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廿年：從《查禁鴉☆禁☆片煙章程》到廓爾喀戰爭，清朝滅亡的序曲

文/江隱龍

在共和國的歷史時代劃分體系中， 中國近代史的起點被定格在了第一次英中戰爭爆發的道光廿年（1840年）。 這一場清帝國的“首敗”被中國稱為鴉片戰爭， 鴉片源於戰爭的導火索；而在英國， 這場戰爭被稱為通商戰爭， 通商則敘述了戰爭的目的。 在大而弱的清帝國眼中， “鴉片”一詞包含著罪惡、侵略、強權與不公， 同時也隱藏著一個古老文明在日漸衰落中的產生的排外恥感；而在大不列顛帝國眼中， “通商”只是經濟全球化中勢必經歷的一步， 哪怕這一步要依靠劍與火的洗禮才能邁出。

1689年至1815年間， 英國通過第二次百年戰爭擊敗法國， 在通向“日不落”的道路上可謂風頭正勁。 1689年是清康熙廿八年， 也正是清俄《尼布楚界約》簽訂的那一年——在剛剛結束的雅克薩之戰中， 康熙大帝重挫了彼得大帝南下的野心， 奠定了之後一個多世紀遠東地圖的版圖；1815年是清嘉慶廿年，

這一年清帝國發生了兩件不大不小， 卻幾近讖語的事。

一件事是清廷定禁鴉片令。 兩廣總督蔣攸銛疏陳《查禁鴉片煙章程》主張禁煙， 後嘉慶帝下諭雲：

“鴉片煙一項， 流毒甚熾， 多由夷船夾帶而來。 嗣後西洋貨船至澳門時， 自應按船查驗，

杜絕來源。 至粵省行銷鴉片煙， 積弊已久， 地方官皆有失察處分。 恐伊等瞻顧因循， 查拿不力， 嗣後有拿獲鴉片煙之案， 除查明地方委員等， 有得夫故縱情事應嚴參辦理外， 其僅止失察者， 竟當概行寬免處分。 至所請拿獲興販煙斤， 自二百斤至五千斤以上， 分別紀錄加級及送部引見， 並軍民人等拿獲獎賞， 以及誣良治罪之處， 俱著照該督等所請辦理。 ”

這一諭令比虎門銷煙早了兩紀二十四年， 清廷對鴉片之禍並非後知後覺， 只是一道道諭旨策制並沒有改變煙毒氾濫的現狀， 從這個角度來看， 嘉慶帝在這一年下發的失敗諭令， 可以視為日後國內被強行打開的伏筆。

而另一件事發生在國內之外。 19世紀初， 英國在基本平定了印度次大陸之後， 兵鋒直指廓爾喀。 廓爾喀位於尼泊爾， 同時也作為尼泊爾的別稱之一被使用， 而它還有另一個身份， 便是清朝最後一個藩屬國。 太平天國之亂時， 廓爾喀國王甚至還曾上書清廷協同剿匪——正是這樣的一藩屬國， 在向清朝駐藏大臣請求支援軍餉並出兵援救時，

遭到了後者的嚴辭拒絕。 孤立無援的廓爾喀無奈之下割地求和， 並同意英國大使常駐加德滿都。 與《查禁鴉片煙章程》相對， 嘉慶帝在廓爾喀戰爭中所表現的消極態度， 可以視為東亞宗藩體系逐漸瓦解的伏筆。

一內一外， 兩處清帝國衰亡的伏筆在嘉慶廿年的東南沿海與西南邊陲同時寫下。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拿破崙遭遇滑鐵盧後被放逐到聖赫勒拿島，倫敦即將成為世界的中心。二十五年之後，大英帝國與清帝國之間的戰爭終於爆發，而清朝天朝上國的美夢也終於在炮火中被戳破。

戰爭與朝代更迭在中國歷史上都不算稀罕事，然而清朝乃至於整個中國的歷史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窘境。正如李鴻章上《覆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時所述：

“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變局變於何處？鴉片戰爭無非是一次外族入侵，歷朝歷代均有遭遇——真正“變”的是戰爭結束後簽定簽定的《南京條約》（時稱《江寧條約》）。在《南京條約》之前，清俄也曾簽訂過《尼布楚界約》以及《布邊斯奇界約》、《恰克圖界約》、《色楞額界約》等條約，但《南京條約》卻是有清一朝不平等條約的始作俑者。自此之後，清朝與東西列強共簽訂了數百份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直到清朝滅亡，還依然有不少橫行在中國大地上。這些條約是清帝國的國恥，但從另一方面講，它們也是清末歷史的萬華鏡，細緻入微地投射出了一個動盪時代下混亂不堪的歷史進程。

咸豐之後，歷代朝廷將這些中外條約彙編成《籌辦夷務始末》、《各國立約始末記》等官修檔案，多少崢嶸歲月，就濃縮在這些林林總總的條約之中。誠然，條約裡當然有割地賠款，有喪權辱國，但同時也有妥協堅守，有縱橫捭闔，其領域擴散至交通、民政、司法、礦產等方方面面。其中更有一些條約保留了一段段別開生面的支線歷史，使得後人在清末的刀光劍影之中，尋覓到一絲絲別樣的滋味。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拿破崙遭遇滑鐵盧後被放逐到聖赫勒拿島，倫敦即將成為世界的中心。二十五年之後，大英帝國與清帝國之間的戰爭終於爆發，而清朝天朝上國的美夢也終於在炮火中被戳破。

戰爭與朝代更迭在中國歷史上都不算稀罕事，然而清朝乃至於整個中國的歷史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窘境。正如李鴻章上《覆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時所述：

“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變局變於何處？鴉片戰爭無非是一次外族入侵，歷朝歷代均有遭遇——真正“變”的是戰爭結束後簽定簽定的《南京條約》（時稱《江寧條約》）。在《南京條約》之前，清俄也曾簽訂過《尼布楚界約》以及《布邊斯奇界約》、《恰克圖界約》、《色楞額界約》等條約，但《南京條約》卻是有清一朝不平等條約的始作俑者。自此之後，清朝與東西列強共簽訂了數百份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直到清朝滅亡，還依然有不少橫行在中國大地上。這些條約是清帝國的國恥，但從另一方面講，它們也是清末歷史的萬華鏡，細緻入微地投射出了一個動盪時代下混亂不堪的歷史進程。

咸豐之後，歷代朝廷將這些中外條約彙編成《籌辦夷務始末》、《各國立約始末記》等官修檔案，多少崢嶸歲月，就濃縮在這些林林總總的條約之中。誠然，條約裡當然有割地賠款，有喪權辱國，但同時也有妥協堅守，有縱橫捭闔，其領域擴散至交通、民政、司法、礦產等方方面面。其中更有一些條約保留了一段段別開生面的支線歷史，使得後人在清末的刀光劍影之中，尋覓到一絲絲別樣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