘書的一封書信中，他如此寫道：
“一批又一批的人闖進辦公室來，找喬治·斯托特談話，或者找我談話，一般情況下是找我們兩個人談話．每一個人都要談好長時間，每一個人都要提起那個老掉牙的‘救星神話’(連我現在都對這個神話堅信不疑了)。那個神話是：我一個人將京都和奈良從轟炸中拯救了出來，我的程式化答覆套語是：‘那是政府的政策，由麥克亞瑟將軍執行，任何文職人員個人都沒有責任。’可是那些人總是要將一切事情都推到某個人的身上。”⑩
儘管華爾納否認是自己拯救了京都和奈良，將之評價為“老掉牙的救星神話”，但在他於1955年去世後，日本人仍自發地為他在奈良法隆寺建起五輪塔作為紀念。
日本人在奈良法隆寺為華爾納所建五輪塔
（4）直接做出決策，使京都免遭覆滅者，是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
華爾納的否認，並非謙虛。京都在二戰末期是否能夠免遭美軍轟炸摧毀，確非一、二學者可以決定（奈良屬於小城市，規模與京都相差較大，未被美軍列入轟炸範圍，故不討論）。
1945年美國對日本本土的轟炸，可分為常規轟炸（炸彈和燃燒彈）和原子彈轟炸兩種。常規轟炸曾把東京、大阪、名古屋的大多數街道夷為平地；原子彈轟炸則徹底摧毀了廣島與長崎。據美國總統杜魯門回憶，京都之所以免遭原子彈轟炸，與陸軍部長史汀生的主張有關：
“史汀生的參謀部準備了一個可以被作為轟炸目標的日本城市的名單。雖然阿諾德將軍主張投在京都，因為它是軍事活動中心，但是史汀生部長指出它是日本文化和宗教聖地，因而我們就把它勾掉了。”（11）
另據主管美國核武器研製的格羅夫斯（L.R.Groves）將軍在回憶錄中披露，1945年春，他們曾就原子彈的轟炸目標的選擇，制定了一些標準，並為此特地成立了一個“目標委員會”。 格羅夫斯制定的標準是：
“在那裡，轟炸將使日本人民對繼續作戰產生反感。此外，這些地方應該是具有軍事性質的，包括有重要的指揮部，或一些軍隊的集中點，以及軍事裝備的供應和生產中心。同時，為了使我們能夠精確地估計原子彈的效力，這些目標應該是以前沒有遭受過空襲破壞的。我們也期望第一個目標地區的大小可使原子彈的破壞作用局限於它的範圍之內，這樣我們能更加確切地斷定原子彈的威力。”（12）
經過多次會議，目標委員會最終選定了廣島、小倉、新瀉、京都四座城市。選擇京都的特別理由是：“一個約有一百萬人口的工業城市。它是日本的故都，當時由於別的城市受到破壞，很多人和工業都往這裡遷移。這個城市很大，足以保證原子彈的破壞地區不會超出城市的範圍，這就可使我們能夠確切地瞭解原子彈的破壞力。”陸軍部長史汀生獲悉該報告的內容後，“他立刻反對把京都列入目標，並說，他絕不會批准它”，“他反對的理由是，京都是日本的故鄉，是一個歷史名城，而且對日本人民來說，具有重要的宗教意義。在他任菲律賓總督時，曾訪問過京都，京都的悠久文化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儘管基於京都“面積很大，足以使我們得到關於一枚原子彈的威力的全部知識”等深具誘惑力的原因，格羅夫斯一再試圖說服史汀生，“但是史汀生先生堅決不允許。甚至在他到達波茨坦（1945年7月）以後，哈里森曾打電報給他，說我仍然認為京都應作為轟炸目標。他回電說，仍不贊成。而且第二天又來電，說他已經同杜魯門總統討論過此事，總統同意了他的意見。”（13）
京都在1945年免遭常規轟炸，也與其曾被列入原子彈的轟炸目標有關。早期，美軍集中轟炸東京、大阪、名古屋、神戶、橫濱等重工業大城市，京都未被列入重點轟炸對象；1945年6月，美軍決定將轟炸目標落達至中小城市，京都則因擬供投擲原子彈之用而被保留。據格羅夫斯披露，“當轟炸的目標城市第一次選定的時候，關島的陸軍航空隊就得到了一項命令，命令說，沒有陸軍部特別授權，不准轟炸這些城市。……假使我們沒有建議把京都作為原子彈的轟炸目標，這個城市當然不會被保存下來，在戰爭結束之前，即使它沒有遭到毀滅，也很可能遭到嚴重的破壞。”（14）
三、幾點保守的結論
1、“梁思成拯救京都、奈良”之說，缺乏檔案材料的證實。梁當年的主要職責是製作目錄和地圖，來保護中國境內日占區的文物古跡；現存目錄中並無京都、奈良方面的資料。如果確如宿白所言（宿似無捏造史實的動機），梁思成曾建議美軍不要轟炸京都、奈良，那麼，這種建議也應該是非正式的、蜻蜓點水式的，否則當不至於無任何檔案留存。
2、羅哲文的回憶與梁思成的說法衝突，時間、人物均對不上號；林洙的回憶，相關情節從無到有，存在著一種很奇異的變遷。二者都存在著“刻意證成”宿白之說的嫌疑。
3、是否轟炸京都，最後的決策權在美國軍方高層。即便梁思成曾有所建議，其建議也難以通過史克門、華爾納這條通道，影響到史汀生、杜魯門等人的決策。真正能夠對這些人產生影響者，是著名的“羅伯茨委員會”。國民政府請梁思成製作日占區文物古跡的目錄與地圖，亦正是受到了“羅伯茨委員會”的影響。
4、梁思成一生，在文物古跡保護領域（尤其是古建築）貢獻甚大。“拯救京都、奈良”這種神話，較之梁的真實事蹟更廣為人知，實令人扼腕歎息。
美國總統杜魯門（左）與陸軍部長史汀生（右）
2010年國內媒體曾熱烈報導“奈良將為梁思成樹立銅像”
二、可以確認的幾件事情
（1）“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是在美國的建議下組建的
抗戰末期，梁思成確曾擔任過“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該委員會的成立，系美國國務院向中國駐美大使館發出照會建議所致。美方認為，中國方面應該仿照美、英等國的做法，設置“保存戰區美術及歷史古跡委員會”，以利於盟國之間就戰爭期間的文物保存事宜開展合作。外交部接到中國駐美大使館報告後，呈請行政院處理。行政院則將戰區文物保護事宜交由教育部主持辦理。1945年3月17日，“中國保存戰區美術及古跡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梁思成被推舉為建築組主任，負責設計繪製文物地圖，供盟軍反攻時參考，以減少因作戰造成的文物損失。同時，美方來函電稱，將派專員來華與中方合作。4月1日，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在中央研究院正式辦公。⑦
所謂效法美、英等國的做法，乃是指經羅斯福總統的批准和支持，美國于1943年成立了“American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alvage of Artistic and Historic Monuments in War Areas”（美國保護與拯救戰區藝術遺物和歷史遺物委員會）。該會由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羅伯茨（Justice Owen J. Roberts）擔任委員會主席，故又被稱作“羅伯茨委員會”（The Roberts Commission）。其首要工作是將需要保護的文物遺址編列成表，繪製出文物遺址地圖，交給軍方使用，以便在制定作戰計畫時參考，減少文物損失。二戰期間，該委員會至少向盟軍提供了700幅以上的包括歐洲、亞洲在內的文物古跡地圖。⑧梁思成1945年春參與編制中國日占區文物古跡目錄和地圖，正是對“羅伯茨委員會”的工作的一種效仿。
（2）與梁思成接觸的史克門，與“羅伯茨委員會”關係密切
如前所述，據梁思成在1968年的“交代材料”，他製成日占區文物古跡目錄和地圖後，即送交美國在華空軍，“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隊目標官史克門。但當時具體地是由什麼人用什麼方式送過去的，現在已記不清。”
史克門（Laurence Sickman）
史克門，即Laurence Sickman（1907-1988）。此人1930年畢業于哈佛大學東亞藝術專業，師從蘭登·華爾納（Langdon Warner，1881-1955）。二戰期間，史克門服務於第十四航空隊，擔任文物古跡方面的情報官員。其師華爾納於1943年初與諸多哈佛校友發起成立“American Defense – Harvard Group”（美國保護-哈佛團體），致力於保護戰火中的文物古跡，該組織即“羅伯茨委員會”的前身。華爾納後來在“羅伯茨委員會”中被任命為負責中國、日本、朝鮮、暹羅地區的特別顧問，史克門是他的重要幫手。⑨
美方建議中國成立“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梁思成與史克門對接，這些事件，實際上可以視作“羅伯茨委員會”的文物古跡保護活動在中國的延伸。
值得一提的是：1、據梁思成的“交代材料”，目錄及地圖系並非由他親自交至史克門之手，坊間流行的“梁思成跑去重慶美軍總部”之類的情節，乃是後世文人向壁虛構。2、梁思成當年製作的《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目錄》，目前尚存，目錄限於中國境內，並無日本京都、奈良。與目錄配套的照片及標有文物古跡位置的軍用地圖，則不知下落。地圖上是否標注了京都與奈良，已不得而知。
（3）戰後，日本人長期認為是華爾納保全了京都和奈良
鑒於華爾納在“羅伯茨委員會”中所擔任的職務，戰後，矢代幸雄等日本學者將其視為拯救京都、奈良免遭戰火摧毀的最大功臣。1945-1946年間，華爾納作為駐日美軍總司令麥克亞瑟的高級顧問，曾前往東京工作，負責藝術與文物古跡的保護。每到一處，都受到日本民眾的隆重歡迎。但華爾納本人始終否認自己有這樣的功績。在1946年給秘書的一封書信中，他如此寫道：
“一批又一批的人闖進辦公室來，找喬治·斯托特談話，或者找我談話，一般情況下是找我們兩個人談話．每一個人都要談好長時間，每一個人都要提起那個老掉牙的‘救星神話’(連我現在都對這個神話堅信不疑了)。那個神話是：我一個人將京都和奈良從轟炸中拯救了出來，我的程式化答覆套語是：‘那是政府的政策，由麥克亞瑟將軍執行，任何文職人員個人都沒有責任。’可是那些人總是要將一切事情都推到某個人的身上。”⑩
儘管華爾納否認是自己拯救了京都和奈良，將之評價為“老掉牙的救星神話”，但在他於1955年去世後，日本人仍自發地為他在奈良法隆寺建起五輪塔作為紀念。
日本人在奈良法隆寺為華爾納所建五輪塔
（4）直接做出決策，使京都免遭覆滅者，是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
華爾納的否認，並非謙虛。京都在二戰末期是否能夠免遭美軍轟炸摧毀，確非一、二學者可以決定（奈良屬於小城市，規模與京都相差較大，未被美軍列入轟炸範圍，故不討論）。
1945年美國對日本本土的轟炸，可分為常規轟炸（炸彈和燃燒彈）和原子彈轟炸兩種。常規轟炸曾把東京、大阪、名古屋的大多數街道夷為平地；原子彈轟炸則徹底摧毀了廣島與長崎。據美國總統杜魯門回憶，京都之所以免遭原子彈轟炸，與陸軍部長史汀生的主張有關：
“史汀生的參謀部準備了一個可以被作為轟炸目標的日本城市的名單。雖然阿諾德將軍主張投在京都，因為它是軍事活動中心，但是史汀生部長指出它是日本文化和宗教聖地，因而我們就把它勾掉了。”（11）
另據主管美國核武器研製的格羅夫斯（L.R.Groves）將軍在回憶錄中披露，1945年春，他們曾就原子彈的轟炸目標的選擇，制定了一些標準，並為此特地成立了一個“目標委員會”。 格羅夫斯制定的標準是：
“在那裡，轟炸將使日本人民對繼續作戰產生反感。此外，這些地方應該是具有軍事性質的，包括有重要的指揮部，或一些軍隊的集中點，以及軍事裝備的供應和生產中心。同時，為了使我們能夠精確地估計原子彈的效力，這些目標應該是以前沒有遭受過空襲破壞的。我們也期望第一個目標地區的大小可使原子彈的破壞作用局限於它的範圍之內，這樣我們能更加確切地斷定原子彈的威力。”（12）
經過多次會議，目標委員會最終選定了廣島、小倉、新瀉、京都四座城市。選擇京都的特別理由是：“一個約有一百萬人口的工業城市。它是日本的故都，當時由於別的城市受到破壞，很多人和工業都往這裡遷移。這個城市很大，足以保證原子彈的破壞地區不會超出城市的範圍，這就可使我們能夠確切地瞭解原子彈的破壞力。”陸軍部長史汀生獲悉該報告的內容後，“他立刻反對把京都列入目標，並說，他絕不會批准它”，“他反對的理由是，京都是日本的故鄉，是一個歷史名城，而且對日本人民來說，具有重要的宗教意義。在他任菲律賓總督時，曾訪問過京都，京都的悠久文化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儘管基於京都“面積很大，足以使我們得到關於一枚原子彈的威力的全部知識”等深具誘惑力的原因，格羅夫斯一再試圖說服史汀生，“但是史汀生先生堅決不允許。甚至在他到達波茨坦（1945年7月）以後，哈里森曾打電報給他，說我仍然認為京都應作為轟炸目標。他回電說，仍不贊成。而且第二天又來電，說他已經同杜魯門總統討論過此事，總統同意了他的意見。”（13）
京都在1945年免遭常規轟炸，也與其曾被列入原子彈的轟炸目標有關。早期，美軍集中轟炸東京、大阪、名古屋、神戶、橫濱等重工業大城市，京都未被列入重點轟炸對象；1945年6月，美軍決定將轟炸目標落達至中小城市，京都則因擬供投擲原子彈之用而被保留。據格羅夫斯披露，“當轟炸的目標城市第一次選定的時候，關島的陸軍航空隊就得到了一項命令，命令說，沒有陸軍部特別授權，不准轟炸這些城市。……假使我們沒有建議把京都作為原子彈的轟炸目標，這個城市當然不會被保存下來，在戰爭結束之前，即使它沒有遭到毀滅，也很可能遭到嚴重的破壞。”（14）
三、幾點保守的結論
1、“梁思成拯救京都、奈良”之說，缺乏檔案材料的證實。梁當年的主要職責是製作目錄和地圖，來保護中國境內日占區的文物古跡；現存目錄中並無京都、奈良方面的資料。如果確如宿白所言（宿似無捏造史實的動機），梁思成曾建議美軍不要轟炸京都、奈良，那麼，這種建議也應該是非正式的、蜻蜓點水式的，否則當不至於無任何檔案留存。
2、羅哲文的回憶與梁思成的說法衝突，時間、人物均對不上號；林洙的回憶，相關情節從無到有，存在著一種很奇異的變遷。二者都存在著“刻意證成”宿白之說的嫌疑。
3、是否轟炸京都，最後的決策權在美國軍方高層。即便梁思成曾有所建議，其建議也難以通過史克門、華爾納這條通道，影響到史汀生、杜魯門等人的決策。真正能夠對這些人產生影響者，是著名的“羅伯茨委員會”。國民政府請梁思成製作日占區文物古跡的目錄與地圖，亦正是受到了“羅伯茨委員會”的影響。
4、梁思成一生，在文物古跡保護領域（尤其是古建築）貢獻甚大。“拯救京都、奈良”這種神話，較之梁的真實事蹟更廣為人知，實令人扼腕歎息。
美國總統杜魯門（左）與陸軍部長史汀生（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