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歷史課上都學過， 在漢朝時期的主導思想是儒家思想， 因為董仲舒向漢武帝劉徹提出了“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的建議。 那麼在漢朝儒家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如何成為漢朝的主要思想？儒家思想在後期的發展情況怎麼樣呢？帶著疑問我們一起來探索一下。
第一、 當時社會經濟條件的發展和變化
秦始皇與秦二世統治時期,大興土木,《阿房宮賦》寫到“秦愛紛奢， 人亦念其家。 奈何取之盡錙銖， 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 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 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 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 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 多於九土之城郭”， 人民賦稅徭役沉重， 生活困苦。 秦朝滅亡後， 全國陷入長時間的混戰， 人民或死於戰火， 或死於饑荒。 因此， 西漢建立之初， 國庫空虛， 如《漢書 食貨志》描述“漢興， 接秦之弊， 諸侯並起， 民失作業， 而大饑饉。
凡米石五千，
第二、 儒家思想更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
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立者，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 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 “仁者， 人也， 親親為大”（仁就是愛人， 其中愛自己的親人是最重要的）。
儒家的仁愛是建立在血緣原則之上的有遠近、有等級的愛。 儒家這種建立在血緣之上的有等級的愛， 塑造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識。 為了維護、鞏固這種不平等的仁愛， 儒家發明了等級禮制。 劉邦初得天下， 設宴慶功， 群臣在宴會上喝醉， 大聲喧嘩， 甚至拔劍擊柱······劉邦見狀很不開心。 一旁的儒生叔孫通乘機對對劉邦說：“夫儒者難與進取， 可與守成。 臣願征魯諸生， 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高帝曰：“得無難乎？ ”叔孫通曰：“五帝異樂， 三王不同禮。
禮者， 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
第三、漢初誕生了很多儒家思想先驅者
自漢高祖開始， 儒生被拜為博士， 如叔孫通、申公、賈誼、董仲舒等。 博士制度雖承秦制依然存在， 但漢高祖不喜儒學， 博士人數不多， 且僅具官待問而已。 雖然博士是一個虛銜， ， 政治地位較低， 但這也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研究儒家經典、教學授徒， 更使他們對當時的社會、政治有更深刻的認識。 正是有了漢初這些儒家先驅人物不斷的努力， 不斷促使儒家思想與現實相結合， 儒學才能在漢朝政治上立足， 並在此基礎上得到長足的發展， 為後來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行動奠定了基礎。
第四、儒家思想適合中國社會發展的基礎
古代中國是在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家族社會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而儒家關於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論，符合我國封建社會的實際狀況。從本質上說，儒家的價值觀是建立在血緣血緣家族社會的基礎上，儒家以家庭、家族為價值本位，以社會和諧為價值準則，實現“天下大同”。因此，儒家學派在建立之初就適應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需要，因為它可以較好地協調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到了漢初，統治者雖基於現實狀況推行黃老之學，但是，中國社會構成基礎沒有改變，儒學在民間依然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五、 董仲舒認為儒家思想有利於君主的統治
董仲舒吸取了先秦孔孟儒家思想為主鄒魯文化思想，同時也吸取了燕齊方士的陰陽家思想和以刑名家思想為主的三晉文化思想。把諸子百家中的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和發展。
針對中央集權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董仲舒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針對加強君權需要，則提出“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應的儒家道德觀點。
在過去，所有的君王都是從祖先承受君位，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只是到了漢朝，情況不同了。漢高祖劉邦，出身布衣，而君臨天下。董仲舒為其正統地位提供了理論支撐。他說：“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就是說，皇帝是天的兒子，他們是奉天的命令來統治人間的。他認為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掌握著人世間生殺大權，“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生殺之勢”（《春秋繁露•威德所生》）所以，人們應該無條件的忠於他們，服從他們。
他還提出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五種為人處世的道德標準，即三綱五常。目的是以道德的繩索來束縛天下萬民百姓，以便名正言順地服從上天、君主們所規定的社會秩序。 董仲舒的思想主張，對於扭轉內外鬆弛的局勢十分有利，深受漢武帝的賞識。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並付諸實行。
西元前136年，漢武帝正式規定《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並設立專事研究和傳播五經的教官，稱為“博士”。西元前124年，漢武帝根據董仲舒的建議，興辦太學，規定太學生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經博士負責教授，學完經考試合格即可到政府任官。太學的興辦，大大提高了儒學的地位。漢武帝還下令在全國各郡設立學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統，此後，儒學之士，在中國文化舞臺上逐漸成為主角，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延續兩千年之久。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不僅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且作為一種成熟的制度成為定型；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
有利於加強了中央集權，鞏固了國家統一，穩定社會秩序，促進儒家發展，雖然提升了儒學的地位，但是加強了對思想的控制，結束了各學術流派平等競爭的局面，扼制了學術文化的自由發展，同時，也使儒學逐漸喪失了其獨立的批評與自由，儒生成了皇權統治的工具。
漢朝對於儒家思想的發展達到了頂峰的局面。也對中國後世中儒家，佛家和道家三家並立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儒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為後來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行動奠定了基礎。第四、儒家思想適合中國社會發展的基礎
古代中國是在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家族社會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而儒家關於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論，符合我國封建社會的實際狀況。從本質上說，儒家的價值觀是建立在血緣血緣家族社會的基礎上，儒家以家庭、家族為價值本位，以社會和諧為價值準則，實現“天下大同”。因此，儒家學派在建立之初就適應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需要，因為它可以較好地協調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到了漢初，統治者雖基於現實狀況推行黃老之學，但是，中國社會構成基礎沒有改變，儒學在民間依然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五、 董仲舒認為儒家思想有利於君主的統治
董仲舒吸取了先秦孔孟儒家思想為主鄒魯文化思想，同時也吸取了燕齊方士的陰陽家思想和以刑名家思想為主的三晉文化思想。把諸子百家中的道家、法家、陰陽五行家的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和發展。
針對中央集權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董仲舒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針對加強君權需要，則提出“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應的儒家道德觀點。
在過去，所有的君王都是從祖先承受君位，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只是到了漢朝，情況不同了。漢高祖劉邦，出身布衣，而君臨天下。董仲舒為其正統地位提供了理論支撐。他說：“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就是說，皇帝是天的兒子，他們是奉天的命令來統治人間的。他認為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掌握著人世間生殺大權，“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生殺之勢”（《春秋繁露•威德所生》）所以，人們應該無條件的忠於他們，服從他們。
他還提出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五種為人處世的道德標準，即三綱五常。目的是以道德的繩索來束縛天下萬民百姓，以便名正言順地服從上天、君主們所規定的社會秩序。 董仲舒的思想主張，對於扭轉內外鬆弛的局勢十分有利，深受漢武帝的賞識。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並付諸實行。
西元前136年，漢武帝正式規定《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並設立專事研究和傳播五經的教官，稱為“博士”。西元前124年，漢武帝根據董仲舒的建議，興辦太學，規定太學生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經博士負責教授，學完經考試合格即可到政府任官。太學的興辦，大大提高了儒學的地位。漢武帝還下令在全國各郡設立學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統，此後，儒學之士，在中國文化舞臺上逐漸成為主角，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延續兩千年之久。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政策，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與主導地位，使得專制“大一統”的思想不僅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定型，而且作為一種成熟的制度成為定型；完成了專制政治結構的基本工程。
有利於加強了中央集權，鞏固了國家統一，穩定社會秩序，促進儒家發展，雖然提升了儒學的地位，但是加強了對思想的控制，結束了各學術流派平等競爭的局面，扼制了學術文化的自由發展，同時，也使儒學逐漸喪失了其獨立的批評與自由，儒生成了皇權統治的工具。
漢朝對於儒家思想的發展達到了頂峰的局面。也對中國後世中儒家，佛家和道家三家並立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儒家思想的形成與發展。