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中， 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 關押總統曹錕， 驅逐遜帝溥儀。 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 馮玉祥又支持郭松齡“倒奉”， 終於導致了直、奉兩軍的聯合。 1926年1月， 直、奉兩派聯合攻擊駐紮察哈爾的國民軍， 馮玉祥被迫下野。
1925年， 馮玉祥就任西北邊防督辦時， 與于右任、陳友仁等國民黨員有密切來往， 並結識了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鮑羅廷和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 其部隊中也很早就配備了三十多名蘇軍顧問。 由於馮玉祥的駐軍地張家口接近外蒙古， 故與外蒙古方面也常有來往， 蒙古人民黨中央主席丹巴道爾吉和外蒙古陸軍部長都曾拜訪過馮玉祥。
《申報》對馮玉祥下野赴蒙的報導
旅蒙考察期間， 馮玉祥親眼目睹了外蒙古在經歷改造後的嶄新面貌， 並與共產國際和國民黨人士進行了密切會晤，
社會風貌
1926年3月， 馮玉祥“沒有和任何人商量， 即將西北邊防督辦和甘肅督軍之職分交張之江、李鳴鐘署理， 毅然發出主和息爭的下野通電， 抱著滿懷痛楚惆悵的心情， 由平地泉取道外蒙古， 悄然赴俄去了”。 平地泉為察哈爾集寧， 在今內蒙古盧蘭察布， 至今仍是中國通往外蒙古、俄羅斯的交通樞紐。 在這裡， 馮玉祥辦好出國手續， 準備妥帖， 動身之際， 友人紛紛前來送行。
前來送行的石敬亭（石筱山）等故交均對馮玉祥的出走表示不理解。 馮玉祥在回憶錄中極力隱飾自己此時的困境，
馮玉祥在平地泉乘汽車出發， 走張家口到庫倫（烏蘭巴托）的平坦大路， 一路起伏不大， 即使在沒有路的地方“也一般的平坦康莊”。 塞外風景與內地殊異， “途中未遇一條河， 也少見一顆小樹， 三千里路全是一望無際、黃沙漠漠的遼闊平原”。 戈壁上， “活潑肥大”的野羊“萬千成群， 往往和汽車賽跑。 牛群馬群亦最常見， 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遺風”。
汽車行至將近庫倫幾十裡處， “即遇蒙古國民黨（按：即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委員長丹巴多爾基（按：即策倫奧齊爾·丹巴道爾吉， 時任人民黨中央主席）和蒙古軍官學校的許多人員前來歡迎”，
蒙古人民黨中央主席丹巴道爾吉
馮在外蒙古共住三十多天， 自稱“於研究黨義和學習俄文之餘， 對蒙古政治社會各方面情形也作了一個大略的考察”。 馮玉祥對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印象不錯，
“會場是小小的一座屋子， 只可容三十餘人， 結果到會的卻有六十多人， 於是有的坐椅， 有的坐凳， 有的坐在凳襯子和椅凳背上。 會議從上午八點開到下午四點， 討論的問題很多， 發言者很是踴躍。 在這八個鐘頭中間， 大家只用了一次飯， 每人兩片黑麵包和一杯紅茶而已。 據說他們日常生活都是如此簡樸。 問他們何以這樣， 回答說：‘因為我們正在建設時期， 民力有限， 惟有努力撙節， 始可成功。 ’”
撙節是節制、節約之意， 典出《禮記·曲禮上》。 馮玉祥感慨“這種精神在今日的我國尚缺乏得很， 我們應當慚愧的”。然而，馮玉祥筆下的外蒙古喇嘛教領袖哲布尊丹巴之形象卻頗為惡劣。因此，他對外蒙古政府的社會改革頗為認同，認為其“頗有一種大刀闊斧的革命精神”。外蒙古政府勒令大批喇嘛還俗，馮玉祥由此認為，“新政府對於破除迷信的工作極是努力，初時當然頗遇阻力，但政府不顧一切，經過一時期快刀斬亂麻的幹法，收效已大有可觀”。
軍事制度
作為行伍出身的軍人，馮玉祥對外蒙古軍事制度尤為留意，仔細記錄了外蒙古軍隊的兵力與面貌。馮玉祥拳拳服膺與蘇軍顧問帶入蒙軍的政治教育，“士兵教育很注重歷史知識的灌輸與民族精神的發揚。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豐功偉績，使在每個士兵頭腦裡打入深刻印象。所唱軍歌音調遲緩雄壯，歌詞亦皆系對於民族英烈的頌揚”。他與住所外的哨兵攀談後，覺得他們的知識水準頗高。在俄蒙邊界的恰克圖，馮玉祥發現當地駐軍軍營內“每一連設有一座列寧室”，認為“這完全是為灌輸主義及對士兵施行政治教育的地方”。馮玉祥饒有興趣地詢問一個士兵關於中國革命的事蹟，如孫中山、張作霖、吳佩孚等人事蹟，該士兵都能對答如流，極為熟悉。他感慨道“可見他們對士兵政治訓練多麼注重”。
馮玉祥還參觀了駐紮在庫倫的俄國騎兵操練，對俄國騎兵的騎術讚不絕口：“所謂哥薩克騎兵甲於天下，真是名不虛傳！”隨後他進入兵營，只見“營房的地板擦得很乾淨，一切內務也大致不壞”，但“只是室中有一種特殊的臭味”。這種臭味馮玉祥似曾相識，“我想是俄人特有的狐臭氣”。在蘇軍營房裡，馮玉祥看見一個酣睡的士兵，沒叫人把他驚醒，只請另一個士兵把放在他靴子裡的裹腳布取來查看，俄國士兵因穿著皮靴之故，不用襪子，單用裹腳布。馮玉祥注意到，包腳步很髒，而腳趾甲極長。他細細端詳裹腳布的樣子惹得同行者笑了起來，但他卻認為士兵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可以使軍隊免遭疾病侵襲，這既是對士兵的愛護，也有助於保持部隊的戰鬥力。
蒙古風俗
馮玉祥此前未曾在蒙地久居，對蒙古風俗頗感新奇。他特別詳細地記錄了蒙古人煮手抓肉的情形，並提到外蒙古士兵每人每日發二三十兩肉，直接把肉當主食，“而把一二兩麵包當鹹菜吃”。飯後，蒙古人習慣痛飲濃茶消食，甚至連茶葉一併吃掉。馮玉祥注意到，當地售賣的都是產自漢口、九江等地製成的茶磚，以火車運往北方。他認為，“內地茶在蒙古是筆很好的生意”。在觀及外蒙古人喜愛中國綢緞情景時，馮玉祥也有關於復興國貨的思考。
進入尋常百姓的蒙古包，馮玉祥注意到“室中多設炕桌，亦坐亦臥”。由於日本人也習慣席地而臥，遂借此聲稱日本人與蒙古人是同胞弟兄，他斥此說為“造謠”。蒙古民歌聲調悠揚緩慢，日本人也說此與日本民歌相同，馮玉祥表示，“我聽著倒有點像我們中國的秧歌”。
當時外蒙古一些百姓尚有草原風俗遺留，也讓馮玉祥頗感不適應。如他曾在“蒙古街上看見朋友相遇，一邊談著話，一邊就蹲下大便，無論男女都是如此。雖然他們都穿著長袍，蹲在地上解手，別人看不出來，但總不雅觀”。他認為“這種習慣，怕即是野外生活所養成，因為野外是找不到廁所的”。他還對當地飲用水的水質也頗多抱怨。最為駭人的當屬此地獒犬，大概因藏傳佛教緣故，當地習慣“把死屍拋在野地裡，讓野狗去吃。若野狗不肯吃那死屍，他們就認為極不名譽的事，即須念經求籤，不是說他本人不好，便是說他祖宗有損陰德”，由此導致外蒙古獒犬極為兇惡，“若人醉臥在地，必有被野狗吃掉的危險”。馮玉祥聽到蘇聯朋友親口告訴他，“曾有兩俄人酒醉後回家，為時已晚，走至野外遇野狗，即被撲倒吃掉。這種野狗到處多是，皆吃人肉的專家。因為他們平常吃人肉吃出味兒來了”。外蒙古獨立後，曾在蘇俄要求下展開打狗運動。
革命氣息
在當時，庫倫已更名烏蘭巴托，即蒙古語“紅色英雄”之意，城市中彌漫著革命的氣息，成為了“被壓迫民族的聚會處所”，聚集了多國的革命領袖。馮玉祥參加了一次革命者的聯誼，令他感觸頗深：
“在會場演了一出叫做《第三國際之夜》的新劇，我看了很受感動，覺得富有教育的意味。那次聯歡會上遊藝項目很多，歌唱、跳舞、各式各樣都有。出演者包括了東方每個民族，有安南、緬甸、新疆、西藏、阿勒泰、內蒙古、印度、高麗、臺灣等處人。他們以其本鄉本土的技藝，在那裡大顯身手。故每個節目都富有地方色彩，我從未見過聽過。有兩位阿勒泰女子，都只二十歲左右，表演舞蹈，腰部左右扭動，活躍之極，種種姿態，都足可活潑血脈，健強身體，與我們國術的用意是相同的。會場之外有一大房間，出賣茶點，飲食潔淨，招待周到，各民族人民熙熙攘攘，一團和氣。可是沒有一個人不對帝國主義者摩拳擦掌，每一談及，則咬牙切齒。帝國主義者張牙舞爪，高高居上，在其腳下的被壓迫者則無時無刻不謀打倒之，推翻之，以爭取自由與人的幸福；今日不成待明日，此地不成到那地；他們不把吃人者打倒，是死也不會甘心的。想到這夜的經過，的確是一個充滿快樂與希望的民族聯歡會。”
可見，馮玉祥此時已對左翼思想頗有好感。在烏蘭巴托，馮玉祥先後拜訪了的駐蒙古的蘇聯公使及“另一位住在庫倫專門幫助中國革命政府輸送軍火的蘇聯朋友”，不過他對於二人家中兒媳婦穿著好過老母親的情況頗為不滿，總覺得這事不合理。在與第三國際駐烏蘭巴托的代表阿母加會談中，馮玉祥收穫頗豐。阿母加為他一連講了兩個星期，“從第一國際一直談到第三國際的成立及其發展的歷史，詳盡深到，娓娓動人”。這個共產國際代表極力向他陳述，“英雄的時代於今完全過去了，革命事業不是一兩個人所可做成的，必須有群眾，必須有主義，必須有組織，否則必不成功”。馮玉祥被完全打動了，聽到最後，感到“左講右講，闡發無遺，我覺得句句都是針對我說的，我聽了之後，很是敬佩”。
1926年，馮玉祥在蒙古庫倫。左起依次為陳友仁、邵力子、馮玉祥、鮑羅廷、徐謙
在烏蘭巴托還有一件對馮玉祥的政治傾向頗有影響的事件，那就是此時“許多國民黨朋友從北平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廣東去，經過庫倫”，這群人中有共產國際派往國民黨的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參與領導了關稅自主運動、首都革命、三一八反對段祺瑞政府等政治活動的北大教授陳豹隱（陳啟修）；孫中山的外事顧問、英文秘書，後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陳友仁以及著名的法學專家徐謙（徐季龍），不少是馮玉祥的故交。在與他們的交談中，馮玉祥這才知道北京的“三•一八”慘案和“中山艦事件”。
不久，鮑羅廷等人動身，徐謙則選擇留下，決心和馮玉祥同赴莫斯科。徐謙是當時有名的國民黨左翼友俄人士，擔任過中俄庚款委員會主席和國立北京中俄大學校長，後者是左翼人士在北京的重要活動機關。他在1926年擔任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主任，與李大釗攜手發動了“三一八”示威，慘案發生後，徐謙為躲避通緝躲入蘇聯駐華使館，此後秘密離京，得以在庫倫與馮玉祥會合。當時國民黨“以俄為師”，頗有列寧式政黨的氣象。徐謙告知馮玉祥，國民黨是“有組織，有主義，有紀律的一種政黨。是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前提”。聽了徐謙的介紹，馮玉祥當即加入國民黨，徐謙成為馮玉祥的入黨介紹人。二人準備妥善，即乘汽車由烏蘭巴托出發，取道烏金斯克，搭火車去莫斯科。在蘇蒙邊界城市恰克圖，馮玉祥“參觀了工人住宅，也看了農人的各種活動”。馮玉祥感慨道：“那兒整個是農工的世界，坐享其成的有閑階級，以及對勞動大眾壓迫剝削的種種黑暗現象，都是看不見的了。”
徐謙
馮玉祥在蒙古停留三十多天，受到蒙古方面禮遇。蘇聯、蒙古方面顯然事先策劃好了馮玉祥的參觀路線，他所探訪的營房、民宅幾乎無不窗明几淨，所見的當地百姓也幾乎無不飽含覺悟，連普通士兵都能對中國的軍閥戰局瞭若指掌，就連觀看的文藝演出也充斥著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熱情。在這種氛圍渲染下，馮玉祥在蒙古期間顯得頗為動心，在回憶錄中自覺地使用革命、進步的標準打量、評判著當地的風物人情，並不時對中國的保守局面提出批判。日後馮玉祥由蘇、蒙回國，迅速起兵誓師于五原，投身“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北伐戰爭，其思想轉變在旅蒙期間已經發端。
參考文獻
馮玉祥：《我的生活》，上海教育書店，1947
樊明方：《中國北部邊疆史若干問題研究》，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2012
我們應當慚愧的”。然而，馮玉祥筆下的外蒙古喇嘛教領袖哲布尊丹巴之形象卻頗為惡劣。因此，他對外蒙古政府的社會改革頗為認同，認為其“頗有一種大刀闊斧的革命精神”。外蒙古政府勒令大批喇嘛還俗，馮玉祥由此認為，“新政府對於破除迷信的工作極是努力，初時當然頗遇阻力，但政府不顧一切，經過一時期快刀斬亂麻的幹法，收效已大有可觀”。軍事制度
作為行伍出身的軍人，馮玉祥對外蒙古軍事制度尤為留意，仔細記錄了外蒙古軍隊的兵力與面貌。馮玉祥拳拳服膺與蘇軍顧問帶入蒙軍的政治教育，“士兵教育很注重歷史知識的灌輸與民族精神的發揚。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豐功偉績，使在每個士兵頭腦裡打入深刻印象。所唱軍歌音調遲緩雄壯，歌詞亦皆系對於民族英烈的頌揚”。他與住所外的哨兵攀談後，覺得他們的知識水準頗高。在俄蒙邊界的恰克圖，馮玉祥發現當地駐軍軍營內“每一連設有一座列寧室”，認為“這完全是為灌輸主義及對士兵施行政治教育的地方”。馮玉祥饒有興趣地詢問一個士兵關於中國革命的事蹟，如孫中山、張作霖、吳佩孚等人事蹟，該士兵都能對答如流，極為熟悉。他感慨道“可見他們對士兵政治訓練多麼注重”。
馮玉祥還參觀了駐紮在庫倫的俄國騎兵操練，對俄國騎兵的騎術讚不絕口：“所謂哥薩克騎兵甲於天下，真是名不虛傳！”隨後他進入兵營，只見“營房的地板擦得很乾淨，一切內務也大致不壞”，但“只是室中有一種特殊的臭味”。這種臭味馮玉祥似曾相識，“我想是俄人特有的狐臭氣”。在蘇軍營房裡，馮玉祥看見一個酣睡的士兵，沒叫人把他驚醒，只請另一個士兵把放在他靴子裡的裹腳布取來查看，俄國士兵因穿著皮靴之故，不用襪子，單用裹腳布。馮玉祥注意到，包腳步很髒，而腳趾甲極長。他細細端詳裹腳布的樣子惹得同行者笑了起來，但他卻認為士兵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可以使軍隊免遭疾病侵襲，這既是對士兵的愛護，也有助於保持部隊的戰鬥力。
蒙古風俗
馮玉祥此前未曾在蒙地久居，對蒙古風俗頗感新奇。他特別詳細地記錄了蒙古人煮手抓肉的情形，並提到外蒙古士兵每人每日發二三十兩肉，直接把肉當主食，“而把一二兩麵包當鹹菜吃”。飯後，蒙古人習慣痛飲濃茶消食，甚至連茶葉一併吃掉。馮玉祥注意到，當地售賣的都是產自漢口、九江等地製成的茶磚，以火車運往北方。他認為，“內地茶在蒙古是筆很好的生意”。在觀及外蒙古人喜愛中國綢緞情景時，馮玉祥也有關於復興國貨的思考。
進入尋常百姓的蒙古包，馮玉祥注意到“室中多設炕桌，亦坐亦臥”。由於日本人也習慣席地而臥，遂借此聲稱日本人與蒙古人是同胞弟兄，他斥此說為“造謠”。蒙古民歌聲調悠揚緩慢，日本人也說此與日本民歌相同，馮玉祥表示，“我聽著倒有點像我們中國的秧歌”。
當時外蒙古一些百姓尚有草原風俗遺留，也讓馮玉祥頗感不適應。如他曾在“蒙古街上看見朋友相遇，一邊談著話，一邊就蹲下大便，無論男女都是如此。雖然他們都穿著長袍，蹲在地上解手，別人看不出來，但總不雅觀”。他認為“這種習慣，怕即是野外生活所養成，因為野外是找不到廁所的”。他還對當地飲用水的水質也頗多抱怨。最為駭人的當屬此地獒犬，大概因藏傳佛教緣故，當地習慣“把死屍拋在野地裡，讓野狗去吃。若野狗不肯吃那死屍，他們就認為極不名譽的事，即須念經求籤，不是說他本人不好，便是說他祖宗有損陰德”，由此導致外蒙古獒犬極為兇惡，“若人醉臥在地，必有被野狗吃掉的危險”。馮玉祥聽到蘇聯朋友親口告訴他，“曾有兩俄人酒醉後回家，為時已晚，走至野外遇野狗，即被撲倒吃掉。這種野狗到處多是，皆吃人肉的專家。因為他們平常吃人肉吃出味兒來了”。外蒙古獨立後，曾在蘇俄要求下展開打狗運動。
革命氣息
在當時，庫倫已更名烏蘭巴托，即蒙古語“紅色英雄”之意，城市中彌漫著革命的氣息，成為了“被壓迫民族的聚會處所”，聚集了多國的革命領袖。馮玉祥參加了一次革命者的聯誼，令他感觸頗深：
“在會場演了一出叫做《第三國際之夜》的新劇，我看了很受感動，覺得富有教育的意味。那次聯歡會上遊藝項目很多，歌唱、跳舞、各式各樣都有。出演者包括了東方每個民族，有安南、緬甸、新疆、西藏、阿勒泰、內蒙古、印度、高麗、臺灣等處人。他們以其本鄉本土的技藝，在那裡大顯身手。故每個節目都富有地方色彩，我從未見過聽過。有兩位阿勒泰女子，都只二十歲左右，表演舞蹈，腰部左右扭動，活躍之極，種種姿態，都足可活潑血脈，健強身體，與我們國術的用意是相同的。會場之外有一大房間，出賣茶點，飲食潔淨，招待周到，各民族人民熙熙攘攘，一團和氣。可是沒有一個人不對帝國主義者摩拳擦掌，每一談及，則咬牙切齒。帝國主義者張牙舞爪，高高居上，在其腳下的被壓迫者則無時無刻不謀打倒之，推翻之，以爭取自由與人的幸福；今日不成待明日，此地不成到那地；他們不把吃人者打倒，是死也不會甘心的。想到這夜的經過，的確是一個充滿快樂與希望的民族聯歡會。”
可見，馮玉祥此時已對左翼思想頗有好感。在烏蘭巴托，馮玉祥先後拜訪了的駐蒙古的蘇聯公使及“另一位住在庫倫專門幫助中國革命政府輸送軍火的蘇聯朋友”，不過他對於二人家中兒媳婦穿著好過老母親的情況頗為不滿，總覺得這事不合理。在與第三國際駐烏蘭巴托的代表阿母加會談中，馮玉祥收穫頗豐。阿母加為他一連講了兩個星期，“從第一國際一直談到第三國際的成立及其發展的歷史，詳盡深到，娓娓動人”。這個共產國際代表極力向他陳述，“英雄的時代於今完全過去了，革命事業不是一兩個人所可做成的，必須有群眾，必須有主義，必須有組織，否則必不成功”。馮玉祥被完全打動了，聽到最後，感到“左講右講，闡發無遺，我覺得句句都是針對我說的，我聽了之後，很是敬佩”。
1926年，馮玉祥在蒙古庫倫。左起依次為陳友仁、邵力子、馮玉祥、鮑羅廷、徐謙
在烏蘭巴托還有一件對馮玉祥的政治傾向頗有影響的事件，那就是此時“許多國民黨朋友從北平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廣東去，經過庫倫”，這群人中有共產國際派往國民黨的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參與領導了關稅自主運動、首都革命、三一八反對段祺瑞政府等政治活動的北大教授陳豹隱（陳啟修）；孫中山的外事顧問、英文秘書，後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陳友仁以及著名的法學專家徐謙（徐季龍），不少是馮玉祥的故交。在與他們的交談中，馮玉祥這才知道北京的“三•一八”慘案和“中山艦事件”。
不久，鮑羅廷等人動身，徐謙則選擇留下，決心和馮玉祥同赴莫斯科。徐謙是當時有名的國民黨左翼友俄人士，擔任過中俄庚款委員會主席和國立北京中俄大學校長，後者是左翼人士在北京的重要活動機關。他在1926年擔任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主任，與李大釗攜手發動了“三一八”示威，慘案發生後，徐謙為躲避通緝躲入蘇聯駐華使館，此後秘密離京，得以在庫倫與馮玉祥會合。當時國民黨“以俄為師”，頗有列寧式政黨的氣象。徐謙告知馮玉祥，國民黨是“有組織，有主義，有紀律的一種政黨。是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前提”。聽了徐謙的介紹，馮玉祥當即加入國民黨，徐謙成為馮玉祥的入黨介紹人。二人準備妥善，即乘汽車由烏蘭巴托出發，取道烏金斯克，搭火車去莫斯科。在蘇蒙邊界城市恰克圖，馮玉祥“參觀了工人住宅，也看了農人的各種活動”。馮玉祥感慨道：“那兒整個是農工的世界，坐享其成的有閑階級，以及對勞動大眾壓迫剝削的種種黑暗現象，都是看不見的了。”
徐謙
馮玉祥在蒙古停留三十多天，受到蒙古方面禮遇。蘇聯、蒙古方面顯然事先策劃好了馮玉祥的參觀路線，他所探訪的營房、民宅幾乎無不窗明几淨，所見的當地百姓也幾乎無不飽含覺悟，連普通士兵都能對中國的軍閥戰局瞭若指掌，就連觀看的文藝演出也充斥著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熱情。在這種氛圍渲染下，馮玉祥在蒙古期間顯得頗為動心，在回憶錄中自覺地使用革命、進步的標準打量、評判著當地的風物人情，並不時對中國的保守局面提出批判。日後馮玉祥由蘇、蒙回國，迅速起兵誓師于五原，投身“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北伐戰爭，其思想轉變在旅蒙期間已經發端。
參考文獻
馮玉祥：《我的生活》，上海教育書店，1947
樊明方：《中國北部邊疆史若干問題研究》，西北工業大學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