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 BIS）， 中華民國情報機關之一。 1938年成立， 1950年解散的中華民國情報機關之一， 早期的領導人為， 戴笠死後， 1946年， 由毛人鳳繼任。
特工人員最多時近5萬名， 分佈到中國國民黨的軍隊、員警、行政機關、交通運輸機構，
1949年，
軍統主要機構撤至臺灣。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對留在大陸的軍統進行清洗，
到五十年代中，
軍統在大陸大致被肅清。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 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為了進一步加強中央政府的集權， 以加強國家統一， 為日後全面抗戰做準備， 效仿墨索里尼的“黑衫黨”， 在黃埔軍人賀衷寒、戴笠、鄭介民、康澤等“十三太保”的策劃下， 組織了一個以軍人為主體的復興社(有人稱藍衣社)， 1932年又在復興社內設核心組織力行社， 設有一個專門進行諜報活動的特務處，
一九三七年底， 力行社特務處， 與特工總部（1927年成立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密查組”）合併， 成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下轄二處， 第一處負責黨務， 第二處則負責情報， 並直接向委員長蔣中正負責。 力行社特務處編為該局第二處。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簡稱"軍統"。 它是國民黨兩個主要特務組織之一。 其前身是復興社的核心組織"力行社"的特務處。
抗戰開始的1938年8月， 該局重組， 第一處另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即中統)， 而軍統局仍交由戴笠負責。 除負責刺探情報， 進行反諜工作外， 軍統局亦以刺殺等手段執行情報任務。 抗戰期間軍統局曾多次刺殺投日的軍政人員， 如暗殺張嘯林、唐經，暗殺未成的有殷汝耕、季雲卿、汪精衛、周佛海。而隸屬BIS的各個“遊擊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隊”則深入日寇佔領區開展廣泛的遊擊戰，對打擊日寇和漢奸，起了不小的作用。也有一些軍統人員投降日本，日本佔領區的重要特務頭子大多來自軍統中統，如李士群、丁默邨等。
萬用霖（1903- ）別號雨人，江西新建人。黃埔軍校第二期步科畢業。參加了兩次東征和北伐戰爭。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衛團排長，連長，中央警衛師三十旅營長，江西省保警第一師參謀長，中央軍校教導總隊中校大隊附。抗戰爆發後，任航空委員會特務團團長，特務旅少將旅長。1948年初任空軍地面警備司令部司令，同年9月授陸軍少將。1949年到臺灣，任空軍總司令部第六處處長。1959年退役。
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一、從航空署到航空委員會
航空委員會的前身是軍政部航空署。中央航校成立以前，航空署幾乎只有一塊招牌，幾架殘缺破舊的飛機和七拼八湊的一些已停止飛行的航空員。杭州興辦航校時，航空署也從南京遷到杭州梅東高橋，作為航校的上級機構。署長先是黃秉衡，後是葛敬恩。葛敬思當署長時，就曾兼代航校校長。
在葛敬恩之後，徐培根接任航空署署長一職，徐培根是浙江象山人，曾擔任過陸軍大學教育長，去德國和義大利考察航空軍事。上任後，他利用一切機會竭力宣傳從德國、義大利那裡學來的法西斯貨色，什麼棒喝團、褐衫黨怎樣了不起啦，希特勒、墨索里尼怎樣“偉大”啦，什麼“絕對的服從”、“鐵的紀律”啦，等等。他還繪聲摹形地平舉右手，立正呼喊：“海爾希特勒！”更有甚者，徐培根把自己的鬍子也留蓄成希特勒式了。當他說起墨索里尼等怎樣崇敬中國的“領袖”時，許多“領袖的忠實信徒”情緒激昂。
一時間，法西斯的空氣彌漫了航空界。對此種種，蔣介石的得意是可想而知的了。在蔣介石處心積慮準備第五次“圍剿”駐到江西，創辦廬山訓練團，提倡法西斯化的“新生活運動”時，航空署隨這擴大為航空委員會，會址也由杭州遷到南昌。徐培根仍是航委主持人。
二、航空委員會的縱火大案
正在航空界認為“蓬勃”的日子裡，飛行人員熱衷於討論美國好還是德國、義大利好的時候，一個驚人的消息從江西傳來：南昌的航空委員會被一炬大火燒得精光！希特勒的嫡傳生徒徐培根被蔣介石關到牢裡去了！消息所至，頃刻鼎沸。
這次航委內部上下左右同時起火的情景，據說是蔣介石的“行營”親眼看見的。航委的經理部分燒得最為徹底，所有帳冊、單據全部燒光。因而有人向蔣介石明言：徐培根虧空公款，他的裙帶庶務老爺貪污舞弊，無法彌縫，才用定時燃燒彈縱火的。但沒有人證物證，這就使“行營”的軍法處大傷腦筋，；因為，既要拘於“六法全書”和“軍法彙編”，按據論斷，又礙於“天威動怒”，必得判刑，何去何從，殊難適中，按平時，貪污案件千千萬萬，豪門孽案不知幾多，蔣介石都不聞不問，何以對徐培根一案如此熱衷呢？其內幕實難探查。
徐培根平日恃寵而驕，氣焰淩人，不得人和，殺一個徐培根本來算不得什麼，但軍法處怕“龍顏”喜怒無常，萬一日後追念起徐培根來，軍法員哪裡吃得消？因而，案件一再延擱，終未定讞。果然，一年之後，忽然鏡頭變換，說是航空委員會的大縱火案“真相大白”了。據稱一個勤務兵“投案自首”，報告失火原因是他曾經用擦洗過飛機的汽袖代替水洗刷了所有房間的地板，一處失火立即蔓延全部云云。徐培根要恢復自由“為國效勞”了。這“今古奇觀’式的公案，人們並不以為奇。在那個翻手作雲覆手為雨的年代，“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司空見慣的事。
繼徐培根之後，由粵系的陳慶雲接任航空委員會的負責人。
三、航空委員會的改組
1936年春，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和航空委員會都遷到南京，航空委員會改組擴大的任務落到航校校長周至柔的頭上。
蔣介石鑒於兩廣軍閥反對他的空氣仍然濃重，就把周至柔升為航空委員會主任，把航校校長畀予兩廣系的黃光銳，實施其懷柔政策，航校的實權則操在副校長蔣堅忍的手裡。周至柔調到南京去時，從航校帶去三個人，一個是他的本家，秘書周鳴湘，一個是航校附屬工廠廠長王承黻，另一個是辦公廳秘書蔡竹屏。蔡竹屏在航校隨蔣堅忍工作五年，不屬於黃埔系統；又因為他曾在上海的報刊上寫過諷刺“最高領袖”的文章，一向被認為不忠於“領袖”。蔣堅忍拉蔡竹屏進入“中國文化學會”，曾經過不少波折。蔣堅忍既被黃埔系所嫉視，而蔡因與蔣堅忍關係不錯，自然受到黃埔系的排擠，蔡在航校處境苦悶。周至柔在航校三年，對蔡竹屏也十分賞識，所以蔡願隨同周至柔離開航校，藉此擺脫與“中國文化學會”的關係。
周至柔興致勃勃來到南京，一開頭便碰上未曾料到的難題。蔣介石在叫他草擬航空委員會改組方案時，規定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任航空委員會的委員長。委員會只是虛名，沒有一個委員，宋美齡為秘書長，周至柔為主任。以下的編制、人事歸周至柔草擬。周至柔考慮到秘書長雖然只應是主任以下的幕僚長；但這個秘書長卻是“天字第一號的夫人”，決不能把她放在自己的下面。因此擬上去的組織系統是：委員長棗秘書長棗主任。不知道蔣介石是為了“客氣”、“大度”，還是要宋美齡負實際監督作用，竟親自用紅鉛筆把“秘書長”的地位鉤到“主任”下面，說秘書長應該是主任以下的秘書長。這就叫周至柔為難了，但他還是在編制系統裡讓秘書長高於主任之上。改制後的具體編制系統見表三：（自1937年下半年起，表內的各“處”又擴大為“廳”）其中，改組之初，航空委員會“秘書”、“主任”以下的人事為：第一處處長沈德燮、副處長歐陽璋；第二處處長黃秉衡、副處長劉芳秀；第三處處長曹寶清；第四處處長王承黻：第五處處長王家驤。處以下的科長，第一處有羅機、王立序，其餘的記不清了：建築科(獨立科)科長鄺某某；參事室參事趙雲鵬、姚錫九等；秘書室中文秘書蔡竹屏、機要及財務秘書周鳴湘、俄文秘書李仲武；其他如翻譯、打字員則屬於顧問室。
組織編制核定後，蔣介石自定為空軍中將，宋美齡為少將秘書，周至柔也晉升為空軍少將。
四、航空委員會的“義大利顧問團”
以總顧問勞地少將為首的義大利顧問團初到中國時，仿佛有意為徐培根的法西斯宣傳作證明，確實曾經迷惑過不少人。從歡迎宴上回來的空軍高級人員，紛紛談論對義大利顧問的好印象。說他們服裝整齊，舉止嚴肅；宴會一開始就先舉杯祝“蔣委員長”健康，宴席散時還齊聲高呼“萬歲”；坐立之際，一聽到提及中國的“領袖”，馬上挺腰肅立，表示敬意。不特如此，這個顧問團來華時，還帶來墨索里尼贈送給蔣介石的禮物：一架“卡帕羅尼”號巨型座機。凡此種種，與一向藐視中國的美國顧問團相比較，真使許多空軍人員大為感奮。於是蔣介石又派了一批飛行科和機械科的畢業生去義大利留學。據說墨索里尼非但不收任何費用，還一個個親自接見把亮閃閃的勳章佩帶在中國學生的胸襟上，使這些中國學生以自己的政府不曾授予勳章為憾事(國際上的禮節是，沒有在本國受過勳的人，不能佩帶外國的勳章)。
但很快，義大利顧問團也暴露了真實面目，他們跟美國顧問團完全是一丘之貉，同樣是一夥飛機掮客和航空流氓。所謂墨索里尼贈給蔣介石的“卡帕羅尼”號飛機一經試飛，方知是一架陳舊落後、性能很差的木制傢伙。飛行人員誰也不願意駕駛它，怕出危險，蔣介石更沒有乘坐過一次。更有甚者，他們與日本鬼子沆瀣一氣，狼狽為奸，試圖竊取中國的軍事情報。“西安事變”前夕，義大利顧問團(此時的總顧問為史卡隆尼)，以策劃“對日作戰”為藉口，向宋美齡提出要航空委員會給他們一系列關於中國空軍軍備的資料，包括全國飛機場面積的圖表，全國飛機數量、性能、種類和裝配表，飛行人員姓名、職級的統計表，以及貯藏彈藥、器材數量的統計表等等。對於這種企圖，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險譎，但一向迷戀于義大利顧問團的宋美齡竟毫不猶豫，一口答應，吩咐周至柔照辦。在這件事上，周至柔破例違背宋美齡的旨意，由此導致了他與宋美齡矛盾的表面化。
五、宋美齡和周至柔的矛盾
航空委員會有了宋美齡這個地位特殊的秘書長，主任周至柔的許可權就大為削弱，他幾乎事事都要聽命于這個“委員長”的代理人。儘管他們在表面上一個客氣，一個恭順，暗地裡的矛盾卻在日益加深。
在購買飛機這件事情上周至柔竟無權過問，購買大權完全在宋家兄妹宋子文、宋美齡手中。買來的飛機往往是人家貯藏庫裡的過時貨，配不到零件，壞了便無從修理。飛行人員對於陸軍出身的周至柔本來就不很服帖，便借使用飛機之事對他進行責難。周至柔向宋家兄妹提到品質問題，就會碰上釘子。宋子文說：“你們要是挑肥揀瘦，那你們就拿錢來．要知道我購買的飛機，都是借來的款，賒來的貨，你們辦得到嗎?”這樣，買來的飛機只不過充個數目，登個冊子，一架架壞了之後就擱置在棚廠，不容誰有置喙的餘地。
平日裡，這位位極人臣的秘書長又是極難伺候的，連秘書長室的勤雜員兵也須慎加挑選。宋美齡喜愛年青英俊、能說英語、最好是慣于喊“阿門”的上帝子民。宋美齡來航空委員會“辦公”，有時每天來，有時隔天來，有時隔周來；來的時間忽而中午，忽而傍晚，事先無從知道。隨從的秘書速記人員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她乘坐的汽車種類、式樣，牌號、顏色，時時更換，難以辨認，這可苦了大門衛兵排長，往往因不認識秘書長的大駕，臨時集合排隊，連迎接、敬禮都來不及。逢到宋美齡高興時還罷了，碰到她與周至柔在什麼問題上有彆扭時，這個“迎候、保衛不周”的罪名首先就得由周至柔擔當。周至柔暗下對秘書們談起；“夫人”當這裡的秘書長，只有一件事是別的機關占不到便宜的，那就是要“委員長”批准的檔，只要先得到她的同意，今天交給她，明天一定批准了拿回來，萬無一失。
在許多問題上，宋、周之間雖有某些齟齬，但到頭來周至柔只好唯命是聽。唯獨當義大利顧問索要全套中國空軍的機密檔案時，周至柔玩了一套手法。他表面上答應交各處科彙集整理，暗地裡卻用極機密“即刻到”的電報向在洛陽的蔣介石報告，說這是關係國防的極機密件，不能輕易予人；現在秘書長佈置下來的任務是否應當照辦，請“委員長”立即回電示覆。周至柔這樣做是否因為別的事情上跟宋美齡有矛盾而借此留難，這就不得而知了。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周至柔這一做法是有較強的國家利益意識的。同時，他明知蔣介石與宋美齡“同床不出兩種人”，但為日後免得承擔嚴重的責任，以此“將一軍”，一則盡到了自己的職責，二則蔣介石縱然內心怪他多事，在表面也是難於措詞的。這一手確實玩得高明。果然，秘書周鳴湘在無線電機旁等候了幾小時後，回電來了．蔣介石的電文很簡單，只有“婉詞延宕可也”六個字。怎麼“延宕”呢?只好往下推，說各處科還沒整理出來，宋美齡到底還是知道了這出把戲，就借雞罵狗，大罵幕僚無能。不久，周至柔便被曾經充當過蔣介石侍衛長的錢大鈞所替代。直到抗戰期間，宋美齡離開航空界，周至柔才複以空軍總司令的名義重新登上空軍舞臺。
如暗殺張嘯林、唐經，暗殺未成的有殷汝耕、季雲卿、汪精衛、周佛海。而隸屬BIS的各個“遊擊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隊”則深入日寇佔領區開展廣泛的遊擊戰，對打擊日寇和漢奸，起了不小的作用。也有一些軍統人員投降日本，日本佔領區的重要特務頭子大多來自軍統中統，如李士群、丁默邨等。萬用霖（1903- ）別號雨人，江西新建人。黃埔軍校第二期步科畢業。參加了兩次東征和北伐戰爭。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衛團排長，連長，中央警衛師三十旅營長，江西省保警第一師參謀長，中央軍校教導總隊中校大隊附。抗戰爆發後，任航空委員會特務團團長，特務旅少將旅長。1948年初任空軍地面警備司令部司令，同年9月授陸軍少將。1949年到臺灣，任空軍總司令部第六處處長。1959年退役。
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一、從航空署到航空委員會
航空委員會的前身是軍政部航空署。中央航校成立以前，航空署幾乎只有一塊招牌，幾架殘缺破舊的飛機和七拼八湊的一些已停止飛行的航空員。杭州興辦航校時，航空署也從南京遷到杭州梅東高橋，作為航校的上級機構。署長先是黃秉衡，後是葛敬恩。葛敬思當署長時，就曾兼代航校校長。
在葛敬恩之後，徐培根接任航空署署長一職，徐培根是浙江象山人，曾擔任過陸軍大學教育長，去德國和義大利考察航空軍事。上任後，他利用一切機會竭力宣傳從德國、義大利那裡學來的法西斯貨色，什麼棒喝團、褐衫黨怎樣了不起啦，希特勒、墨索里尼怎樣“偉大”啦，什麼“絕對的服從”、“鐵的紀律”啦，等等。他還繪聲摹形地平舉右手，立正呼喊：“海爾希特勒！”更有甚者，徐培根把自己的鬍子也留蓄成希特勒式了。當他說起墨索里尼等怎樣崇敬中國的“領袖”時，許多“領袖的忠實信徒”情緒激昂。
一時間，法西斯的空氣彌漫了航空界。對此種種，蔣介石的得意是可想而知的了。在蔣介石處心積慮準備第五次“圍剿”駐到江西，創辦廬山訓練團，提倡法西斯化的“新生活運動”時，航空署隨這擴大為航空委員會，會址也由杭州遷到南昌。徐培根仍是航委主持人。
二、航空委員會的縱火大案
正在航空界認為“蓬勃”的日子裡，飛行人員熱衷於討論美國好還是德國、義大利好的時候，一個驚人的消息從江西傳來：南昌的航空委員會被一炬大火燒得精光！希特勒的嫡傳生徒徐培根被蔣介石關到牢裡去了！消息所至，頃刻鼎沸。
這次航委內部上下左右同時起火的情景，據說是蔣介石的“行營”親眼看見的。航委的經理部分燒得最為徹底，所有帳冊、單據全部燒光。因而有人向蔣介石明言：徐培根虧空公款，他的裙帶庶務老爺貪污舞弊，無法彌縫，才用定時燃燒彈縱火的。但沒有人證物證，這就使“行營”的軍法處大傷腦筋，；因為，既要拘於“六法全書”和“軍法彙編”，按據論斷，又礙於“天威動怒”，必得判刑，何去何從，殊難適中，按平時，貪污案件千千萬萬，豪門孽案不知幾多，蔣介石都不聞不問，何以對徐培根一案如此熱衷呢？其內幕實難探查。
徐培根平日恃寵而驕，氣焰淩人，不得人和，殺一個徐培根本來算不得什麼，但軍法處怕“龍顏”喜怒無常，萬一日後追念起徐培根來，軍法員哪裡吃得消？因而，案件一再延擱，終未定讞。果然，一年之後，忽然鏡頭變換，說是航空委員會的大縱火案“真相大白”了。據稱一個勤務兵“投案自首”，報告失火原因是他曾經用擦洗過飛機的汽袖代替水洗刷了所有房間的地板，一處失火立即蔓延全部云云。徐培根要恢復自由“為國效勞”了。這“今古奇觀’式的公案，人們並不以為奇。在那個翻手作雲覆手為雨的年代，“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司空見慣的事。
繼徐培根之後，由粵系的陳慶雲接任航空委員會的負責人。
三、航空委員會的改組
1936年春，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和航空委員會都遷到南京，航空委員會改組擴大的任務落到航校校長周至柔的頭上。
蔣介石鑒於兩廣軍閥反對他的空氣仍然濃重，就把周至柔升為航空委員會主任，把航校校長畀予兩廣系的黃光銳，實施其懷柔政策，航校的實權則操在副校長蔣堅忍的手裡。周至柔調到南京去時，從航校帶去三個人，一個是他的本家，秘書周鳴湘，一個是航校附屬工廠廠長王承黻，另一個是辦公廳秘書蔡竹屏。蔡竹屏在航校隨蔣堅忍工作五年，不屬於黃埔系統；又因為他曾在上海的報刊上寫過諷刺“最高領袖”的文章，一向被認為不忠於“領袖”。蔣堅忍拉蔡竹屏進入“中國文化學會”，曾經過不少波折。蔣堅忍既被黃埔系所嫉視，而蔡因與蔣堅忍關係不錯，自然受到黃埔系的排擠，蔡在航校處境苦悶。周至柔在航校三年，對蔡竹屏也十分賞識，所以蔡願隨同周至柔離開航校，藉此擺脫與“中國文化學會”的關係。
周至柔興致勃勃來到南京，一開頭便碰上未曾料到的難題。蔣介石在叫他草擬航空委員會改組方案時，規定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任航空委員會的委員長。委員會只是虛名，沒有一個委員，宋美齡為秘書長，周至柔為主任。以下的編制、人事歸周至柔草擬。周至柔考慮到秘書長雖然只應是主任以下的幕僚長；但這個秘書長卻是“天字第一號的夫人”，決不能把她放在自己的下面。因此擬上去的組織系統是：委員長棗秘書長棗主任。不知道蔣介石是為了“客氣”、“大度”，還是要宋美齡負實際監督作用，竟親自用紅鉛筆把“秘書長”的地位鉤到“主任”下面，說秘書長應該是主任以下的秘書長。這就叫周至柔為難了，但他還是在編制系統裡讓秘書長高於主任之上。改制後的具體編制系統見表三：（自1937年下半年起，表內的各“處”又擴大為“廳”）其中，改組之初，航空委員會“秘書”、“主任”以下的人事為：第一處處長沈德燮、副處長歐陽璋；第二處處長黃秉衡、副處長劉芳秀；第三處處長曹寶清；第四處處長王承黻：第五處處長王家驤。處以下的科長，第一處有羅機、王立序，其餘的記不清了：建築科(獨立科)科長鄺某某；參事室參事趙雲鵬、姚錫九等；秘書室中文秘書蔡竹屏、機要及財務秘書周鳴湘、俄文秘書李仲武；其他如翻譯、打字員則屬於顧問室。
組織編制核定後，蔣介石自定為空軍中將，宋美齡為少將秘書，周至柔也晉升為空軍少將。
四、航空委員會的“義大利顧問團”
以總顧問勞地少將為首的義大利顧問團初到中國時，仿佛有意為徐培根的法西斯宣傳作證明，確實曾經迷惑過不少人。從歡迎宴上回來的空軍高級人員，紛紛談論對義大利顧問的好印象。說他們服裝整齊，舉止嚴肅；宴會一開始就先舉杯祝“蔣委員長”健康，宴席散時還齊聲高呼“萬歲”；坐立之際，一聽到提及中國的“領袖”，馬上挺腰肅立，表示敬意。不特如此，這個顧問團來華時，還帶來墨索里尼贈送給蔣介石的禮物：一架“卡帕羅尼”號巨型座機。凡此種種，與一向藐視中國的美國顧問團相比較，真使許多空軍人員大為感奮。於是蔣介石又派了一批飛行科和機械科的畢業生去義大利留學。據說墨索里尼非但不收任何費用，還一個個親自接見把亮閃閃的勳章佩帶在中國學生的胸襟上，使這些中國學生以自己的政府不曾授予勳章為憾事(國際上的禮節是，沒有在本國受過勳的人，不能佩帶外國的勳章)。
但很快，義大利顧問團也暴露了真實面目，他們跟美國顧問團完全是一丘之貉，同樣是一夥飛機掮客和航空流氓。所謂墨索里尼贈給蔣介石的“卡帕羅尼”號飛機一經試飛，方知是一架陳舊落後、性能很差的木制傢伙。飛行人員誰也不願意駕駛它，怕出危險，蔣介石更沒有乘坐過一次。更有甚者，他們與日本鬼子沆瀣一氣，狼狽為奸，試圖竊取中國的軍事情報。“西安事變”前夕，義大利顧問團(此時的總顧問為史卡隆尼)，以策劃“對日作戰”為藉口，向宋美齡提出要航空委員會給他們一系列關於中國空軍軍備的資料，包括全國飛機場面積的圖表，全國飛機數量、性能、種類和裝配表，飛行人員姓名、職級的統計表，以及貯藏彈藥、器材數量的統計表等等。對於這種企圖，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險譎，但一向迷戀于義大利顧問團的宋美齡竟毫不猶豫，一口答應，吩咐周至柔照辦。在這件事上，周至柔破例違背宋美齡的旨意，由此導致了他與宋美齡矛盾的表面化。
五、宋美齡和周至柔的矛盾
航空委員會有了宋美齡這個地位特殊的秘書長，主任周至柔的許可權就大為削弱，他幾乎事事都要聽命于這個“委員長”的代理人。儘管他們在表面上一個客氣，一個恭順，暗地裡的矛盾卻在日益加深。
在購買飛機這件事情上周至柔竟無權過問，購買大權完全在宋家兄妹宋子文、宋美齡手中。買來的飛機往往是人家貯藏庫裡的過時貨，配不到零件，壞了便無從修理。飛行人員對於陸軍出身的周至柔本來就不很服帖，便借使用飛機之事對他進行責難。周至柔向宋家兄妹提到品質問題，就會碰上釘子。宋子文說：“你們要是挑肥揀瘦，那你們就拿錢來．要知道我購買的飛機，都是借來的款，賒來的貨，你們辦得到嗎?”這樣，買來的飛機只不過充個數目，登個冊子，一架架壞了之後就擱置在棚廠，不容誰有置喙的餘地。
平日裡，這位位極人臣的秘書長又是極難伺候的，連秘書長室的勤雜員兵也須慎加挑選。宋美齡喜愛年青英俊、能說英語、最好是慣于喊“阿門”的上帝子民。宋美齡來航空委員會“辦公”，有時每天來，有時隔天來，有時隔周來；來的時間忽而中午，忽而傍晚，事先無從知道。隨從的秘書速記人員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她乘坐的汽車種類、式樣，牌號、顏色，時時更換，難以辨認，這可苦了大門衛兵排長，往往因不認識秘書長的大駕，臨時集合排隊，連迎接、敬禮都來不及。逢到宋美齡高興時還罷了，碰到她與周至柔在什麼問題上有彆扭時，這個“迎候、保衛不周”的罪名首先就得由周至柔擔當。周至柔暗下對秘書們談起；“夫人”當這裡的秘書長，只有一件事是別的機關占不到便宜的，那就是要“委員長”批准的檔，只要先得到她的同意，今天交給她，明天一定批准了拿回來，萬無一失。
在許多問題上，宋、周之間雖有某些齟齬，但到頭來周至柔只好唯命是聽。唯獨當義大利顧問索要全套中國空軍的機密檔案時，周至柔玩了一套手法。他表面上答應交各處科彙集整理，暗地裡卻用極機密“即刻到”的電報向在洛陽的蔣介石報告，說這是關係國防的極機密件，不能輕易予人；現在秘書長佈置下來的任務是否應當照辦，請“委員長”立即回電示覆。周至柔這樣做是否因為別的事情上跟宋美齡有矛盾而借此留難，這就不得而知了。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周至柔這一做法是有較強的國家利益意識的。同時，他明知蔣介石與宋美齡“同床不出兩種人”，但為日後免得承擔嚴重的責任，以此“將一軍”，一則盡到了自己的職責，二則蔣介石縱然內心怪他多事，在表面也是難於措詞的。這一手確實玩得高明。果然，秘書周鳴湘在無線電機旁等候了幾小時後，回電來了．蔣介石的電文很簡單，只有“婉詞延宕可也”六個字。怎麼“延宕”呢?只好往下推，說各處科還沒整理出來，宋美齡到底還是知道了這出把戲，就借雞罵狗，大罵幕僚無能。不久，周至柔便被曾經充當過蔣介石侍衛長的錢大鈞所替代。直到抗戰期間，宋美齡離開航空界，周至柔才複以空軍總司令的名義重新登上空軍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