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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公子與男同歷史

利維坦按:在十六七世紀的英國, 有雞奸行為的人被稱為sodomite, 當然後來還有文中提及的macaroni, 都和雞奸者有關。 雞奸者這個字與現代意義上的同性戀(homosexual)在語意上並不盡相同,

因為同性性行為不局限於同性戀者身上, 更不限於男同性戀。 當19世紀自王爾德案件後開始使用“同性戀”這一名詞的時候, 同性間的性行為被重新定義為不道德個體的行為反應。 而雞奸者, 在當時有點兒類似于殺人犯和縱火犯, 同樣被認為不道德, 但它是一種臨時性的性罪行。

文/Dominic Janes

譯/楊睿

校對/石煒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2017/02/22/a-queer-taste-for-macaroni/

走在18世紀70年代的倫敦街頭, 常能見到英國的花花公子頭上頂著假髮、臉上擦粉、穿戴精緻, 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這種效仿歐陸時尚的花花公子和令人反感的雞奸案聯繫在一起, 首次在公共領域掀起了以同性戀為主題的廣泛討論。 這也是多明尼克·傑納斯的研究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

這個時間點遠早於奧斯卡·王爾德的那個時代。

花花公子的造型。 《深夜假面舞會上的他》(A Real Character at theLate Masquerade, 1773)

人們認為, 直到19世紀末, 也就是1895年王爾德之案引起轟動之時, 男同性戀的人數才開始慢慢增加, 變得隨處可見。 1895年, 王爾德的情人阿弗雷德·道格拉斯的父親起訴王爾德。

當時的法案規定, 任何帶有“粗俗傾向”的行為都是犯罪, 同性間任何形式的性活動都可以解釋為犯罪。 事實上, 到19世紀中葉, 人們才發明了“同性戀”(homosexual)這個詞。 直到二戰時期, 這個詞才開始在英國廣泛使用。 當然, 造詞晚並不表示在之前的幾個世紀裡同性戀都屬於未知的領域, 不表示人們沒有注意到這些特別的人。 尤其是就18世紀來講, 我們完全可以從當時的藝術和視覺文化作品中窺見一斑。

王爾德與阿弗雷德·道格拉斯

英國18至19世紀早期的喬治王朝時期, 有很多傳統習俗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頗具諷刺意味。 我們從當時的印刷品和小冊子中可以窺見這些習俗的痕跡, 其中有一些顯得相當直接、相當粗俗。 這些傳統在政治領域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和其他很多歐洲國家相比, 英國人在公開場合“特立獨行”的自由尺度令人瞠目結舌。 這一切都昭示著英國人的“生而自由”。 他們拙劣的模仿大多集中在一些流行的、特立獨行的觀念上。 這些觀念不僅有政治方面的,

更多地是行為的文化規範方面。 當時有很多男性聲稱自己要模仿女性的言談舉止和品位。 長久以來, 人們一直認為, 這些花花公子(fop、beaux、dandy)式的特徵之所以受人嘲笑, 是因為人們對女人氣、娘娘腔充滿了敵意。 毫無疑問, 人們這樣認為是有一些事實根據的, 18世紀60年代, 人們新造了一個詞——macaroni, 特指18世紀效仿歐洲大陸時尚的英國花花公子。 這個詞就和當時所謂的“雞奸”息息相關。

《花花公子印刷所》(The Macaroni Print Shop,1772)畫中,達利商店是當時花花公子印刷行業的領頭羊,每天都生意興隆,店門口人頭攢動

時尚的花花公子們經常成為各類謠言的主角。斐迪南·特威格姆(Ferdinand Twigem)在《花花公子:一種諷刺》(The Macaroni:A Satire,1773)中寫道:“小怪獸/娘裡娘氣的花花公子”,他們一開始還會為自己放蕩的行為感到臉紅,但那之後他們又屈服於這一切放縱。18世紀初,人們常常將充滿“男子氣概”的浪蕩子(rake,尤指有錢或有地位、與很多女性發生過性行為的男性)和諸多惡習聯繫在一起,如酗酒、賭博和嫖妓。在王政復辟時期和喬治王朝時期初,人們認為過分講究衣飾、舉止矯揉做作的花花公子(fop)身嬌體弱、乏躁無味,將他們和柔弱無力的女性形象聯繫在一起。這兩種花花公子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有過多次嘗試,希望能收穫可敬的女性所得到的信任,但又被人們嘲笑他們的所作所為要麼太過,要麼不足。蘇珊·斯塔夫(Susan Staves)是一位學者,她堅持認為女人氣的花花公子並不是某種“同性戀雛形”,而是一種“新新人類”:“這些老派、女氣的花花公子,他們所謂的女氣只是一種早期不完美的嘗試,他們希望自己是優雅、正經、敏銳的。現代人大多都認為這些是十分理想的男性美德。”但在18世紀中葉,fop一詞的使用有了特殊的含義,特別是與macaroni一起使用時更甚(譯者注:fop是指過分講究衣飾或舉止的花花公子;macaroni特指18世紀效仿歐洲大陸時尚的英國花花公子)。

《現在,你是個徹頭徹尾的花花公子了》(Now Sr. You’r a Compleat Macaroni,約1772年)

耶魯大學收藏了很多傢俱、藝術品、書籍和印刷品,這些藏品曾由名鑒賞家、作家、政治家霍拉斯·沃波爾(1717-1797)所有,他的兒子就是被稱為英國第一首相的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霍拉斯一直沒有結婚,他標榜自己是老派的花花公子(fop)。他首次將1764年“麥卡羅尼俱樂部”(Maccaroni club)的存在寫進了書中。這個俱樂部裡有“所有留著長卷髮,戴著間諜眼鏡、旅行經歷豐富的年輕人”。這種“旅行經歷豐富”的特點,或者至少是某些歐洲大陸式矯揉做作的特徵,讓這些花花公子從人群中脫穎而出。這幾個特徵也確實是macaroni這個特殊標籤背後隱藏的含義。英國的愛國人士喜歡吃烤牛肉,但剛從歐洲大陸旅遊歸來的貴族則喜歡炫耀他們新嘗到的義大利美食——尤其是對義大利麵食——通心粉的熱愛。所以人們才開始用通心粉的英文單詞macaroni特指這些花花公子。

這類花花公子不僅在食物上深受歐洲大陸的影響,在著裝上也是一樣——關注歐洲大陸的時尚是花花公子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數百張諷刺畫的主題。在此類印刷品中,《花花公子的更衣室》(A Macaroni Dressing Room)出版於1772年,描繪了一群受歐洲大陸影響、沉迷于時尚的花花公子。在作品正中間,一個男子戴著美容面飾,衣著浮誇的美髮師和黑人助理正在打理他的假髮。另一個人在練習擊劍,還有一個人在逗弄寵物鸚鵡:

《花花公子的更衣室》(A Macaroni Dressing Room,1772)細節圖

這意味著他們不僅淪為了所謂“虛榮心”的犧牲者,而他們的虛榮心是想要表現時尚女性的特徵,還要被法國興起的“精英生活方式”這一概念所奴役。紈絝主義(Dandyism)就像是在和海峽對面的敵對國、在和那些迷戀奢侈的敵人調情,無比叛逆,惹人非議。

彼得·麥克尼爾(Peter McNeill)認為,這種鍾愛異國風情的品位不僅可以用“女氣”來概括,還可以用性偏好來表示:“到18世紀60年代,macaroni這種花花公子出現,人們認為這些花花公子對時尚如此關注,說明他們對女性缺乏興趣,或者女性對他們而言可能根本就沒有吸引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更衣室裡的花花公子們是為了彼此的利益在打扮,為了壓倒女性。

事實上,18世紀後期的花花公子都認為,旅行經歷豐富的年輕人從國外帶回了很多東西,珍罕的美食和服飾並不是其中唯一奇怪的東西。信奉天主教的義大利和信奉新教的英國因這類怪癖聯繫在一起,也許是羅馬教廷的不婚禁忌,人們認為他們的性能量都用在了通姦或雞奸。這其中隱含著更深層的含義:周遊歐洲的英國貴族也可能把對此類惡習的品位和喜愛帶回了英國。

《天呀,這是我的兒子湯姆嗎》(約1773年)(Well-a-day, Is this my Son Tom)。其他版本中的父親是一個農夫的形象,畫中的場景也更城市化。由此表示:不只是出國旅行會造就一個花花公子,單純只是城市的影響也可以。

18世紀70年代早期,倫敦時尚圈發生了一系列醜聞事件,花花公子“macaroni”這個詞擁有了更加奇怪的走向:男同性戀的形象開始真正意義上地出現在了大眾的視野中。其中最突出的可能是上尉羅伯特·鐘斯(Captain Robert Jones)之案。1772年7月,鐘斯上尉被判對一名13歲男孩實行雞奸,在老貝利街(中央刑事法庭)被判處絞刑。10月,他獲得皇家赦免。因為有新證據表明,受害男孩的證詞可能並不可靠。此後,他便離開了英國。鐘斯在時尚花花公子界的知名度很高(他因為普及了滑冰和煙花而備受注目),大眾指責他最終被赦免之事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掩飾行為。有很多觀點直接針對鐘斯犯下的罪行,態度明確,如1772年8月5日《公共書刊》(Public Ledger)上發表的一封信件。這封信宣稱,“這位軍界的花花公子”其實就是“過多地沉迷於放蕩和奢侈”。作者借此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雞奸不僅是個人見不得人的惡習,更是近來一種花花公子的定義性特徵。他還警告這些人,“所以你們這些花花公子,你們這些渾身香噴噴、不男不女的東西,要從同類(鐘斯)的結局中吸取教訓”。

煙火花花公子(The Fire-Work Macaroni,1772),大眾普遍認為這幅畫描繪的正是因煙花出名的羅伯特·鐘斯。

1778年3月下旬或4月初,海斯特·林奇·施拉爾·皮奧齊 (Hester Lynch Thrale Piozzi,1741-1821)在一篇未注明日期的日記中回憶道:

1772年,鐘斯上尉被判有違人類本性,被判處死刑:他是一位紳士,因其在煙花藝術上的發明而聞名,他還對煙花進行了改造;全城都愛上了他的兩件作品,它們在馬里波恩花園展出,備受讚賞,即《埃特納山洞穴內的沃爾坎火山》(Forge of Vulcan in the Cave of Mount Etna)和《從地獄召喚歐律狄刻》(calling Eurydice out of Hell)。史蒂文斯說,如果鐘斯被赦免,也許他就能指引我們破壞罪惡之地和罪惡之都;這將產生非比尋常的效果。

她是百科全書學家撒母耳·詹森(Samuel Johnson)的朋友,也是他文學圈子的成員之一。釀造業大王亨利·薩爾(Henry Thrale)是她的第一任丈夫,1781年丈夫去世後她得到了自由和不盡的財富。三年後,她和義大利音樂家、作曲家加布裡埃爾·皮奧齊(Henry Thrale)成婚,成為皮奧齊夫人。皮奧齊夫人一生寫了很多信,她從1776年開始寫一本日記。在這本日記中,她評論了很多她認識或她認為可能是同性戀的男女。例如,1794年3月29日,她寫信和一個朋友談起了一些男人的事情,談到了霍利斯·曼(Horace Mann),他是霍洛斯·沃波爾的密友:

格雷特黑德夫人和我把這些人稱作手指指揮家——這似乎是個比“雞奸者”更優雅、更好聽的詞:老霍利斯·曼和詹姆斯先生在講話時都會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扭動手指——我看到蘇維托尼烏斯(Suetonius)將同樣的事情告訴羅馬皇帝時,“他手指的動作也是這般”。

圖片由Robert Dighton提供,這是Richard Cosway想像給自己畫像的作品,左邊是他本人。他被戲稱為“花花公子畫家(Macaroni Painter)”或“比利的酒窩(Billy Dimple)”。

鐘斯上尉一案點燃了公眾的怒火,由此我們大概可以看到花花公子和同性戀之間的聯繫;那些好色的花花公子,他們既會掠奪男女的財富和脆弱,其娘娘腔的本質也和女人的性情類似。這些花花公子的存在告訴我們,男同性戀的流行觀念一直發展到了今天。在19世紀,醫學上將同性戀看作是一種心理異常,這種提法雖然建立了看待同性戀的准科學基礎,但它並沒有完全顛覆那些和性別、性犯罪有關的陳舊觀念。從這些想法中,我們可以理解維多利亞時期公眾對轟動一時的雞奸案的態度,那是奧斯卡·王爾德在1895年的故事。他被看作是陰柔、時尚、染指青年男性的花花公子。但鐘斯上尉之案和當時花花公子的情況反映出,在奧斯卡和他愛人阿爾弗雷德·道格拉斯成為維多利亞時期英國最臭名昭著的男同性戀之前,男同性戀的歷史其實要更複雜、也更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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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weitan2014),神經基礎研究、腦科學、哲學……亂七八糟的什麼都有。反清新,反心靈雞湯,反一般二逼文藝,反基礎,反本質。

投稿郵箱:wumiaotrends@163.com

《花花公子印刷所》(The Macaroni Print Shop,1772)畫中,達利商店是當時花花公子印刷行業的領頭羊,每天都生意興隆,店門口人頭攢動

時尚的花花公子們經常成為各類謠言的主角。斐迪南·特威格姆(Ferdinand Twigem)在《花花公子:一種諷刺》(The Macaroni:A Satire,1773)中寫道:“小怪獸/娘裡娘氣的花花公子”,他們一開始還會為自己放蕩的行為感到臉紅,但那之後他們又屈服於這一切放縱。18世紀初,人們常常將充滿“男子氣概”的浪蕩子(rake,尤指有錢或有地位、與很多女性發生過性行為的男性)和諸多惡習聯繫在一起,如酗酒、賭博和嫖妓。在王政復辟時期和喬治王朝時期初,人們認為過分講究衣飾、舉止矯揉做作的花花公子(fop)身嬌體弱、乏躁無味,將他們和柔弱無力的女性形象聯繫在一起。這兩種花花公子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有過多次嘗試,希望能收穫可敬的女性所得到的信任,但又被人們嘲笑他們的所作所為要麼太過,要麼不足。蘇珊·斯塔夫(Susan Staves)是一位學者,她堅持認為女人氣的花花公子並不是某種“同性戀雛形”,而是一種“新新人類”:“這些老派、女氣的花花公子,他們所謂的女氣只是一種早期不完美的嘗試,他們希望自己是優雅、正經、敏銳的。現代人大多都認為這些是十分理想的男性美德。”但在18世紀中葉,fop一詞的使用有了特殊的含義,特別是與macaroni一起使用時更甚(譯者注:fop是指過分講究衣飾或舉止的花花公子;macaroni特指18世紀效仿歐洲大陸時尚的英國花花公子)。

《現在,你是個徹頭徹尾的花花公子了》(Now Sr. You’r a Compleat Macaroni,約1772年)

耶魯大學收藏了很多傢俱、藝術品、書籍和印刷品,這些藏品曾由名鑒賞家、作家、政治家霍拉斯·沃波爾(1717-1797)所有,他的兒子就是被稱為英國第一首相的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霍拉斯一直沒有結婚,他標榜自己是老派的花花公子(fop)。他首次將1764年“麥卡羅尼俱樂部”(Maccaroni club)的存在寫進了書中。這個俱樂部裡有“所有留著長卷髮,戴著間諜眼鏡、旅行經歷豐富的年輕人”。這種“旅行經歷豐富”的特點,或者至少是某些歐洲大陸式矯揉做作的特徵,讓這些花花公子從人群中脫穎而出。這幾個特徵也確實是macaroni這個特殊標籤背後隱藏的含義。英國的愛國人士喜歡吃烤牛肉,但剛從歐洲大陸旅遊歸來的貴族則喜歡炫耀他們新嘗到的義大利美食——尤其是對義大利麵食——通心粉的熱愛。所以人們才開始用通心粉的英文單詞macaroni特指這些花花公子。

這類花花公子不僅在食物上深受歐洲大陸的影響,在著裝上也是一樣——關注歐洲大陸的時尚是花花公子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數百張諷刺畫的主題。在此類印刷品中,《花花公子的更衣室》(A Macaroni Dressing Room)出版於1772年,描繪了一群受歐洲大陸影響、沉迷于時尚的花花公子。在作品正中間,一個男子戴著美容面飾,衣著浮誇的美髮師和黑人助理正在打理他的假髮。另一個人在練習擊劍,還有一個人在逗弄寵物鸚鵡:

《花花公子的更衣室》(A Macaroni Dressing Room,1772)細節圖

這意味著他們不僅淪為了所謂“虛榮心”的犧牲者,而他們的虛榮心是想要表現時尚女性的特徵,還要被法國興起的“精英生活方式”這一概念所奴役。紈絝主義(Dandyism)就像是在和海峽對面的敵對國、在和那些迷戀奢侈的敵人調情,無比叛逆,惹人非議。

彼得·麥克尼爾(Peter McNeill)認為,這種鍾愛異國風情的品位不僅可以用“女氣”來概括,還可以用性偏好來表示:“到18世紀60年代,macaroni這種花花公子出現,人們認為這些花花公子對時尚如此關注,說明他們對女性缺乏興趣,或者女性對他們而言可能根本就沒有吸引力。”從這個角度來看,更衣室裡的花花公子們是為了彼此的利益在打扮,為了壓倒女性。

事實上,18世紀後期的花花公子都認為,旅行經歷豐富的年輕人從國外帶回了很多東西,珍罕的美食和服飾並不是其中唯一奇怪的東西。信奉天主教的義大利和信奉新教的英國因這類怪癖聯繫在一起,也許是羅馬教廷的不婚禁忌,人們認為他們的性能量都用在了通姦或雞奸。這其中隱含著更深層的含義:周遊歐洲的英國貴族也可能把對此類惡習的品位和喜愛帶回了英國。

《天呀,這是我的兒子湯姆嗎》(約1773年)(Well-a-day, Is this my Son Tom)。其他版本中的父親是一個農夫的形象,畫中的場景也更城市化。由此表示:不只是出國旅行會造就一個花花公子,單純只是城市的影響也可以。

18世紀70年代早期,倫敦時尚圈發生了一系列醜聞事件,花花公子“macaroni”這個詞擁有了更加奇怪的走向:男同性戀的形象開始真正意義上地出現在了大眾的視野中。其中最突出的可能是上尉羅伯特·鐘斯(Captain Robert Jones)之案。1772年7月,鐘斯上尉被判對一名13歲男孩實行雞奸,在老貝利街(中央刑事法庭)被判處絞刑。10月,他獲得皇家赦免。因為有新證據表明,受害男孩的證詞可能並不可靠。此後,他便離開了英國。鐘斯在時尚花花公子界的知名度很高(他因為普及了滑冰和煙花而備受注目),大眾指責他最終被赦免之事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掩飾行為。有很多觀點直接針對鐘斯犯下的罪行,態度明確,如1772年8月5日《公共書刊》(Public Ledger)上發表的一封信件。這封信宣稱,“這位軍界的花花公子”其實就是“過多地沉迷於放蕩和奢侈”。作者借此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雞奸不僅是個人見不得人的惡習,更是近來一種花花公子的定義性特徵。他還警告這些人,“所以你們這些花花公子,你們這些渾身香噴噴、不男不女的東西,要從同類(鐘斯)的結局中吸取教訓”。

煙火花花公子(The Fire-Work Macaroni,1772),大眾普遍認為這幅畫描繪的正是因煙花出名的羅伯特·鐘斯。

1778年3月下旬或4月初,海斯特·林奇·施拉爾·皮奧齊 (Hester Lynch Thrale Piozzi,1741-1821)在一篇未注明日期的日記中回憶道:

1772年,鐘斯上尉被判有違人類本性,被判處死刑:他是一位紳士,因其在煙花藝術上的發明而聞名,他還對煙花進行了改造;全城都愛上了他的兩件作品,它們在馬里波恩花園展出,備受讚賞,即《埃特納山洞穴內的沃爾坎火山》(Forge of Vulcan in the Cave of Mount Etna)和《從地獄召喚歐律狄刻》(calling Eurydice out of Hell)。史蒂文斯說,如果鐘斯被赦免,也許他就能指引我們破壞罪惡之地和罪惡之都;這將產生非比尋常的效果。

她是百科全書學家撒母耳·詹森(Samuel Johnson)的朋友,也是他文學圈子的成員之一。釀造業大王亨利·薩爾(Henry Thrale)是她的第一任丈夫,1781年丈夫去世後她得到了自由和不盡的財富。三年後,她和義大利音樂家、作曲家加布裡埃爾·皮奧齊(Henry Thrale)成婚,成為皮奧齊夫人。皮奧齊夫人一生寫了很多信,她從1776年開始寫一本日記。在這本日記中,她評論了很多她認識或她認為可能是同性戀的男女。例如,1794年3月29日,她寫信和一個朋友談起了一些男人的事情,談到了霍利斯·曼(Horace Mann),他是霍洛斯·沃波爾的密友:

格雷特黑德夫人和我把這些人稱作手指指揮家——這似乎是個比“雞奸者”更優雅、更好聽的詞:老霍利斯·曼和詹姆斯先生在講話時都會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扭動手指——我看到蘇維托尼烏斯(Suetonius)將同樣的事情告訴羅馬皇帝時,“他手指的動作也是這般”。

圖片由Robert Dighton提供,這是Richard Cosway想像給自己畫像的作品,左邊是他本人。他被戲稱為“花花公子畫家(Macaroni Painter)”或“比利的酒窩(Billy Dimple)”。

鐘斯上尉一案點燃了公眾的怒火,由此我們大概可以看到花花公子和同性戀之間的聯繫;那些好色的花花公子,他們既會掠奪男女的財富和脆弱,其娘娘腔的本質也和女人的性情類似。這些花花公子的存在告訴我們,男同性戀的流行觀念一直發展到了今天。在19世紀,醫學上將同性戀看作是一種心理異常,這種提法雖然建立了看待同性戀的准科學基礎,但它並沒有完全顛覆那些和性別、性犯罪有關的陳舊觀念。從這些想法中,我們可以理解維多利亞時期公眾對轟動一時的雞奸案的態度,那是奧斯卡·王爾德在1895年的故事。他被看作是陰柔、時尚、染指青年男性的花花公子。但鐘斯上尉之案和當時花花公子的情況反映出,在奧斯卡和他愛人阿爾弗雷德·道格拉斯成為維多利亞時期英國最臭名昭著的男同性戀之前,男同性戀的歷史其實要更複雜、也更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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