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日海戰， 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甲午戰爭。
在那次戰爭中， 中國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滅， 清政府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承認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 賠償軍費白銀2億兩， 允許日本在中國開設工廠， 開闢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等地為商埠。
說起哪一條， 都是屈辱的血淚史。
但是， 卻鮮有人知， 中日之間的首次海戰， 發生在遙遠的盛唐， 唐朝、新羅聯軍將軍力皆數倍於己的日本、百濟聯軍在朝鮮半島的白江口打得大敗， 堪稱一次經典海戰。
1海軍在唐朝迎來新的發展期
中國海軍（或稱水軍）歷史悠久， 早在“秦漢時期， 我國的艦船製造技術已經達到了成熟階段， 船體龐大， 雄偉堅固， 甲板建有高樓柵寨， 能在海上抗風斗浪、設備齊全的樓船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 這時水軍已經發展成為比較強大的獨立軍種， 專門從事海上戰鬥”。
漢武帝在平南越和衛氏朝鮮的戰爭中都曾使用過海軍， 其樓船軍多達十萬。
到隋唐時期， 海軍又有了新的發展， 隋煬帝東征高句麗時曾多次使用海軍， 唐太宗為了東征高句麗也大建海軍。 此外， 唐朝海上絲綢之路開始興盛， 為了保護商船， 海軍開始被重視。
海軍是一國科技和生產力水準的集中體現， 唐初先進的經濟文化和生產力水準， 為海軍履行其職責、完成其任務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也決定了當時海軍的編成編制和戰略戰術。
唐初海軍規模巨大， 裝備也很先進。 為適應作戰需要， 唐初海軍所配備的艦船按其用途分為若干類型。
據杜佑《通典兵十三水準及水戰具附》記載：
當時軍用艦船有六種類型：樓船、艨艟、鬥艦、走舸、遊艇和海鶻。
其中， 比較大型的是主力戰船， 稱為“艦”或“樓船”， 有2層、3層、4層， 甚至4層以上甲板的。
中型的是用於攻戰追擊的戰船，
此外， 唐朝還發明了車船（輪槳船）、能噴火的火船， 船種特別齊全。
海軍除艦船外，還必須裝備與之配套的兵器，否則也無法作戰。按當時的技術，海軍的主要兵器除常用的刀、劍、矛、槍、弓、弩外，當有絞車弩、拍竿和炮車及配套的箭、石等。唐朝的航海技術、導航技術也都發展到了比較興盛的高度。
綜上所述，都是唐朝能在首次中日海戰取勝的原因。
2白江口海戰一戰展國威軍威
朝鮮半島在西元1世紀左右進入三國時代，分成高句麗(又稱高麗)、新羅、百濟三個國家。西元6世紀時，和中國接壤的高句麗因為中國隋唐王朝的入侵，為抗衡中國，高句麗便與突厥、百濟、以及與百濟關係密切的日本結成同盟，而中國則與受到高句麗、百濟威脅的新羅國結盟。
645年（貞觀十九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駕親征，率陸軍六萬，水軍四萬，又發新羅、契丹、奚等國、部兵，進擊高句麗。
唐軍初進克捷，攻克蓋牟城（今遼寧蓋平）、沙卑城（今遼寧複縣），並克陷遼東（今遼寧遼陽）堅城。不久，唐軍又陷白崖城（今遼陽東），進向安市（今遼寧蓋平東北）進發。
由於戰線過長，以及部分戰術失誤，戰事陷入膠著數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氣，太宗惜愛將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師。也正是此戰之後，唐太宗意識到海軍的重要作用，開始大舉發展海軍。
648年（貞觀二十二年），太宗本準備集三十萬大軍，以長孫無忌為大總管，一舉擊滅高句麗。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句麗又逃過一劫。
未能在有生之年征服高句麗，成了隋煬帝和唐太宗同樣的心中的痛。
唐高宗即位後，新羅聯唐的戰略意圖已經十分明顯，頻頻遣使入貢，或遣王子入衛。百濟恃高句麗之援，不但屢屢侵犯新羅，還斷絕了對唐的通貢。恰在此時，日本使節來唐朝貢將要回國。唐高宗便賜倭王璽書，要他援助新羅。高宗不瞭解，日本與百濟關係原本勝於新羅，自然不可能援助。
660年，唐高宗見屢次勸諭無效，便決定一攬子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的方案，戰略方針是先滅百濟，然後形成南北合圍高句麗之勢。於是命令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率軍13萬討伐百濟。
蘇定方引軍自山東成山渡海，從海路進逼百濟，新羅王也出兵助唐。很快唐羅聯軍就攻陷了百濟王城，百濟因此被滅。百濟貴族一部分投降唐軍，另一部分不甘滅亡，企圖收復故國。
661年，唐將蘇定方又攻打高句麗，遇大雪酷寒，唐軍不得不班師。但是劉仁軌上表，表示要繼續堅守在百濟，高宗深覺劉仁軌言之有理，便讓唐軍繼續留在百濟城堅守。
劉仁軌先出奇兵，首發制人，率軍先端掉真峴城（今韓國鎮岑縣），雖然此城“臨江高陸”，唐軍連夜奇襲，一舉攻破，“遂通新羅運糧之路”。
而百濟內部發生火拼。百濟王子扶余豐越來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扶餘福信被殺。於是，劉仁師、劉仁願以及新羅王金法敏率陸軍，劉仁軌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濟王子扶余隆率水軍，從熊津江出發，水陸並進，直趨白江口，準備合軍直搗固周堅城。
663年（高宗龍朔三年）八月，劉仁軌水軍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國水軍四百餘艘也綿延駛至。寬闊水面上，唐、倭兩路水軍對峙。
於是，中日之間的首次海戰，就這樣開場了。
對於這場戰爭，《舊唐書》的記錄是：仁軌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
唐朝水師打日本水師，那就是完全的技術性碾壓，日本人倒是比較詳細的記錄了。說唐朝水師採用包圍技術，把日本水師圍在中間，日本船擠成一團，根本動彈不得，只得呆呆受打。
《新唐書劉裴婁》也有這樣的記載：“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為丹。”
由於唐朝新羅聯軍只有1.2萬人和戰船170餘隻，而日本百濟聯軍卻有4.7萬人和戰船800餘隻，力量懸殊。
為了分散日本聯軍的兵力和精力，劉仁軌主張由從陸路進擊白村江上游城市周留（今韓國扶安），切斷日本水軍的陸上補給和支援。而水路則在劉仁軌、杜爽及扶餘隆的率領下，在白江口等待阻擊日本軍艦。
日軍將領和百濟國王也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實力，他們認為日軍有戰船400余艘，唐軍僅百餘艘，盲目的認為“我等爭先，彼應自退”。
於是，未加整頓部署，便“率日本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雙方展開了激烈海戰，唐軍“左右夾船繞戰”，打亂了日軍陣形，致使日軍“赴水溺死者眾，艫舳不得迴旋”，最終，日軍戰船全部被焚毀，一時間“海水盡赤”，數萬日軍或溺死、或被唐軍捕獲。
3白江口海戰的歷史意義
唐倭海軍白江口之戰，結束了新羅與百濟間的長期糾紛，同時使倭國受到嚴重打擊。高句麗讓唐帝國給滅了，百濟讓唐帝國給滅了，日本讓唐帝國攆走，剩下以中國後裔為主的新羅統一了整個朝鮮半島。唐帝國還把自己的疆界一直擴到朝鮮北部，在平壤設立安東都護府。
同時，白江口戰役直接影響了唐朝在國際上的聲望。在白江口戰役之前，唐朝作為一個剛剛成立的國家，在處理周邊的國際事務上，一直採取著退讓的政策，這時的唐朝是以休養生息為主的，但是到了白江口戰役之後，唐朝水軍的綜合戰鬥能力真正的表現了出來，這樣對於唐朝來說，提升了它在國際上的威望，對於周邊的一些小國家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
白江口海戰的勝利，促使唐朝更加重視和發展海上作戰力量，也為宋朝和明朝海上力量的興盛奠定了一定基礎。
戰爭是和平穩定的重要威懾手段。白江口海戰使日本在此後多年停止在亞洲對於周邊國家的侵略。直到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中間元朝擊倭不算數），近一千年間日本未敢再對中國叫板。
白江口海戰的勝利，徹底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鮮半島的野心，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軍進攻本土，自西元664年開始，在國內耗費鉅資，修築了4道防線，此後日本調整對外政策，向唐朝臣服，開始以中國為師，謀求自強。
900多年後的1598年，明朝與日本也同在朝鮮半島打了露梁海戰，使此後300年無戰事，說明必須以強大的軍力來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
但是，唐在幫助新羅統一了朝鮮半島後，卻並未向日本本土出兵。日本卻由此認識到自身的不足，打開國門，積極向唐朝學習先進的生產文化，鞏固了“大化改新”的輝煌成果。
面對強盛的大唐帝國，戰爭的慘痛教訓，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對外政策。於是，日本及時修正對外政策，恢復了與唐朝的國交，開始積極選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學習唐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白江口海戰使日本下定決心加速進入“唐風文化時代”和快速轉型為律令制國家，並在701年將國號從倭國改為日本，日本正是遵從學習強者的民族心理，實施多年的海洋戰略，終於在1000多年後將北洋水師掀翻，令人感慨。
而當前的中國，早已如醒來的巨龍，中國的海上力量，足以向遙遠的盛唐致敬，絕不會懼怕任何來侵力量。現在的朝鮮半島，形勢依然如唐朝初期般複雜混亂，但是只要有中國在，日本直流就休想鬧事！
海軍除艦船外，還必須裝備與之配套的兵器，否則也無法作戰。按當時的技術，海軍的主要兵器除常用的刀、劍、矛、槍、弓、弩外，當有絞車弩、拍竿和炮車及配套的箭、石等。唐朝的航海技術、導航技術也都發展到了比較興盛的高度。
綜上所述，都是唐朝能在首次中日海戰取勝的原因。
2白江口海戰一戰展國威軍威
朝鮮半島在西元1世紀左右進入三國時代，分成高句麗(又稱高麗)、新羅、百濟三個國家。西元6世紀時，和中國接壤的高句麗因為中國隋唐王朝的入侵，為抗衡中國，高句麗便與突厥、百濟、以及與百濟關係密切的日本結成同盟，而中國則與受到高句麗、百濟威脅的新羅國結盟。
645年（貞觀十九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駕親征，率陸軍六萬，水軍四萬，又發新羅、契丹、奚等國、部兵，進擊高句麗。
唐軍初進克捷，攻克蓋牟城（今遼寧蓋平）、沙卑城（今遼寧複縣），並克陷遼東（今遼寧遼陽）堅城。不久，唐軍又陷白崖城（今遼陽東），進向安市（今遼寧蓋平東北）進發。
由於戰線過長，以及部分戰術失誤，戰事陷入膠著數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氣，太宗惜愛將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師。也正是此戰之後，唐太宗意識到海軍的重要作用，開始大舉發展海軍。
648年（貞觀二十二年），太宗本準備集三十萬大軍，以長孫無忌為大總管，一舉擊滅高句麗。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句麗又逃過一劫。
未能在有生之年征服高句麗，成了隋煬帝和唐太宗同樣的心中的痛。
唐高宗即位後，新羅聯唐的戰略意圖已經十分明顯，頻頻遣使入貢，或遣王子入衛。百濟恃高句麗之援，不但屢屢侵犯新羅，還斷絕了對唐的通貢。恰在此時，日本使節來唐朝貢將要回國。唐高宗便賜倭王璽書，要他援助新羅。高宗不瞭解，日本與百濟關係原本勝於新羅，自然不可能援助。
660年，唐高宗見屢次勸諭無效，便決定一攬子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的方案，戰略方針是先滅百濟，然後形成南北合圍高句麗之勢。於是命令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率軍13萬討伐百濟。
蘇定方引軍自山東成山渡海，從海路進逼百濟，新羅王也出兵助唐。很快唐羅聯軍就攻陷了百濟王城，百濟因此被滅。百濟貴族一部分投降唐軍，另一部分不甘滅亡，企圖收復故國。
661年，唐將蘇定方又攻打高句麗，遇大雪酷寒，唐軍不得不班師。但是劉仁軌上表，表示要繼續堅守在百濟，高宗深覺劉仁軌言之有理，便讓唐軍繼續留在百濟城堅守。
劉仁軌先出奇兵，首發制人，率軍先端掉真峴城（今韓國鎮岑縣），雖然此城“臨江高陸”，唐軍連夜奇襲，一舉攻破，“遂通新羅運糧之路”。
而百濟內部發生火拼。百濟王子扶余豐越來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扶餘福信被殺。於是，劉仁師、劉仁願以及新羅王金法敏率陸軍，劉仁軌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濟王子扶余隆率水軍，從熊津江出發，水陸並進，直趨白江口，準備合軍直搗固周堅城。
663年（高宗龍朔三年）八月，劉仁軌水軍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國水軍四百餘艘也綿延駛至。寬闊水面上，唐、倭兩路水軍對峙。
於是，中日之間的首次海戰，就這樣開場了。
對於這場戰爭，《舊唐書》的記錄是：仁軌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
唐朝水師打日本水師，那就是完全的技術性碾壓，日本人倒是比較詳細的記錄了。說唐朝水師採用包圍技術，把日本水師圍在中間，日本船擠成一團，根本動彈不得，只得呆呆受打。
《新唐書劉裴婁》也有這樣的記載：“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為丹。”
由於唐朝新羅聯軍只有1.2萬人和戰船170餘隻，而日本百濟聯軍卻有4.7萬人和戰船800餘隻，力量懸殊。
為了分散日本聯軍的兵力和精力，劉仁軌主張由從陸路進擊白村江上游城市周留（今韓國扶安），切斷日本水軍的陸上補給和支援。而水路則在劉仁軌、杜爽及扶餘隆的率領下，在白江口等待阻擊日本軍艦。
日軍將領和百濟國王也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實力，他們認為日軍有戰船400余艘，唐軍僅百餘艘，盲目的認為“我等爭先，彼應自退”。
於是，未加整頓部署，便“率日本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雙方展開了激烈海戰，唐軍“左右夾船繞戰”，打亂了日軍陣形，致使日軍“赴水溺死者眾，艫舳不得迴旋”，最終，日軍戰船全部被焚毀，一時間“海水盡赤”，數萬日軍或溺死、或被唐軍捕獲。
3白江口海戰的歷史意義
唐倭海軍白江口之戰，結束了新羅與百濟間的長期糾紛，同時使倭國受到嚴重打擊。高句麗讓唐帝國給滅了，百濟讓唐帝國給滅了，日本讓唐帝國攆走，剩下以中國後裔為主的新羅統一了整個朝鮮半島。唐帝國還把自己的疆界一直擴到朝鮮北部，在平壤設立安東都護府。
同時，白江口戰役直接影響了唐朝在國際上的聲望。在白江口戰役之前，唐朝作為一個剛剛成立的國家，在處理周邊的國際事務上，一直採取著退讓的政策，這時的唐朝是以休養生息為主的，但是到了白江口戰役之後，唐朝水軍的綜合戰鬥能力真正的表現了出來，這樣對於唐朝來說，提升了它在國際上的威望，對於周邊的一些小國家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
白江口海戰的勝利，促使唐朝更加重視和發展海上作戰力量，也為宋朝和明朝海上力量的興盛奠定了一定基礎。
戰爭是和平穩定的重要威懾手段。白江口海戰使日本在此後多年停止在亞洲對於周邊國家的侵略。直到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中間元朝擊倭不算數），近一千年間日本未敢再對中國叫板。
白江口海戰的勝利，徹底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鮮半島的野心，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軍進攻本土，自西元664年開始，在國內耗費鉅資，修築了4道防線，此後日本調整對外政策，向唐朝臣服，開始以中國為師，謀求自強。
900多年後的1598年，明朝與日本也同在朝鮮半島打了露梁海戰，使此後300年無戰事，說明必須以強大的軍力來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
但是，唐在幫助新羅統一了朝鮮半島後，卻並未向日本本土出兵。日本卻由此認識到自身的不足，打開國門，積極向唐朝學習先進的生產文化，鞏固了“大化改新”的輝煌成果。
面對強盛的大唐帝國，戰爭的慘痛教訓，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對外政策。於是，日本及時修正對外政策，恢復了與唐朝的國交，開始積極選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學習唐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白江口海戰使日本下定決心加速進入“唐風文化時代”和快速轉型為律令制國家，並在701年將國號從倭國改為日本，日本正是遵從學習強者的民族心理，實施多年的海洋戰略，終於在1000多年後將北洋水師掀翻，令人感慨。
而當前的中國，早已如醒來的巨龍，中國的海上力量，足以向遙遠的盛唐致敬，絕不會懼怕任何來侵力量。現在的朝鮮半島，形勢依然如唐朝初期般複雜混亂，但是只要有中國在，日本直流就休想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