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君子人格
“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這句話據說是胡適先生說的。 其實對嚴謹治史的胡適來說， 這應該是個誤解。 胡適先生倒是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來闡釋歷史， 他說：“實在是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 這個實在裡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 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 她百依百順地由我們替她塗抹起來， 裝扮起來。 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們手裡， 由我們雕成什麼像。 ”後來以訛傳訛也就變成了胡適說的了。 不管怎麼樣， 這給我們重新認識歷史提供了一個另外的視角。 歷史既可能是個素面朝天的姑娘，
今年是宋代著名文學家、政治家、歷史學家司馬光誕辰996周年。 司馬光為我們留下了皇皇巨著《資治通鑒》， 但他本人， 在歷史上的評價， 在今天看來卻是那麼的不公平。 有人認為他是中國君子人格的典範， 也有人說他是“偽君子”；有人說他是挽狂瀾於既倒的千古名臣， 更有人說他是頑固保守阻礙歷史發展的千古罪人。 歷史的迷霧終將散去， 千年以後， 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宋代那段歷史， 給司馬光一個公平的歷史定位。
司馬光， 字君實， 號迂叟， 山西夏縣涑水鄉人， 世稱“涑水先生”， 乃宋朝名臣。 司馬光在世之時， 作為舊党的精神領袖， 與改革派先鋒人物王安石死磕到底， 乃至做到宰相之後盡廢新法， 讓王安石鬱鬱而終。 和王安石一樣， 後人對他們的政治立場褒貶不一， 但對他們的道德， 評價卻極為一致。 他們是中國君子文化的典範，
司馬光為官清正廉明、剛正不阿；做事“日力不足， 繼之以夜”， 用功刻苦、勤奮；為人溫良謙恭、誠信寬厚， 歷來受人景仰。 他去世之後極盡哀榮， 卒贈太師、溫國公， 諡文正。
在我們的印象中， 司馬光被打上了三個鮮明的標籤。 第一， 司馬光是個早熟的神童， 他聰明機智有智慧， 關鍵時刻有著常人沒有的決斷和勇敢， 這個印象來自於我們熟知的“司馬光砸缸”的故事。 這個故事一直在教導我們， 在見義勇為時， 我們不僅要有勇， 更要有司馬光那樣隨機應變的智慧。 第二， 他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 司馬這個姓， 起源於官職， 大概是負責管理馬匹的官員。 但歷史上最有名的司馬後人， 倒不是養馬的， 而是治史的。
郭沫若是王安石的鐵杆粉絲， 按照朋友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敵人的邏輯， 郭沫若對司馬光簡直是恨之入骨， 他說， “王安石代表人民意識， 司馬光代表地主階級， 蘇軾代表遊移于兩端的無定見的浪漫文人”，
這是一種帶有濃厚階級立場的歷史觀， 因為既然列寧都說過， 王安石是“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 那麼作為王安石的政治對手， 司馬光自然就是破壞改革進步的元兇了， 這一點十分符合郭沫若的性格邏輯。 這種歷史觀很早就在影響著我們的價值判斷， 小時候看電影， 我們總是好奇哪個是好人， 哪個是壞人， 並對自己的邏輯推理能力頗為自豪。 因為， 壞人總是那麼顯而易見。 凡是儀錶堂堂、器宇軒昂的就是“我們這邊的”， 凡是一身邪氣、神情猥瑣的絕對是“壞人那邊的”。
今天，我們重讀歷史，撥開它的重重迷霧，重新認識北宋和司馬光的那段歷史，卻赫然發現，司馬光乃中國歷史上文人為官的最高典範，是北宋百姓眼中的“模範官員”，是廉潔奉公一心為民的“宋代焦裕祿”。在他身上，體現了中國古代文人和官員的最高理想和最佳形象，是中國老百姓心中的“聖人”。他深受百姓的愛戴，乃至百姓吃飯時必定為之祈禱。在幹群關係如此緊張的今天，一名官員如何才能擁有司馬光那樣的美譽度和滿意度，恐怕值得我們深思。
喜歡得罪人的司馬牛
司馬光是個“官二代”。他出生在一個世代為官的大家族。老實說，“官二代”並不全是壞蛋，這取決於社會風氣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為北宋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譽。在父親的影響下，司馬光篤誠好學，且成熟早慧，從小就是個“小大人”。據《宋史•司馬光傳》記載，“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魯迅先生說，“哪裡有天才，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寫作上了”。司馬光沒有咖啡喝，更沒時間玩，他認為自己的記憶力差，就在兄弟們去玩的時候，自己開小灶，直到將課文內容背誦得滾瓜爛熟之後才肯罷手。這種勤奮苦讀的習慣伴隨了司馬光的一生。古時候沒有鬧鐘，司馬光發明了“警枕”，用一根圓木做枕頭，夜裡睡覺一動，圓木就滾開去，司馬光醒來立即伏案讀書，可見司馬光對自己下手蠻狠，“也是蠻拼的”。和拿錐子刺大腿的蘇秦、用繩子勒脖子的孫敬有的一比。
按理說，司馬光沒有必要這麼拼命。司馬家族乃官宦世家，擁有大量的官場資源。哪怕就是《紅樓夢》中那個呆傻的薛蟠，靠封蔭即可享受榮華富貴。但司馬光要靠自己的實力去爭取，二十歲那年，司馬光榮登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途。
縱觀司馬光的一生，他的為官、為文和為人，無不浸染著中國古代的君子之風，踐行著君子之道，是中國君子文化的最佳代言人。
何為君子之道？余秋雨先生在《君子之道》中說：“君子之道之于中國，有如騎士精神之于歐洲。”君子之道是中華民族追求的集體人格。《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被視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內涵。數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中所有優秀因數，都被集中在君子身上，所以說，君子人格是中國人的理想人格。孔子的“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孟子的“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都是對君子人格的具體闡釋。而余秋雨認為，君子有九個方面的特徵，“君子懷德、君子之德風、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坦蕩蕩、君子中庸、君子有禮、君子不器和君子知恥”。這九種品質，我們可以簡化為三個層面，對國家和民族而言，君子是心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擔當精神的勇士；對社會和他人而言，君子有著推己及人、立己達人的悲天憫人的胸懷；對個人而言，君子是嚴于律己、修身養心、崇德弘毅的道德楷模。這其實是中國古代在國家、社會和個人層面的核心價值觀。對照著三條標準，無論是在國家、社會和他個人的修養等方面，司馬光絕對是個標準的君子，他身上的君子之風，光芒萬丈而澤被深遠。
司馬光是個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知識份子，他積極入世，全身心地投入到國家的事業中去。他勇於擔責，不貪戀高位，做官是選著做，別人對位高權重的官職孜孜以求，而司馬光卻淡然處之，他只想在合適的位置上發揮自己的作用。
嘉佑六年，宋仁宗提拔司馬光到自己的身邊任“起居注”，專門負責記錄自己的言行，官雖然不大，這卻是個很關鍵的位子，每天與皇帝朝夕相處，用文字替皇帝美言，可以說是皇帝的貼身侍從。這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位子，但司馬光不樂意，他連上五道奏章，堅決請辭，理由是“實非所長”，但宋仁宗就是不鬆口。不久，宋仁宗又任命司馬光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看來仁宗對司馬光做了些妥協。除了要記錄皇帝的言行之外，還讓他在諫院工作，相當於現在的中紀委的領導。這下子司馬光是如魚得水了。諫院的工作很複雜也很重要，反正從皇帝到大臣，理論上都在他的監督之下。雖然司馬光忠厚老實不喜歡整人，但這個工作很符合他“不平則鳴”的性格。
在諫院工作的五年間，司馬光上書170多道，忠實地履行著宋朝“守夜人”的職責。他始終遵循君子之道，敢於直諫，從不阿諛奉承；他舉忠斥奸，不摻雜一絲的個人私利。他寫了一篇著名的《諫院題名記》，對諫官提出了具體的要求，“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籲名者，猶汲籲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司馬光犯顏直諫，面折廷爭，從不顧及個人安危，被稱為社稷之臣，這一點，完全可以和唐代著名宰相魏征並駕齊驅。宋神宗曾經感慨地說：“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意思是有司馬光這個大嘴巴在，就可以不犯錯誤了。
宋仁宗喜歡看戲，尤其喜歡帶著些黃色韻味的女子相撲。日本人喜歡相撲，兩個一身肥肉層層疊疊的男人互相扭打，身下僅一段布條，相當性感。而在宋代不僅有相撲，甚至還有女子相撲。歷史上說是“裸戲”，估計全裸不可能，但衣著清涼甚至袒胸露乳應該是有的，在古代這絕對算得上“很黃很暴力”的表演了。嘉祐七年，宋仁宗趙禎率後妃、百官到宣德門看戲，看到半裸的女相撲士們激情表演時，文武百官樂不可支群情激昂，但司馬光很憂鬱，他甚至很憤怒。司馬光立即上書指責皇帝，做了與其身份很不相符的事。這個事情說明，在一幫喜歡看色情表演的大臣中，司馬光很不合群，是個不苟言笑的道學家。
司馬光認為自己很適合做諫官，所以對其他官職並不上心。皇帝要提拔他做知制誥，他不願意去。知制誥這個位置很重要，就是皇帝貼身的文字秘書，專門負責為皇帝擬定聖旨。一般做了知制誥，就離宰相不遠了。宋朝的好幾個宰相都是從知制誥的職位上提拔上去的，但司馬光不願意做，理由是自己能力不行，九次推辭。提拔他做樞密副使掌管軍權，他又不願去，總之，對提拔司馬光做什麼官，組織部門很傷腦筋。
司馬光痛恨“竊位素餐”者，只有他認為符合自己的性格，能發揮自己的長處，切實能為國家社稷做事的官職，他才會去做。他最喜歡的還是能對國家政策發揮影響但經常得罪人的諫官。在諫官的位子上，司馬光一做就是五年。五年中，他勸諫皇帝早立太子、建議減少賦稅，他彈劾不稱職的官員，甚至對皇帝給死去的妃子什麼政治待遇，他都要秉公直言。他激烈反對朝廷中的相互宴飲和奢靡之風，對皇帝出手闊綽經常賞賜臣下的行為，他也是強烈不滿，在其他官員的眼裡，這就是個損人不利己的“二愣子”。
蘇東坡曾經給司馬光起了個外號，叫“司馬牛”，和“拗相公”王安石並駕齊驅，都是性格耿直見了棺材也不掉淚的主。他鍥而不捨地上書言事，直到自己的建議被採納為止。但他也有失敗的時候。英宗治平元年，司馬光目睹朝廷在陝西邊防組織“義勇”而使百姓“骨肉流離，田園蕩盡”的慘狀，上書要求朝廷廢除這種制度。當朝廷不予採納時，他親自上殿面見英宗勸諫，還要求和宰相韓琦進行辯論，最後胳膊拗不過大腿，他的勸諫失敗了。對此，司馬光極為痛心，連上五狀要求對自己降職使用。朝廷不同意，他就接二連三地寫辭職信。他說，“臣從事諫職，首尾五年，自本朝以來，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資質愚戇，惟知報國，竭盡樸忠，與人立敵，前後甚眾，四海之內，觸處相逢，常恐異日身及子孫無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態度很坦誠，直接說你再不把我換掉，恐怕我的子孫以後沒辦法活了。英宗終於批准他辭去諫職，提拔他做龍圖閣直學士。
司馬光的“破屋理論”
和狂飆突進的王安石相比，司馬光是個持正平穩的人，這被後人視為宋代最大的保守派，其實這是歷史的誤解。司馬光不反對改革，但希望改革要平穩地進行。對於改革，他有一套著名的“破屋”理論。他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近代法國人托克維爾寫了一本《舊制度與大革命》，他認為改革的後果是引起人們要求進一步改革，但改革卻又無法滿足無限度的改革要求，因而造成民眾不滿情緒加劇，最終可能釀成革命。也就是說，改革既要大膽又要審慎。看來，托克維爾頗得司馬光“破屋”理論的精髓。在這種“破屋”理論的指導下，司馬光和王安石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辯論和拉鋸，王安石是個雄辯的演說家，而司馬光在這方面實非王安石的對手。但司馬光有著與王安石一樣的執拗與耐力，反正這輩子和王安石幹上了。
司馬光與王安石所代表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的鬥爭十分慘烈。但司馬光和王安石的鬥爭，是君子之爭，是“費厄潑賴”的，不摻雜任何的感情和私利因素。君子之間能像小人一樣大打出手嗎？孔子說“其爭也君子”，表明謙謙君子也有鬥爭。但與小人之爭不同，君子爭的是是非曲直，遵循著一定的規則。事實上，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私人關係不錯，是互相仰慕的好朋友、好文友。他們之間的鬥爭，就像兩大絕頂高手之間的過招，比拼的是內力和品質，任何一方都不會冷不丁地施放暗器。先是王安石鬥敗了司馬光為首的“舊黨”，舊黨一干人等全被貶往各地涼快去了，在全國雷厲風行地推行新法，最後，司馬光的舊党戰勝了王安石的新黨，在遠離權力核心十多年之後，眾望所歸的司馬光出任宰相，將王安石的新法盡數廢除，活活把王安石給氣死。在王安石去世半年之後，司馬光感覺完成了歷史使命，溘然離世。
王安石也是君子，他變法的著眼點在於使國家富強、民眾安樂，但他狂風暴雨般的變法，出現了大量政策執行上的偏差，培養了一批不謀國只謀私的小人，出現了與王安石變法的初衷事與願違的情況。從這一點來說，雖然司馬光辯論才能和魄力比不上王安石，但他的“破屋”理論還是有可取之處，在政治上是成熟穩健的。北宋若能將司馬光、王安石這兩位君子的才能加以綜合使用，讓王安石主導變法，讓司馬光負責監督和執行，或許歷史將會是另外一番天地。
君子乃國之棟樑，是敢於擔當的猛士，頂起的是國家的天空，絕不會在國家和民族處於危難時刻而轟然倒塌，司馬光就是個敢於擔責的君子。他在擔任並州通判時，曾經向自己的恩師龐籍提出了一條計策。為了防止西夏人的入侵，他建議修築城堡來控制西夏人，然後招募百姓來此地耕種。龐籍聽從了他的建議，派手下郭恩去辦理此事。郭恩在執行命令的時候，因為不注意設防，部隊被敵人消滅。龐籍因為此事被撤職。司馬光始終認為此事因他而起，三次上書朝廷自責，並要求引咎辭職，沒得到允許。龐籍死後，司馬光便把恩師的妻子拜為自己的母親，撫養龐籍的兒子像撫養自己的親兄弟一樣。在朋友出了事就急於撇清關係的今天，司馬光這種勇於擔責的精神，就顯得難能可貴了。
洪應明在《菜根譚》中說，“退即是進，與即是得”，教我們為人處事以遇事都要讓一步的態度為高明，因為讓一步就等於是為進一步留下了餘地。司馬光就是如此，他懂得人生進退的道理。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很清楚自己的處境，就以退為進，請求辭職，自己躲到洛陽去。在洛陽的十五年，司馬光專心著述，編著了與司馬遷的《史記》雙星閃耀的《資治通鑒》。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臒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編書的條件實在艱苦，他買不起高宅大院，住的是低矮窄小的房子，夏天悶熱難耐，他請人在書房裡挖了一個大深坑，砌上磚，修成一間“地下室”，他就在這個冬暖夏涼的“空調房”裡專心致志地埋頭編書。司馬光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將歷代執政的得失全部融進這部巨著之中，讓皇帝學習。宋神宗看了之後大加讚賞，說它“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書名為《資治通鑒》。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著述意義己遠遠超過了他的本意，清代學者王鳴成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遺產。
北宋道德模範
在對待社會和別人方面，司馬光是個溫厚的君子，是宋代的道德楷模和誠信為人的典範。因此，《宋史》對他進行了高度的評價，“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司馬光一生信奉誠信為本，“自少至老，語未嘗妄”，意思是說，司馬光從小到大就沒說過謊話。事實上，據說司馬光就說過一次謊話。小時候在吃核桃的時候，司馬光得意洋洋地告訴父親，他掌握了剝核桃的方法，其實那是傭人幫他剝的，父親司馬池嚴厲地批評了他，自此，司馬光就再也沒有說過謊。他說“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司馬光讓管家去把他的一匹馬賣掉，特意叮囑管家要告訴買主，這匹馬在夏季會犯肺病。由此可知，司馬光是個標準的誠信君子。當時人們很崇敬他，以至於有人幹了壞事，都會說，司馬光難道不知道嗎。可見司馬光在宋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多麼崇高。
司馬光不僅是個講究誠信的老實人，還是個心胸寬大的人，是個典型的宰相肚裡能撐船的君子。程頤評價司馬光說，他最大優點就是對人寬容，能受人話，不論你怎麼反駁，他都不發火。司馬光家有一個珍貴的琉璃盞，被一位官奴不小心打碎了。當時的洛陽市長大怒，下令逮捕官奴，聽候司馬光發落。不料，司馬光的判詞是這樣的：“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宜恕於斯人。”文縐縐地表達了不予追究的意思。
司馬光對別人胸懷寬大，一派仁者之風，但是對自己，下手夠狠的。他一生寬於待人，但絕對嚴於律己，不允許自己犯任何一點小錯誤。他不貪財，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典範。他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渾身上下充滿了貴族精神。但他只是精神貴族，在生活上他絕對是個窮人。
宋代官員的工資很高，像司馬光這樣高級別的官員，月工資大概在三百貫左右，按照黃仁宇先生的一兩黃金相當於10貫錢的換算方法，換算成人民幣的話，月薪大概在12000元左右，當然還有其他的補貼。司馬光幹得不錯，皇帝、太后等屢屢賞賜，仁宗曾詔賜司馬光金錢百余萬，珍寶絲綢無數；神宗也曾賜司馬光“賞與銀、絹、衣和馬”等。按理說司馬光應該不差錢。他的朋友也是這樣想的，有朋友寫信給他借五十萬錢，說那不過是他賣掉一個婢女的小錢。司馬光看了很生氣就回信說：“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有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我都沒錢吃肉，穿不起綾羅綢緞，哪裡有錢去買侍女呢？司馬光確實很窮，妻子去世，只好賣掉自己的“宅基地”來給妻子辦葬禮。他不喜喝酒唱歌，不出入高檔娛樂場所，也沒有娶了三妻四妾分家產，那麼司馬光的錢到底哪去了？原來，司馬光對皇帝的賞賜是堅決不要，實在推辭不下，就捐獻給自己的部門，給兄弟們做辦公經費，這實在是宋代的“活雷鋒”，人家是假公濟私，司馬光是假私濟公，這樣的好領導，千年難得一遇。
司馬光一生艱苦樸素，勤儉節約。考上進士的時候，辦喜酒需要戴花，別人興高采烈花枝招展，司馬光死活不肯戴花，直到有人說是皇帝要求，不戴就是抗旨不尊，他才勉強戴上。據說蘇東坡以司馬光為原型寫過一首詩：“君來坐樹下，飽食攜其餘。歸舍遺兒子，懷抱不可虛。”意思是吃好飯把剩飯剩菜打包帶走，一點都不浪費，可見司馬光是現代“光碟”行動的先驅。他留給侄子司馬康一篇《訓儉示康》，“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並拿奢靡成性的前宰相寇准的事例諄諄告誡侄子，“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要求司馬康勤儉持家艱苦樸素低調行事。這不僅是對侄子的教育，更是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自律甚嚴，不近女色。司馬光和夫人始終未有子嗣，夫人很著急，大公無私地替司馬光物色年輕貌美的女子，希望司馬光能開花結果，但司馬光對此很不感冒，幾次不客氣地把美女趕走。司馬光的時間很寶貴，他沒時間思考下半身的事情，他的時間都花在了思考國家大事和編著《資治通鑒》上。但我們不能懷疑司馬光的性取向問題，事實上，司馬光並不是個無趣之人，他身上也有文藝氣息。面對美女司馬光同樣會心神蕩漾起反應。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司馬光的過人之處是勇於控制自己，嚴格約束自己的欲望。就像明代楊繼盛說的那樣，“或獨坐時，或深夜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司馬光能夠時時約束自己，不讓自己的道德滑坡。
君子也要做春夢
宋代詞人多如過江之鯽，以司馬光的學識，若用心寫詞，必將是詞壇大家，但司馬光沒時間寫詞，整個宋詞中只找到他的三首詞，就是這三首，後人還認為是假託司馬光的名義寫的，因為這三首詞都可以納入“豔詞”的範疇。這充分體現了後人“為賢者諱，為尊者隱”的心理。《西江月》：
寶髻松松挽就，鉛華淡淡妝成。青煙翠霧罩輕盈，飛絮遊絲無定。
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靜。
“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這一句直抒胸臆，不遮遮掩掩，這一點老古董司馬光頗有柳永的風韻。這或許是司馬光暗戀的一個女子吧，不濃妝淡抹出來嚇人，而是不施粉黛素面朝天，看來司馬光喜歡的是清純如水知性的女子，君子好色而不淫，這一點倒是很符合司馬光的性格。再看他的《阮郎歸》
漁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閑。綺窗紗幌映朱顏，相逢醉夢間。
松露冷，海霜殷。匆匆整棹還。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尋此路難。
《阮郎歸》詞牌，出自南朝劉義慶的《幽明錄》，講述了東漢劉晨、阮肇進山采藥，遇到兩位仙女而結為夫妻的故事。此調常用來寫冶遊、豔遇。一向嚴肅的司馬光用這個詞牌寫作，恐怕是他埋頭寫作之餘，“偷得浮生半日閑”，渴望桃花源，希望一場豔遇的意思。
上闋寫一葉漁舟，于無意間進入春山仙境。與人世間的爭鬥忙碌不同，仙家歲月悠閒而詩意。不僅有美景，在那“綺窗紗幌”間還有女子美麗的剪影。司馬光沒有寫女子的姿容，只給我們留下回味悠長的背影。“相逢醉夢間”，寫自己的感受，如癡如醉，如夢如幻，沉迷其中。
下闋寫匆匆離去之無奈。還沒看夠，就要回去了，“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尋此路難”，慨歎別後桃源路渺，寂寂年華，潺潺流水，我本有意，流水無情，怕是一別後再也無從相見了。這顯然是一場無疾而終的單相思。按照司馬光一生勤奮苦讀、持正穩重的行事作風，他是沒時間探尋桃花源尋找豔遇的，最大的可能是司馬光的一場春夢，夢醒時，春山美女已了無痕跡，只有青燈黃卷，繼續讀書或修史吧。司馬光一生以君子自居，自律甚嚴，但喜歡美女渴望豔遇，乃人之常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但是沒有規定君子不能在心裡暗想。所以，這首詞體現了一代君子那別樣的情懷。
孔子說，“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這是對君子的最高要求。在司馬光身上，則集中了君子所有的美好品格，他的美名，將萬世流芳。
今天，我們重讀歷史，撥開它的重重迷霧，重新認識北宋和司馬光的那段歷史，卻赫然發現，司馬光乃中國歷史上文人為官的最高典範，是北宋百姓眼中的“模範官員”，是廉潔奉公一心為民的“宋代焦裕祿”。在他身上，體現了中國古代文人和官員的最高理想和最佳形象，是中國老百姓心中的“聖人”。他深受百姓的愛戴，乃至百姓吃飯時必定為之祈禱。在幹群關係如此緊張的今天，一名官員如何才能擁有司馬光那樣的美譽度和滿意度，恐怕值得我們深思。
喜歡得罪人的司馬牛
司馬光是個“官二代”。他出生在一個世代為官的大家族。老實說，“官二代”並不全是壞蛋，這取決於社會風氣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為北宋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譽。在父親的影響下，司馬光篤誠好學，且成熟早慧，從小就是個“小大人”。據《宋史•司馬光傳》記載，“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魯迅先生說，“哪裡有天才，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寫作上了”。司馬光沒有咖啡喝，更沒時間玩，他認為自己的記憶力差，就在兄弟們去玩的時候，自己開小灶，直到將課文內容背誦得滾瓜爛熟之後才肯罷手。這種勤奮苦讀的習慣伴隨了司馬光的一生。古時候沒有鬧鐘，司馬光發明了“警枕”，用一根圓木做枕頭，夜裡睡覺一動，圓木就滾開去，司馬光醒來立即伏案讀書，可見司馬光對自己下手蠻狠，“也是蠻拼的”。和拿錐子刺大腿的蘇秦、用繩子勒脖子的孫敬有的一比。
按理說，司馬光沒有必要這麼拼命。司馬家族乃官宦世家，擁有大量的官場資源。哪怕就是《紅樓夢》中那個呆傻的薛蟠，靠封蔭即可享受榮華富貴。但司馬光要靠自己的實力去爭取，二十歲那年，司馬光榮登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途。
縱觀司馬光的一生，他的為官、為文和為人，無不浸染著中國古代的君子之風，踐行著君子之道，是中國君子文化的最佳代言人。
何為君子之道？余秋雨先生在《君子之道》中說：“君子之道之于中國，有如騎士精神之于歐洲。”君子之道是中華民族追求的集體人格。《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被視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內涵。數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中所有優秀因數，都被集中在君子身上，所以說，君子人格是中國人的理想人格。孔子的“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孟子的“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都是對君子人格的具體闡釋。而余秋雨認為，君子有九個方面的特徵，“君子懷德、君子之德風、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坦蕩蕩、君子中庸、君子有禮、君子不器和君子知恥”。這九種品質，我們可以簡化為三個層面，對國家和民族而言，君子是心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擔當精神的勇士；對社會和他人而言，君子有著推己及人、立己達人的悲天憫人的胸懷；對個人而言，君子是嚴于律己、修身養心、崇德弘毅的道德楷模。這其實是中國古代在國家、社會和個人層面的核心價值觀。對照著三條標準，無論是在國家、社會和他個人的修養等方面，司馬光絕對是個標準的君子，他身上的君子之風，光芒萬丈而澤被深遠。
司馬光是個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知識份子，他積極入世，全身心地投入到國家的事業中去。他勇於擔責，不貪戀高位，做官是選著做，別人對位高權重的官職孜孜以求，而司馬光卻淡然處之，他只想在合適的位置上發揮自己的作用。
嘉佑六年，宋仁宗提拔司馬光到自己的身邊任“起居注”，專門負責記錄自己的言行，官雖然不大，這卻是個很關鍵的位子，每天與皇帝朝夕相處，用文字替皇帝美言，可以說是皇帝的貼身侍從。這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位子，但司馬光不樂意，他連上五道奏章，堅決請辭，理由是“實非所長”，但宋仁宗就是不鬆口。不久，宋仁宗又任命司馬光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看來仁宗對司馬光做了些妥協。除了要記錄皇帝的言行之外，還讓他在諫院工作，相當於現在的中紀委的領導。這下子司馬光是如魚得水了。諫院的工作很複雜也很重要，反正從皇帝到大臣，理論上都在他的監督之下。雖然司馬光忠厚老實不喜歡整人，但這個工作很符合他“不平則鳴”的性格。
在諫院工作的五年間，司馬光上書170多道，忠實地履行著宋朝“守夜人”的職責。他始終遵循君子之道，敢於直諫，從不阿諛奉承；他舉忠斥奸，不摻雜一絲的個人私利。他寫了一篇著名的《諫院題名記》，對諫官提出了具體的要求，“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籲名者，猶汲籲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司馬光犯顏直諫，面折廷爭，從不顧及個人安危，被稱為社稷之臣，這一點，完全可以和唐代著名宰相魏征並駕齊驅。宋神宗曾經感慨地說：“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意思是有司馬光這個大嘴巴在，就可以不犯錯誤了。
宋仁宗喜歡看戲，尤其喜歡帶著些黃色韻味的女子相撲。日本人喜歡相撲，兩個一身肥肉層層疊疊的男人互相扭打，身下僅一段布條，相當性感。而在宋代不僅有相撲，甚至還有女子相撲。歷史上說是“裸戲”，估計全裸不可能，但衣著清涼甚至袒胸露乳應該是有的，在古代這絕對算得上“很黃很暴力”的表演了。嘉祐七年，宋仁宗趙禎率後妃、百官到宣德門看戲，看到半裸的女相撲士們激情表演時，文武百官樂不可支群情激昂，但司馬光很憂鬱，他甚至很憤怒。司馬光立即上書指責皇帝，做了與其身份很不相符的事。這個事情說明，在一幫喜歡看色情表演的大臣中，司馬光很不合群，是個不苟言笑的道學家。
司馬光認為自己很適合做諫官，所以對其他官職並不上心。皇帝要提拔他做知制誥，他不願意去。知制誥這個位置很重要，就是皇帝貼身的文字秘書，專門負責為皇帝擬定聖旨。一般做了知制誥，就離宰相不遠了。宋朝的好幾個宰相都是從知制誥的職位上提拔上去的，但司馬光不願意做，理由是自己能力不行，九次推辭。提拔他做樞密副使掌管軍權，他又不願去，總之，對提拔司馬光做什麼官，組織部門很傷腦筋。
司馬光痛恨“竊位素餐”者，只有他認為符合自己的性格，能發揮自己的長處，切實能為國家社稷做事的官職，他才會去做。他最喜歡的還是能對國家政策發揮影響但經常得罪人的諫官。在諫官的位子上，司馬光一做就是五年。五年中，他勸諫皇帝早立太子、建議減少賦稅，他彈劾不稱職的官員，甚至對皇帝給死去的妃子什麼政治待遇，他都要秉公直言。他激烈反對朝廷中的相互宴飲和奢靡之風，對皇帝出手闊綽經常賞賜臣下的行為，他也是強烈不滿，在其他官員的眼裡，這就是個損人不利己的“二愣子”。
蘇東坡曾經給司馬光起了個外號，叫“司馬牛”，和“拗相公”王安石並駕齊驅，都是性格耿直見了棺材也不掉淚的主。他鍥而不捨地上書言事，直到自己的建議被採納為止。但他也有失敗的時候。英宗治平元年，司馬光目睹朝廷在陝西邊防組織“義勇”而使百姓“骨肉流離，田園蕩盡”的慘狀，上書要求朝廷廢除這種制度。當朝廷不予採納時，他親自上殿面見英宗勸諫，還要求和宰相韓琦進行辯論，最後胳膊拗不過大腿，他的勸諫失敗了。對此，司馬光極為痛心，連上五狀要求對自己降職使用。朝廷不同意，他就接二連三地寫辭職信。他說，“臣從事諫職，首尾五年，自本朝以來，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資質愚戇，惟知報國，竭盡樸忠，與人立敵，前後甚眾，四海之內，觸處相逢，常恐異日身及子孫無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態度很坦誠，直接說你再不把我換掉，恐怕我的子孫以後沒辦法活了。英宗終於批准他辭去諫職，提拔他做龍圖閣直學士。
司馬光的“破屋理論”
和狂飆突進的王安石相比，司馬光是個持正平穩的人，這被後人視為宋代最大的保守派，其實這是歷史的誤解。司馬光不反對改革，但希望改革要平穩地進行。對於改革，他有一套著名的“破屋”理論。他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近代法國人托克維爾寫了一本《舊制度與大革命》，他認為改革的後果是引起人們要求進一步改革，但改革卻又無法滿足無限度的改革要求，因而造成民眾不滿情緒加劇，最終可能釀成革命。也就是說，改革既要大膽又要審慎。看來，托克維爾頗得司馬光“破屋”理論的精髓。在這種“破屋”理論的指導下，司馬光和王安石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辯論和拉鋸，王安石是個雄辯的演說家，而司馬光在這方面實非王安石的對手。但司馬光有著與王安石一樣的執拗與耐力，反正這輩子和王安石幹上了。
司馬光與王安石所代表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的鬥爭十分慘烈。但司馬光和王安石的鬥爭，是君子之爭，是“費厄潑賴”的，不摻雜任何的感情和私利因素。君子之間能像小人一樣大打出手嗎？孔子說“其爭也君子”，表明謙謙君子也有鬥爭。但與小人之爭不同，君子爭的是是非曲直，遵循著一定的規則。事實上，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私人關係不錯，是互相仰慕的好朋友、好文友。他們之間的鬥爭，就像兩大絕頂高手之間的過招，比拼的是內力和品質，任何一方都不會冷不丁地施放暗器。先是王安石鬥敗了司馬光為首的“舊黨”，舊黨一干人等全被貶往各地涼快去了，在全國雷厲風行地推行新法，最後，司馬光的舊党戰勝了王安石的新黨，在遠離權力核心十多年之後，眾望所歸的司馬光出任宰相，將王安石的新法盡數廢除，活活把王安石給氣死。在王安石去世半年之後，司馬光感覺完成了歷史使命，溘然離世。
王安石也是君子，他變法的著眼點在於使國家富強、民眾安樂，但他狂風暴雨般的變法，出現了大量政策執行上的偏差，培養了一批不謀國只謀私的小人，出現了與王安石變法的初衷事與願違的情況。從這一點來說，雖然司馬光辯論才能和魄力比不上王安石，但他的“破屋”理論還是有可取之處，在政治上是成熟穩健的。北宋若能將司馬光、王安石這兩位君子的才能加以綜合使用，讓王安石主導變法，讓司馬光負責監督和執行，或許歷史將會是另外一番天地。
君子乃國之棟樑，是敢於擔當的猛士，頂起的是國家的天空，絕不會在國家和民族處於危難時刻而轟然倒塌，司馬光就是個敢於擔責的君子。他在擔任並州通判時，曾經向自己的恩師龐籍提出了一條計策。為了防止西夏人的入侵，他建議修築城堡來控制西夏人，然後招募百姓來此地耕種。龐籍聽從了他的建議，派手下郭恩去辦理此事。郭恩在執行命令的時候，因為不注意設防，部隊被敵人消滅。龐籍因為此事被撤職。司馬光始終認為此事因他而起，三次上書朝廷自責，並要求引咎辭職，沒得到允許。龐籍死後，司馬光便把恩師的妻子拜為自己的母親，撫養龐籍的兒子像撫養自己的親兄弟一樣。在朋友出了事就急於撇清關係的今天，司馬光這種勇於擔責的精神，就顯得難能可貴了。
洪應明在《菜根譚》中說，“退即是進，與即是得”，教我們為人處事以遇事都要讓一步的態度為高明，因為讓一步就等於是為進一步留下了餘地。司馬光就是如此，他懂得人生進退的道理。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很清楚自己的處境，就以退為進，請求辭職，自己躲到洛陽去。在洛陽的十五年，司馬光專心著述，編著了與司馬遷的《史記》雙星閃耀的《資治通鑒》。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臒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編書的條件實在艱苦，他買不起高宅大院，住的是低矮窄小的房子，夏天悶熱難耐，他請人在書房裡挖了一個大深坑，砌上磚，修成一間“地下室”，他就在這個冬暖夏涼的“空調房”裡專心致志地埋頭編書。司馬光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將歷代執政的得失全部融進這部巨著之中，讓皇帝學習。宋神宗看了之後大加讚賞，說它“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書名為《資治通鑒》。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著述意義己遠遠超過了他的本意，清代學者王鳴成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遺產。
北宋道德模範
在對待社會和別人方面，司馬光是個溫厚的君子，是宋代的道德楷模和誠信為人的典範。因此，《宋史》對他進行了高度的評價，“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司馬光一生信奉誠信為本，“自少至老，語未嘗妄”，意思是說，司馬光從小到大就沒說過謊話。事實上，據說司馬光就說過一次謊話。小時候在吃核桃的時候，司馬光得意洋洋地告訴父親，他掌握了剝核桃的方法，其實那是傭人幫他剝的，父親司馬池嚴厲地批評了他，自此，司馬光就再也沒有說過謊。他說“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司馬光讓管家去把他的一匹馬賣掉，特意叮囑管家要告訴買主，這匹馬在夏季會犯肺病。由此可知，司馬光是個標準的誠信君子。當時人們很崇敬他，以至於有人幹了壞事，都會說，司馬光難道不知道嗎。可見司馬光在宋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多麼崇高。
司馬光不僅是個講究誠信的老實人，還是個心胸寬大的人，是個典型的宰相肚裡能撐船的君子。程頤評價司馬光說，他最大優點就是對人寬容，能受人話，不論你怎麼反駁，他都不發火。司馬光家有一個珍貴的琉璃盞，被一位官奴不小心打碎了。當時的洛陽市長大怒，下令逮捕官奴，聽候司馬光發落。不料，司馬光的判詞是這樣的：“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宜恕於斯人。”文縐縐地表達了不予追究的意思。
司馬光對別人胸懷寬大，一派仁者之風，但是對自己，下手夠狠的。他一生寬於待人，但絕對嚴於律己，不允許自己犯任何一點小錯誤。他不貪財，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典範。他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渾身上下充滿了貴族精神。但他只是精神貴族，在生活上他絕對是個窮人。
宋代官員的工資很高，像司馬光這樣高級別的官員，月工資大概在三百貫左右，按照黃仁宇先生的一兩黃金相當於10貫錢的換算方法，換算成人民幣的話，月薪大概在12000元左右，當然還有其他的補貼。司馬光幹得不錯，皇帝、太后等屢屢賞賜，仁宗曾詔賜司馬光金錢百余萬，珍寶絲綢無數；神宗也曾賜司馬光“賞與銀、絹、衣和馬”等。按理說司馬光應該不差錢。他的朋友也是這樣想的，有朋友寫信給他借五十萬錢，說那不過是他賣掉一個婢女的小錢。司馬光看了很生氣就回信說：“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有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我都沒錢吃肉，穿不起綾羅綢緞，哪裡有錢去買侍女呢？司馬光確實很窮，妻子去世，只好賣掉自己的“宅基地”來給妻子辦葬禮。他不喜喝酒唱歌，不出入高檔娛樂場所，也沒有娶了三妻四妾分家產，那麼司馬光的錢到底哪去了？原來，司馬光對皇帝的賞賜是堅決不要，實在推辭不下，就捐獻給自己的部門，給兄弟們做辦公經費，這實在是宋代的“活雷鋒”，人家是假公濟私，司馬光是假私濟公，這樣的好領導，千年難得一遇。
司馬光一生艱苦樸素，勤儉節約。考上進士的時候，辦喜酒需要戴花，別人興高采烈花枝招展，司馬光死活不肯戴花，直到有人說是皇帝要求，不戴就是抗旨不尊，他才勉強戴上。據說蘇東坡以司馬光為原型寫過一首詩：“君來坐樹下，飽食攜其餘。歸舍遺兒子，懷抱不可虛。”意思是吃好飯把剩飯剩菜打包帶走，一點都不浪費，可見司馬光是現代“光碟”行動的先驅。他留給侄子司馬康一篇《訓儉示康》，“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並拿奢靡成性的前宰相寇准的事例諄諄告誡侄子，“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要求司馬康勤儉持家艱苦樸素低調行事。這不僅是對侄子的教育，更是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自律甚嚴，不近女色。司馬光和夫人始終未有子嗣，夫人很著急，大公無私地替司馬光物色年輕貌美的女子，希望司馬光能開花結果，但司馬光對此很不感冒，幾次不客氣地把美女趕走。司馬光的時間很寶貴，他沒時間思考下半身的事情，他的時間都花在了思考國家大事和編著《資治通鑒》上。但我們不能懷疑司馬光的性取向問題，事實上，司馬光並不是個無趣之人，他身上也有文藝氣息。面對美女司馬光同樣會心神蕩漾起反應。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司馬光的過人之處是勇於控制自己，嚴格約束自己的欲望。就像明代楊繼盛說的那樣，“或獨坐時，或深夜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司馬光能夠時時約束自己，不讓自己的道德滑坡。
君子也要做春夢
宋代詞人多如過江之鯽，以司馬光的學識，若用心寫詞，必將是詞壇大家，但司馬光沒時間寫詞，整個宋詞中只找到他的三首詞，就是這三首，後人還認為是假託司馬光的名義寫的，因為這三首詞都可以納入“豔詞”的範疇。這充分體現了後人“為賢者諱，為尊者隱”的心理。《西江月》：
寶髻松松挽就，鉛華淡淡妝成。青煙翠霧罩輕盈，飛絮遊絲無定。
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靜。
“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這一句直抒胸臆，不遮遮掩掩，這一點老古董司馬光頗有柳永的風韻。這或許是司馬光暗戀的一個女子吧，不濃妝淡抹出來嚇人，而是不施粉黛素面朝天，看來司馬光喜歡的是清純如水知性的女子，君子好色而不淫，這一點倒是很符合司馬光的性格。再看他的《阮郎歸》
漁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閑。綺窗紗幌映朱顏，相逢醉夢間。
松露冷，海霜殷。匆匆整棹還。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尋此路難。
《阮郎歸》詞牌，出自南朝劉義慶的《幽明錄》，講述了東漢劉晨、阮肇進山采藥，遇到兩位仙女而結為夫妻的故事。此調常用來寫冶遊、豔遇。一向嚴肅的司馬光用這個詞牌寫作，恐怕是他埋頭寫作之餘，“偷得浮生半日閑”，渴望桃花源，希望一場豔遇的意思。
上闋寫一葉漁舟，于無意間進入春山仙境。與人世間的爭鬥忙碌不同，仙家歲月悠閒而詩意。不僅有美景，在那“綺窗紗幌”間還有女子美麗的剪影。司馬光沒有寫女子的姿容，只給我們留下回味悠長的背影。“相逢醉夢間”，寫自己的感受，如癡如醉，如夢如幻，沉迷其中。
下闋寫匆匆離去之無奈。還沒看夠，就要回去了，“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尋此路難”，慨歎別後桃源路渺，寂寂年華，潺潺流水，我本有意，流水無情，怕是一別後再也無從相見了。這顯然是一場無疾而終的單相思。按照司馬光一生勤奮苦讀、持正穩重的行事作風，他是沒時間探尋桃花源尋找豔遇的，最大的可能是司馬光的一場春夢，夢醒時，春山美女已了無痕跡，只有青燈黃卷，繼續讀書或修史吧。司馬光一生以君子自居，自律甚嚴，但喜歡美女渴望豔遇，乃人之常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但是沒有規定君子不能在心裡暗想。所以，這首詞體現了一代君子那別樣的情懷。
孔子說，“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這是對君子的最高要求。在司馬光身上，則集中了君子所有的美好品格，他的美名，將萬世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