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蘇軾， 人們的頭腦中便出現一個的風流倜儻的才子形象， 但你想不到的是， 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重視和提出了國家文化與資訊安全的策略，
一、
提起歷史上的大韓民族， 真是乏善可數， 用“牆頭上的草”來形容它更為合適。 唐朝強大時， 高麗王朝被打敗了， 自願做了華夏的小弟， 成了中國的屬國。 但當遼國在北方強大起來的時候， 馬上投入契丹人的懷裡做了奴才。
當了契丹人走狗也就罷了， 還時不時向北宋獻媚， 來個政治文化交流， 背後搞卻起小動作來。
高麗人可恥的充當遼國的間諜， 這可真利用北宋官員毫無防範的心理。
讓我們看看北宋的官員“疏忽大意”到了何種地步！
元豐四年（西元1081 年）， 在西北， 北宋與西夏緊張對峙期間， 戰爭烏雲密佈。 此時神宗皇帝在朝廷大發雷霆， 怒駡官員“缺心眼”， 原因是朝廷商議的布戰方略和作戰方針，
神宗皇帝很生氣， 發文警告官員：“其令河東、陝西諸路轉運、經略等司， 遍約束轄下文武官， 不得與河北及四方親識通書說邊事， 若有彰露， 當械送下獄， 終身廢棄。 ”大意是說哪個官員再洩密， 就要送進監獄永不再為官。
熙寧九年（1076年）， 遼國派耶律孝淳出使北宋， 北宋負責接待的是員外郎朱溫。
兩國使臣見面不免寒暄起來。
耶律孝淳問朱溫：你們南方的發生了什麼事情？
朱溫回答：南方少數蠻族叛亂了， 現在正派人討伐。
耶律孝淳問：派了士兵有一二萬麼？
朱溫答：就一兩千士兵。
耶律孝淳又問：誰為將？
朱溫回答：郭逵、趙卨。
一個外交官竟然是如此幼稚， 對遼使耶律孝淳有問必答， 當然朝廷最後就罷免了朱溫， 可是朱溫還覺得很委屈。
北宋官員之所以這樣可是有歷史原因的。 唐朝是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顯示出博大的胸襟， 幾乎沒有國家能與之匹敵。 雖然國外的遣唐使、留學生不僅能到中國學習各種文化典章制度， 還能在唐朝擔任職務， 根本就構不成對中國的威脅， 所以唐朝官員的國家文化資訊保密意識很淡薄。
到北宋時， 北方契丹發展起來， 對北宋的構成巨大的威脅。 但北宋官員還有受唐朝影響， 根本沒有國家文化資訊保密的意識， 加上當時政治開明， 言論寬鬆， 士大夫輕談國事，
高麗人自古就會鑽愛空子， 豈能放過這個大好機會？
二、
識破高麗人間諜陰謀的就是蘇軾。
說到這起間諜事件， 真是有點諷刺的意味， 因為至今這件事還被當成中朝友好的歷史見證，
北宋時， 有個杭州僧人叫淨源， 坐船去了高麗， 認識了當時大名鼎鼎的義天， 這義天可是高麗國最有道的高僧， 他本是高麗王子、後來當了國師。 兩位高僧成了好朋友。
後來淨源回國以後便圓寂了。 元佑四年（1089年）， 義天就要到中國來，藉口一是為祭奠淨源，二是為皇太后送壽禮。
北宋王庭對此十分重視，立刻把義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當成北宋和高麗恢復外交關係的機會，仿佛又開始中朝兩國友好的新篇章，要給義天來訪以政策上的重視和支持。
但當時蘇軾上奏哲宗和朝廷，說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這份上書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份國家文化資訊的安全的檔。其大意如下：
按以前的規格接待義天，花費巨大，地方被騷擾，勞民傷財；高麗人停留時，可以圖畫山川，購買書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對國家與契丹對戰中留下隱患；應該對義天來朝警惕；要求朝廷對暗中與高麗勾結的僧人和奸商給予嚴辦。
當時哲宗皇帝立即採納，朝廷開始執行，結果義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動都受到了限制。
三、
可是即便如此，事情還是出乎了蘇軾的意料之外！
到了第二年，蘇軾的弟弟蘇轍出使遼國時，驚奇的發現“宋朝民間印行文字多已流傳在彼（遼國）”，回到了宋朝，兄弟倆地意識到，涉及國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軍事機密已被出賣給了契丹人。
蘇轍立刻給禮部提出意見，內容包括三方面：
1、涉及國家安全和重要資訊的圖書的出版、印行要嚴加禁止或監督控制；
2、轉運使、開封府、國子監等機構防止涉密圖書文字流傳到國外；
3、各州縣、監司、國子監機構監督民間雕版印刷書籍。
這恐怕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出版發行的審核許可制度，也是最早的關於國家文化安全方面的保密政策了。
後來朝廷在蘇軾蘇轍建議下，削減了高麗外交使館的人數、停留的時間。規定如果高麗人外出買的東西發現有違禁品，立刻委婉沒收，給以相應的錢數。如果書店把涉及到時政或邊防的書籍出售給高麗人，就要查封。
這下高麗使者蒙圈了，賊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來，厚著臉皮爛臉的要求看《太平御覽》，這可是國家各個方面的資料總匯，所以當時蘇軾領導的禮部“以禁書難為傳示外國，故不許。”雖然高麗多次重金求購《太平御覽》，但是一直沒有得逞。
可是高麗人與蘇軾的鬥爭卻笑到了最後，北宋的國情還是被遼國掌握了。
這又是怎麼造成的呢？
四、
元佑八年（1093年），高麗人又死皮賴臉的要求購買《冊府元龜》《太學敕式》等書籍，這些書可是關於北宋政治理論及其制度建設的書籍。
北宋朝廷對於賣不賣書形成兩派：
以蘇軾領導的禮部堅決反對，蘇軾專門羅列了賣書的“五害”：經濟上得少失多；過程暗損民力；高麗所得必為契丹所獲，等於借寇資盜；國家虛實被窺測；可能授人以柄。
他如果北宋的政治動態、社會虛實這些情報都被契丹掌握的話，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太大了。
以董敦逸為主的尚書省同意賣書，他們認為中華圖書典籍的境外傳播是“柔遠”之道，顯示了宋朝寬廣的胸襟氣度，認為蘇軾蘇轍兩兄弟是小題大做，杞人憂天。說蘇軾兄弟 “拒違君命”要求嚴懲。
幸好太皇太后心中明白是董敦逸這是借題發揮，主要打擊以蘇軾為主的川派文人，於是就把董氏貶為湖北運判。蘇軾兄弟暫時獲勝。
但不久太后去世，哲宗親政，政治風向突變，蘇軾兄弟被貶謫到嶺南，歷史上這場維護國家文化與資訊安全政策，反對高麗間諜活動就戛然而止，讓人扼腕歎息。
最後北宋大量國家文獻又流入高麗轉到遼國。結果給北宋的外交帶來了巨大的麻煩……
五、
就在蘇軾蘇轍被貶謫後，北宋的底細、談判籌碼都被人掌握了，還能有好結果麼？
1105年，宋朝對西夏在軍事上完全處於優勢地位，馬上就能取得政治和軍事上的勝利了，此時西夏主動和遼國通婚，向遼國求救。
遼國這時候雖然已經外強中乾、行將滅亡，但是它更瞭解宋朝，居然冒充“大尾巴狼”調解北宋與西夏的關係。在這次外交調解中，遼朝真是知己知彼，沒有費一兵一卒，就阻止北宋最後對西夏的軍事成就。而北宋根本不瞭解遼國的虛實和是否有真正作戰的意圖，只能又一次承受了恥辱。
遼國衰弱後，更強大的金國興起，這時北宋才真正認識國家安全受到了威脅，才有人想起了蘇氏兄弟的國家安全的策略。
到北宋即將滅亡的前夕，宋欽宗即位，禦史胡舜陟上書說，高麗這些年出使我國，讓我們經濟負擔很重。以前高麗為契丹賣命，今天一定會為金國辦事，來探聽我們國家虛實，應該停止使臣來訪了。
古人胡舜陟的“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金國”這句話真是對韓國民族性格最恰當的評價了，千百年可是一直沒有變，我不得不佩服古人智慧。
當然朝廷立刻採納，規定高麗使者第二年必須回國，也不像以前免費提供一切費用了。但是為時已晚，沒到一年，北宋滅亡。
南宋高宗皇帝接受教訓，減少、終止高麗來使。到了南宋孝宗時，南宋與高麗徹底斷交，再不來往。可惜蘇軾已經看不到了。
再讀這段歷史，我們不僅讚歎蘇軾在文學上造詣成就，更為他超前的眼光而折服。
如果韓國人知道他們崇拜文豪有這樣故事，心裡又不知作何感想？
義天就要到中國來，藉口一是為祭奠淨源，二是為皇太后送壽禮。北宋王庭對此十分重視，立刻把義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當成北宋和高麗恢復外交關係的機會，仿佛又開始中朝兩國友好的新篇章，要給義天來訪以政策上的重視和支持。
但當時蘇軾上奏哲宗和朝廷，說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這份上書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份國家文化資訊的安全的檔。其大意如下：
按以前的規格接待義天，花費巨大，地方被騷擾，勞民傷財；高麗人停留時，可以圖畫山川，購買書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對國家與契丹對戰中留下隱患；應該對義天來朝警惕；要求朝廷對暗中與高麗勾結的僧人和奸商給予嚴辦。
當時哲宗皇帝立即採納，朝廷開始執行，結果義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動都受到了限制。
三、
可是即便如此，事情還是出乎了蘇軾的意料之外！
到了第二年，蘇軾的弟弟蘇轍出使遼國時，驚奇的發現“宋朝民間印行文字多已流傳在彼（遼國）”，回到了宋朝，兄弟倆地意識到，涉及國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軍事機密已被出賣給了契丹人。
蘇轍立刻給禮部提出意見，內容包括三方面：
1、涉及國家安全和重要資訊的圖書的出版、印行要嚴加禁止或監督控制；
2、轉運使、開封府、國子監等機構防止涉密圖書文字流傳到國外；
3、各州縣、監司、國子監機構監督民間雕版印刷書籍。
這恐怕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出版發行的審核許可制度，也是最早的關於國家文化安全方面的保密政策了。
後來朝廷在蘇軾蘇轍建議下，削減了高麗外交使館的人數、停留的時間。規定如果高麗人外出買的東西發現有違禁品，立刻委婉沒收，給以相應的錢數。如果書店把涉及到時政或邊防的書籍出售給高麗人，就要查封。
這下高麗使者蒙圈了，賊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來，厚著臉皮爛臉的要求看《太平御覽》，這可是國家各個方面的資料總匯，所以當時蘇軾領導的禮部“以禁書難為傳示外國，故不許。”雖然高麗多次重金求購《太平御覽》，但是一直沒有得逞。
可是高麗人與蘇軾的鬥爭卻笑到了最後，北宋的國情還是被遼國掌握了。
這又是怎麼造成的呢？
四、
元佑八年（1093年），高麗人又死皮賴臉的要求購買《冊府元龜》《太學敕式》等書籍，這些書可是關於北宋政治理論及其制度建設的書籍。
北宋朝廷對於賣不賣書形成兩派：
以蘇軾領導的禮部堅決反對，蘇軾專門羅列了賣書的“五害”：經濟上得少失多；過程暗損民力；高麗所得必為契丹所獲，等於借寇資盜；國家虛實被窺測；可能授人以柄。
他如果北宋的政治動態、社會虛實這些情報都被契丹掌握的話，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太大了。
以董敦逸為主的尚書省同意賣書，他們認為中華圖書典籍的境外傳播是“柔遠”之道，顯示了宋朝寬廣的胸襟氣度，認為蘇軾蘇轍兩兄弟是小題大做，杞人憂天。說蘇軾兄弟 “拒違君命”要求嚴懲。
幸好太皇太后心中明白是董敦逸這是借題發揮，主要打擊以蘇軾為主的川派文人，於是就把董氏貶為湖北運判。蘇軾兄弟暫時獲勝。
但不久太后去世，哲宗親政，政治風向突變，蘇軾兄弟被貶謫到嶺南，歷史上這場維護國家文化與資訊安全政策，反對高麗間諜活動就戛然而止，讓人扼腕歎息。
最後北宋大量國家文獻又流入高麗轉到遼國。結果給北宋的外交帶來了巨大的麻煩……
五、
就在蘇軾蘇轍被貶謫後，北宋的底細、談判籌碼都被人掌握了，還能有好結果麼？
1105年，宋朝對西夏在軍事上完全處於優勢地位，馬上就能取得政治和軍事上的勝利了，此時西夏主動和遼國通婚，向遼國求救。
遼國這時候雖然已經外強中乾、行將滅亡，但是它更瞭解宋朝，居然冒充“大尾巴狼”調解北宋與西夏的關係。在這次外交調解中，遼朝真是知己知彼，沒有費一兵一卒，就阻止北宋最後對西夏的軍事成就。而北宋根本不瞭解遼國的虛實和是否有真正作戰的意圖，只能又一次承受了恥辱。
遼國衰弱後，更強大的金國興起，這時北宋才真正認識國家安全受到了威脅，才有人想起了蘇氏兄弟的國家安全的策略。
到北宋即將滅亡的前夕，宋欽宗即位，禦史胡舜陟上書說，高麗這些年出使我國，讓我們經濟負擔很重。以前高麗為契丹賣命，今天一定會為金國辦事，來探聽我們國家虛實，應該停止使臣來訪了。
古人胡舜陟的“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金國”這句話真是對韓國民族性格最恰當的評價了，千百年可是一直沒有變，我不得不佩服古人智慧。
當然朝廷立刻採納，規定高麗使者第二年必須回國，也不像以前免費提供一切費用了。但是為時已晚，沒到一年，北宋滅亡。
南宋高宗皇帝接受教訓，減少、終止高麗來使。到了南宋孝宗時，南宋與高麗徹底斷交，再不來往。可惜蘇軾已經看不到了。
再讀這段歷史，我們不僅讚歎蘇軾在文學上造詣成就，更為他超前的眼光而折服。
如果韓國人知道他們崇拜文豪有這樣故事，心裡又不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